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态度是偏激的，而老舍的态度则是温和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直接相关，而其目的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而老舍在步入文坛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又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并不合拍，所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只是他通过“城与人”的关系对“市民世界”进行探讨时所作的文化反思。 老舍和鲁迅都看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心理和性格上所带来的深刻印痕，但当两者将这种认识渗透到国民性批判的创作实践中去的时候，则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鲁迅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等多个角度去洞察社会，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习惯于把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和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老舍的批判则完全不同于鲁迅的这一批判模式，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地投放在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的揭示和批判上。“老舍以他特有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形式，在丰富开阔的中西文化对比中，从宏观的角度广泛地透视了国民的精神状态。” ①老舍打小就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阶层，对流传于其中的各种文化都了如指掌，多年的留学英国的经历，西方的文化熏陶又使他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具备了宏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当他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去关照两个民族的文化时，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糜烂的传统文化给中国民族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在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市民性格的劣根性和国民人格的丧失。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一切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于是，执着于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研究和分析国民性的一切问题便成了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的主旋律。这相对于鲁迅多角度、大范围、重现实的批判来说，又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新特点，尽管温和的文人性格使他的批判缺少点鲁迅那样的尖锐，对文化的批判也过于绝对化，但这并不能抹杀他这一独特的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如此执著地从文化角度将国民性问题解读得如此透彻的人也就只有老舍一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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