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艺术手法赋比兴研究论文

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 关键词： 艺术手法 《诗经》 赋 比 兴 赋 、 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且是《诗经》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影响颇大。最早提到 “ 赋、比、兴 ” 的是《周礼-春官》： “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这里的 “ 六诗 ” 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汉代《毛诗序》将 “ 六诗 ” 改称 “ 六义 ” 。后人将 “ 赋、比、兴 ” 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1 。 一、 《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一） 、 “赋”的表现手法 ： 赋的本义是贡赋 ，“ 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 。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从此， “ 赋 ” 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 直接铺陈 ” 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 “ 六诗 ” 是将 “ 赋 ” 解释为 “ 铺 ” ， “ 直铺陈 ”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 “ 赋则直陈其事 ” ， “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 。 （二） 、 “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 如 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三） 、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二、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运用及其类型 〈一〉、 “赋”即“铺” ，是陈述铺叙的意思。 《诗经·卫风·伯兮》里的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二〉、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干《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读到的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由于此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关于此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意思就是：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

去网上查有关孔雀东南飞的解说之类的，应该有

试论《诗经》的表现艺术——赋、比、兴手法及对后世民歌和文人诗歌的影响。——赋、比、兴手法及对后世民歌和文人诗歌的影响。《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本只称“诗”或“诗三百”，《诗经》是后起之名，全书收录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丰富优美的语言，和谐自然的韵律，丰富多彩的内容，富于变化的表现艺术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诗经》的表现艺术博大精深，这里仅谈赋、比、兴手法在《诗经》中的应用以及这些手法对后世文人诗歌和民歌的影响。一、 赋、比、兴手法在《诗经》中的应用历来，人们以“赋、比、兴”作为《诗经》的写作手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痹贿，以此物比彼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用之辞也。”（朱考亭语）赋相当于今天文学上的叙述手法。比、兴相当于比拟、借喻等修辞手法。（一） 赋《诗经》中有很多篇章运用了赋的手法，多是长篇的。如《卫风、硕人、氓》，《魏风、伐檀》，《秦风、小戎》，豳风、七月》，《大雅》，《小雅》，长篇特多，也就是用赋的写法多。虽然是叙事，但也有细腻的描写，如人物形象，人的内心活动和事件过程，都写得形象鲜明，意境及深。先说人物形象：1、人物外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 齿如 兮。螓首蛾首。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硕人》这章，前五句写静态的身体形象，。分别就手、肤、齿、首、眉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本来已经非常美了，再加上后二句，真是呼之欲出。2、婚嫁心理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诗经、卫风、氓》这一章写结婚、勤劳持家，生活富裕后又被遗弃，竟然被兄弟耻笑，写了一件无限哀痛的事件和真实、丰富、曲折的内心感受。3、景物描写通过写景来衬托人物内心活动，意境高妙，引人入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小雅、采薇》通过典型的环境描写，描写出人物的典型性格，通过正衬和反衬的的手法，写出人物内心的悲苦，因而后人多用杨柳来表达人物的离愁别绪。故前人评它是《诗经》的典范，被后人称之为“压卷”不无道理。再举一例：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时，曰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 如之勿所思！君子于役，不曰不月，曷其有 ？鸡栖于 ，曰之夕也，牛羊下栝，君子于役，苟无饥渴！——《王风、君子于役》诗歌描绘了一幅安闲恬静的“晚归图”，每当落曰的余辉还抹在天边， 牛羊便成群结伴，悠然自得的走下山来；鸣声咯咯的鸡群，也呼唤着栖息于窝中。可是，丈夫却久役不归，妻子热切的盼望他早曰归来，思念之情排解不开，相思之苦，排遣不尽。连禽兽都知道回家，触景生情，外出的人为什么还不回来呢？作者借助映衬的技巧，将一位女子的思夫之情寄寓在所描述的景物中，情因景显得更加真挚，景因情变得更加典型，情景交融，引起人们思想感情的共鸣。这也是《诗经》中写景的范例。4、时令、劳动四之曰举趾。同我归子，盍彼南 ，田峻至喜。一之曰于 。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曰其同，载绩武功。言私其 ，献 于公”——《七月》仅两节诗歌，既写了时令，又写了农民劳动：一年忙碌到头不得休息，千辛万苦熬到年终，还要向老爷们献上年货。5、写景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坎坎伐轮兮，置之河 兮，河水清且沦猗、、、、、、 ——《伐檀》情景如画，美不胜收，和人物命运形成对比。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为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兼葭凄凄，白露未唏，所谓伊人，在水之渭。……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 。……——《兼葭》《兼葭》意境极美，也反衬人物命运。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兮，秋曰凄凄，白卉具腓。