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学术论文5000字

我有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习，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绝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绝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忘记我!”这个熟习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绝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作“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绝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0-9-24 20:9:41 点击：27次 赵轶男（安徽电气工程学校 安徽合肥 230031 ） 摘 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小说创作是对先生女性思想阐述的重要方面，他笔下的人物丰富多样，尤为突出的是对女性个性、思想的描写。其对女性形象刻画分为两个来源：一是农村妇女形象，一是知识女性形象。先生揭示出女性在旧中国中的悲剧命运，探求女性未来生活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等女性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从而概括出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所特有的三个基本思想主题:首先,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其次，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再次，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这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三个基本思想主题之间相互交融，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宏观特点。 关键词： 鲁迅先生 女性形象 悲剧 关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他的小说创作.鲁迅先生的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是相当广泛的。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中所说的他写的小说内容都是使他“不能全忘却的”回忆。很明显，先生写小说，往往当作回归到他回忆中的旧中国去游历和探索，因此，他的小说绝大多数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绍兴①。这也正如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承认：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说他写小说是要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 ②。因此他深入到中国国民的灵魂之深处去思考、寻验。对于时代与民族而言，鲁迅先生无疑是超前的。因此他无论生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他总是在思考着人的觉醒和解放，主要是那些在旧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封建制度及礼教长期束缚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是凄惨的，人格尊严是受到无情地践踏的，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因为旧中国的三纲五常中女人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她们成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压迫下的玩具，甚至至死也摆脱不了被欺瞒的命运。鲁迅先生一直深切关注妇女问题，并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却大都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类：一是旧社会农民妇女形象，她们多贫困交加、愚昧麻木，如：杨二嫂、单四嫂子、吴妈、祥林嫂、九斤老太、七斤嫂等；二是城市女性形象，她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个性的自由解放,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获得个体的人身自由，如：子君,爱姑。鲁迅先生是如何思考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以及女性解放的出路呢？通读先生的小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的主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那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下面就将单四嫂子、子君、祥林嫂三位女性分别给予分析和评论。 一、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二、 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 鲁迅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祝福》里的祥林嫂形象是运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法。作者这样创作的目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先生写小说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将下层社会民众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显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所以鲁迅先生要用小说强调和放大的思想，要开拓的知识，焦点在于“旧社会的病根”，然后“设法加以疗伤”。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在《祝福》深深地体会出来。而其中焦点不言自明——祥林嫂。《祝福》的情节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这儿就不加以赘述。我们来看看作者写《祝福》时候的社会时代的背景，当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到来。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使鲁迅不断地加强了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并开始接触各种思潮。他从同情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展到对妇女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是他向封建旧势力战斗，为新事物“呐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收在《彷徨》里的第一篇小说《祝福》则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轰炸。应该也是《祝福》思想性深刻的一个原因吧。鲁迅先生看到了在旧社会的下层女性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节烈观，因为她们对节烈观看得很重，甚至把它奉为圭臬。在封建时代节烈观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派生物，先生通过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男权中心文化，揭露了节烈的腐朽和残酷，也就通过这一窗口看到了整个男权中心文化奴役、压迫妇女的本质，从而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同时，先生又为女性觉醒和解放想出了一条道路，即实现女性“人之自觉”。只有女性自身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才能有所醒悟，也从而打破圭臬实现自由。 《祝福》写的深刻处，应该就在于它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更充分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宗法统治，如何用它的黑暗触角时时处处给祥林嫂以残酷的打击，使她无可逃避地步步被逼向死亡的陷阱。威压着祥林嫂命运的，不只是鲁四老爷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它的统治支配着政治、经济以及宗族、宗教和道德的一切方面，象一张无形的黑网笼罩着祥林嫂。但是，渗透着作者冷隽的笔调的，又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愤怒和悲哀啊！冷酷、令人窒息的冷酷，不断挤压着祥林嫂，使她无可逃避，更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祝福》的开端写了“送灶”，结尾写了“祝福”之夜。那是作者刻意安排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庆景象。纷飞的瑞雪，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但就在这喜庆的祝福之夜的纷纷拥抱中，勤劳的一生的祥林嫂却死于灾难深重的饥寒交迫与惨烈的精神戕害。这就是“天地圣众”所给予她的“无限的幸福”！祥林嫂死了，那她是否就解脱了呢？我想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在受尽肉体的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弄凌辱后，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承受锯刑）。鲁迅先生在表现农村妇女所受压迫的痛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深度，至今也少有人超越。祥林嫂的形象也成为一个艺术的典型。整篇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同时也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度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的决裂的精神。 