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醒狮杂志

严正辟谣：从拿破仑“睡狮说”真伪谈起许多人都熟悉一句“拿破仑名言”，说拿破仑一世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然而尽管拿破仑时代的档案保存较完整，当时已很发达的欧洲媒体也记录下这位风云人物的许多言行，这段“睡狮说”却毫无下落。最早记载“睡狮说”的，是1887年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这篇文章是曾纪泽在驻英俄ilangguo公使任上，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的论文《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这篇论文发表的目的，是阐述个人对中国内政外交，及列强对华政策的意见。曾纪泽是曾国藩次子，清末著名洋务派人物和外交家，对欧洲事务较为熟悉。但曾毕竟是外国人，且他发表此文时，拿破仑已去世66年，且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普及性政论文章，谈论主题是中国事务，“睡狮说”仅是比拟，且文章虽提到“睡狮说”，却并未提及拿破仑，更不用说把“睡狮说”的“专利”放在拿破仑头上——从这篇由作者本人亲自翻译成文言文汉语的著名论文文意中揣摩，“睡狮说”的首创者，很可能即曾纪泽本人。“睡狮论”在国内广泛传播，则是1899年梁启超《动物谈》的发表，这篇后来被收入《饮冰室合集》的文章提到“睡狮”，但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睡狮”并非比拟中国，而是所谓“弗兰西斯肯之怪物”，即形状像狮子、但实际为机械玩偶，且发条生锈无法运动的东西。梁启超将此物比拟为庞大而腐朽的中国，并明确指出此说来源于曾纪泽。1903年，邹容《革命军》中称中国革命是“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而与邹容齐名的陈天华，其自杀后留下的最后一篇著作、未完篇的现实/玄幻体小说《狮子吼》，同样将中国比喻为睡狮。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创办《醒狮》杂志，自此“睡狮说”大行其道。由于曾纪泽和梁启超都是当时革命派所避讳的名字，一些有心人就刻意将“睡狮说”比附在外国人身上，江苏留日学生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首先将这一“专利”给了当时知名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称他“数十年前已有毋醒东方睡狮”之言，而当时遍布全球的华人留学生、革命党报刊，则将这句名言警句分赠给“英国下院议员”、“某西人”、“西人”、“德皇威廉”等，而最早明确将之归在拿破仑名下的，则是胡适，1915年3月他为前一年底所作《睡美人歌》写的说明，称“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这段话几乎和如今流行的“睡狮说”如出一辙。但胡适本人并不赞成“睡狮”的比喻，认为“睡美人”更适当，并称“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此语”，表明“拿破仑睡狮说”是他听来的，自1910至1917年，胡适一直在美国留学，可见这个说法最初是旅美中国华人、很可能是旅美中国留学生的“发明创造”。拿破仑可能谈及过中国话题，但史无明载。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高吹万在金山创办《觉民》月刊。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曾任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在东京期间积极参与革命报刊的宣传活动。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加《二十世纪之支那》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同年秋又主编《醒狮》月刊。高天梅为了寻找革命真理联合革命志士旋即离家东渡日本留学。1905 年初与宋教仁订交，成为革命密友，是年创刊了《醒狮》杂志以促进国势之变化（封面狮吼图由李叔同设计绘制）。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前， 《醒狮》被认为是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本刊物。1905 年7 月份孙中山先生由欧洲抵日本，高天梅参与了和黄兴等人的会见，筹组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中第一位上海籍会员，8月份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时被推为江苏省主盟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回国后，又与柳亚子、田桐等编辑《复报》，该报是在国内大体编好后，寄往日本印刷出版的特殊报刊。清宣统元年（1909年）与陈去病、柳亚子等创立南社，为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曾创办健行公学与钦明女学，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民国6年（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护法”，他于民国7年（1918年）与民国10年（1921年）两度南下参加非常国会。民国12年（1923年）被卷入·曹锟贿选事件，被诬为“猪仔议员”。辑有《天梅遗集》。