西厢记牡丹亭论文研究现状

两者都描写的是爱情故事，《牡丹亭》比《西厢记》进了一步，就在于它虽以还魂的爱情故事为内容，却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要求变易的时代心声。《牡丹亭》的主题并不单纯是爱情，杜丽娘不只是为柳生而还魂再世的，它所不自觉地呈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新时代春天的到来的期望和憧憬

【内容提要】 《西厢记》 和《牡丹亭》是中国戏曲艺苑里的两朵奇葩，反映了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本文分三部分对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进行分析。首先从她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入题，证实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关系；其次，分析她们各自的形象，给读者一个整体上的认识；最后浅析她们形象的异同，分别从年龄、感情、性欲和叛逆性格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分析，突出崔莺莺的内敛多情和杜丽娘深刻的思想意义。 首先从崔莺莺和杜丽娘比较开始吧！（一）相同点 首先，二者生长环境相似。崔莺莺是相国之女，杜丽娘是太守的独生女儿，家庭教育和贵族身份都使她们闭锁在闺中，其母是她们的约束者，她们所受的束缚正是整个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 其次，二者性格有相似之处。作为大家小姐，她们都是幽静、深沉、知书达礼、容貌美丽的少女，都有青春的苦闷，都有对爱情的向往，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都有反抗的精神。 第三，经历的结果相同。崔莺莺终于等得张生取得了功名，二人团聚；杜丽娘也化为鬼魂陪伴柳梦梅金榜题名，还魂成亲。 (二)不同点 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品，主人公的言行必然会反映出作者不同的思想感情，创造倾向。 首先，杜丽娘所受束缚比崔莺莺更为严厉。从产生《西厢记》的元初到晚明，时间虽过了三百年，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更加厉害，妇女们的斗争更加艰苦。 其次，杜丽娘的抗争较崔莺莺更为艰苦、更为坚决。 崔莺莺的胜利离不开红娘的大力帮助，可以说，没有热心助人的红娘，就没有这对青年男女的幸福爱情。 但，杜丽娘的爱情是靠她个人“梦而死”、“死而生”的斗争获得的，她身边的丫环春香在剧中多半是推动情节发展，但作用绝比不上《西厢记》里的红娘。 第三，杜丽娘的性格较崔莺莺大胆、执著。 在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中，崔莺莺的谨慎、矜持、软弱是很明显的，没有红娘的牵线，她可能不会有胆量与张生私定终身。 而杜丽娘在无法实现美好愿望的时候，即使相思而亡，也要执著追求心上人。 戏剧冲突及思想内容：《西厢记》体裁突破了元杂剧每剧四折的体例，大大扩展了篇幅，结构严谨，场次洗练；文辞优美，诗意浓厚。《牡丹亭》构思奇特，人物心理刻画细腻，曲辞优美，文采缤纷。但全剧以皇帝出现调节、全家大团圆受封作结，既削弱了其反封建的主题，又未摆脱当时传奇旧套。《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牡丹亭》，情真意切，思想深刻，情节生动，文词工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作品一上演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轰动了整个文坛。。《牡丹亭》问世后，盛行一时，使许多人为之倾倒，甚至有读者为之断肠而死。本“江湖新秀”有闻据比汤显祖稍晚的沈德符记载，《牡丹亭》一出，“家传户颂，几令《西厢》减价”，这充分体现了《牡丹亭》的艺术魅力。《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像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

都是写得才子佳人的故事，大团圆式结局。但牡丹亭不论是艺术构思还是主题意义都远超西厢，牡丹亭的反封建意识更浓，且与政治因素联系更加密切。

《牡丹亭》与《红楼梦》——他们怎样写“情”刘梦溪内容提要 《牡丹》所写之情是美丽、圆融而又比较容易舒解之情。“寻梦”虽苦，但不小的篇幅都是对前日所遇的“鸳梦重温”。更重要的是，杜丽娘死后还可以和柳梦梅“幽媾”，两性之间情感的欢悦过程幷未因当事人之一的死亡而中断。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红楼梦》则完全不如是。《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恰好是分离的而不是合一的。《红楼梦》里的婚姻，大都是失败的、残缺的，尤其少有与爱情的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婚姻与爱情分离，足以成“痛”，情爱与性爱分离，足以为“苦”。《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此外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 总之《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1 《红楼梦》作者幷不回避自己的写作曾受到《牡丹亭》的影响。第二十三回标题大书特书：“《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艶曲惊芳心。”而且描写的极细致，写出了林黛玉聆听《牡丹亭》曲文达致共鸣的全过程。背景是众姊妹和宝玉已奉元春之命，搬入大观园，都是年轻女孩儿，就一个男性贾宝玉。大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结果静中生动、宝玉忽然有一天不自在起来。于是便读起了《西厢记》。黛玉看到也读，而且读得“余香满口”，两个人“连饭也不想吃了”。正在这时袭人来找，说老太太唤宝玉有事。林黛玉一个人闷闷地回潇湘馆，路过梨香院，恰好里面正在排练《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两句曲文传入黛玉耳朵，她感到“感慨缠绵”。