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文学文献综述论文范文

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作品，都蕴含着美的意境，意境成为长期以来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因此，创造意境是抒情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在分析意境的艺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意境创造的方法，为语文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意境;文学创作;特征;方法

意境，通俗地讲指文艺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作品，都蕴含着美的意境，意境成为长期以来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因此，创造意境是抒情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而意境也成为抒情文学永远的灵魂。

一、意境的艺术特征

首先，在情感的基点上，意与境互相渗透，和谐统一。意境不是单一的结构体。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就是说，意境是由意与境，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要素组成的。其次，意境是一个和谐广阔的情感活动的艺术空间，具有丰富的蕴藉和情思内涵。意境描写景物和人物，目的不是为了给景物和人物本身构造形象，而是为了创造一种艺术境界。它是一种特有的空间。意境和意象是不同的。一般说，象是具体的物象，意象通常指一个单一的事物形象。而意境则是物象与物象之间多重复合联系所构成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场景、氛围、画面、情调、韵味，是“境象非一，虚实难明”的化境，是意象与意象互相作用产生出新质的一种艺术空间。再次，意境能够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意境形象需要依赖意象，可是意境形象的具体性，并不直接体现在单独的意象身上，意境的意味无限性，存在于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功能结构所形成的艺术空间上，因而，依靠感受、体验和分析个别有限的意象，是不能把握意境的丰富内涵的。

二、意境创造的过程与方法

创造意境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意象的选择与组合，创造具有境外之境、象外之旨的艺术空间，要点在于处理好形与神、虚与实的和谐契合，即要做到形神兼备、虚实相生。意境的虚实结合，有两条途径，即寓虚境于实景的方法与化情思为景物的方法。

(一)寓虚境于实景

寓虚于实，以实显虚，这种虚实隐现的莫测变化和灵活运用，是各类艺术都需要的表现方式，因为巧妙地处理虚实关系，是达到以少总多、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的重要途径。这种方法在中国传统的戏曲和绘画艺术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抒情性文学的意境中，其主要表现为“形”与“神”的关系。即作者把作品中所描绘的实景与在实景之外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形成的想象的虚境交融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个似有实无，似无实有，若有若无，亦有亦无的境界。

(二)化情思为景物

情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特有内容。寓虚境于实境，化情思于景物，这两种创造意境的途径，都具有因小见大，以少总多，用有限表现无限的功能。它们不是互相对立完全分离的。在创作过程和具体作品中，它们往往是同时存在、互补互成的。唯有熟谙了这种相互结合相互转换的关系，方能做得出情澄意深，气象万千的意境。意境有不同的类别。在意境的创造过程中，由于作家的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意与境两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显现形式也会不同，因此产生出意境的不同形态。一般来说，意境可划分为两类：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特点是什么?王国维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定是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写在诗中之物，也都已是情感的眼睛看出来的另一种自然风貌。有我之境的特点是什么?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有我之境，不是以我代物，不是唯我之境，而是诗人感情比较强烈，非把自己的情怀传递到景物上去渲泄不可，于是他所捕捉到的景物，也都染上了浓烈的情感色彩，成为明显的“情物”。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在主体情感表现形态上的区别，同它们形成过程的差异有关。无我之境的产生，往往是先有景物，使诗人见景生情，情是由景引起的，感受上是主动的，情是被动的。所以，在意境形象中，景较突出，情则比较隐约。

总之，意境的本质特征就是一种生命的律动，它向我们展示了生命本身独特而灵动的美，是我们民族固有审美心理结构的最高表现。突出意境、创造意境，应该成为抒情作品、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和永远的灵魂。

摘要：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也可以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达到深化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本文以“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为例，从选择课题、开展活动、撰写报告等方面对古代文学开展实践性教学的方式、方法，以及须注意的问题、制度保障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以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为主要学习对象，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式。作为传统学科，古代文学课程在教学方法、学习方式、考核形式等方面都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笔者认为，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古代文学课程也可以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达到深化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2014年，笔者组织学生进行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常熟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研究”;2015年，这一项目被遴选为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下面就以这一项目为例，探讨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其相关问题。