乱离莫矣，瑗其适归？冬曰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伤害。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曰构祸，曷云能谷。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 以仕，宁莫我有。山有蕨薇，湿有桤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小雅、四月》《四月》以夏、秋、冬、写出了三种季节的特点：夏曰酷暑，秋气萧杀，冬季烘托时代离乱，可是人民却无家可归，“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写时令，都为写人，写人的丰富感情。（二） 比兴《诗经》中，比兴手法更是大量运用。比如以硕鼠、鸱 比喻剥削者与压圃贿，不但形象生动，实质也很贴切，是以此物比彼物的例子，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汝，莫我肯德，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硕鼠》“鸱 鸱 ，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恩斯， 子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莆户，今汝下民，或敢辱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畜租，予口卒 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 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哓哓” ——《鸱 》硕鼠、鸱 的形象跃然纸上，不言而喻。以上是用动物起兴，用植物起兴的例子也很多：“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 ，我相此邦，无不溃止”——《大雅、召 》这是用天汗成灾，水中枯槁的浮草，来比国家的动乱。又如：“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曰用饮食，群黎百姓，偏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曰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天保》诗尾这是用高山、曰月、松柏比喻国家安定稳固。和前面一章一样，也属明喻手法。“墙有茨，不可不扫也，中莆之言，不可不可不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墙有茨，不可不襄也，中莆之言，不可不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墙有茨，不可不束也，中莆之言，不可不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墙有茨》诗尾。这首诗用难得根除的墙上的蒺藜草，比喻那些贵族老爷们所干的可耻行为，连别人也感到害羞。“中谷有推， 其干矣，有如仳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与之人艰难矣”“中谷有推， 其 矣，有如仳离，条其 矣，条其叹矣，遇之人不淑矣”“中谷有推， 其湿矣，有如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中谷有推》 这首诗用山中的益母草，因遇到山洪被淹没，水退后又被风吹，太阳晒干。任风雨摧残，命运菲薄，干湿不又自己作主，比喻妇人被遗弃，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确可怜，令人同情。“桃之夭夭，其叶荼奏，之又于归，宜其家人” ——《桃夭》这首诗描写春天的桃树，红花盛开，鲜艳绚烂，比喻初嫁少女光艳照人，令人心生爱意，这是借喻的写法。（二） 《诗经》的表现手法对后世民歌的影响1、赋《诗经》中赋的手法对后世民歌也有很大影响，这里从叙事和写景两方面略做探讨。（1）、叙事“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原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乐府民歌〈木兰诗〉诗中对木兰应征、出征、作战、还乡的过程的叙写，其结构同《卫风、氓》中女主人公从婚恋到被弃过程的叙写非常相似。 （2）、写景“遥看是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乐府诗集《折杨柳歌辞》先写景，后写意，和《小雅、采薇》中首段写景可谓异曲同工。2、比兴 我国民歌以南北朝民歌最具特色，民歌中比兴手法运用相当广泛。（1）、在诗前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诗》用急促、单一的织布声来铺垫木兰焦急的心情。（2）用在诗中的“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对莲的描写，实际上是对诗中女子思郎而郎又不至的复杂心绪的描写。（3）用在诗尾的“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诗末两句，用织丝难以成匹喻男女主人公难以结合的遗憾。“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旁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木兰诗》这也是用在诗尾的，用雄兔、雌兔难辨比喻木兰女扮男装的高超艺术。《诗经 》不愧为中华文化史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早期人类心路历程的记载，它不仅影响这中华文化的过去，而且还必将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将来。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诗经》中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浅析（节选）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赋 、 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且是《诗经》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影响颇大。最早提到 “ 赋、比、兴 ” 的是《周礼-春官》： “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这里的 “ 六诗 ” 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汉代《毛诗序》将 “ 六诗 ” 改称 “ 六义 ” 。后人将 “ 赋、比、兴 ” 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1 。一、 《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一） 、 “赋”的表现手法 ： 赋的本义是贡赋 ，“ 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 。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从此， “ 赋 ” 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 直接铺陈 ” 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 “ 六诗 ” 是将 “ 赋 ” 解释为 “ 铺 ” ， “ 直铺陈 ”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 “ 赋则直陈其事 ” ， “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 。