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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两千年来，论诗者多矣。各个方面皆论述颇深。重复老调子，只是拾人牙慧而已。我建议你讨论一下诗经与原始风俗问题，用人类学、风俗学、社会学眼光来解读诗经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那代人开始的，相对其他话题比较新颖，涉及跨学科问题，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很有意思。建议你先读一读闻一多《诗经》类著作，如《匡斋尺度》、《诗经通义》甲乙、《诗经新义》，或许能有所启发。后人从这个角度研究的也不少，翻出几本典范，来读一读，看看除此之外能不能有新的视野和认识。只要有一点，一篇不错的论文就可以出来了。
文化传承的纽带———浅谈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发端，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也为延续了几千年的华夏文艺创作奠基铺路。论其功用，称之为文化传承的纽带亦不为过。集门户论，成一家言关于赋比兴的释义，历来众说纷纭，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胜景。一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断丰富着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艺术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统一的标准，众口难一，不免让浅尝辄止者莫衷一是，难以超越。所以，给赋比兴下一个普遍性强、标准程度高的定义，便成为研究赋比兴的要义。研究学者关于赋比兴的意义虽然阐述的较多，但引人留意的却并非浩如烟海。主要有：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刘勰：《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锺嵘：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归纳一下，不难得出———赋者，铺也；比者，喻也；兴者，起也。为便于理解，简言之，即：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情感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的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如是的定义既解释了赋比兴的意义，也道出其艺术特色，可以说切中肯綮。解读《诗经》，探研赋比兴赋，如风止的湖面，缓缓延展，不堆砌，平静的让人洗耳恭听，拭目以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酿成比的香茗，让如香气般潜在的思想内涵通过露于皮表的具体形象透析出来，再现内中世界纷呈的的物象；兴恰似珍馐盛宴前袭鼻的馥郁香气，让你由此及彼，由彼到此，来去中调动情感的升华，体味艺术的超凡魅力。赋是一种非曲径通幽式的艺术创作方法，在赋比兴中，赋是基础，也运用的十分广泛普遍，能够很好的叙述事物，抒写感情。如为人熟知的《邶风·静女》，全文不用“比、兴”，完全用“赋”，情景逼真的写出了一对青年男女幽会时诙谐幽默的场面，叙事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性格特点也略有刻画，在平淡叙述中，展现了心仪男女故意制造咫尺天涯距离的浪漫情怀。《诗经》中比的运用也很广泛，比分为比喻和比拟。比体诗的特点是以彼物写此物，诗中所描写的事物并不是诗人真正要歌咏的对象，而是借用打比方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魏风·硕鼠》当推为典型之作，据《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正是借用这一形象，用比的手法表现，将奴隶主贪婪残忍的本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也使此诗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第一篇明确表述 “乌托邦”理想的作品，已开后世文学描绘“桃花源”社会的先声。而且，运用比表达喜爱之物，可使之栩栩如生，给人亲切之感；用它表现丑恶的事物，可使之原形毕露，给人厌恶之感。兴在诗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失去它，诗歌也就失去了美学价值，失去了感染力。谈及“兴”在《诗经》中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而更多的，是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当然，“兴”的两种功用并不是隔离开的。《秦风·无衣》便是明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中的前两句既是第一章的起兴句，也是全诗的起兴句，“袍”与“矛”谐音“ao”，起到和谐韵律的作用，同时，从“岂曰无衣”的发问到“与子同袍”的承诺，引出下文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沙场生死情怀，全诗表里融洽相当，给人一种思维缜密、无懈可击之感，从侧面也道出“兴”的要义：文已尽而意有余。虽对赋比兴作了板块型分析，但在诗歌创作中，它们往往被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诗经》的开卷之作《周南·关雎》，便熔赋、比、兴于一炉，体现出非同一般的艺术魅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千古流传的起兴句，以“对鸣合唱的忠情鸟”引出倜傥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思慕，切情切意。而下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则是比的完整体现，作者没有把对女主人公那种想念、追求直白的表露出来，而是通过比的手法，将女主人公那种摇摆不定与心态的变化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从而将《关雎》塑成“周邑之咏初婚者，故以为房中乐”的文艺作品，思想如骨，形式如肉，只有骨肉附贴，才是有生命的。巧借奇魅赋比兴，诗词歌赋若点睛以《诗经》为肇始，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屡见于后世的诗词歌赋的创作，并成为铸就诸多名篇的点睛之笔。博览群诗，“兴”的表现手法无疑是众捧之星。这大抵与中国古代诗歌重意境、意象有难以割舍的关系。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静夜思》，除了以它笃深的情怀感动世人外，诗歌创作中“兴”的运用也是直截明了。为了传递“天涯共此时，千里共婵娟”的思乡之情，太白以皎洁月光起兴，由月光幻望到满地白霜，而尾联直抒胸臆———低头思故乡。“兴”的运用，让此诗情意来得更缠绵，来得更委婉，与其说是借景抒情，不如说是触景生情，也便是一种真“兴”。