一、选择课题，设计活动方案

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的学习。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可以更生动有效地开展古代文学的教学活动。古代文学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课题。教师应选取学生感兴趣，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课题，这一课题应既与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相关联，又能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达到检验学生专业能力，提高其专业水平的目的。地方文化资源中的园林、寺院、名人故居、古建筑、历代名人题咏、匾额楹联、石刻铭文等，都与古代文学有内在的联系，是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理想资源。我校所在地江苏省常熟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尝试将对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之中。虞山是常熟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拥有较为丰富的石刻资源，这些石刻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前期调查基础上，笔者选择“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作为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课题。确定选题之后，设计活动方案是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关键。活动方案是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总体规划，可采用教师指导、师生协商、学生撰写的方式进行方案设计。教师给学生规划课题的总体思路，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活动方案。活动方案一般可以从选题原因、实践活动的目标、内容、活动思路、方法、成员分工、活动意义、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设计。方案设计也是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能力、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方式，经过反复论证、修改，最终要形成一个既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活动方案，这个方案是实践性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

二、实地调查，开展实践活动

实践性教学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拓展和有效补充。古代文学作为传统学科，历来以教师讲授为主，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设计，可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教师可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以全班集中和分组进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实践活动，把虞山石刻资源分为言子墓、仲雍墓、辛峰亭、读书台、西城楼阁、剑门、忠王碑亭、兴福寺等区域，每个小组负责调查一个区域，教师指定小组负责人。各组调查之后，在全班作调查成果的展示，交流心得体会。牌坊石刻、摩崖石刻、碑刻是三种常见的石刻类型，在本次实践性教学活动中，对这三种石刻都进行了调查。针对不同石刻类型，教师预置不同的研究内容，让学生先进行相关的文献查阅，了解不同石刻类型的常识、特点，然后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牌坊石刻多与当地历史文化名人有关，在实地调查之前，教师布置学生对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进行较为充分的了解。在调查过程中，让学生现场讲解牌坊的时代、形制特点、意义等。言子墓、仲雍墓区域的牌坊石刻较为集中，在言子和仲雍两位常熟先贤的墓道上分布有多个牌坊，上有匾额、楹联石刻。仲雍墓道的牌坊石刻为乾隆年间所建，第一道牌坊上有“敕建先贤仲雍墓门”的横额，楷书字体，谨饬规范;第二道牌坊的横额为“南国友恭”四个楷书大字，横额背面是“让国同心”四个大字，字体均以遒劲见称。柱联上联为“道中清权垂百世”，下联为“行侔夷惠表千秋”;第三进牌坊横额有“先贤仲雍墓”五个楷书大字，字形险中求正，颇有大气之美。两侧立柱有石刻楹联，上联为“一时逊国谁为弟”，下联为“千载名垂还属虞”。言子墓道上有乾隆御笔“道启东南”“灵萃勾吴”，以及江苏布政使所写“南方夫子”等石刻匾额。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辨识文字、欣赏字体、理解联对的意义，学生兴趣浓厚，现场气氛活跃。这些调查活动作为古代文学课程所学知识的拓展，在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开拓知识领域等方面，都能收到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效果。

