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现状论文

土地复垦始于工业发达的国家，主要是由于工业的发展使土地损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20世纪中叶，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加快了土地复垦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工程技术措施的实施，土地复垦迈入了科学复垦时代；到1970年以后，矿区土地复垦集采矿学、生态学、农学、地质学和林学等学科于一体，发展成一门与多种行业、多个部门密切联系的系统性工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矿区土地复垦已进入稳定、健康、蓬勃的发展轨道。

美国和德国是最早开始土地复垦的国家。美国的土地复垦主要从露天煤矿复垦发展而来，其在1918年就在印第安纳州煤矿的煤矸石堆上进行植物再种试验。美国学者主要研究露天矿(尤其是煤矿)的复垦和采矿废弃土地复垦，注重土壤的重构及改良方法、植被再生技术、农业及林业生产技术和侵蚀处理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美国的研究特别关注复垦的长期性和持续性，生物修复和复垦区周围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其研究热点。

德国对复垦的要求较高，德国学者从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等综合考虑，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和人群对环境的要求为出发点，“以人为本”理念体现得更为明显。德国的复垦模式基本延续表土剥离——开挖及回填填筑——覆表土——培肥这样一个传统复垦过程，但它的具体方法和技术都较为先进，在维持复垦区域生态环境平衡的同时，追求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前，德国已从以复垦为农业、林业用地，向复垦为物种保护、土壤生物重构和生态休闲旅游综合用地发展，也就是混合型土地复垦模式。

加拿大已在多个领域对土地复垦进行研究，特别重视对石油、油母页岩和各类有毒有害物质等污染的土地的复垦。加拿大学者认为土地复垦并不是要求恢复成原貌，而是要求因地制宜，但不能低于原来的生态水平。加拿大不仅每年组织召开国际土地复垦年会和编辑出版《国际露天采矿、复垦与环境》杂志，政府还出资支持土地复垦研究。

澳大利亚对土地复垦和开发等方面的管理被认为是当今最先进而且成功处理损毁土地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立法框架，对复垦中涉及的各项指标都有明确的规定。澳大利亚的土地复垦多采取“边采边复”的模式，注重复垦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目前很多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法律要求、政府和公众监督下，土地复垦已成为该国复垦义务人的自觉行为。

英国也是采取“边开采，边复垦”的模式，这样大大地减少了土地灭失面积。英国政府还根据损毁土地所在区域的经济水平来确定给地方政府所划拨复垦经费。复垦后的土地属于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自行经营以弥补复垦费用的不足。由于政策、资金落实到位，英国的土地复垦成果显著。

此外，Yuri Gorokhovich等利用GIS技术对矿区废弃地的复垦进行了研究；Sahadeb De等利用生物工程复垦措施对印度东部的拉尼甘杰煤田废弃地进行了研究，选取了适宜当地复垦的植物；Dimitris Damigos等运用了多种评价模型，对希腊煤矿挖损土地复垦后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复垦对策；Duglas Baker对合成材料在无土壤覆盖的纯生物复垦技术及抗侵蚀工艺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研究；Robert 认为应该把弗吉尼亚地区的湿地也纳入到煤矿废弃土地生态环境恢复过程；Richand 通过生态环境重建实验研究，提出“保存大斑块和交通便捷性是土地复垦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植被恢复”；Dimitris Kaliampakos和Dimitris Damigos等人对矿区损毁土地复垦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评价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土地复垦规划和矿区施工管理具有积极的作用。

国外土地复垦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1)健全的法规。国外土地复垦研究领先的国家都制定了严格、完善的法律法规，且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保障了复垦的执行力度和达到较高的复垦率。

(2)多学科、多领域。土地复垦吸引了矿业、农业、林业、土壤、生态、化学、地质、生物和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极大地促进了土地复垦研究发展。

(3)方向的转变。土地复垦研究已由原来的煤矿复垦向其他采矿、污染、自然灾害、水电建设、人为破坏等类型损毁土地复垦拓展；复垦措施也由工程复垦向生态复垦转变，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原则运用得更多。

(4)国际化和产业化。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密切；复垦产业化发展更为明显。

总体看，国外偏重资源、环境保护、人口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题，较宏观。而国内偏重的是理论方法、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微观。有关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与保护研究的著述相对较少。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提出以人为本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理论

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研究提出了诸如环境决定论、人口中心论、增长方式转变核心论等各种侧重点迥异的理论观点。如1994年开罗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这个新的发展观逐步演变为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其基本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理、心理、交往、文化等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途径为实现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尤其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逐步过渡到以人力转变积聚和集中为主要手段的发展；基本模式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由此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为全方位适度人口论、资源稀缺论、生态系统论、总体经济效益论、社会协调论等。

