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章句序的论文范文

东正纯云：“《语录》别有一条云（见下卷第二七八条），与此亦少不同，正所以横竖无所不可也。”［译文］ 来信说：“先生所注释的《大学》旧本中认为‘致知’乃‘致其本体之知’，这固然与孟子‘尽心’的宗旨一致，但朱熹也用虚灵知觉来指人心的全体。而他认为，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这话是对的。不过我仔细推究你的意思，你之所以这般说话是因为还未理解我所说的致知。朱熹认为“尽心、知性、知天”就是“格物、致知”，以为“存心、养性、事天”就是诚意、正心、修身，认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就是知的最高境界，仁的顶点，是圣人才能做的事。我的观点与朱熹先生正好相反。“尽心、知性、知天”，天生就知道，生来就能实践，这是圣人；“存心、养性、事天”，能学而知之利而行之，这是贤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困知勉行，学者之事是学者。岂可把“尽心知性”当做是知，把“存心养性”当做是行呢？你骤闻此言，必然会大吃一惊了。然而确实没有可以怀疑的，下面我一一为你解释清楚。 心的本体是性；性的本源是天。能尽其心，就是尽本性。《中庸》中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说：“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这些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所以我说，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存养心性，是因为还不能够做到尽心，所以，必须加上个存养的功夫。心性存养的时间久了，其后就是不再需要刻意存养，之后可以进而说尽心了。“知天”中的“知”，一如“知州”“知府”中的“知”一样，知州，那么，一个州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知县，那么，一个县的事情都是自己的事，“知天”就是自心与天合为一体。“事天”就像子女侍奉父亲，大臣辅佐君王，还没有和天合为一体。天给予我的，是心，是性，我们只需存起它而不丢失，修养它不损害，一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一样。所以我说，学知利行，是贤人的事情。 至于夭寿不二，则与存养本心的人又有不同了。存养本心的人，虽一时未能尽自己的心性，但已经是一心为善了，有时失去了本心在所难免，只要加以存养就行了。现今要求人不论夭寿始终如一，这依然是将夭寿一分为二。用夭寿把心分为二，是为善的心还不能够专一。存养尚且有些不可能，何谈尽心呢？当下最紧要的是不要以夭寿无常来动摇为善的心。就好比说生死夭寿都是天命，个人能做的是一心向善，修养自己的身性等待天命的降临，这是因为普通人还不知道有天命的存在。“事天”虽然未曾与天合二为一，然而至少表明已经知道天命的存在了，只是恭恭敬敬地顺应它罢了。如那些等待天命降临的人，就是还不能真正知道天命之所在，还在等待，所以，孟子说：“这就是安身立命。”“立”就是“创立”的“立”，譬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大凡说“立”的，都是以前未曾有过，这才会在今天被创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说：“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现在将“尽心、知性、知天”作为“格物、致知”，就会使初学者还不能做到一心一意时，就指责他达不到像圣人那样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境界，这简直是无中生有，让人摸不着头脑，使得人们疲于奔命。现在格物致知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你所说的“重视外在知识而忽略内在修养，虽知识广博却不得要领”，难道不也是这种过失吗？这是做学问最关键的地方，在这儿弄错了，将会时时处处出差错。这也是我之所以敢冒天下之非议，或被当做笑柄，或陷于众口齐伐之境地，还要喋喋不休的原因。圣人天性使然，率性而为，无不合于天道，这就是生知安行；贤人一心为善，存心养性，这就是学知利行；普通人，没有坚定为善的志向，如果一开始就按照圣人生知安行的方法来，只是尽心，往往成了尽欲。因为他还不知道本心是什么，也没有认识到天命存在于何处。这就需要困知勉行，立志坚定，一心为善才可以安身立命。批注： ①《大学》古本。参看上卷“徐爱序”，注二。即“十三经”《礼记》之《大学》。程颐、程颢（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一〇三八至一〇八五）与朱子均改《易》章句。②致其本体之知。即致知。语见阳明之《大学古本序》（《全书》卷七，页二十五下)。③尽心。《孟子，尽心篇》第七上，第一章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④虚灵知觉。朱子《中庸章句序》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朱子文集》卷七十六，页二十一下。）⑤心之量。朱子注《孟子·尽心篇》第七，第一章云：“心者，心之神明。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孟子集注》）⑥知性。参看注三。⑦格物。《大学》经文曰：“致知在格物。”⑧致。王本作“至”。⑨修身。王本无此二字。⑩天寿。王本此下有“末节”二字。⑪见朱熹《孟子集注·尽心篇上》注：“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己矣。知天而不以夭寿贰其心，智之尽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尽，固不知所以为仁；然智而不仁，则亦将流荡不法，而不足以为智矣。”（第一章注）“知至仁尽”，朱注原文作“智尽仁至”。⑫圣人之事。《孟子·寒』七篇》第七，第一章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夭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孟子集注》释之曰：“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存，谓操而不舍；养，谓顺而不害；事，则奉承而不违也。……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知天而不以夭寿贰其心，智之尽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⑬生知安行。参看第六条，注八。见《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⑭尽其性句。语见《中庸》第二十二章。见《中庸》：“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 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⑮化育句。见《中庸》第二十二章。⑯知天句。《中庸》第二十九章。见《中庸》：“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⑰全而归句。《礼记，祭义篇》语。见《中庸》：“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⑱立德、立言、立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⑲不知命句。