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夫，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入私塾，1899年入漳江书院读书，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学院，他在长沙创办《长沙俚语日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宣传。1904年3月，宋教仁与黄兴等在长沙创办革命团体华兴会，8月组织了湖北省第一个革命小团体枣科学补习所。华兴会成立后，策划进行反清武装起义，宋教仁负责发动常熟地区，后因事机泄密，他被迫逃亡日本。宋教仁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就读，1905年与田桐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该刊设有论说、学说、政治、历史、军事等栏，宣传爱国、革命思想，宋教仁除写了多篇文章倡导反清排满外，坚决主张用黄帝纪年取代当时一般中国报刊用帝王纪年的作法，以示与清政府决裂，后该刊被日本当局以妨害公安的罪名下令查封。《二十世纪之支那》停刊后，宋教仁又在留日学生创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清庭的假立宪与沙俄对我国的侵略行径，痛斥袁世凯镇压反帝爱国运动的罪行。1905年，宋教仁参加了同盟会，被推举为司法部检事长，他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自任庶务干事和撰述员，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烈士陈星台小传》等文章和译文，介绍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展史，痛斥清政府镇压革命的罪行，哀悼为革命献身的烈士。1907年，他赴东北组建同盟会辽东支部，策划武装起义，后因会员被捕无法举事而逃往日本。在日本，他从事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发文论证间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我国领土的阴谋。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在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任主笔，该报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报，是同盟会在上海的宣传阵地和通讯联络机关。所撰写的评论以宋教仁和徐血尔两枝笔最为锋利，宋教仁以渔夫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瓜分的严峻形势，揭露清庭的假立宪阴谋，并对四川保路运动进行了一系列评论，热情地支持了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他的知识广博，议论深刻透彻，文风豪迈犀利，很受一部分读者的推崇。得力于他的努力，《民立报》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革命报刊，发行量最高达日销2万余份。1911年4月，宋教仁赴香港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未成。同年8月，任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干事。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赶往武汉，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随后赴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建工作，1912年1月，任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为防止封建官僚特别是袁世凯这类“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专政，在关于政体组织形式的商议过程中，他反对实行总统制，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因此与孙中山等领导人发生了矛盾，致使有人误会他贪恋总理一职。为了保证内阁制的推行，宋教仁积极从事政党活动，1912年3月，同盟会为改组为公开的政党，推宋教仁为政事部主任干事，负责研究政治上的一切问题，联络会员，以统一党见。4月，他任北京政府农林部长，不久辞职。8月，他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反袁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期望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实现其责任内阁的主张，但他急于求成，改变了同盟会的一些革命主张，放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并将一批官僚政客拉入党内，使国民党成分复杂，革命性大受影响。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身为理事长的宋教仁为了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在回乡省亲后，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上海，一路发表演讲，这使一心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十分嫉恨，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当宋教仁准备乘火车北上时，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暗杀，于22日去世。1924年，革命党人在上海闸北辟地建成陵墓，安葬宋教仁，称宋公园，墓前置宋教仁的石像。