（二）提出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类国际文献以及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如基多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和北京的国际社会发展会议等）都在世界范围内深化了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而社会发展就是“更好地生存”。

在20世纪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全球发生了三大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空前扩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物质财富，从而迅猛推进人类文明进程；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20世纪人口翻了两番，超过62亿，并仍以每年7800万的速度继续激增；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21世纪困扰人类文明进步的桎梏，表明人类社会当今生存方式不可持续，四者的恶性循环为旧工业生产方式掘下坟墓，那种“先污染后治理”，以高消耗刺激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紧密相联，人类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纳入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协同进化、良性循环。1992年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聚会，其中102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讨论并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发展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一系列文件，对国土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提上了日程，并付诸实践。

（三）社会资源利用与保护发展模式

西方社会也从先前的发展模式中认识到社会发展必须是“整体的”，“综合的”，也是“协调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制定法规、采取措施，对国土资源进行重新的定位和开发利用。从大量的消耗资源聚集财富到降低消耗，遵守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到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理论和发展模式，即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总体看，从国外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各国都从自身国情出发，提出的理论和制定的发展模式具有针对性，虽然国外少有直接针对像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相关研究，但国外发展理论的演变及其规律则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和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常常欠缺对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深入分析，各种发展模式忽略了各国内部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使理论及模式的预期指导意义相对弱化。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对于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认识是在西方发展理论的输入，以及我国社会实践的双层挤压中逐渐领悟到的，并部分在国土规划等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一）十八大报告等为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从我国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战略规划来看，国内相关的研究在沿袭、借鉴国外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提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统一，并在有些细节上有所充实、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在十六大报告中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概念，认为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必须使“社会更加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直至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筑“和谐社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的主要目标，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了政策的着力点将转到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这些表述为我国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区域国土规划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

从发展模式和实践成果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一般采取“层次推进”的模式。坚持让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这种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传统的发展观偏重区域发展，却忽视了区域间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

我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阐明了四大区域的战略布局，即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地区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地区振兴。这种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一贯思想，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边境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相关研究成果。2010年12月21日，国务院下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关于国土空间开发的规划。樊杰等（2009）对中国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为阿勒泰地区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区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相关理论研究

从相关理论研究看，代表的研究成果有：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的《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从当前国土资源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土地资源、固体矿产资源、能源矿产为研究重点，设计了我国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以及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评价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我国耕地粮食生产能力指标、城市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矿产品价格指数、矿产资源国际竞争力指数、石油安全度和国土资源管理绩效等6个综合性指标。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从国土资源规划理论与实践出发，主要针对国土资源规划体系、国土资源规划理论基础、国土资源规划编制及国土资源规划实施等专题进行阐述，重点对国土资源五年规划编制、国土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等实例进行了专题研究。李新玉等的《国土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就中国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出这些资源在空间布局、发挥区域资源比较优势、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协作、法制建设、技术进步等方面相应的对策。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民族语发展》、樊胜岳等的《西北地区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徐建华等的《中国西部地区迟发展效应与后发优势及创新对策研究》、王文学主持的《甘肃民族地区大开发的战略与对策研究》、《西部大开发与甘肃区域经济》，刘敏主编的《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和王永亮主编的《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等成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研究。

另外，还有很多零散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有效地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包含了大量的理论见解，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利用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对本项目研究的顺利开展具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四）阿勒泰地区相关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有一些针对阿勒泰地区土地、矿产、水、草场与畜牧、旅游5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论文、专著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单一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有独到的见解，为本项目研究提供了参考。

有关土地资源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有《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有地区申报土地整治项目所形成的部分资料，如《新疆天山北麓阿勒泰地区土地开发整理重大工程论证材料》（2010）等。此外，阿勒泰地区也有一些游牧民定居工程方面的实际经验和资料，这些材料主要对阿勒泰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了阐述。上述成果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矿产资源及矿业发展成果。阿勒泰地区此类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新疆阿勒泰矿业特区建设研究与探索》（2010）、《新疆阿勒泰地区矿业经济管理研究》（2012）。主要论文有：《加快新疆阿勒泰市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新疆阿勒泰地区周边国家毗邻地区矿产的可利用性》，研究报告有《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年）报告》等。这些成果对阿勒泰地区矿产资源概况、矿业经济发展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为本书的编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针对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论著有：《阿勒泰草原的无奈和期盼》（2009）、《裂变的阿勒泰草原》（2009），《新疆阿勒泰牧区草地资源分类经营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008）》（硕士论文）等。这些文献资料为阿勒泰地区草场与畜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供了研究支撑与参考。