摩崖石刻是石刻的常见类型，多见于山岩险峻之处。旅游风景区的摩崖石刻，作为历史遗迹，具有文物和观赏价值，也为景区增添了历史文化内涵，教师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引导学生探讨摩崖石刻的意义，进而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从而达到引领学生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虞山的剑门景区，巉岩嶙峋，巨石耸峙，有多处摩崖石刻。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康熙皇帝所题的“烟岚高旷”四个楷书大字，刻于高耸的巨石之上。剑门为康熙皇帝所欣赏，这也是景区价值的极好说明。这幅石刻周边有双龙交汇的图案，正上方有“康熙御笔之宝”篆书大印，形制远大于通常印章，尽显帝王气派。由于年代久远，印文较为模糊，须仔细分辨方可识别。也可看出此处摩崖石刻，是以康熙手书条幅，影写摹勒上石的。印章、字体、图案等都具有古代文化的特定内涵，教师通过现场讲解，可以增加学生的历史文化知识。其他还有明嘉靖年间所镌“剑门”两个摩崖大字，也极为雄劲挺拔;明万历年间所镌“去思石”三个隶书大字，清咸丰年间所镌“青云得路”四个篆书大字，也都各显风采，具有观赏价值。摩崖石刻多为书法典范，字体以篆、隶、楷为多，大气庄重，教师可通过讲解摩崖石刻知识，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书法之美，也可以将相关石刻背景的研究布置给学生，进一步提高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碑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石刻资源中占主体地位。对于碑刻的调查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提高其专业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虞山上的碑刻较多，这些碑刻内容丰富，形制各异。言子墓道边侧有石亭，内有乾隆十六年(1751)所立御碑一座，碑文略有残缺，近年经过重新勾勒，较为清晰。在实践活动中，教师指导学生当场辨识碑文。学生阅读碑文的困难，一方面在于识字，教师要强调学生认识繁体字，以及各种异体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于句读，教师要训练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组织学生现场辨识碑文，可指定一名学生负责抄录工作。同学们一起辨识文字，斟酌句读，遇到难点，先进行思考、讨论，然后由教师进行启发、指点，大部分难点都能当场得到解决。

学生运用在课堂中所学到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知识，进行碑文的阅读，不认识的繁体字、异体字等又可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提高他们进行一步学习的兴趣。御制碑文的文体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书写格式，如抬头、避讳字、落款等都属于古代公文写作的特殊形式，教师通过现场讲解，可让学生真切地感受、了解古代文化，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有些碑文的语言文辞颇为优美，称得上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在调查过程中，学生要完成碑文的誊录工作，在组织班级交流活动中，可让学生朗诵碑文，分析鉴赏碑文中的优美词语。比如虞山半山轩附近忠王碑亭内的报恩碑坊碑文，骈散相间，词句优美。歌颂忠王率兵作战云：“爰命忠王荣千岁，式总戎旃，载膺阃寄。丹旗耀野，玄甲烂空。剑气冲云，城上之残虹欲断;弓珧控月，阵前之画角齐鸣。鼍鼓腾响而砰訇，蛇矛交锋而闪铄。飞半空之霹雳，爇山骨而皆赪;凌万仞之嶙峋，踏冰岩而尽白。妖氛扫尽，我勇馀然。”表现太平军作战之勇猛，形象生动、气势磅礴。描绘太平天国治下的常熟：“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祥和富庶之景，令人悠然神往。这种直接面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实践性教学，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让学生对历史文化有最直接的感受，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是多么鲜活生动，富有魅力。因此，开展与古代文学课程相关的实践性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所发挥的作用，是传统课堂教学所无法达到的。