“词”这一文体的鼎盛时期在宋，内忧外患的宋王朝，不仅词人多，流芳后世的名词也很多。婉约派杰出女词人李清照的 《一剪梅》更是人人称道，通观全词，“赋”的表现手法渗透创造过程中的缝缝隙隙。从首句的“红藕香残玉簟秋”到末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感情清晰明了，不加雕饰，使人一读即懂，一懂即感。可以说，“赋”在词中的运用是司空见惯的，也是最娴熟的。“赋”的运用，无疑让词的艺术成就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歌的代表作，除了它浓缩了乐府诗歌的艺术精华外，作品中的赋比兴的运用也很出彩。在讲到兰芝、仲卿的对彼此的坚贞孰轻孰重时，有如是几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很明显，运用了比的手法，把抽象的坚贞操行形象生动的表现出来，从而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值得说明的是，后世的文学创作对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不是完全划清界限的，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赋比兴，只有分配的不均，没有分配的有无，这也是需要认识清楚的，否则，便会造成学术上的形而上学。赋比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文学创作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文体，还是表现手法，都在按特定的轨迹徐徐变化。在 《诗经》中作为表现手法的赋可谓独占鳌头，也正是因为这样，经过几代变更，它成了介于诗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呈现诗的散文化，散文诗化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而且一跃成为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作为一种新文体，虽沿用了作为表现手法的名称———赋，而它的内容却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就汉赋来讲，它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化，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方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所以，若要将作为文体的赋与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相比较，恐怕不甚妥当，但毋庸质疑的是作为文体的赋的确吸收了作为表现手法的赋的平铺直叙的风格，畅谈胸臆，非曲径通幽，只开门见山。比和兴都是以间接地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一是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方法，二是指它们在现代文学中的角色。“兴”在如今被唤为“作铺垫”，“比”则被接受为“打比方”。时下文坛，无论叙事记人抒情，章启的环境描写总是不可或缺的，此之谓“兴”，而在描绘景物时，往往附上人的情感，以使之有声有色，血肉丰满。综观，赋比兴在经历过千载百年的变迁后，已经很难让人辨清它的面容，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它的灵魂却永远不会改变，现在是，以后也是。伴随流金岁月的脚步声，被视为文化传承纽带的赋比兴也愈加坚韧。作为表现手法，赋比兴在文学沃野上注定永生扮演孺子牛的形象。
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 关键词： 艺术手法 《诗经》 赋 比 兴 赋 、 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且是《诗经》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影响颇大。最早提到 “ 赋、比、兴 ” 的是《周礼-春官》： “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这里的 “ 六诗 ” 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汉代《毛诗序》将 “ 六诗 ” 改称 “ 六义 ” 。后人将 “ 赋、比、兴 ” 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1 。 一、 《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一） 、 “赋”的表现手法 ： 赋的本义是贡赋 ，“ 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 。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从此， “ 赋 ” 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 直接铺陈 ” 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 “ 六诗 ” 是将 “ 赋 ” 解释为 “ 铺 ” ， “ 直铺陈 ”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 “ 赋则直陈其事 ” ， “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 。 （二） 、 “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 如 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三） 、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二、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运用及其类型 〈一〉、 “赋”即“铺” ，是陈述铺叙的意思。 《诗经·卫风·伯兮》里的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二〉、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干《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读到的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由于此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关于此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意思就是：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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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诗经》的表现艺术——赋、比、兴手法及对后世民歌和文人诗歌的影响。