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承气汤剂型研究论文

有区别“经典名方”必须具有“三定八性”的特点，即组方结构固定、药物质量稳定、临床效用确定，具有有序性、恒定性、可变性、稳定性、整体性、可控性、有效性、安全性。组方结构固定“经典名方”的组方结构是固定的，具有有序性、恒定性和可变性。①有序性是指方剂的组成是有序的，它是按照“君臣佐使”的结构进行组方，按照“七情合和”的原则进行配伍。如《伤寒论》麻黄汤，由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四味药物组成，以麻黄为“君”、桂枝为“臣”，“相须”为用，辛温发汗解表；“佐”以杏仁，降利肺气，与麻黄配伍，一宣一降，以恢复肺气之宣降，加强宣肺平喘之功能；“使”以炙甘草，既能调和麻、杏之宣降，又能缓和麻、桂相合之峻烈。四药合用，发汗解表、宣肺平喘，主治外感风寒表实证。②恒定性是指方剂的组方是恒定，尤其是基础方、代表方，药物的组成是恒定的。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组成，是治疗脾胃气虚证的基础方，后世众多补脾益气方剂多从此方衍化而来。又如《温病条辨》银翘散，以银花一两、连翘一两、苦桔梗六钱、薄荷六钱、竹叶四钱、生甘草五钱、芥穗四钱、淡豆豉五钱、牛蒡子六钱，上杵为散，每服六钱（18克），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功能辛凉透表、清热解毒，主治温病初起，发热无汗，或有汗不畅，微恶风寒，头痛口渴，咳嗽咽痛，舌尖红，苔薄白或薄黄，脉浮数；是辛凉解表的代表方剂。③可变性是指方剂药味的加减、药物剂量的调整、药物剂型与给药途径的选择是可以随临床病证的改变而变化的。如《伤寒论》大承气汤，由大黄、厚朴、枳实、芒硝组成，治疗阳明腑实证；去芒硝，减少厚朴、枳实用量，即《伤寒论》小承气汤，主治阳明腑实轻证。《金匮要略》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的组成药物与小承气汤一样，为大黄、厚朴、枳实，但剂量不同，方名不同，功用也不同。小承气汤重用大黄为君，以泻下为主，泻热通便、消积除满；厚朴三物汤重用厚朴、枳实为君，重在行气除满、泻热通腑；厚朴大黄汤重用厚朴为君，理气逐饮、荡涤实邪通腑。若见急腹症肠梗阻阳明腑实证，可用承气汤类药物灌肠治疗，效果更好。药材质量稳定“经典名方”质量的稳定与保障，离不开组成药物的基源、产地、炮制、用量、剂型和煎服方法，尤其要注意“经典名方”的关键信息“药材基原、饮片炮制、药物剂量、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的古今变化和现代研究，做到五个明确。①明确基原。厘清历代药物基原及其变迁情况、现代标准规范以及植物志等关于该药材的情况，结合当前种养殖生产情况，综合考虑古籍记载、历史变迁、当前实际等因素选定所用基原。②明确炮制。梳理相关药物炮制古今发展脉络，明晰历代主流炮制方法，结合原方所提的炮制要求，结合当前工业化生产水平，综合加以考证，确定可行的炮制方法。③明确剂量。系统研究古代度量衡与现代对应关系，探索计量单位的折算方法，在尊重原方药物用量、考证历史变迁、结合现代研究及保障处方安全的基础上，明确古方计量单位折算现代剂量方法，明确组成药物相关剂量。④明确功能主治。系统梳理方剂源流演变，对其功能主治和处方组成进行研究，在与古籍记载原义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广为认可的现代教材等功能主治表述，确定方剂功能主治。⑤明确用法用量。系统研究古方的传统的剂型、煎煮方法、服用次数及用量，结合当前工业化制药生产技术水平，综合确定可行的制备工艺参数、质量标准、使用说明。临床效用确定“经典名方”是针对疾病主治病证的病因病机，立法处方、随证用药，功能主治效用是确定的，具有整体性、可控性、有效性和安全性。