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宰相权利变化研究论文

春秋时期，以世卿、世大夫执政，当时所称的相，逐渐成为一个固定官名。到了战国，世卿制度被打破，相职在诸侯国内普遍设置。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后来也被他国采用。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宰相制度的普遍实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时，便确立宰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使之成为正式官制。秦朝的宰相仍沿袭统一前的叫法，称“丞相”。秦朝开始实行一相制，也曾置左右丞相。 汉初至武帝时为鼎盛期。在秦统一中国、实行丞相制度后，相权日强。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更是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鼎盛时期。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魏晋至宋为调整期。隋唐以后，相权被分割，由多人担任丞相处理朝政，且任期有限。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与侍中、中书令均成为宰相。从贞观元年起，以他官预宰相事便经常出现。一是以资格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专典机密”、“参议得失”等名号而预宰相事；二是给一些资格较老的元勋功臣加“平章事”或“同三品”名号，使其可以继续预闻宰相事务。宋朝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目的是分散相权。北宋沿袭唐代后期制度，设置中书门下省。在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 元至清末为衰落期。因为宰相制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所以从元朝开始，宰相制度便进入衰亡期。金朝罢中书、门下两省，实行一省制，以尚书省总揽政务。元朝开始是一省多相制，后改为两省多相制，又以中书省取代尚书省。明朝从废丞相到实行内阁制，使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官制发生了最重要的变革。明洪武元年设左、右丞相，丞相之下设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为其属员。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挠政为名，杀中书省丞相胡惟庸，废丞相，使六部直隶于皇帝。废除宰相制后，相权被分于六部，国柄则集于皇帝一身。明成祖时，在洪武年间设立殿阁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内阁。阁臣权力虽比宰相权力小得多，但人们还是习惯把阁臣看成宰相。清朝从三院长官到内阁大学士，再到军机大臣、总理大臣、内阁政务大臣，宰相权力日趋淡化，皇帝集权则达到极点。而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古代的宰相制也终于走到它的历史尽头。

在对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宋代，政治制度异常复杂，这也就使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显得很微妙，对于孰强孰弱，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下面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历程作一简单的回顾。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对皇权和相权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普遍认为宋代相权大大削弱、皇权得到加强。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是激烈争论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相权削弱皇权加强的学说受到严峻挑战，以王瑞来为代表，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多个角度来集中探讨相权和皇权问题。第三阶段就是90年代以来，突出特点是突破了皇权与相权此强彼弱、简单对立的旧框架，将二者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来考察，认为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加强。当然，其中也有反复。下面就对这三个阶段略加介绍。 一 真正开始探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钱穆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宋代相权》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权削弱说，认为宋代相权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权却相应地得以极大的强化。宋朝设枢密使掌军政，“宰相不获预闻兵事，是宰相之权已去其半”；设三司使掌财政，“宰相之权，兵财之外，官人进贤，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权，于此亦绌”；并让台谏专门弹劾外朝官员，“宋则台谏渐混而为一，乃专以绳外朝，非以谏内廷”。[1]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如季子涯于1954年发表的《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2]、邓广铭于1957年发表的《论赵匡胤》[3]、张家驹于1958年发表的《赵匡胤论》[4]以及关履权于1983年发表的《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5]。