（二） 、 “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 如 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对女方恩爱之浓。“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从桑叶青春到桑叶黄落 , 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而衰 , 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 . 另一说 , 比喻男子情意的衰落。“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比喻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 ! *2（三） 、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比如，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如果舍去景物，不过是说“去时是春天，回来是冬天”，还有什么意味呢 ? *3二、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运用及其类型〈一〉、 “赋”即“铺” ，是陈述铺叙的意思。 《氓》是《诗经》中一首带有叙事性质的抒情长诗。作品通过一位被损害、被遗弃的妇女的自述，描写了她不幸的婚姻生活，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夫妇间所常见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事件。诗中女主人公无可告示、无处申诉的哀苦、难言的悔恨和决绝的心志，至今读来仍使我们深为感动。全诗共分六章，每章十句，全部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写成。第一、二章是女子追忆当年恋爱、结婚的经过。诗歌开篇便推出一位男子的形象， “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 。 “ 氓 ” 是对一般男子的称呼，诗中 “ 抱布贸丝 ” 的氓，看来是一位做贩丝生意的小商人。 “ 蚩蚩 ” 可解作 “ 敦厚之貌 ” (《毛传》)或 “ 殷厚之貌 ” (《后汉书·崔骃传》) *4 。需要说明的是，现今一些注释认为 “ 氓 ” 是对诗中男子的鄙称(顾栋高说)；改 “ 蚩蚩 ” 为 “ 嗤嗤 ” ，释作戏笑之貌(马瑞辰说)，译成嬉皮笑脸。这样解释我以为略有不妥： “ 氓 ” 来向女子求婚，他当时的容貌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轻浮、谄媚的印象，而正相反，他略带痴憨的外表却取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主人公在回忆初恋情景时没有否认这一点，这在下文也可以进一步证明。 “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 。在相送的路上，女子应允了 “ 氓 ” 的求婚，并且约定了婚期。从她宽慰男子的话语中，可以推知 “ 氓 ” 曾急切地要求立即成婚，以至一度愠怒，而女子轻信了他的 “ 热情 ” 。 “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 诗句所表现的处在热恋中的女子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女主人公每每痴情地登上围墙，伫立远望，她焦灼不安地盼望着与男子见面，等待着婚期的到来。此处的 “ 复关 ” ，犹言重关 *5 ，当指 “ 氓 ” 所居住的地方，这里诗句以地名代指人。 “ 氓 ” 终于来了，女子欢天喜地地迎接他， “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 。既然卜龟算卦都是吉兆，女子就带着她的财物，坐上男子的车和他一起去了。朱熹称此两章： “ 赋也 ” ，即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诗人是采用了直接铺陈的叙事手法，而同时我们又在女主人公的叙说中明显地感到她深深的懊悔之情，她懊悔自己的沉溺于爱情，懊悔婚事的简单而仓促。第三、四章转为抒情，她以追悔的口吻发出悲伤的感叹。“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 女主人公以桑树的繁茂，比喻男女未成婚时情意的浓厚，以斑鸠贪食桑葚比喻自己的自陷情网。她在婚后不幸的境遇中，痛切地感到男女在爱情生活上的不平等，她向广大的姐妹们发出呼喊，告诫她们千万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 “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 第四章首句仍以桑树作比， “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 ，女子以桑树的日渐凋零比喻夫妻情意的淡漠。 “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 婚后多年的生活是贫困的，但女子并未因贫穷而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对于男子的 “ 贰其行 ” ，她禁不住大声斥责： “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 诗句中的 “ 三岁 ” ，泛指多年，并非实数。 “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 历来有两种解释：《毛诗正义》据郑笺释为 “ 言己虽知汝贫，犹尚冒此深水渐车之难而来，明己专心于汝 ” ；另一说认为此指女子被休弃后渡淇水而归的情形。根据前后诗句语气的连贯，我们以为用第一说较为妥当，女子自诉婚后的贫苦生活，想到当初毅然渡淇水而来，至今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男子的事，而他却三心二意，因此好不怨恨。至于女子是否已被休弃归家，这只能是推测。三、四两章中，无论是女主人公从切身的沉痛教训中发出的带有哲理的慨叹，还是她对丈夫的怨恨和斥责，都充分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卑下地位和普遍遭受到的不平等境遇。“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 。第五章开头四句简要地概括了她多年来的劳苦生活，她任劳任怨地承受着家庭给予她的重担。可是丈夫不但不体谅她，反而 “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 ，成家立业、占有女人的目的都达到了，他就开始粗暴地虐待她。回娘家只有遭到弟兄们的嘲笑。女子 “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 。最后一章女主人公在无法排解的悲伤中表示了自己决绝的态度。 “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 许多注本据 “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 一句推想这女子未成年时即与 “ 氓 ” 相识，但这毕竟是猜测。这几句我们认为亦可这样意译： “ 淇水有岸，隰也有畔，小孩子在一起玩，说说笑笑自然谁也不计较，堂堂男子发誓赌咒，想不到竟说了不算!他那些背信弃义的事我再也不想了，就这样算了吧! ”全诗为我们展示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卑鄙的男子 “ 氓 ” 的形象。虽然这个小商人看起来很老实，但实际上却是个无感情、无信义、自私自利的坏家伙。他以虚假的热情欺淳朴的少女，用谎誓空咒赢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人对他来说是劳动力和满足私欲的工具，一旦取到手，便露出了卑劣、凶暴的本相。