《论语·尧曰篇》第二十 ，第三章语。见《论语·尧曰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⑳参见《书魏师孟卷》：“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全书》卷八）⑳率天下而路。语见《孟子·滕文公篇》第三上，第四章。见《孟子·滕文公篇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净心斋笔录（微信公众号） 2022年5月23日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译文：总的说来，由人的心所能感知觉悟得到的虚冥之中的本质，用一个符号“一”就可以将之完全囊括亦尽了。然而，也有人对“心”有不同的看法，从而区分出“人心”和“道心”。之所以有这种分别，在于其各自对“形”和“气”的产生或源起的探讨角度有所不同：有的是从“性命”的“正”与否这个角度去探讨的，所以在对“正”的感知和觉悟的方面就出现了不同；有的是从本质所表现的危殆而不安的状态这个角度去探讨的，所以在对其状态上的微妙而难见的情形的认识方面就出现了不同。然而，既然是人，就没有不具有“形”的，所以即便是在智力方面堪称“上智”的人，也不能没有“人心”；既然是人，就没有不具有“性”的，所以即便是在智力方面虽为“下愚”的人，也不能没有“道心”。 “人心”和“道心”两者，都杂处于人的“形”和“性”的每一个地方，只是看人自身能不能以“治”的程序去加以处理而已。所以，对于“人心”和“道心”这两者，从其“危”的角度去看的，则会感到其发展是愈来愈“危”；从其“微”的角度去看的，则会感到其发展是愈来愈“微”。但是，“天理”也就是宇宙的本质是恒定不变的，不会因某一个人本身在“欲”的方面有所不同就随之有所不同。如果说人的“思”能够达到“精”的高度，就会看到“人心”和“道心”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人能够得到“一”（宇宙的逻辑定律箭头“一”），就自然可以将自身的“心”守护并维持在“正”的范围里，使自身的“心”不再有与“人心”和“道心”出现分离的情形。所以，如果对一切事情都惟“精”惟“一”并持之以恒地去加以处理，就必然可以使“道心”成为一个人的主要的方面，而“人心”则变成从属的方面，处处听命于“道心”的指引和安排。倘如此，则从“危”的角度去探讨的就必然会达到“安”的境界；从“微”的角度去探讨的就必然会达到“得”的境界；甚至在说到“动”和“静”的事情时，也不会发生什么不足或者太过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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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四书”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庸》以道德本体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为核心，阐述了作为一出生即秉承天命之性的人如何在宇宙、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中遵循“中庸之道”的理论体系。它从本体论、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宇宙论等角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打开了哲学的向度，从而把儒家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本文拟从《中庸》概述与儒家修身的角度对其作一浅读，初步阐述中庸之道所包涵的人文精神与实学方法。以此，仅作为笔者进一步学习《中庸》的“基石”。 儒学史上，在有“四书”之前，《中庸》原为西汉戴圣所编《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唐代孔颖达奉敕修《礼记正义》，序定《中庸》，编为两卷。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开始推崇《大学》与《中庸》。北宋程颢、程颐倡导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为一体，并将《中庸》分为三十六章。南宋朱熹继承、发挥二程的观点，把它们四者放在一起，加以注解，花了四十年功夫著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福建漳州，此书的撰著刊行是儒学新形态——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中庸》被正式列入“四书”之中，在儒学史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学界一般认为，子思作《中庸》。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作《中庸》。”东汉郑玄也认为子思作《中庸》，《礼记正义》引“郑目录”载：“《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孔丛子》记载：“子思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由曾参传给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荀子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庸》是《四书》中意义最深奥的。北宋理学家程颐把《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用程颐的观点，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清代王夫之认为《中庸》是“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他说：“《中庸》、《大学》自程子择之《礼记》之中，以为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迄于今，学宫之教、取士之科，与言道者之所宗，虽有曲学邪说，莫能违也。则其为万世不易之常道，允矣。”(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王夫之儒学复兴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另外，从朱熹规定的读“四书”的顺序也可以看出《中庸》在“四书”中的地位。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一四)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四书”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其中，《大学》讲成德之教，《论语》讲己立立人，《孟子》讲士的自觉，而《中庸》则讲终极关怀。杜维明先生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儒家的人文精神，即个人与良心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心与天地之道的相辅相成。无疑，《中庸》理论具有其中最高的精神境界。 关于“中庸”的基本涵义，《说文解字》云：“中，从口、从|，上下通”，“庸，用也，从庚从用;言用之更新而不穷。”