——赋、比、兴手法及对后世民歌和文人诗歌的影响。《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本只称“诗”或“诗三百”，《诗经》是后起之名，全书收录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丰富优美的语言，和谐自然的韵律，丰富多彩的内容，富于变化的表现艺术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诗经》的表现艺术博大精深，这里仅谈赋、比、兴手法在《诗经》中的应用以及这些手法对后世文人诗歌和民歌的影响。一、 赋、比、兴手法在《诗经》中的应用历来，人们以“赋、比、兴”作为《诗经》的写作手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痹贿，以此物比彼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用之辞也。”（朱考亭语）赋相当于今天文学上的叙述手法。比、兴相当于比拟、借喻等修辞手法。（一） 赋《诗经》中有很多篇章运用了赋的手法，多是长篇的。如《卫风、硕人、氓》，《魏风、伐檀》，《秦风、小戎》，豳风、七月》，《大雅》，《小雅》，长篇特多，也就是用赋的写法多。虽然是叙事，但也有细腻的描写，如人物形象，人的内心活动和事件过程，都写得形象鲜明，意境及深。先说人物形象：1、人物外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 齿如 兮。螓首蛾首。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硕人》这章，前五句写静态的身体形象，。分别就手、肤、齿、首、眉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本来已经非常美了，再加上后二句，真是呼之欲出。2、婚嫁心理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诗经、卫风、氓》这一章写结婚、勤劳持家，生活富裕后又被遗弃，竟然被兄弟耻笑，写了一件无限哀痛的事件和真实、丰富、曲折的内心感受。3、景物描写通过写景来衬托人物内心活动，意境高妙，引人入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小雅、采薇》通过典型的环境描写，描写出人物的典型性格，通过正衬和反衬的的手法，写出人物内心的悲苦，因而后人多用杨柳来表达人物的离愁别绪。故前人评它是《诗经》的典范，被后人称之为“压卷”不无道理。再举一例：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时，曰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 如之勿所思！君子于役，不曰不月，曷其有 ？鸡栖于 ，曰之夕也，牛羊下栝，君子于役，苟无饥渴！——《王风、君子于役》诗歌描绘了一幅安闲恬静的“晚归图”，每当落曰的余辉还抹在天边， 牛羊便成群结伴，悠然自得的走下山来；鸣声咯咯的鸡群，也呼唤着栖息于窝中。可是，丈夫却久役不归，妻子热切的盼望他早曰归来，思念之情排解不开，相思之苦，排遣不尽。连禽兽都知道回家，触景生情，外出的人为什么还不回来呢？作者借助映衬的技巧，将一位女子的思夫之情寄寓在所描述的景物中，情因景显得更加真挚，景因情变得更加典型，情景交融，引起人们思想感情的共鸣。这也是《诗经》中写景的范例。4、时令、劳动四之曰举趾。同我归子，盍彼南 ，田峻至喜。一之曰于 。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曰其同，载绩武功。言私其 ，献 于公”——《七月》仅两节诗歌，既写了时令，又写了农民劳动：一年忙碌到头不得休息，千辛万苦熬到年终，还要向老爷们献上年货。5、写景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坎坎伐轮兮，置之河 兮，河水清且沦猗、、、、、、 ——《伐檀》情景如画，美不胜收，和人物命运形成对比。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为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兼葭凄凄，白露未唏，所谓伊人，在水之渭。……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 。……——《兼葭》《兼葭》意境极美，也反衬人物命运。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兮，秋曰凄凄，白卉具腓。乱离莫矣，瑗其适归？冬曰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伤害。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曰构祸，曷云能谷。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 以仕，宁莫我有。山有蕨薇，湿有桤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小雅、四月》《四月》以夏、秋、冬、写出了三种季节的特点：夏曰酷暑，秋气萧杀，冬季烘托时代离乱，可是人民却无家可归，“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写时令，都为写人，写人的丰富感情。（二） 比兴《诗经》中，比兴手法更是大量运用。比如以硕鼠、鸱 比喻剥削者与压圃贿，不但形象生动，实质也很贴切，是以此物比彼物的例子，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汝，莫我肯德，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硕鼠》“鸱 鸱 ，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恩斯， 子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莆户，今汝下民，或敢辱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畜租，予口卒 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 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哓哓” ——《鸱 》硕鼠、鸱 的形象跃然纸上，不言而喻。以上是用动物起兴，用植物起兴的例子也很多：“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 ，我相此邦，无不溃止”——《大雅、召 》这是用天汗成灾，水中枯槁的浮草，来比国家的动乱。又如：“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曰用饮食，群黎百姓，偏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曰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天保》诗尾这是用高山、曰月、松柏比喻国家安定稳固。和前面一章一样，也属明喻手法。“墙有茨，不可不扫也，中莆之言，不可不可不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墙有茨，不可不襄也，中莆之言，不可不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墙有茨，不可不束也，中莆之言，不可不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墙有茨》诗尾。