①整体性是指方剂针对主治病证的病因病机，按照组方原则的要求，组合成为治疗疾病的整体形式，概言之，就是方证对应、方证一体。如热证中有热在气分、营分、血分、以及虚热、实热之不同，故清热方剂中可分为清气分热、清营凉血、清退虚热、清脏腑热之不同。清气分热方剂，以《伤寒论》白虎汤为代表，由石膏、知母、粳米、甘草组成，具有清气分热，清热生津之功效，主治气分热盛证。清营分热方剂，以《温病条辨》清营汤为代表，由犀角(水牛角代替)、生地、银花、连翘、元参、黄连、竹叶心、丹参、麦冬组成，具有清营解毒、透热养阴功效，主治热入营分证。清血分热方剂，以《外台秘要》犀角地黄汤为代表，由犀角（水牛角代替）、生地黄、芍药、牡丹皮，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散瘀功效，主治热入血分证。清虚热方剂，以《证治准绳》清骨散为代表，由银柴胡、胡黄连、秦艽、鳖甲、地骨皮、青蒿、知母、甘草组成，具有清虚热、退骨蒸功效，主治肝肾阴虚，虚火内扰证。清脏腑热方剂，又分别以清心热的《小儿药证直诀》导赤散、清肝热的《医方集解》龙胆泻肝汤、清肺热的《小儿药证直诀》泻白散、清胃热的《脾胃论》清胃散、清肠热的《伤寒论》白头翁汤为代表。②可控性是方剂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根据疾病的状况和疾病发展的趋势，调控药物发挥作用的方向；调控药物治疗的范围，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组成，具有益气健脾功效，主治脾胃气虚证。若脾胃气虚兼脘腹胀闷者，属气虚兼气滞，加陈皮理气化滞，为《小儿药证直诀》异功散；若脾胃气虚兼有咳嗽、痰多、痰白清稀、气短者，属气虚兼痰湿，需加半夏、陈皮理气化痰，为《医学证传》六君子汤；若脾胃气虚兼有脏器下垂、脱肛、久泻久痢者，属气虚下陷，需四君子汤去茯苓，加黄芪、当归、陈皮、升麻、柴胡，为《内外伤辨惑论》补中益气汤；若气虚兼有头晕、心悸、舌淡、脉细，属气血两虚，需四君子汤加熟地黄、白芍、当归、川芎，为《瑞竹堂经验方》八珍汤；若气血两虚兼有阳气不足，加黄芪、肉桂，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全大补汤。③有效性是“经典名方”源远流长的根基，也是决定“经典名方”最终能否开发成为中成药上市服务人类生命健康的关键。“经典名方”的有效性是指经过古代医家长期临床实践形成，疗效确切、具有明显优势特色，并经临床验证与实验研究，目前仍广泛应用、行之有效的特性。“经典名方”有效性，要求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药品名称，应与古代医籍中的方剂名称相同；应规范表述处方来源的朝代、著作及作者，提供原文记载的处方药味组成、炮制方法和剂量，同时说明处方中每一药味的规范名称，提供原文记载的功能主治、用法用量；要应用中医理论对经典名方主治病证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进行论述，对处方的组成原则（如君、臣、佐、使）及药物配伍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历代方义及其相对应治则治法的衍变情况，并注明文献出处。要应用文献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既往有效性研究结果及临床应用情况，总结分析反映经典名方有效性的药理药效、临床应用资料，重点阐明其在当今临床应用的价值，同时对市场前景的预测加以论述。应提供申请人对主要研究结果进行的总结，对所申报品种的综合评价，按有关规定起草的药品说明书样稿、说明书各项内容的起草说明、有关有效性等方面的参考文献。