《祝福》中的祥林嫂受到的“关心”来自于柳妈等一系列同属于贫下低贱的劳动妇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又是什么？她们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从而产生了冷漠的恶性心理，在强者面前被抑止了的感情蓄积为对弱者的无情精神摧残作了准备，从而得到向弱者身上进行毫无遮拦的宣泄。她们的这种精神病态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有极大的浅薄性、冷酷性。她们中有的是痛苦麻木的自守，极端冷漠的旁观，有的则是无情的精神摧残和怨毒之气的宣泄。可以说这些弱者在自觉不自觉中肯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信条。而鲁迅先生对这种人物心理的把握是透彻和深刻的，他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严峻的。对一个无呼唤余地、无反攻能力的祥林嫂来说，这只能是一种伤感而无法申诉的悲剧。先生运用的是一种冷峻的笔法进行描写而非铺排的酣畅淋漓的笔触，因为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悲剧韵味不足以传达那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我们可以将祥林嫂形象概括为鲁迅先生对女性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死”——生命无辜的毁灭；有人会认为祥林嫂在死前有过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就是呈现出微弱的正转状态，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生命道路上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对在此支配的社会关系的朦胧感受，一种思想变化发展的趋势，对艺术悲剧的影响应该是微弱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悲剧，而对她的“回光返照”也正体现出鲁迅先生的一种希望吧。这在《伤逝》中有很好的体现。 三、 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她们的生命奴役残害和绝望抗争 《伤逝》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仅有的一篇以青年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忏悔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悔恨和悲哀”是什么？《伤逝》的内涵得到升华，是否仅仅是涓生感伤和逝去的感情呢？小说不仅歌颂了男女青年子君和涓生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斗争，更深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鲁迅先生也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压迫下得到解放？《伤逝》则成为先生的启蒙主义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同封建家庭决绝的态度，的确是表现了“五四”前后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反封建精神。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发出这个勇敢的呼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坦然如入无人的境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的爱情生活。子君也许会在其他方面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爱情问题上，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子君却是无畏而勇敢的。在涓生的记忆中，无畏的子君决不是感情轻浮的少女，她天真、善良、娴静而又纤弱。子君性格也正是由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寄居在叔父家，在城市上学。以前的她可能一直生活在威严和冷眼中，处于少女时代的子君是同样会有着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谓是不断地新文化、新思想启蒙了她，时代更为她打开了眼界。当她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有一个相知的异性青年涓生，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生活艰难，但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进步的思想，为她揭开了新生活的帷幕。向她表达了挚爱真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并倾心于他，愿意和他携手同行，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当时支持子君的理想是“爱”，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是涓生的爱给了她生活的勇气，使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旧社会的伦理教条。涓生是一位首先接受了新思想而觉醒的青年，他启发和关爱着子君。但同时他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五四”风暴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信条之一就是自由之身，谁也没有干涉自我的权利。 子君对未来美好梦幻激励着她为摆脱封建束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但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很猖獗的社会里，子君比之涓生会有更多的先天弱点，因为她的社会接触不多，她的知识面也不广，但是在她身上值得肯定的是她对新知识、自由美好的渴望和憧憬。我们应该清楚，爱情不是抽象的东西，人也不能生活在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中，更不能生活在抽象的爱里。我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生活艺术化，而艺术也要生活化。所以生存的环境对她们的婚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也必须面对这残酷险诈的人间简单的家具，已经用去了涓生筹来的款子的一大半，而子君也卖掉了她仅有的金戒指和耳环，为他们共同的家加入了一点股份。但最终的结局是涓生被辞退了。共同的生活使他们有充分相对的时间，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又是沉默……。而子君在新的生活中只能忙于家务，生炉子，煮饭做菜，喂狗养鸡，每每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前额上，手也开始粗糙起来。因为忙，所以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是读书和散步。这也最终造成了他们无爱的结局。也为最后涓生说出他们之间无爱埋下的深沉的隐患。涓生说：“不过三个星期”。就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失去之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了，即所谓真的隔膜了。作者则说出解决的方法“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涓生与子君是太缺乏生活的经济支柱，从而也使彼此爱的理想的斑斓色彩在不断剥落。涓生对子君的热情也在冷却，而对于子君来说，这新的生活又何尝不使她感到困惑，她只得强颜欢笑，操劳家务，目的只是为了分担一下涓生的辛苦，为这个共同的家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这一层面看，子君并没有变。唯一产生变化大概是涓生对幸福的需要观的扩大。因为按照涓生的愿望只是让子君能陪他一起读书、一同散步和聊天，总起来是要生活高雅一点，安闲一点。我想就算他们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满足这种生活。结局大概也只是“一只新笼子”，生活大概也只能模式化、固定化。他们的理想化的爱也不会有“时时地更新、生长、创造”。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于是，本来以为完全互相了解的子君和涓生，现在却疏远隔膜起来，相对彼此的爱已经成了彼此之间的精神负担，所以涓生已经动摇：“我老实说罢；我已经不爱你了！但对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他放弃了子君，因为在他心中认为子君应该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隔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子君是完全无力承受突然来自爱情的打击，她陷入了恐怖之中，离开涓生之后，毫无生存能力的她只能回到旧家庭中，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威严和冷眼里”。这一结局是悲剧性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和沉痛。涓生陷入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忏悔之中“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卸给她了。”“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真实，又是一个多么卑怯的真实。作为生者的涓生就必须还要生活下去，所以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先生赋予其新的生命希望。“如果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乞求她的饶恕”，“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求她宽容，或使她快意……。”正是这一切，给涓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觉悟——“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也反映出先生反抗绝望的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伤逝》的子君的形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女性描写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综观先生的全部小说作品创作，即也就是上文借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三位女性形象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点。