这首诗用难得根除的墙上的蒺藜草，比喻那些贵族老爷们所干的可耻行为，连别人也感到害羞。“中谷有推， 其干矣，有如仳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与之人艰难矣”“中谷有推， 其 矣，有如仳离，条其 矣，条其叹矣，遇之人不淑矣”“中谷有推， 其湿矣，有如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中谷有推》 这首诗用山中的益母草，因遇到山洪被淹没，水退后又被风吹，太阳晒干。任风雨摧残，命运菲薄，干湿不又自己作主，比喻妇人被遗弃，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确可怜，令人同情。“桃之夭夭，其叶荼奏，之又于归，宜其家人” ——《桃夭》这首诗描写春天的桃树，红花盛开，鲜艳绚烂，比喻初嫁少女光艳照人，令人心生爱意，这是借喻的写法。（二） 《诗经》的表现手法对后世民歌的影响1、赋《诗经》中赋的手法对后世民歌也有很大影响，这里从叙事和写景两方面略做探讨。（1）、叙事“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原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乐府民歌〈木兰诗〉诗中对木兰应征、出征、作战、还乡的过程的叙写，其结构同《卫风、氓》中女主人公从婚恋到被弃过程的叙写非常相似。 （2）、写景“遥看是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乐府诗集《折杨柳歌辞》先写景，后写意，和《小雅、采薇》中首段写景可谓异曲同工。2、比兴 我国民歌以南北朝民歌最具特色，民歌中比兴手法运用相当广泛。（1）、在诗前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诗》用急促、单一的织布声来铺垫木兰焦急的心情。（2）用在诗中的“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西洲曲》对莲的描写，实际上是对诗中女子思郎而郎又不至的复杂心绪的描写。（3）用在诗尾的“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诗末两句，用织丝难以成匹喻男女主人公难以结合的遗憾。“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旁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木兰诗》这也是用在诗尾的，用雄兔、雌兔难辨比喻木兰女扮男装的高超艺术。《诗经 》不愧为中华文化史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早期人类心路历程的记载，它不仅影响这中华文化的过去，而且还必将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将来。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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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中心，最初在意大利，16世纪扩大到西欧其他国家。“文艺复兴”的概念在当时已被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所使用。这一名词源自意大利文，一般多写法文。中国曾有人直译为“再生”或“再生运动”，但“文艺复兴”的译法已被普遍接受。当时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衰败湮没，直到14世纪以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这表明了文艺复兴的新文化以古典为师的一面，但它不是单纯的古典复兴，而是反封建的新文化的创造，它表现在科学文艺和艺术的普遍高涨和创新。 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16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因而得名。最初从意大利开始，后来扩大到英、法、德、西、尼兰德其他欧洲国家。由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文化科学知识和各种人才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新文化的发展则必须摆脱封建制度的枷锁和教会的精神统治，固而资产阶级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反对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封建科学的斗争。许多知识分子冲破封建教会的束缚，建立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世界观，强调发展个性，反对神权。主要代表人物有但丁、沙士比亚（文学家），艺术家有达·芬奇、拉斐尔，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刻卜勒和伽利略等。他们为现实主义的文艺艺术和近代自然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米开朗基罗（1475-156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三杰之一，他多才多艺，在建筑、绘画、雕塑、诗歌等领域都具有非凡的才能。其绘画代表作——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创世纪》是一幅取材于《圣经》、描绘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画，整个画面气势撼人，是西方美术史上最为壮观的杰作。《德尔非的女预言者》是画在天顶两侧券拱间的十二位传说中的男女先知之一。画家刻画出女预言者手持神谕、转首回望的状态。她那健美的身姿，洋益着青春的活力；明媚的双眼，蕴含着脉脉深情，充满渴望与期待。这一形象被认为是米开朗基罗笔下最美的女性形象。米开朗基罗的绘画，注重形体刻画，强调表现人物的结构与动势。作品色彩单纯，风格质扑、雄健。由于原画积满灰尘、油烟，故画面比较灰暗。米开朗基罗生活在意大利社会动荡的年代，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所生活的时代产生了怀疑。痛苦失望之余，他在艺术创作中倾注着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在寻找着自己的理想，并创造了一系列如巨人般体格雄伟、坚强勇猛的英雄形象。《大卫》就是这种思想最杰出的代表。《大卫》，云石雕像，像高米，连基座高米，米开朗基罗创作于公元1501－1504年，现收藏于佛罗伦萨美术学院。这尊雕像被认为是西方美术史上最值得夸耀的男性人体雕像之一。不仅如此，《大卫》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它对人体的赞美，表面上看是对古希腊艺术的“复兴”，实质上表示着人们已从黑暗的中世纪桎梏中解脱出来，充分认识到了人诟脑焓澜缰械木薮罅α俊C卓�驶�拊诘窨坦�讨凶⑷肓司薮蟮娜惹椋�茉斐隼吹牟唤鼋鍪且蛔鸬裣瘢��撬枷虢夥旁硕�谝帐跎系玫奖泶锏南笳鳌W魑�桓鍪贝�袼芤帐踝髌返淖罡呔辰纾�洞笪馈方�涝对谝帐跏分蟹派渥挪痪〉墓饣浴? 