④安全性是“经典名方”的基础，事关重大民生和公共安全，事关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经典名方”的安全性是指按规定的适应症和用法、用量使用后，人体产生不良反应的程度。国家发布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制定的遴选范围和遴选原则》明确要求，处方中不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收载的大毒药材，处方中不含有十八反和十九畏等配伍禁忌。然而“经典名方”的安全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取决于“经典名方”制备成中成药上市前的安全评价、中成药风险与收益量化评价，不追求“零风险”，而要求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使其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首先应按照现行中药复方制剂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的技术要求，在通过GLP认证的机构进行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总结、安全药理学试验、单次给药毒性试验、重复给药毒性试验、遗传毒性试验、生殖毒性试验、致癌性试验、制剂安全性试验（刺激性、溶血性、过敏性试验等）、其他毒性试验。非临床安全性研究综合评价方面，分析各项非临床安全性试验结果，综合评价各项试验结果之间的相关性，种属和性别的差异性。综合现有的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分析说明是否支持申请品种的上市申请。安全药理学试验方面，根据需要进行安全药理学试验，可以用文献综述代替试验研究。单次给药毒性试验方面，可进行至少一种动物的单次给药毒性试验。重复给药毒性试验方面，可先进行一种动物（啮齿类）重复给药毒性试验，当发现明显毒性时，为进一步研究毒性情况，再进行第二种动物（非啮齿类）的重复给药毒性试验。若适用人群包括儿童，还应提供支持相应儿童年龄段的幼龄动物重复给药毒理学试验资料。过敏性（局部、全身和光敏毒性）、溶血性和局部（血管、皮肤、粘膜、肌肉等）刺激性方面，主要应提供与局部、全身给药相关的特殊安全性试验资料和文献资料，若制剂为经皮肤、粘膜、腔道等非口服途径给药，需要根据给药途径及制剂特点提供相应的特殊安全性试验资料，如：研究对用药局部产生的毒性（如刺激性、局部过敏性等）、对全身产生的毒性（如全身过敏性、溶血性等）。遗传毒性试验方面，若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发现有异常增生、处方中含有高度怀疑的遗传毒性的药味或成分等，应根据具体情况提供相应的遗传毒性研究资料。用于育龄人群并可能对生殖系统及其功能产生影响的药物（如治疗性功能障碍药、促精子生成药、促孕药、保胎药、围产期用药、具有性激素样作用或有细胞毒作用等的药物），应进行遗传毒性试验。在上市前，应完成标准组合的遗传毒性试验；若出现可疑或阳性试验结果，应进一步进行其他相关试验。生殖毒性试验方面，用于育龄人群并可能对生殖系统及其功能产生影响的药物（如治疗性功能障碍药、促精子生成药、促孕药、保胎药、围产期用药、具有性激素样作用或有细胞毒作用等的药物）以及遗传毒性试验阳性、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发现对生殖系统有明显影响的药物，应根据具体情况提供相应的生殖毒性研究资料。致癌试验方面，若在重复给药毒性试验或其他毒性试验中发现有细胞毒性或者对某些脏器生长有异常促进作用的，或者遗传毒性试验结果为阳性的，应提供致癌性试验。致癌性试验资料一般应在上市前提供。依赖性试验方面，具有依赖性倾向的药物，应提供药物依赖性试验