阿勒泰地区为我国重要的旅游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阿勒泰地区先后编制实施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对阿勒泰地区旅游指导思想、原则、目标任务、旅游资源与环境分析、旅游业发展总体目标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阐述。2006年国家旅游局、新疆旅游局组织中山大学编制了《大喀纳斯旅游区总体规划（2006～2020年）》等。2009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阿勒泰地区旅游局完成了《阿勒泰地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年）》（征求意见稿）等。

（五）总体评述

从国内对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的成果涉及我国某一固定区域单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战略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专注于区域国土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更少。总体考察与本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不足之处主要在于：

（1）大多数研究是将国土资源分种类，具体细化到每种资源不同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方式，专门研究单个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但并没有同其他相关资源统筹考虑，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综合性。

（2）对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困境和途径等方面，特别是脱贫、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等层面，而涉及该类地区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综合性战略研究较少，系统总结研究的更少。事实上，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丰富和潜力较大的地区，对国土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研究，将更有利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缩短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同时保护相对脆弱的生态环境。

（3）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本质是要求用社会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探索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而任何发展都需要现实的物质基础，国土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应对其加以重视。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与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分散，系统性不强，亟待相对系统完善的成果问世，以期对这类地区的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促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合理开发与保护。

因此，如何把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借鉴切实有效的理论成果，提出发展战略、选择适合该类地区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利用、有效保护，是开展本项目研究的首要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

矿区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的核心是生产组织和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最早开始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是德国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加速矿区环境保护法规的制订和恢复治理工程实践活动，自觉地进入了科学恢复的时代。进入70年代，矿区的环境恢复治理技术以采矿、地质为主体，集环境、农学、林学等多学科为一体，发展成为一门牵动着多行业、多部门的系统工程［10］。80年代以后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11～23］。

国外许多国家对土地复垦十分重视，如德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都十分重视矿山复垦工作，矿山土地复垦率已达80%。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矿区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土地复垦不仅是将损坏和压占的土地恢复到可利用状态，而且要重建良好的矿区环境，使新的景观在许多方面相似，甚至优于开采前的状况。由于各国的自然条件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土地状况不同，故各国都有自己的矿区土地资源综合利用与复垦特色。

德国系统地对土地进行复垦始于20世纪20年代［24，25］，从最初的植树、造林到多功能复垦区域的建立，目标从以林业、农业复垦为主，转向建立休闲用地、重构生物循环体和保护物种上，即所谓的混合型土地复垦模式:农林用地、水域及许多微生态循环体协调，统一地设立在一起，从而为人和动物、植物提供较大的生存空间。整个活动经历了由简单到综合，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为合理规划土地用途，建立新景观提供了机会，进而满足了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人们对娱乐休闲场所的需求［26］。对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规划控制体系，一是褐煤规划;二是企业规划。褐煤规划以联邦空间规划和州规划的目标作为基本目标，对景观重建作出了明确的规划和规定［24］。

美国矿区复垦的管理工作主要由内政部牵头，由内政部露天采矿与复垦办公室负责实施［26］，矿业局、土地局和环境保护署等部门协助对与本部门有关的土地复垦工作进行管理，各州资源部负责辖区内矿区的复垦工作。美国的土地复垦将生态环境恢复、重造自然景观、改善公共环境，作为第一要任。美国复垦标准和要求苛刻，对露天采矿来讲，涉及从环境保护、自然景观恢复到消除对土地生态和周边环境的污染;土地复垦标准涉及矿山废弃物处理，采矿土地恢复等诸多方面内容。

在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申请采矿许可证时须与土地所有者达成土地复垦协议，并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在开采过程中，矿业公司应对开采结束的矿区范围内进行科学的地形整理和表土覆盖，然后可将整理好的矿区用经济协议的形式转交给复垦公司;为确保矿区复垦的顺利实施，澳大利亚对矿区复垦实施抵押金制度。

通过多年的努力，发达国家的矿区复垦率已经达到50%以上，有的达到了75%以上［27］。闭矿之后的矿山废弃地要恢复本地植被群落，因为这样的群落所需要的后期维持费用最少，并为后续的土地利用提供了较大的弹性空间。在制订完成标准时，管理机构倾向于采用植被构成、丰度、密度和覆盖率等指标，同时他们希望生态系统恢复功能，是可持续的，需要最小的维持费用。Bell认为矿山土地复垦的目标，一是保证矿山废弃地的稳定，保证其不会被风和水所侵蚀;二是将土地恢复到可利用的状态。Tacey等认为，成功的复垦地是一个稳定的生产性生态系统，有着与周围环境相似的可维持的生物物理过程［28］。例如，新南威尔士州Bridge Hill Ridge以前的砂矿区，经过复垦后，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现已归入Myall Lakes国家公园［27］。澳大利亚的土地复垦一般要经历以下阶段:初期规划、审批通过、清理植被、土壤转移、存放和替代、生物链重组、养护恢复、检查验收。执行复垦保证金制度，并且基于鼓励和推广的目的，它会要求复垦工作做得最好的几家矿业公司只缴纳25%的复垦保证金，而其他的公司则必须缴纳100%的保证金。