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善良、热情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勤劳、淳朴、不畏贫苦，与 “ 氓 ” 结婚后，真诚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 “ 氓 ” 身上。然而婚后丈夫对她日甚一日的暴虐和欺侮，使她 “ 及尔偕老 ” 的愿望完全破灭了，她由忍耐、不平而转为怨恨，终于发出痛楚的呼喊。诗中表露的她的怨恨更多于悲伤。使我们看到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受的压迫和欺凌 。在《诗经》中可视为《氓》的 “ 姊妹篇 ” 的是《邶风·谷风》。《谷风》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位被遗弃的女子，不同的是她对喜新厌旧、已经另娶新人的男子仍抱以极大的希望。她对亲手操持起来的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想到自己在这个家中已无一席之地时，她痛苦万状。 “ 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 ， “ 德音莫违，及尔偕死 ” ，她悲戚的哭诉和哀求与《氓》的女主人公相比显然是过于凄怆而柔弱了。自然，无论是怨恨还是希求，对于强横的夫权加在她们身上的重压说来，她们都是永远备受蹂躏的弱者。千百年来，《氓》的诗意一直受到严重歪曲。《诗序》曰： “ 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 卫宣公确是个荒淫无耻的国君(可参看《左传》桓公十六年的记载)，但是当时民风如何，《氓》是否为此时之作，完全是汉人的臆断。为维护封建婚姻礼制，历代牵强附会之说甚多。《诗集传》斥诗中女子为 “ 淫妇 ” ： “ 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 把有伤风化的种种根源归罪于妇女的淫乱，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惯用的做法。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氓》亦有着突出的特点，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全诗是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形式写成的，诗人成功地运用了边叙事边抒情的手法，在叙事中抒情，又在感情的抒发中将人物的身世、遭遇徐徐道出，两者有机地融合，对于充分表现弃妇又怨又恨、又要完全忘却，又无法摆脱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一手法不仅为后代许多类似题材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并对我国叙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 与下文 “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6，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 的艺术手法 ，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 类型 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 。首先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 “ 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 ” 。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其次、 以为人 为 本的人文精神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第三、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 现实主义 ” 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 “ 现实主义 ” 与 “ 理想主义 ” 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 “ 批判现实主义 ”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 “ 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10 。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 “ 现实主义 ” 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三、 赋比兴表现手法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诗经》 ,已流传了二千五百年之久,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因而成为后代诗人学习、仿效的对象。 《诗经》 的许多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堪称为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其中的民歌作者，本身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 。他们写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表现自己思想愿望苦乐悲欢，这些触景生情、情由衷发的诗篇，都能如实描写，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和粉饰雕琢之弊，形成了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 《诗经》 中的政治讽喻诗，敢于揭开内幕，指斥时弊，且能表达出作者鲜明的憎恶或误伤之情，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形象地表现生活，是文学的共同要求。 《诗经》 的一些优秀篇章，大多能塑造出较为鲜明、生动的形象，把生活中人物的某些特点再现在作品中。如《邶风·静女》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鄘风·柏舟》的“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齐风·东方未明》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动态描写都十分逼真传神。《郑风·出其东门》的“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都描写了主人公所爱对象的模样：前者写发式——两边垂着齐眉发；后者写衣饰——白色的上衣，淡绿色的头巾。这些外貌描写也具有形象性。至于 《诗经》 中的一些叙事诗，如《卫风·氓》、《邶风·谷风》中的主人公，更是具有初步的性格特征，为后来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起点。*2《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端 。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步入成熟的阶段。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多方面的开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 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精湛而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一） 、开创了抒情诗传统 和写实的创作道路 。