中医药学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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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药学毕业论文题目

中药方剂治疗宫颈糜烂的临床疗效观察

《组合中药学》及其理论系统的建立

—种基于寒性对照抗原的中药药性物质基础研究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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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安全性问题探悉

论中药的专利保护

论中药的双向调节

攻下清热活血中药对重症胰腺炎大鼠胰腺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1β基因表达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中药的安全性评价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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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外DHBV复制治疗学意义及中药体外抗肝纤维化筛选平台的探讨 抗IBDV中药筛选、作用机制及其临床应用研究

中药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免疫调节作用干预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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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中药联合治疗在围绝经期失眠症中的临床研究

基层医院使用小包装中药饮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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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分析

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常见原因分析

中药治疗下肢骨折术后肿胀118例临床疗效探讨

中药企业创新路径选择——以香港维特健灵和培力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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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外敷及口服扶他林联合微波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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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对LPS诱导单核巨噬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及其差异蛋白质分析 中药四性的研究（Ⅰ）

中药饮片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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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对细胞色素P450影响的研究进展

术前、术后使用中药结合外剥内扎治疗混合痔的临床效果观察 三伏天应用中药穴位敷贴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拟除虫菊酯生殖毒性及中药干预作用的研究

三种中药有效成份抗人绒癌耐药细胞JAR/MTX作用的体外研究

中药“通腑洁肠汤”对不全性肠梗阻结直肠癌术前肠道准备的效果观察 两种中药方剂联合甲氨喋呤治疗异位妊娠的作用探讨

中药四气理论的现代研究

二、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现状论文主要内容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原发性肝癌多具有乙型肝炎和肝硬化背景，起病隐匿，进展迅速，确诊时往往已是晚期，患者生存期较短，预后差。积极探寻符合我国国情，高效且不良反应少的系统化中西医联合治疗方案是肝癌治疗的.重要课题。

对于肝癌的认识，中医认为属于“症瘕”“、积聚”、“黄疸”、“肝积”的范畴。已有临床疗效观察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肝癌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能有效稳定病情，减轻毒副作用，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带瘤生存时间，使部分患者肿瘤缩小;另一方面治疗费用相对低廉。因此中医药治疗成为肝癌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药治疗肝癌的理论基础中医认为肝癌的病因及病机为外受寒邪、损伤脾胃、肝气郁滞、气滞血瘀、结而成积。中医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为主，同时配合益气健脾和疏肝理气，并与手术、介入、放化疗等其他方法联合应用，可起到减毒增效之功效。具有益气健脾、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柔肝止痛等功效的中药经常被用于肝癌的治疗并取得临床疗效，临床应用及现代药理学研究较多为“有毒”中药及活血化瘀中药。

“有毒”中药与肝癌治疗 中医认为恶性肿瘤与“毒邪”有关，因此“以毒攻毒”为重要治疗方法，即用峻猛中药以攻邪。历代医家有颇多论述，如虞抟《医学正传》中“大毒之病，必用大毒之药以攻之”[1]，明代罗天益《卫生宝鉴》“凡治积非有毒之品攻之则不可”[2]。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目前在肝癌的治疗中也经常应用，常用的此类中药有、蜂房、全蝎、水蛭、蜈蚣、蟾蜍、守宫、常山、半夏、天南星、马钱子、巴豆、附子和乌头等。

活血化瘀中药与肝癌治疗 气滞血瘀证是肝癌患者常见临床症候，历代医家常从气血运行失常而致气滞血瘀来探讨肿瘤形成的病机。如《圣济总录》认为“瘤之为义，留置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平和，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应投隙，瘤所以生”[3]。王清任《医林改错》认为“肚腹结块，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4]。

因此行活血化瘀也是中医药治疗肝癌的常用方法，常用中药有丹参、赤芍、三棱、水蛭和等。

中药治疗肝癌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不乏与肝癌相关病症的治疗，这些相关病症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对应是否精确还值得商榷。加强文献学的进一步细化整理研究是深入发掘中医治疗肝癌理论基础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增强中医治疗肝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