中，即上下通达。庸，日用，更新;惟其日用更新，故用中，必为“时中”，随时而中。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程颐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并阐发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结合起来，上升到思想理论，《中庸》中高屋建瓴地提出“命——性——道——教”的命题，其中各因素相互沟通，形成了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并凸显了“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一种方法、一门哲学的本体论高度。说它是一种道德，孔子早就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说它是一种方法，一门哲学，追其来源，可上寻到上古时期尧舜禹三位明君的思想。《论语·尧曰》记载尧传位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有“十六字心传”：“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以，《中庸》理论，“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一书，朱熹划分为三十三章。其结构，根据程颐所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部分，即首章点明全书的主旨，末章是全书的总结，中间论述中庸之道的具体思想内容。另外，朱熹在《书<中庸>后》中说：“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十章则引先圣所尝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言之，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这样，我们又可以根据朱熹所言，将《中庸》的中间部分，即第二章至第三十二章，再分为三部分;其中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为明道篇，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为行道篇，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为诚道篇。《中庸》中间部分的结构划分法被学术界称为“中庸三支”，这种分析方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脉络结构，更好地理解“中散为万事”的结构层次。 《中庸》是明道之学，写作目的决定了其性质。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中庸》阐述了中国人信奉的天命率性之道、持中守正之道、素位守常之道、成己成物之道、明诚止善之道等。以下，着眼于儒家君子修身观，笔者就《中庸》中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粗浅解读。 首先，关于《中庸》中“命、性、道、教”的含义及其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一体的，“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朱熹《论语集注·季氏》)天，不仅化育万物，而且把其正理赋予了万物，所以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天理，天理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性”。“率性之谓道”，“率性”的意思并不是任由本性为所欲为，而是说，人们依照着天所赋予的正理行事就叫做“道”。虽然上天赋予人们的“性”是相同的，但是每个人所接受上天赋予“性”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会造成“过与不及”的现象，这样就需要“修”，通过“修道”，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其完善。人之性，是上天所赋予的;道，是按照人的本性去做。教，教化，使道得以修明。性、道、教三者是密切联系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道”，因为“道”是“性”的具体表现，而“教”是用来“修道”的，“教”是为“道”服务的。因而，《中庸》强调“道”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 其次，《中庸》论修道，也强调在“慎独”上下功夫。《中庸》中最有力量的箴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当生活中出现一些与“道”相背离的细微萌芽，起初在隐蔽不为人所见的时候，有道德有修养的君子在这时候就会非常谨慎，常常能扪心自问，自觉阻遏这种萌芽的发展，以免使自己越来越偏离正道。比如，大家所知的“杨震四知”的故事，就是历史上君子“慎独”的典范。故事讲的是，东汉华阴人杨震，通晓经文，风雅清正，志存高远，人称“关西孔子”。他任荆州刺史时曾推荐当时的“贤人”王密做昌邑县县令。一次，杨震因公事路过昌邑县，晚上下榻于馆驿。王密听说杨震路过此地，趁夜深人静时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王密急切地说：“此时深夜，无人知矣。”杨震生气，于是正声说：“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杨震四知”一时传为美谈，成为历史佳话。 第三，关于《中庸》中的“三达德”，《中庸》载：“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三达德，即通行天下的美德。儒家把“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提，构成对知、仁、勇“三达德”的阐发。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的“勇”，是勇于改过的勇气与行动。这里把羞耻和勇敢等同起来，意思是要提醒人们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君子品质。历史上有著名的知耻而后勇的典型故事，比如：战国时期廉颇欲羞辱蔺相如，争权夺名，被蔺相如的深明大义所感动，而“负荆请罪”。南宋岳飞牢记“靖康耻，犹未雪”，精忠报国，屡立汗功，名扬千古。清代蒲松龄考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多岁，其间尽管受尽嘲笑，但是始终矢志不渝，励精图治，终著《聊斋》，流芳百世。 第四，《中庸》中“诚者”“诚之者”的含义与区别。《中庸》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天道、天理的本来状态，其特点在于顺自然而不欺心，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见，天道的特点就在一个“诚”;圣人之道“源于性命之正”，与天理是一致的，不必思考和努力自然就能达到中道。诚之，人之道，即在圣人之外的凡俗之人，虽有天赋善性，但“生于行气之私”，表现为“气质禀赋不能齐”，所作所为不能真实无妄，不能与天赋本然之性相统一，如朱熹说，这就是“人事之当然也。”