达·芬奇（1452-1517）——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的芬奇镇上。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公证人，家庭富有。达·芬奇从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他画的小动物惟妙惟肖，于是父亲就把他送到好友，著名画家和雕刻家佛罗基阿的画坊当学徒。1476年，佛罗基阿承担制作《基督受洗》这幅画，达·芬奇担当老师的助手。但是，老师所画的宗教人物墨守陈规，毫无生气。达·芬奇仅在画面一角画了一个侧面天使，然而却充满了人间灵性，显得活泼可爱，生动自然。两相比较，顿使老师所绘的人物相形见绌。倔强的老师一方面为学生的才华惊叹，一方面又自愧弗如，从此放下画笔，专心从事雕刻了。他一生在绘画上孜孜追求，为我们留下许多名垂千古的杰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为米兰圣玛丽亚修道院食堂而作的壁画，取材于《圣经》中耶稣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的故事。在这幅作品中，达·芬奇精彩地刻画了当耶稣在晚餐上说出“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这句话后，他的12个门徒瞬间的表情。透过每个人不同的神态表情，你可以洞察到他们每人的性格和复杂心态。画面布局突出耶稣，门徒左右呼应。坐在中央的耶稣庄严肃穆，背景借明亮的窗户衬托出他的光明磊落。叛徒犹大处于画面最阴暗处，神色惊慌，喻示他心地龌龊丑恶，与耶稣形成鲜明对照。 在这幅画里，达·芬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讴歌了真理与正义，鞭挞了叛徒的行为与邪恶势力。为创作这幅画，达·芬奇付出了惊人的劳动。为准确刻画犹大这个人物，他到各种场合观察罪犯、流氓和赌徒，反复揣摸他们的心态、神态和形态，并画了大量的速写，直到画出他满意的形象。这幅画的巨大成功致使以后的画家没人敢再涉足这个题材。 《蒙娜丽萨》这幅肖像画的原型是达·芬奇朋友的妻子。为作这幅画，达·芬奇先研究了她的心理，为保持她欢愉的心情还特别请来竖琴师和歌手为她表演。达·芬奇极其准确地捕捉到了蒙那丽莎一瞬那的迷人微笑，用精湛的笔触细致入微地描画了她微妙的心理活动。现在你看这幅画时，依然会感受到她的微笑所蕴含的摄人心魄的力量。 达·芬奇不仅是位成绩裴然的艺术家，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深入地观察研究动物、植物、地质乃至人体本身。他还模彷鸟的翅膀，设计了一个类似飞机的飞行机械。他还设计了许多先进的纺车、高效率的机床、冲床，最早提出了地质学的概念，第一次正确、全面地描述了人体骨骼、肌肉和人体比例。他的科学实践为以后的科学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 由于达·芬奇的激进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政治观，使他受到封建宗教势力的长期迫害。1517年已是65岁高龄的他，拖着病躯仍然被迫离开了祖国，侨居法国。两年后，这位艺术巨擎溘然长逝。 拉斐尔·桑德罗——1483年出生于意大利乌尔比诺城，从小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少年时代在著名画家佩鲁吉诺处学画并崭露头角。其绘画志就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齐名，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他所创造的许多理想美，特别是女性美的形象，为后人所难以企及。 青年拉斐尔在初到佛罗伦萨之时，他思想感情单纯，但很快就表现出了一种属于自已的才能，即吸收和改造各种潜在可能性的才华，并顺利的从翁布里亚的多愁善感的传统风格过渡到专门表现宏大戏剧场面的瑰丽风格，成为一位表现人性的画家（画技上，也从线描风格变成涂绘风格）。这以后，他的作品更是很好的保留了其老师佩鲁吉诺的柔美特质，并成功的糅合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开创的许多成就。虽然在世人眼里，他也许缺少了达·芬奇的微妙而敏锐的感受力，甚至在表现力量上也不能与米开朗基罗相匹敌，但他的那种幸运的适度感和他和蔼可亲的性格一样，至今仍使他的作品熠熠生辉，以至日益珍贵和罕见， 拉斐尔在其短暂的生涯中，留给后世大量的绘画杰作。其代表作主要有《订婚》《坐着的圣母》《卡尔代利诺的圣母》《金丝雀圣母》《雅典学院》《圣礼辩论》《圣塞西利亚》和《西斯庭圣母》，同时还有很多优美的肖像画。他留给我们的素描有400幅之多，在素描方法上，和达·芬奇一样，也是先做整体构思的粗略草稿，再精心刻画，使之达到画面的各部分和内容的整体相互和谐、平衡，近乎思想的程度。在素描工具的运用上，他通常根据绘画目的的需要而灵活变动。 总体而言，拉斐尔的艺术满怀慈爱，以一种柔美、典雅的风姿居于理想艺术荣誉的顶端。
最佳答案 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打破了欧洲思想界在封建高压下“万马齐喑”的局面，促使欧洲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精神，它对推动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消灭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 2、文艺复兴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开辟了世界文明的新篇章。文艺复兴使文学、艺术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孕育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文艺复兴促进了科学上的革命，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3、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欧洲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第一、它把人们主要是有教养的人们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发扬了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精神。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第二、文艺复兴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为17、18世纪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来的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瑰宝，永放光芒。 