这些文章都继承了钱穆的观点，认为宋代设枢密院以分宰相军权，设三司使以分宰相财政权，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同时让台谏共同纠弹百官，这样就使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也都接受了钱穆的观点。例如《中国史稿》第五册认为宰相和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们和枢密使、三司使都得听命于皇帝。[6]还如《简明宋史》在叙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总结道：“……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7][P27] 同时，港台地区也有研究此问题者，回应大陆的主流观点。刘子健先生于1973年发表的《包容政治的特点》一文针对南宋权相这一难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尽管这时权相权力确实很大，但是不管皇帝怎样无能，宰相最后还是受皇帝的管辖。并指出，“宰相没有自己固有的地盘或权力基础”，以及“权相也不能完全垄断皇帝的耳目”，这就决定了权相并不是真的相权大，而是“表现君权更大的另一种方式”。[8]这就维护了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的观点。 二 1985年，王瑞来发表了《论宋代相权》一文，全面反驳了相权削弱、皇权加强说，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对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应该将制度的设立和制度的实施区别开来。从宋代制度表面来看，宰相的权力因受分割而确实大大削弱了，但是事实上这些制度不过徒具形式而已。作者分别分析了以前被认为分割牵制相权的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台谏。他认为分割相权并非设参知政事的初衷，“参知政事与宰相的权力、地位相差悬殊，参知政事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枢密院只管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事干国体’的大事，仍须宰相决定”；在财政上，宰相先是过问三司事务，旋即全部财权归于宰臣；控制台谏，使皇帝设立台谏的愿望难以实现。此外，宰相还控制人事权，使官员的命运“操纵在宰相的手中”。最后作者总结道，皇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皇帝“不过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尊贵的偶像而已”。[9]1989年，王瑞来又发表了《论宋代皇权》，在本文中，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与相权相对的皇权问题，认为宋代皇权被大大削弱、仅表现在皇权在人们的观念中在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官员任免、政务处理以及皇族内部事务的管理，都受到宰臣的制约。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国家得益，社稷安危，天下兴亡”是高于皇帝的，而且宋代士大夫不再以“愚忠”为美德，而以“国家利益”为大忠。这就决定了皇权的观念必然会淡化。另一方面，君主对自己的地位有清醒认识，不敢滥用皇权。[10]1986年和1987年，张其凡针对宋初相权削弱说连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中，作者认为，参知政事不掌中书事权，并未削弱宰相权力；除太宗时有一段时期外，枢密一直难以和中书分庭抗礼，中书事权远重于枢密。[11]在《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一文中，作者认为宋初中书始终干预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体事务；台谏权势尚轻，不足以削弱中书事权。总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较尊重，太祖朝中书事权特重，事无不总；太宗时事权大减，然其主要部分未动；真宗时中书事权复振，虽不及太祖朝，亦能总文武大政。[12]1991年，傅礼白在《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一文中，认为三司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宰相可以对三司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干预和指导，三司成了宰相的下属。因而，宰相无疑拥有财权。[13] 与研究相权强化这股激流同时，一部分学者继续指出皇权确实得到加强。1986年，柯昌基在《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一文中，指出宋代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知制诰）分掌内外两制，有助于政权的正常运转，使大臣们很难“擅权抗命或兴风作浪”，从而保证了官员的任免权牢牢地操在皇帝的手中。[14]季盛清在1992年发表的《宋代台谏合一考述》一文中认为在宋代台谏合一，且不受相权的干涉，独立行事。这样“就在皇权、相权、军权之外树立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强大而统一的监察权”，皇权和相权都受到台谏的监督和制约。[15] 三 进入90年代后，学者们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出现新的局面。1994年，张邦炜在《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一文中开始就提出了不能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此强彼亦强，此弱彼亦弱。作者认为宋代的皇权与前代相比有所加强，皇权变得更加至高无上，但它并非不受约束。因为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权力并不小，他们能制约皇帝滥用权力，为所欲为。最后作者总结道，“宋代的皇权和相权之所以都有所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个体力量既小，群体力量又大。”