2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主要包括中药复方和单味中药的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广泛应用于中医药研究，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医药防治肝癌的机制，筛选抗肿瘤中药复方及单味中药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中药复方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历代古方中可用于肝癌治疗的中药复方较多，临床上常常根据肝癌的不同证型，选取与之对应的方剂进行加减治疗。如李江等[5]通过研究证实，采用水煎法、梯度乙醇提取法及醇水法从小柴胡汤中获得的提取物对小鼠H22肝癌实体瘤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具有提高荷瘤宿主免疫功能的作用。季幸姝等[6]通过观察膈下逐瘀汤对肝癌Bel7402细胞和大鼠肝癌组织中丝/苏氨酸激酶蛋白及FIEN编码蛋白表达的影响，发现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蛋白PA kt水平的降低和PT EN蛋白水平的升高可能是膈下逐瘀汤抗肝癌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杜标炎等[7]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联用对小鼠移植性肝癌自杀基因治疗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其疗效优于单纯自杀基因疗法或单纯六味地黄丸治疗。进一步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含药血清对自杀基因系统10% tk/GCV杀伤大鼠肝癌CBRH7919细胞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且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中药复方治疗肝癌的疗效不可否认，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使其作用机制难以应用单一的药理途径阐明。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个体化诊疗要得到推广，必须进行具有统计学说服力的临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应使临床研究对象的选取进一步细化，在此基础上使中药复方规范化，同时通过网络药理学等方法对中药治疗作用产生的人体综合生物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增强中药治疗肝癌有效性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单味中药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中药单体能在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抗肝癌细胞侵袭及转移、诱导肝癌细胞分化、抗肿瘤血管生成、抑制癌基因表达、促进抑癌基因表达、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等多个环节抑制肝癌的发生和发展。陈小义等[8]研究发现， mol/L及以上浓度蟾蜍灵对SMMC 7721细胞具有显著细胞毒作用，细胞生长相关基因P21wafl/cipl在蟾蜍灵诱导下表达上调，同时受P21wafl/cipl调控的增殖细胞核抗原的表达下降，二者呈负相关，提示中药可通过直接杀伤肝癌细胞和抑制其增殖而发挥抗癌效应。黄应申等[9]以10 mmol/L脂蟾毒配基处理Bel 7402细胞24 h后，发现癌细胞出现凋亡的形态变化，其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细胞;脂蟾毒配基引起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释放入胞质中的细胞色素c增多，促进Caspase 3蛋白活化，抑制Bcl 2蛋白表达，诱导细胞凋亡，其诱导凋亡作用可能通过线粒体通路实现。黄炜等[10]探讨了18 β-甘草次酸和甘草酸对Bel 7402细胞增殖的抑制和诱导分化作用，揭示二者有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和诱导分化的作用。魏志霞[11]研究发现，川芎嗪可提高SMMC7721/多柔比星细胞内化疗药物的浓度，增强多柔比星作用，表明从中药筛选出低毒的多药耐药逆转剂是可能的。

何芳等[12]探讨人参皂苷Rg3联合三氧化二砷对肝癌裸鼠移植瘤模型的治疗作用，发现人参皂苷Rg3能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明显降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人参皂苷Rg3与As203联合应用能明显抑制裸鼠肝癌移植瘤的生长。罗明等[13]通过采用腹腔注射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观察二乙基亚硝胺诱发肝癌的大鼠肝脏病理改变、肝表面癌结节数和血清ALT、GGT、ALP 的变化，发现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组的大鼠体重明显高于模型组，肝表面癌结节数、肝/体重比和血清ALT、GGT 明显低于模型组(P<)。而 ALP 升高，说明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能延缓二乙基亚硝胺诱发大鼠肝癌形成，保护肝细胞免受损伤。

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较中药复方研究更为深入，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中药复方，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相对容易确定，其量效关系及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研究较中药复方易进行。目前的问题之一在于此类研究较多采取的是某味中药的提取物。尽管提取物能在某一方面说明该味中药的生物学效应的机制，但表现的生物学效应与该味中药相比有多少差距尚不能明确;另一方面单味中药提取物的研究往往是发现了某一化学成分的生物学效应或临床疗效，如何将其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疗肝癌结合起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的科学说服力，这仍有不易克服的困难。类似于中药药性本质及其临床效应生物学基础的相关研究为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中药治疗肝癌的临床研究中药联合放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 顾本宇[14]通过观察益气健脾疏肝中药联合化学药物动脉灌注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发现中药联合化疗药物治疗组的稳定率为，明显高于对照组的(P<);治疗组 12、18、24 个月的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尤建良等[15]通过观察中药调气行水方联合顺铂、白细胞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疗效，发现该疗法能有效控制腹水，改善体力状况，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缓解常见临床症状，提高疾病控制率，提示配合中药能减轻化疗药物及生物反应调节剂的毒副反应。

目前中药联合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主要在临床有效性方面，阐述其有效机制的研究尚少，进一步深入研究须说明为什么联合中药会有较好的效果，这一点须要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来寻找中药疗效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这也是今后中药临床有效性的重点研究方向。