《诗经》中民歌和文人诗的优秀诗篇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推动后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并把这些现实内容真实地用作品反映出来。屈原诗歌的兼善风雅、汉乐府的“缘事而发” 、建安诗歌的“风骨” 精神，直到杜甫的“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 都与 《诗经》 的写实精神一脉相承。《诗经》虽 也 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二） 、体现 “ 风雅 ” 精神，推动文学革新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 “ 风雅 ” 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离骚》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 “ 二雅 ” 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同时，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三） 、比兴的艺术手法垂范后世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后代的民歌明显地继承了《诗经》起兴手法。屈原在《楚辞》中，更是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四）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 如，《短歌行》就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11总而言之，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晚近时期的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诗经》 的影响还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了汉文版的 《诗经》 ；从十八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 《诗经》 的全译或选译本，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参考文献 ：1、 马积高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2、 周秉钧 《在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3、 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4、 郭锡良，唐作藩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2006年，商务印书馆5、 黄志浩著《古代诗词的创作与鉴赏》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6、 《中国大百科全书》，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7、 古代汉语教研室编著《古代汉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 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年版235页，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63年版，8、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9、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注释：1、 选自 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第4 2 页2、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第 913 页3、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诗经·小雅·采薇》 ， 第 927 页4、 选自 李樗、黄椿：《毛诗集解》，〈〈四库全书〉〉本，卷一5、 选自 王先谦 著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出版社， 第 103 页6、 选自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 第 4 页7、 选自 李山著《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8、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第 935 页9、 古代汉语教研室编著《古代汉语》下， 第 770 页10、 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11、 选自 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276页）

文化传承的纽带———浅谈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发端，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也为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文艺创作奠基铺路。论其功用，称之为文化传承的纽带亦不为过。集门户论，成一家言关于赋比兴的释义，历来众说纷纭，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胜景。一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丰富着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艺术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统一的标准，众口难一，不免让浅尝辄止者莫衷一是，难以超越。所以，给赋比兴下一个普遍性强、标准程度高的定义，便成为研究赋比兴的要义。研究学者关于赋比兴的意义虽然阐述的较多，但引人留意的却并非浩如烟海。主要有：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刘勰：《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锺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归纳一下，不难得出———赋者，铺也；比者，喻也；兴者，起也。为便于理解，简言之，即：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情感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如是的定义既解释了赋比兴的意义，也道出其艺术特色，可以说切中肯綮。解读《诗经》，探研赋比兴赋，如风止的湖面，缓缓延展，不堆砌，平静的让人洗耳恭听，拭目以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酿成比的香茗，让如香气般潜在的思想内涵通过露于皮表的具体形象透析出来，再现内中世界纷呈的的物象；兴恰似珍馐盛宴前袭鼻的馥郁香气，让你由此及彼，由彼到此，来去中调动情感的升华，体味艺术的超凡魅力。赋是一种非曲径通幽式的艺术创作方法，在赋比兴中，赋是基础，也运用的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的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为人熟知的《邶风·静女》，全文不用“比、兴”，完全用“赋”，情景逼真的写出了一对青年男女幽会时诙谐幽默的场面，叙事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性格特点也略有刻画，在平淡叙述中，展现了心仪男女故意制造咫尺天涯距离的浪漫情怀。