待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由不得“点头自叹”。又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黛玉“不觉心动神摇”。再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她已经“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反复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这时黛玉又联想起唐人诗句：“水流花谢两无情。”以及刚刚读到的《西厢记》里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最后她“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红楼梦》里这段情节是描写艺术欣赏达致共鸣境界的绝妙文字。起因、渊源影响，主要来自《牡丹亭》的艺术感染作用。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作者让林黛玉在念酒令时，再次诵读《牡丹亭》的成句。鸳鸯充当令官，一个一个“考”下去，轮到黛玉，鸳鸯说：“左边一个天。”黛玉接念：“良辰美景奈何天。”可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牡丹亭》是何等地别具慧眼特识。史学家陈寅恪总是期待“后世相知或有缘”。曹雪芹之于汤显祖的《牡丹亭》，应该不愧为“有缘”的“后世知音”。2 庚辰本《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回前的一页纸上，曾引录一首汤显祖的诗：“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此诗见于《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四，题为《江中见月怀达公》（《汤显祖诗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531），作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达公”就是真可和尚（字达观、号紫柏），汤显祖的好友，对汤的思想有过重要影响。抄本《红楼梦》录存此诗，是因为诗的内容和《红楼梦》第三十二回的情节内容互相映衬，故诗前有小引写道：“前明汤显祖先生有怀人诗一截，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红楼梦》第三十二回是有名的“诉肺腑”，即贾宝玉第一次直白地向林黛玉表达爱情，幷郑重告诉林黛玉：“你放心！”这一情节，在《红楼梦》里是极大的关目，是宝黛爱情故事的转折点。一般读者不一定注意到，宝黛两人在此前经常是吵吵闹闹、哭哭啼啼、互相怄气，但从这第三十二回“诉肺腑”以后，两个人忽然不再闹别扭、吵架了。这是为什么？原来恋爱的双方互相交了底，表了决心，彼此心领神会，只剩下互相“怔怔地”傻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试想，两人话都不需要说了，还需要吵架吗？甚至黛玉和宝钗的矛盾也因之平静下来。黛玉得到了宝玉的心，就不必处处以宝钗为意了。宝钗心理纠葛的解决，是第二十八回，贾妃从宫里送礼物，独宝钗和宝玉的一样多。这是个重要“暗示”，说明贾府的权力执掌中枢选中了宝钗做未来的宝二奶奶。当时宝玉大惊，以为传错了，说：“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敏感的林黛玉只好向宝玉发脾气：“我没有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而宝钗何等聪明，她岂能不意识到这一特殊举动的含义？这等于元妃的一次公开表态，使得贾母也不便另作主张。此情此境之下，“慧宝钗”还需要放黛玉在心里吗？宝钗要的是婚姻，黛玉要的是爱情。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她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因此就不必互相猜疑戒备了。后来钗黛二人甚至表现得很亲密，弄得宝玉莫名其胡涂，问黛玉：“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几时”？宝钗是在书中第二十八回，黛玉是三十二回。第三十二回就是宝玉和黛玉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所以后来他们的爱情就是“月中无树影无波”了。汤显祖虽不可能看到晚他百余年出世的《红楼梦》，但他的《江中见月怀达公》诗所表现的“情心”，却可以为宝黛爱情故事的转折预做解人。3 《红楼梦》庚辰本第三十二回引用的汤显祖这首诗，不必是曹雪芹所引，也许是脂砚斋或畸笏叟。第二十一回庚辰本的另页上也有一首诗，叫做《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写的是：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此诗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二十回回后之附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第一册，北京，1975年。按庚辰过录本将此附页置于第二十回后而不置于二十一回前，应是抄手误植。题这首诗的“客”是谁？可能是脂砚斋，也可能是畸笏叟，还可能就是曹雪芹自己。诗后有批语说：“凡是书题者，[无]不可（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这首诗和汤显祖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诗，可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细详，两首诗又尽有不同。这个不同，正是《红楼梦》和《牡丹亭》写“情”的不同之处。《牡丹》所写之情是美丽、圆融而又比较容易舒解之情。杜丽娘身处闺房，虽不免为情所困（“在幽闺自怜”），但为时甚暂。她去游园，“姹紫嫣红开遍”的自然景观，既可令她“因春感情”，又可为她暂舒闺房闭处之困。她一个官府小姐居然可以园中畅游，她的处境够优越的了。而且游而能梦，梦而有遇，遇则成欢，杜小姐的情感生活够顺利的了。