第四、文艺复兴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它打破经院哲学的统一局面，使得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为后来的“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的革命权利”、“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 4、文艺复兴也存在一些缺陷。 第一、文艺复兴运动是资产阶级对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有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它宣扬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性论，同劳动人民的思想和要求存在很大距离。 第二、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和学者们虽然大力表现和发扬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和揭露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腐朽、罪恶，但是他们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和豢养，与之没有彻底决裂，而不愿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 第三、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落后的东西保留下来，如魔法、巫术和占星术等。 总之，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奠定了基础，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有人说,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此话不假. 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思想感情与文学素养的积淀, 是我国千年文明的历史画卷. 然而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生活或是考学求职, 或是商场沉浮, 或是折冲樽俎, 或是绿荫搏杀. 有人说, 古诗词与现代生活相去甚远. 恰恰相反, 我认为, 古诗词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 现代生活的节奏极快，这易使人的心情浮躁难静。古诗词则如清茶，能散净你的烦躁，让你的心在紧张生活的烦躁中降温，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身处教室而心神游离时，不妨读读徐玑的“小溪清水平如镜，一叶飞来细浪生”。它能将清凉之感注入你心而使你心归宁静，使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在你心中荡起涟漪。当你顶着炎炎夏日走在上班的路上时，不妨想想苏轼的“扁舟一叶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它清新的意境会使你惬意很多。 现代生活中总严酷的竞争，这使你在孤军奋战之余多了一分寂寞感。古诗词则如朋友，能体会你所有的感情，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在异乡求学而想家时，不妨读读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你会发觉此诗句了解你的心情。当你过羁旅生涯时，不妨读读温庭筠的“槲叶落山路，积花明驿墙”。穿越时空的界限，诗人与你一道上路！当你无处倾吐与恋人分别的孤寂时，不妨读读张密的“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你会发觉这种想念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的点缀。你为情所困，诗人亦为情所困。所以，古诗词中表达的与你同样的感情，常会陪伴你度过寂寞。 现代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诱惑。诱惑面前的你在对与错间徘徊，一失足便坠入深渊。古诗词则如警钟，及时地敲响，拉你回到对的一条路上，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在金钱与道德间徘徊时，不妨读读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它会告诉你，且不可被金钱搅乱了心性，有悖良心做它的奴隶！当你与领导意见不合，在趋炎附势与坚持真理间徘徊时，不妨读读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它会告诉你，坚持真理吧，莫要用献媚压制自己的真心！你应该有“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梅之品与“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的菊之格。 古诗词如清茶，在过现代化生活的你浮躁难耐时为你降温解渴。古诗词如朋友，在过现代化生活的你欲将心事付瑶琴时与你畅谈——爽快！古诗词如警钟，为过现代化生活的你徘徊不决时作出提醒——及时！所以，古诗词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如果你已忘记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这颗明珠，何不现在就打开书卷，试着在油墨香中品读诗词呢？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文章简介：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摘要：在进行古代诗歌鉴赏的时候，注意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关注诗歌的题目，尽可能全面的了解作者，解读诗句的具体含义，合理地补充、想象，总结明了诗人的思想感情，关注所设问题的具体指向等鉴赏方法，可以提高对古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关键词：古代诗歌；鉴赏方法诗歌鉴赏是具体的一系列的过程，下面我们按照一首诗以及诗后的问题的顺序来详细的讲解诗歌鉴赏的具体操作方法。一、关注题干中提供的朝代信息试卷中的题干表述形式往往是“阅读下面一首×（朝代）诗，然后回答问题。”朝代的不同，国力的差别，往往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乃至形成相应的诗歌流派，表达类似的思想情怀。比如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初唐时期，由于国体初建，百废待举，浮艳淫糜的南朝齐梁诗风不能适合时代的要求，诗人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开拓诗歌的题材领域，创建清新刚健的风格成为诗人的追求。盛唐时期，唐帝国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一方面小康人家，一方开疆拓土，清秀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豪迈的边塞诗派应运而生。