《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魏风·硕鼠》当推为典型之作，据《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正是借用这一形象，用比的手法表现，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也使此诗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第一篇明确表述 “乌托邦”理想的作品，已开后世文学描绘“桃花源”社会的先声。而且，运用比表达喜爱之物，可使之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使之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谈及“兴”在《诗经》中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而更多的，是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当然，“兴”的两种功用并不是隔离开的。《秦风·无衣》便是明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中的前两句既是第一章的起兴句，也是全诗的起兴句，“袍”与“矛”谐音“ao”，起到和谐韵律的作用，同时，从“岂曰无衣”的发问到“与子同袍”的承诺，引出下文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沙场生死情怀，全诗表里融洽相当，给人一种思维缜密、无懈可击之感，从侧面也道出“兴”的要义：文已尽而意有余。虽对赋比兴作了板块型分析，但在诗歌创作中，它们往往被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诗经》的开卷之作《周南·关雎》，便熔赋、比、兴于一炉，体现出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千古流传的起兴句，以“对鸣合唱的忠情鸟”引出倜傥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思慕，切情切意。而下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则是比的完整体现，作者没有把对女主人公那种想念、追求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通过比的手法，将女主人公那种摇摆不定与心态的变化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从而将《关雎》塑成“周邑之咏初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的文艺作品，思想如骨，形式如肉，只有骨肉附贴，才是有生命的。巧借奇魅赋比兴，诗词歌赋若点睛以《诗经》为肇始，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屡见于后世的诗词歌赋的创作，并成为铸就诸多名篇的点睛之笔。博览群诗，“兴”的表现手法无疑是众捧之星。这大抵与中国古代诗歌重意境、意象有难以割舍的关系。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除了以它笃深的情怀感动世人外，诗歌创作中“兴”的运用也是直截明了。为了传递“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太白以皎洁月光起兴，由月光幻望到满地白霜，而尾联直抒胸臆———低头思故乡。“兴”的运用，让此诗情意来得更缠绵，来得更委婉，与其说是借景抒情，不如说是触景生情，也便是一种真“兴”。“词”这一文体的鼎盛时期在宋，内忧外患的宋王朝，不仅词人多，流芳后世的名词也很多。婉约派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 《一剪梅》更是人人称道，通观全词，“赋”的表现手法渗透创造过程中的缝缝隙隙。从首句的“红藕香残玉簟秋”到末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感情清晰明了，不加雕饰，使人一读即懂，一懂即感。可以说，“赋”在词中的运用是司空见惯的，也是最娴熟的。“赋”的运用，无疑让词的艺术成就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歌的代表作，除了它浓缩了乐府诗歌的艺术精华外，作品中的赋比兴的运用也很出彩。在讲到兰芝、仲卿的对彼此的坚贞孰轻孰重时，有如是几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很明显，运用了比的手法，把抽象的坚贞操行形象生动的表现出来，从而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值得说明的是，后世的文学创作对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不是完全划清界限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赋比兴，只有分配的不均，没有分配的有无，这也是需要认识清楚的，否则，便会造成学术上的形而上学。赋比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学创作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文体，还是表现手法，都在按特定的轨迹徐徐变化。在 《诗经》中作为表现手法的赋可谓独占鳌头，也正是因为这样，经过几代变更，它成了介于诗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呈现诗的散文化，散文诗化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而且一跃成为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作为一种新文体，虽沿用了作为表现手法的名称———赋，而它的内容却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就汉赋来讲，它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化，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方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所以，若要将作为文体的赋与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相比较，恐怕不甚妥当，但毋庸质疑的是作为文体的赋的确吸收了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的平铺直叙的风格，畅谈胸臆，非曲径通幽，只开门见山。比和兴都是以间接地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一是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方法，二是指它们在现代文学中的角色。“兴”在如今被唤为“作铺垫”，“比”则被接受为“打比方”。时下文坛，无论叙事记人抒情，章启的环境描写总是不可或缺的，此之谓“兴”，而在描绘景物时，往往附上人的情感，以使之有声有色，血肉丰满。综观，赋比兴在经历过千载百年的变迁后，已经很难让人辨清它的面容，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它的灵魂却永远不会改变，现在是，以后也是。伴随流金岁月的脚步声，被视为文化传承纽带的赋比兴也愈加坚韧。作为表现手法，赋比兴在文学沃野上注定永生扮演孺子牛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