加拿大通过了《加拿大环境保护法案》(简称CEPA，1999)和《加拿大环境评估法案》(简称CEAA)，以法律的形式系统、全面地对加拿大矿区环境评估和环境保护进行了约束。

俄罗斯土地复垦界认为，土地复垦是在受工业影响的土地上，采取旨在有计划的创建和加速形成具有高生产力、高经济价值、最佳人工景观的采矿、生物、工程、土壤改良及生态学综合技术措施来恢复土地。整个土地复垦过程分成工程技术复垦和生物复垦两个基本阶段。农业复垦和林业复垦在俄罗斯是最普遍的，由于林业复垦对土壤恢复的要求不很严格，投资较小而得到广泛采用［29］。

矿产开采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性影响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关于开采沉陷对土地破坏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研究主要是对破坏特征的描述和沉陷预测预防上。Damody，Quither，Ham，Sel-man等对此作过有关研究，认为开采沉陷对土地的影响主要包括土壤侵蚀、地表排水系统的破坏、积水、农作物减产等［30～32］。

国外将生态理论用于土地复垦的研究开展较早。1992年国际复垦会议论文纲要中，“成功复垦的生态学评价”(ecological eval-uation of reclamation success)被列为其中一项;1998年国际复垦会议论文纲要中，“恢复理想景观的土地复垦”被列为其中一项。

Richard 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生态恢复试验表明，景观破碎化和栖息地的改变引起了许多大规模的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复垦关键在于保存大斑块和连通性，为取得它们，应进行植被恢复［33］。

等认为，煤矿区景观重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景观规划，应以景观异质性作为景观重建规划设计标准，对景观结构进行量化，其目标就是使煤矿区重建景观与周围地区生态价值相协调［34］。

等通过对土地利用监测认为，矿区开采对景观形成扰动，改变景观格局。一般随着开采活动的进展，原有景观数量呈下降趋势，开采活动停止后稳定，同时沉陷景观由小到大，受复垦活动影响又由大变小，林地、水面等其他景观不同程度增加，景观多样性提高，斑块破碎度增加［35］。

土地空间安全格局是生态规划的组成部分，由生态规划发展而出现并得到进一步深化。20世纪初，生态学开始呈现与规划、系统工程等学科的全方位融合趋势。以Geddes，Park和Wirth等人为首的学者利用生态学原理在城乡建设中的应用研究，奠定了生态规划的基础［36］。

20世纪60年代后，以《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等著作为代表，国际上掀起了基于生态基础的人类理想栖息环境研究的热潮，生态学与规划学融合日趋加快。1969年，McHarg的《设计遵循自然》就是这方面的力作［37］，成功地提出了区域规划的生态学研究框架，其因子叠合的生态规划大法被称之为McHarg法，并得到广泛的应用;克罗()提出了景观规划概念，Odum进一步提出了生态系统模式［38～40］，把生态功能与相应的土地利用模式联系起来，提出了规划结合生态思想的概念与方法;1982年由McHarg发表的《自然设计》进一步阐述了McHarg的生态规划思想，探讨了在生态平衡基础上如何建立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方法［41］。

20世纪90年代，生态规划得到广泛应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诸多新的成果。《绿色城市》等著作均较系统地探讨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针和生态化途径;1993年英国城乡规划协会中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发表《可持续的环境计划》，提出将自然资源、能源、污染和废弃物等环境要素管理纳入各层次的空间发展规划;1996年的联合国人居大会上制定的人居环境议程也用城市生态学观点表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将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融合，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内去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发展政策和生态格局，减少环境压力，促进有效的和持续的自然资源利用。为所有居民提供健康、安全、殷实的生活环境，减少人居环境的生态痕迹，使其与自然和文化遗产相和谐，同时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42～45］。以福尔曼为首的部分“自然保护学派”强调人地和谐的未来景观研究［46，47］，提出了集聚间离析和生态网络体系观点。

目前，自然生态服务价值的经济学量化也引起人们的重视，以Costanza［48］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将经济因素引入景观生态学模型，使景观生态学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管理与规划相结合。提出“区域生态经济系统(regional ecological systems)”观点，在管理和规划模型的设计上强调公众、特别是持股人的参与，以及变化过程的不可预测性。

景观指数为景观研究人员的景观结构研究提供了重要量化方法。McGarigal是景观指数的倡导者，也是FRAGSTATS软件包的设计者之一，对一些研究实例的部分景观指数的可靠性和阈值进行了评价，并强调尺度在景观指数解释中的作用。(O’Niel)等人分别对景观指数在不同景观生态学案例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