诚之，既然不能做到像圣人那样不必努力就能达到中道，那么作为凡俗之人，就一定要追求并坚守至善之德，然后使自己达到真实不乱的诚境。可见，人为地达到诚，需要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怎样达到“诚”呢?《中庸》中说：“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即，首先择善，然后固执。 总之，《中庸》理论体系是由天道与人道的一体性，达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达到人的自我完成的内在根据的“诚”;由“诚”的价值取向合外内之道，从而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中庸》作为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包含了儒家先哲的洞见。它通过对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的阐述，凸显了天道、人道、社会、宇宙，亦即通达形上形下的一概以道德为本的思想，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恒常普遍而又平实切近的大中至正之道。遵循这条道，主体便可能不断提升自我，人类也便可能拥有一个和谐的世界。 《中庸》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最高道德的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哲学思考与中和方法，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实用的经典。 中庸是上下通达的一门哲学。上下是立体的，哲学是智慧的，其内涵从不同的领域来看，则有不同的应用。首先，从宇宙空间角度看，天人之际的沟通，或者说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贯通，就内涵在这个立体结构中，构成了人在这个总体境域中的背景，天人合一之道便从此中来定位与生发。其次，从涓涓的历史长河里看，以前的世代与以后的世代，如同河流的上游与下游，二者之间的贯通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而代代相传。正是在不息的长河中，当下的人追述已逝的先祖、往圣，对其思想发扬光大，正如张载“四句教”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不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与往圣思想光芒交汇的精神实质，而我们之后的未来世代也是在这种沟通中被纳入亘古的历史长河。第三，从社会人际关系看，社会的中上层与下层的交流也构成了事物沟通的一个侧面。每个时代，都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创新与创造的形式与内容，其发展进步的繁荣、抑或衰退式微的景象便于每个时代的横断面上碰撞着交锋的火花，而在社会交往中“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不会缺少把握“度”的哲学。 在中庸之道的实用方面，我们需要注意摒弃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掌握中庸之道，要警戒、回避折中之嫌。孔子的中庸学讲的是适中、中正、中和、时中。适中，即掌握分寸;中正，即合乎规范;中和，即对比平衡;时中，即适时灵活。中庸之道就是折中主义吗?《新华词典》上解释，“折中主义”是把根本对立的立场、观点、理论等无原则地调和在一起。其基本特点是，或把矛盾的双方等同起来，不分主次，或把矛盾的双方调和起来，不分是非，不要斗争。而中庸并非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下寻求矛盾各方的协调统一。中庸是讲原则的，而不是折中，更不是和稀泥。其次，掌握中庸之道，需反对生活中的“好好先生”。“好好先生”在生活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讲原则问题时只顾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于己;爱栽花，不栽刺，时刻注意为自己开退路、留后路，说违心话，办违心事，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揭露的不揭露;前怕狼后怕虎，遇到矛盾绕道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好先生”把原则、正义、良心统统抛在了脑后，其本质可想而知。“好好先生”多了，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其表现为：社会上的正气得不到发扬和扶持，歪风邪气得不到有效遏制，腐败分子为非作歹有机可乘，是非分明、主持正义者受孤立、冷落，等等。这样发展下去，社会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做“好好先生”!第三，掌握中庸之道，要反对“乡愿”。“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的特征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一味地讨好、巴结世人。孔子对无原则的“乡愿”深恶痛绝。 《中庸》倡导知行合一。从天理到人道，从理论到实践，主张“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所以学习中庸之道，要掌握适当、平衡、和谐的原则与方法，提倡“君子温而不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等君子之风;要掌握和而不同的原则与方法，将中和之道灵活地应用于建设家和万事兴的家庭、和衷共济的事业、和气生财的生意、政通人和的社会、协和万邦的外交、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战争等各个领域。如此，才能将经典的绚烂之花开放在无名的质朴中，将高明的中庸之道开放在生活的寻常中。 《中庸》是儒家经典中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其内容会通天道与人道，阐明宇宙的法则、天地的准纲、人生的指归，升华儒家“修齐治平”的意义。中庸之道，从人心与宇宙的统一性出发，揭示人类心灵本有的澄净与博大，倡导每一位天赐本性的个体从中庸之道入手，自强不息，至诚不止，以达至与天地并立，并与之共博厚、共高明、共悠久的境界。《中庸》咏叹“洋洋峻极于天”的圣人至德，告诫人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宇宙根本法则，《中庸》对于人类的期望是厚重的，其思想价值影响深远。当前，我们需要将学到的圣贤之道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复兴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结合起来，与时代的文化创新和创造结合起来，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结合起来，用先贤智慧充实头脑，引领生活，创造未来! (作者宋冬梅，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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