在这次虞山石刻资源的调查中，学生对“识字”的重要性，以及书法艺术美都有了切实的认识。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形态，除了最为通行的楷书以外，篆书、隶书、草书也都有较多的使用场合。比如中国古代碑刻，都以篆字书额，而篆字对于多数学生来讲十分陌生，不能认读，教师可借此讲解：篆额是中国碑刻的传统做法，篆字线条流畅、古朴大方，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美，在匾额、楹联、碑刻中运用广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能够认识、欣赏篆字。教师通过识读篆字碑额，增加了学生学习文字的兴趣。碑刻是古代书法艺术的体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法书作品都是以碑刻拓本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虞山上的碑刻，也都字体优美，刻工精巧，可视为书法典范，具有观赏价值。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对碑刻之美也有了一定的领会。在石刻铭文中，也有草书楹联。比如剑门藏海寺，山门两侧有“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的草书联对，为草书名家于右任先生所书，楹联涵义深刻，字体大气而飘逸，实为精品。站在寺门前，多数学生却无法识读，教师借此讲解草书也是汉字的一种书写方式，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美，不认识草书，对于阅读古代文献会造成很大障碍。虞山东南麓的读书台，相传是梁昭明太子读书之地，内有巨石，上有《虞麓园说》铭文，为道光丙午(1846)年所刻，园林部门所作景点介绍上误作《虞麓园记》，这个讹误的发现，让学生认识到正确识读文字对于做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汉字的各种字体，既可以欣赏书法之美，也是学习、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结合实例的现场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识字”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对于学习文字、书法、文学的兴趣，进而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三、撰写总结报告，呈现研究成果

教师对于实践性教学活动要有总体的设计和安排，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可以完成一个实践性教学活动任务。总结报告的撰写也十分重要，它既可以呈现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成果，又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书面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在排版、图像处理、视频制作等方面得到一定的锻炼。总结报告的总体思路设计一定要有教师的参与，为学生出谋划策，还要进行多次的修改。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实践性活动，也是以学生撰写总结报告作为最终成果。在师生共同商议下，报告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绘制虞山石刻资源分布图。虽然没有绘图经验，但他们勤于思考，克服困难，最终绘制出石刻资源分布图，对虞山石刻资源做了一个直观的呈现，这一工作具有首创性的意义;其次将虞山石刻分为牌坊类、碑刻类、摩崖类，用图片和文字说明的方式分别予以详细介绍;再次是碑文整理。将这次活动中实地查访的石碑碑文进行标点整理，同学们通过查检《汉语大字典》，以及“汉典”“异体字网站”等网络检索手段，辨识了他们所不认识的文字。对碑文的标点也是反复阅读、修改，最后拿出了高质量的碑文标点整理稿。常熟地方文化部门也整理过一些碑文，但仅限于价值较大的碑刻，绝大多数碑刻没有铭文整理。这次实践性教学活动所整理的一些碑文，都是首次整理，对于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最后是编制索引，让读者便于查找相关石刻及其内容。在多次修改之后，同学们最终拿出了一份内容丰富、形式精美的研究报告。

四、实践性教学活动须注意的问题及保障措施

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调查研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从“实践性”“训练性”的角度出发，组织学生参与活动。笔者通过进行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总结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要确定合适的选题，设置合理的预期目标。教师要结合专业特点，把实践性教学活动作为课堂教学内容的拓展，从学生自身知识结构、水平出发，选择恰当的课题。预期目标的设置不可过高，要具有可行性。对于古代文学课程来讲，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古代文人、文学作品都有密切的关系，对其进行考察、探索，是课堂教学的有益拓展。运用所学古代文学知识，解决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求，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其次，教师的参与度要高。教师不但要负责确定选题，指导撰写活动方案，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还要全程参与。尤其是实地调查环节，教师通过现场指导，实际上就是将课堂讲授转移到实践场所，这对教师专业素养也是一个考验，教师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项目，需要教师认识篆书、草书，各种异体字，还要有一定的书法修养，才能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的活动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又能给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对于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大有裨益;再次，要注意通过撰写活动方案、总结报告，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教师要对书面材料反复修改，并留下痕迹，让学生进行揣摩，提高其文字表达能力。除了总结报告以外，实践活动还可以有拓展成果，可引导学生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撰写小论文，这对学生科研能力、写作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好处的。

文献综述是对论文选题研究现状的梳理，但并不仅仅是把文献进行简单的堆砌与罗列，而是需要在总结梳理别人研究的同时，对已有的研究做出评价，也就是说有述有评，这也是为什么文献综述也叫做文献述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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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