中唐时期，直面现实，兴利除弊，诗人仍然向往盛唐的强大。晚唐时期，兴国无望，诗人哀伤的情绪笼罩诗坛。试题中诗歌的作者，大多出自唐朝，知名度也比较高，学生一般不会陌生，所以对唐朝的历史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他朝代的国家势力、民族矛盾等也应有所了解。了解朝代乃至某一时期的特点，就对诗歌的总体风格有了一个宏观上的了解，解答诗人的思想感情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二、关注诗歌的题目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看到一首诗歌后，马上就其诗句进行分析，根本不去关注诗歌的题目，结果往往答非所问。如：《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诗后问题是：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关注了题目中的“闻笛”，再加上第三句中的“闻”字，肯定会明白“闻”的对象——“折柳”是一种曲子名。再联想到“柳”与“留”的谐音关系，“折柳”的“惜别怀远”之意就会十分明了，如此，本诗所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近试上张水部》（唐·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后的问题是：本诗抒发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如果我们不关注诗歌的题目，只是关注闺中琐事，那回答恐怕就差之千里了吧！同时本诗运用“比喻现意”的表现技巧也就无从谈起！《观书有感》（宋·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后的问题是：这首诗采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表达了怎样的“理趣”？如果只看诗句，无视题目，就无法正确回答采用了何种表现手法.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文明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它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我国之所以是历史悠久、有着璀璨文化的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这神州大地上能生存、繁衍、发展、进取，也是基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绵延。中国诚所谓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苦难中始终蕴育着勃勃生机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咏农诗歌更是时刻在记录着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农业发展。当然，从某种角度我们也不难发现，不仅中国的咏农诗歌记录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国农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咏农诗歌的发展，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咏农诗歌既有贴近大自然，与大自然产生亲切的生命共感，达到与自然间的主客交融、物我为一的真实古代务农者的真实生活写照，也有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剥削劳动者的黑暗的社会情况的描写；既有对农夫们创造农业具械的智慧和好丁们在劳动中的表现出的集体精神的高度赞扬，也有对农民世世代代担负沉重的租税，以致家破人亡的悲惨政治局面所表达出愤慨不平之情，中国古代咏农诗歌出呈现出的画面无不最真实最直接的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是中国农业历史的另一种体现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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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比较文学是文学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在写作比较文学论文时,一个好的选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大家文学修养素质、以及投稿时期刊杂志编辑的选择,毕竟题目作为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比较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2、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4、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5、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6、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象与方法7、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辩证观念8、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9、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 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0、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11、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2、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及元-泛比较文学论13、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4、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5、跨文明研究: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6、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17、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18、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19、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20、比较文学"危机说"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