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 目前肝癌治疗普遍采用的根治性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和肝移植，约30%～40%患者采用此法，肝移植的总体疗效优于手术切除治疗。 现阶段肝移植治疗肝癌的最佳适应证仍为米兰标准，但由于移植器官不足，对移植适应证的扩大应慎之又慎，术后的复发和转移是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通过使用药物预防或延迟肿瘤的复发，针对肿瘤生物发生途径中的关键分子进行靶向治疗也可使肝癌治疗发展日趋完善[16]。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如陈立武等[17]通过观察中药全身治疗与手术相结合的协同作用，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30例)在手术前1周开始复方中药治疗并于术后续行中药治疗，对照组(30例)只作单纯手术治疗，比较2组的疗效、生存率及并发症。结果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24、36 个月生存率有显著差异(P<)。

提示在肝癌围手术期中应用复方中药可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及累计生存率。

中药复方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症候的改善、生存率的影响、并发症的减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相关临床资料的样本数较少;

症候学改善等尚未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未能深入分析其疗效的生物学机制等。进一步的研究须要扩大样本数量，建立症候学统一客观化评价体系，同时深入研究其疗效改善的机制，才能增强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中药介入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晚期肝癌患者常因伴有明显的器质性和功能性改变，难以进行手术治疗。肝癌介入治疗作为中晚期肝癌患者可选择的重要方法，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存在的问题为化疗介入药物多可造成肝功能不同程度的损害，介入药物的不良反应又严重影响中远期的疗效。因此介入治疗中如何减少肝功能损害是治疗的重点。通过大量临床实践，目前已筛选出许多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及其有效成分，与肝动脉化疗栓塞介入疗法结合进行研究，为肝癌的介入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李琦等[18]进行了去甲素微球介入治疗大鼠肝癌的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此疗法对大鼠肝癌有较好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栓塞肿瘤微血管，缓慢释放去甲素，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下调肝肿瘤细胞Ki-67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相关。

冯敢生等[19]将白及用于肝动脉栓塞治疗肝癌，并与明胶海绵对照。结果表明，白及具有强大的栓塞作用，侧枝循环形成均在6个月以上，介入治疗间隔时间长，肿瘤坏死、缩小率及1、2、3 年生存率均优于明胶海绵。陈武进等[20]研究认为，采用酸钠联合常规化疗药物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患者可明显降低甲胎蛋白，提高疗效，同时减轻化疗药物对骨髓的抑制。以上研究表明，中药介入治疗具有增强免疫、抗炎、抗病毒和促进黏膜修复等作用，对肝功能无明显损害，无骨髓抑制，并有升高白细胞等作用。这些优点使中药可能部分或完全取代西药，成为肝癌介入治疗较理想的栓塞剂。

中药在肝癌的介入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中药介入治疗能减轻不良反应，使患者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而且中药资源丰富，经济合理，有利于减轻治疗负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的介入治疗总体上发展仍不够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可从规范治疗方案，合理选择介入治疗药物，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研发抗癌中药新制剂和新剂型等方面进行。

其他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药用于肝癌的治疗方法除口服和介入注射外，还有许多新的途径可用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中药穴位注射治疗肝癌也被证明有明确的临床疗效，如胡军和瞿晓东[21]每天1～2次以丹参注射液、柴胡注射液或黄芪注射液进行双侧足三里、阳陵泉、曲池及内关注射。内关穴1 ml，其他穴位2～4 ml，4穴位交替进行，能够明显缓解晚期肝癌疼痛。中药瘤体内注射也可用于晚期肝癌的治疗，如涂小煌和戴西湖[22]曾应用超声引导下瘤体内注射去甲素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取得较好疗效。

中药治疗肝癌的方法较多，形式多样，从方法学的角度讲，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须要注意如何更好地将这些方法进行合理的推广应用，同时临床疗效的观察还须进行严谨的实验设计，以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对于中药治疗肝癌的深入研究，须要更细化更严谨的文献研究为治法用方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运用网络药理学等研究方法，从多学科交叉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出发，探寻中药疗效可能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对单味中药及复方治疗肝癌的综合生物学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进一步合理选择治疗药物，规范治疗方案，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深入研发抗癌中药制剂和剂型，充分发挥中药治疗肝癌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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