并提出，在宋代，君主专制是政体，而国体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16]同时，张邦炜在《两宋无内朝论》一文中，认为宋朝大体上没有内朝，这样，作为外朝首领的宰相，其权势相应的就有所加强。[17] 1995年，贾玉英发表了《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总结道，宋代中央行政体制经历了从二府到三权分立，从三权分立至三省，枢密院共同掌政等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是宋代宰相权力从小到大变化的一个缩影。[18] 1997年，曾小华、季盛清在《论中国古代的皇权与相权》一文中，主张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皇权没有任何分权和制衡，也没有这种理论和要求。在北宋初年，随着宰相机构名称的变化，相权也随着被削弱了。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皇权趋强、相权趋弱已成定势。从这篇文章不难看出，作者是继承了钱穆的相权削弱说的观点。[19] 1996年，朱瑞熙在所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一书中，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也持宋代皇权与相权均加强论。作者认为，在宋朝，皇帝既是社稷天命的象征，又是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包括军权、财权、立法权等各种决定权。但皇权也受到种种限制，特别是宰辅不时地对随意扩大皇权的行为加以抵制。同时，从宋初到南宋，宰相的兵权、财权等各种权力渐渐地由分割到集中。这个过程反映了相权的强化。因为相权的分割有很多不利的方面，相权的集中是历史的必然。[20] 2000年，诸葛忆兵的《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一书出版，这是目前学术界有关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参知政事是宰相的助手，一般情况下受控于宰相；在二府关系中，宰相处于主导地位，并逐渐吞并枢密的职权；三司始终属于宰相领导，元丰改制后成为宰相的下属机构；台谏在宋初尚能制约相权，但神宗以后逐渐为宰相所用，成为宰相的鹰犬；宰相还经常代替皇帝行使决策权，集议权、施政、决策三权于一身。由于宋代皇帝与宰相基本做到了“上下一体”，相权是皇权的最好体现，因而随着相权的强化，皇权也得到加强。同时，作者又认为，在宰相集体领导制中，宰相个人的权力在不断膨胀，到南宋就大致进入权相时期，这时相权对皇权的离心力也越来越强。[21] 以上就是对几十年来有关皇权与相权关系之研究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明显地分为三个派别，一派主张皇权加强、相权削弱；一派主张皇权削弱、相权加强；还有一派就综合二者，主张皇权与相权都得到加强。对此，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宋代皇权与相权孰强孰弱，不能简单地认为此强彼弱或此弱彼强，否则有极端之嫌，而两者均强或均弱又似有调和之味。其实这三种观点可以说都是正确的，因为确实是宋代发生的；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不全面的，因为注重的均是某个时间段。在两宋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中，皇权和相权不可能一成不变，如宋前期皇权较强，到后期却出现了权相，中期有的皇帝能力较强，皇权以随之得以强化，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此，研究时就要注意不能以局部代整体，而应该分成不同的时期加以研究，这样才更符合历史真相。然后再从整体上进行观照。这也应该是今后研究此问题的趋势。其次，要注意制度的规定与制度的实施不一定是同步的。就如现在，制度是一回事，而实际生活中又是一回事。因而研究此问题不能只注意制度层面，而要多挖掘史料进行解析。最后，皇权与相权关系问题不只是宋代的问题，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如此一来就不能单就宋代谈论它，与前后时期进行比较是有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好地定位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关系。这也可算是以后的一个趋势吧

明前各朝基本都是皇权强则相权弱，相权强则皇权弱。在明朝的时候，自明·胡惟庸案后，宰相一职被内阁取代。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1、变化宋代的宰-相制-度的变化,主要分为五个阶段,总体的特点是继承与前朝的三省制度瓦-解,三省之政合归于一;宰-相受到枢-密院、三司、省官-员等机-构制约,宰-相权-力受到分化、削-弱;统-治者选择与宰-相及其背后的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稳定了宋代的统治秩序,使其被称之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同时,宰-相还能凭借自己掌握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使皇-帝无法任意妄为。总而言之,宋代宰-相制度是皇-权与相-权博-弈并互相妥-协的结果。2、影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从宋代逐步发展的。

中国历史上的丞相-相邦-宰相的权力变化，从总体上来说伴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发展，皇帝的权力不断扩大，所以宰相的权力不断被削弱，以致到了明清，取消了丞相，分社六部。在秦朝之前，丞相是权力很大的，是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实际人员。到了西汉，刘邦即位后，丞相为了避刘邦讳，改为相邦，权力被削弱。皇帝权力加强。后宰相权力一直被削弱。到了隋唐，隋文帝设立三省六部制，宰相只是负责一个省的工作，只负责决策，而且是辅助皇帝决策。到了宋代，宰相进一步沦为只能向皇帝进言的官吏，不能自己决策任何事。在宋朝，宰相面见皇帝是可以坐着议事的。明朝前期，宰相见皇帝必须站着奏事，到了后来，必须跪着说话了。这就反映了宰相权力的下降。到了清代，干脆没有宰相，全部权利集中于皇帝，只设军机处来代皇帝抄写发放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