她自己也承认：“今日杜丽娘有些侥幸也。”玉成此节的条件：是她生在正当红的官宦之家，又是独生之女，杜老爷忙于利禄，母亲对她娇纵溺爱。这样适宜的“小环境”，特别是构成小环境的“硬件”，《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完全不具备。“寻梦”虽苦，但不小的篇幅都是对前日所遇的“鸳梦重温”，尽情回忆在湖山石边、牡丹亭畔，与“可意书生”的“美满幽香不可言”。她抱怨的是：“梦到正好时节，甚花片掉下来也！”就是“寻梦”不着而焦思，复因焦思而弃世，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不过季春到初秋而已。更重要的是，杜丽娘死后还可以和柳梦梅“幽媾”，两性之间情感的欢悦过程幷未因当事人之一的死亡而中断。实际上，死后的杜丽娘反而得到了灵魂的自由和情感的自由。她的“肉身不坏”，灵魂可以“随风游戏”，愿意飘到那里就飘到那里，至少可以“常回家看看”。所以从死亡学的观点，杜丽娘不过是“假死”。前生注定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过程是：“前系幽欢，后成婚配。”还魂以后，皆大团圆。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这是《牡丹亭》写男女之情的最大特点。《红楼梦》则完全不如是。《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恰好是分离的而不是合一的。《红楼梦》里的婚姻，大都是失败的、残缺的，尤其少有与爱情的结合。“老祖宗”贾母的婚姻是否美满，不得而知，书中没有交代，反正作为文学角色出现的的她，始终是孤身一人。研究者有的认为张道士是贾母的“老情人”，也许证据还不够充足，不去说他。贾赦和邢夫人、贾政和王夫人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婚姻的常态，照例只有婚姻，没有爱情。贾珍和尤氏原本搭配的不错，但贾珍爱的是儿媳秦可卿。贾琏和王熙凤算是比较“般配”的一对了，但他们是权势与利益的结合，各怀鬼胎、勾心斗角，而且都另有所爱。反之有爱情的，又都不能结成婚姻。例如尤三姐爱柳湘莲，终因爱而自杀。最典型的是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是真爱，爱得如醉如痴，但就是不能结合。只好镜花水月，咫尺天涯。《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成虚话。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这只曲写尽了普天下有情人爱情与婚姻分离、因而不能结为眷属的苦痛。换言之，在曹雪芹看来，真正的爱情也许是永远无法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一种空幻。他摈弃了以往戏曲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老套。《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所以有磨折而少苦痛，就因为有现成的圆满的结局等待着他们，甚至地狱的判官、人间的皇帝都可以站出来帮助他们成全好事。这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相比，杜小姐和柳公子够幸运的了。4 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婚姻与爱情分离，足以成“痛”，情爱与性爱分离，足以为“苦”。现代社会不存在这些问题，婚姻不必是爱情的必然归宿，性爱也可以不与情爱完全结合，因此现代人较少爱情的苦痛。《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可以说都是不幸的。元、迎、探、惜四姊妹，元春号称“元妃”，不过是凤藻宫的一名“女尚书”，是以“才选”，不是以色胜，婚姻、爱情、情爱、性爱云云，根本谈不上。迎春懦弱，人称“二木头”，儿女之情与她无缘；后来嫁给如同“中山狼”般的“无情兽”，把她“作践的侯府千金如下流”。探春远适，那是后话，前八十回的探春，为维护正统地位的尊严，可以不认生母，“绝情”、“忍情”是她的性格特征。惜春好静、喜佛事，后来出家，早已绝了世间情。李纨守寡，书中说她心如“枯木死灰”。史湘云爽朗大度，似乎爱自然而不解人事，所以《红楼梦十二支曲》说她“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而且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薛宝钗只知有“礼”，不知有“情”。妙玉应该是既解情爱又解性爱的女子，但身处栊翠庵，自己断绝了发舒的条件，结局竟流落风尘。惟有黛玉，算是得到了难得的情爱，但始终与性爱绝缘。曹雪芹似乎有意要把情爱与性爱分离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偶有例外，这两者有某种程度的结合，如司棋和潘又安，结果双双自杀，只能到另一世界实现他们的爱情与婚姻的理想了。因为在曹雪芹的眼里，一旦拥有了性爱，就已经不是“爱”，而是“淫”。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为他演《红楼梦十二支曲》，就是警示他情爱与性爱不过是虚妄空幻之事，万不可一意追求。但贾宝玉对这些警示不感兴趣，也就是警幻仙姑发现的“痴儿竟尚未悟”，于是便引领他与秦可卿幽会，幷发表一番惊世吓俗的大议论：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试想这是多么大的判断：“好色即淫，知情更淫。”难怪吓的贾宝玉不知所措。然而警幻仙姑接着又对“淫”字作出了新的诠解。她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乱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贾宝玉被警幻仙姑称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以和“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流俗情事划清界限。贾宝玉作为文学形象的特点是：“好色”而“知情”，“知情”而不淫。秦可卿在《红楼梦》中是一极特殊的角色，作为文学形象，她是集情、色、淫、欲于一身的人物。书中描写她“鲜艶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所以她的小名叫“兼美”，表字“可卿”。