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形象刻画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是有侧重地加以描写的。我们在阅读先生的作品时也同样应该仔细地体会和把握，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而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话”的实现上。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读懂鲁迅；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才有可能会理会鲁迅的思想。”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先生曾说：“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我们可以认识到先生写小说上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的，是要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而且把文学和人生的改良和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实际上写了两种人物类型：即前面所说的下层农民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先生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入是与自己的血肉相融的，如上面《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对来说先生对诸如杨二嫂、单四嫂子、祥林嫂的命运是关切和同情的，重在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在她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他是带着责任感去描写她们的处境，着重暴露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他逼着读者一起来正视人性的卑劣，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先生最终为女性的人身解放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绝望的反抗，是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对自己的一个反抗。希望无所谓有无，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正视它并且时刻去追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前方是路需要自己去踏过，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他能够穿透现实的黑暗去开掘、体验更内在的更深的被遮蔽的黑暗，进入精神的层面，有的作品还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即超越他的经验来成就一种存在的追问。 四、 结论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不是从一种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思考先生的作品和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应该加以审慎的解读和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在先生的笔下得以产生并且完善，可见先生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深化的。先生曾在《野草》的题词中写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先生所有的作品中亦透露先生的沉默世界，对中国普通贫民妇女的刻画则是先生对当时黑暗社会对普通平民的残害和压迫的控诉，普通大众的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更何况是那些没有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呢？先生描绘的女性形象深刻而难忘，先生抓住了她们的生活细节，用自然平实的语言白描了一个又一个典型而可悲的劳动妇女。参考文献：① 陈漱渝著.鲁迅风波[M]． 大众文艺出版社②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著 三联书店③ 《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④ 《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⑤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 吴中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⑥ 《鲁迅其书》 张杰 杨燕丽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⑧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上册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⑨ 《鲁迅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雇尽?---宇慧按)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奶岢隽搜�剩菏侵泄�私�ニ樟��故撬樟�秩肓酥泄�柯逞讣捌湟换锏幕卮鹗牵褐泄���艿酃�饕宓乃羰苟��ニ樟�＞��庖豢佳椋�逞傅牧⒊∈呛苊飨缘牧恕?/span>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买本《鲁迅杂文精选》。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而混乱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而也就有了激烈的论争。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凶残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论敌进行了有力的挖苦和讽刺。几十年潮起潮落，斗转星移。今天的我们，恐怕应该要用新的眼光来评价鲁迅的论敌即鲁迅作品中的一些名人了。 比如，鲁迅论敌中的最后一位作古者梁实秋，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个散文家、学者。1949 年移居台湾后，长期执教于台湾师大，在教学、创作、翻译等方面颇为勤奋。其散文隽永简洁，堪称大家；学术研究上很有造诣；翻译上贡献卓著。《记念刘和珍君》中被鲁迅指责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1925年8月被免职后，南下无锡，在家乡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1938年，日军侵入苏南，烧杀掠淫，无恶不作。杨精通日语，一旦见此，怒詈日军，尽力保护妇女，终被日军秘密枪杀。杨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敬业精神可嘉；以一弱女子而慷慨捐躯，民族气节可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及到的“反面人物”章士钊，早年是反对满清的激进派；“五四”运动前后，资助过到欧洲求学的留学生。1949年，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平。此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曾多次为国仗义执言，直至上书毛泽东主席。此外，林语堂、胡适、周作人、陈源（陈西滢）等，现在出版了他们的许多著作，也有许多介绍他们的文章，有的还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在教学鲁迅作品，涉及有关历史名人时，就不能不引导学生去科学地评价他们，回避是不可取的，随意处理也不行。我们对这些历史名人，既不能低评，也不能高估。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既要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又要考虑他们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全面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同时，我们应当向学生讲明这样几点。1、对一个人盖棺论定，是后人的事；鲁迅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的论敌作出全面的评价。2、鲁迅一生，从未与强权结盟，他对他的论敌的批评，无法律效力，也无行政措施，对对方不构成人身伤害。3、最重要的一点，鲁迅与他们的论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林语堂，鲁迅与之交往较多。鲁迅撰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直接原因，确实就在于林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在该文中，林认为“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主张“费厄泼赖”。在大革命高潮中，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当的。于是鲁迅撰文加以批评。在鲁迅的批评和“三·一八”事实的教育下，林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积极参加了“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林语堂自传》），并成了《语丝》全盛时代“打狗”的先锋。1926年5 月，林离京去厦门，鲁迅为他饯行，并摄影留念。同年7 月，鲁迅接受林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厦大的一段生活中，受到林的悉心照顾。可见他们的情谊还是很深的。至于后来他们的分手，是另外的原因。从他们关系的疏密反复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对某一论敌的批评，仅仅是限于某一个特定时期；离开这一个特定时期，鲁迅是不会批评这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