其实她才是情和性、色和欲四者合一的化身，现代一点的话说，就是美丽而且性感。但这样的女性，男性会无法抗拒，按传统的观点，后果不堪设想。她的判词是：“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红楼梦曲》又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曹雪芹把“情”看做是“孽”的宿“因”，而且尤其是“家事消亡”的“首罪”和“宿孽”。所以他宁愿塑造贾宝玉这样一个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分离的“意淫”的形象。再没有人比贾宝玉更具备“知情更淫”的诸种条件了，但作者偏偏让他走到世俗理念的反面。至于“造衅开端”之“因”、“家事消亡”之“罪”，何以都和一个“宁”字有干系？这个“宁”字是宁国府之“宁”，还是另有他指？红学专家也被弄胡涂了，至今没人解释得清楚。当然也许不仅仅指“家事消亡”，可能还包含着“国事”——这涉及《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问题，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能多讲。5 《牡丹亭》写“情”的难能之处，是写出了男女之间的“至情”，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卷前“作者题词”）。这是汤显祖作为戏剧家的伟大处。尽管如此，《牡丹》所写仍然是那种比较单纯的男女之情，即前引汤诗里描述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那种情境之下的“情”。《红楼梦》则写出了男女情事的诸种复杂型态，有“情情”，有“情不情”（脂砚斋评语），甚至包括因“情”而导致的“情的错乱”，以及因“情”而生成的“恨”等等。前引《有客题〈红楼梦〉一律》：“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应是《红楼》情事描写的真实写照。汤玉茗标榜：“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作者题词”）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传统社会“以情抗理”的宣言。其实他的本意是说“情”可以创造出“理”无法解释的爱情现实，幷非要对“理”的价值作蓄意的贬低。《红楼梦》则可说是向传统社会的“理”发出了比较系统的置疑。对比两部作品的风格，《红楼》感到压抑，《牡丹》让人欢跃。《红楼》向往自由的爱情、向往人格的独立，但却是被笼罩在宗法制度大网中的向往，现实世界中无法得以实现。这缘于曹雪芹与汤显祖处身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天启、万历年间的明代社会，城市经济相对发达，物质条件充盈，中上层生活侈糜，加上王学后劲恣肆，知识人士有较大的精神空间，于是谈“情”说“性”成为时尚。袁宏道致龚惟长书提出的人生“五快活”，可见晚明时代性之一般，兹抄录以飨读者。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邂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一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袁宏道：《龚惟长先生》，《袁宏道集笺校》上册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205至206）。兹可见晚明社会是一道德秩序紊乱的极开放的社会，“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犹嫌不足，还要以“恬不知耻”相标榜、相钦尚，以为知耻者不足以享受到“真乐”。史家称当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诚非虚言矣。特别是居身繁华之市的士、官、商等中上阶层，对情、性、利、欲的放纵和追逐，是公开的、无所顾及的。所以《牡丹亭》畅意地写情和欲、爱情和婚姻合一的男女之情，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均不以之为异。而生活在乾隆统治时期的清中叶的曹雪芹，则没有汤显祖那样的精神气候的条件。清朝文化政策的严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朝一代。皇室、八旗贵胄，可以恣意玩乐，士商等民间势力，则蒙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处身高压之下，知识人士要么做顺民，要么被整肃。商人也失去了往昔的自由。所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只好写情和欲、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相分离的男女情事，写被压抑的、变态的、错位的爱情。至于他的这种写法是不是还隐含有对清初诸王南下征歌选色的批评，红学索隐一派的搜求是否也有一定道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文章引用自：

……一楼的回答居然是我的。。。好吧，你这个是开题报告。嗯，1500字没法写，我还是给个大纲。首先，从这两部的年代区别来写。明朝和元朝。这两朝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共同点就是，两戏中都有战乱。而红娘和春香这里也是不同的。红娘因为军阀头子来寺庙强婚被张生找人击退而觉得张生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在李渔的著作中，说西厢记，其实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就是白马解围。一切都是从这剧开始的。春香呢，同杜宝夫妇逃离，照料老夫人，最后使得母女团聚。她的作用还是不大。西厢记中，红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她，张生和崔莺莺就没法通信什么。但牡丹亭中，春香就不是这么一流的主角，但她也是重要的，如果没有她的要求游园，后面的故事也不会有。形象来说，还是一楼我上次回答的，红娘更为机灵，春香则单纯和童真。这都是为戏剧服务的两个角色。所以会这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