该墓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宋教仁传俣胡宋教仁者，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也。光绪八年（1882）清明生，薄有家业。十二岁丧父，转贫而好学，性沉毅果敢，有见识，善交际。少入漳江书院，从黄彝尊、瞿方梅读，学经史舆地掌故。尝与同学夜登漳江阁，慷慨曰：“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已而中秀才，然厌科举，遂入武昌文普通学堂，于古人独崇汉武。又闻黄克强演说，甚为鼓舞。已而克强赴湘主讲明德学堂，教仁从之，陈天华、张继、刘揆一俱集于此焉，乃组织华兴会，推克强为会长。教仁与胡瑛往设武昌支部，且办科学补习所，与策应也。俣胡慈禧太后七十寿诞，华兴会欲举事于湖南各地。教仁主常德一路，以匮于粮饷，虽变卖家产犹嫌不足，乃赴长沙另筹。至则事已败矣，遂流亡日本。先入顺天中学，继入法政大学，贫难自继，同学多与资助。未几，教日人汉语以周急，困稍解。已而与张步青、陈天华、程家柽、黄克强办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密发国内。未几，孙文携宫崎寅藏访其刊社。教仁既久仰之，今始识荆而叹服。孙文亦异教仁才干。旋有同盟会，教仁为执法部检事，为孙文左右手。复与黄克强办《民报》，大作频仍，多民族主义之作，署名强力斋者是也。俣胡日本文部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陈天华愤而蹈海。教仁恸而诔之，且与胡瑛、杨卓林、宁调元聚众抗议。驻日公使杨枢奏请除名驱逐之，教仁乃易名杨炼，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潜心静默，期年大成。然劬劳成疾，举目无亲，忧怀国事，不禁伏枕啜泣，适有日本同学来访，见而讶惊，教仁曰：“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久而病瘳，教仁以为北方殊无革命热情，乃与白逾桓、吴昆及日人古河赴东三省，欲约马匪起事。马匪李逢春等来归，教仁乃为同盟会设辽东支部，以统一之。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闻同志起事于广东，乃欲举兵辽宁，进逼榆关。事泄，逾桓遭执，教仁乃投吉林夹皮沟韩登举，以图再起。俣胡俄而闻日人组织长白山会，伪托间岛之事，欲夺延边。教仁乃托名贞村，潜入斯会，获其伪证，且往汉城、东京遍搜典籍，剪摘报章，成《间岛问题》一书，论据充分，逻辑清晰，明间岛者中国之固有也。公使闻之，乃购献于外务部，谈判遂逆转。朝廷因识其才具，虚席以待，教仁坚辞不赴，然声名已播于中外。时同盟会经费甚绌，教仁乃译日人所著之财政学，印销国内，得数千元，稍济其事。已而邹代藩献三策。上策曰北方起事，中策曰长江起事，下策曰边疆起事。教仁与谭人凤、林文、何天炯、吕志伊、萧翼鲲、张镇衡、邹永成、周来苏、首绍甫议定，以中策为尚。故武昌之义，实首定于此际也。俣胡宣统二年（1910），赴沪主笔《民立报》，署名渔父，笔伐朝廷，宣扬革命。辛亥年春，党人欲谋广州，促教仁往助。众劝其勿赴，教仁曰：“诸君勿惧，成则为四万万同胞，不成则一颗头颅而已。”遂赴港，继陈炯明为编制课长，一应布告令文，皆出其手。三月二十七日，官府侦知其事，在穗同志皆退入港。次日又觉事尚可行，约展期一日再赴穗。次日午前，官府已次第捣破机关，黄兴乃仓猝进攻。教仁等未至，事已败矣，乃折回香港。沪上同志闻电，初以为教仁披难，不忍卒译，乍闻一宋字，俱面如死灰，定神才知为他人，意始稍苏。然久不见其归来，皆为忐忑。忽一日，教仁翩然归来，众皆欢呼不能自己。其得人如此。俣胡教仁衍述邹代藩之三策。一曰效法葡、土之中央革命，密联北方军队，更以东北马匪为援，一鼓取京城，尔后鼎定全国，此上策也。二曰于长江各省潜伏兵力，俟时并举，创立政府，北伐中原，此中策也。三曰于边疆要塞密组机关，一朝大举，逐次进逼，徐图攻取，此下策也。众仍以中策为尚。教仁乃组中国同盟中部总会，虚会长席，与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为总务干事，各兼庶务、会计、财务、文事、交通部长，史家麐、吕志伊为候补，共组总务会，统揽全局。遣谭人凤赴鄂与居正、孙武、詹大悲合并共进会与文学社为湖北分会，曾杰赴湘与焦达峰、杨任、邹永成、谢介僧组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成赴皖组安徽分会，吴永珊赴川组四川分会，井勿幕于陕组陕西分会。三会直隶总会，策动各省军队，以俟时并起。终议曰：“武昌乃九省通衢，居全国之中，交通四达，同志易聚，惟其东有大江，敌舰易入，西有租界，对外烦难，且铁路密织，清兵可朝发夕至，故应武昌首义，四方群应，使其不能救彼此。”遂定大计。俣胡七月，朝廷颁布铁路国有令，川鄂湘粤各省抗议，川人尤为激愤，朝廷乃命端方调鄂师入川。鄂省同志遂欲乘机起事，遣居正、杨玉如赴沪购枪，且迎教仁往指挥也。正将成行，胡瑛忽电告有变，乃命居正运械先行，自留沪观变，且令范鸿仙、柏文蔚攻南京，李燮和攻上海。俣胡八月十八日，孙武于汉口制弹不慎，爆炸受伤。官警闻而搜，捕杀彭楚藩、刘尧澄、杨宏胜三人。蔡济民、吴醒汉、熊秉坤、居正等遂于次日发难，率新军攻占督署，清军弃城而逃。众拥黎元洪为都督，进占汉阳，声威大振。初，教仁适有微恙，闻三烈士遇难，以为大事已去，怆然不可名状，病益甚。次日闻光复之事，一跃下地，涊然汗出，斯病已瘳。适黄克强抵沪，乃与共赴武昌。推克强为总司令，教仁与胡瑛主外务。时与清军对垒，赖教仁等折冲樽俎，洋人皆守中立，惟日本狡焉启思，欲积极干涉，教仁乃饬日本人曰：俣胡“湖北革命军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军既为公然之团体，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权义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军也。乃独有日本则不然，谓革命军只可目为内乱，而不能认为交战团体。其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且谓如保护租界等手段，只为消极的手段，今宜进而用积极的手段云云，其狡焉启思之心，可谓如见。吾不解日人何以独异于各国，眼中无国际法、无人道一至于是也。吾非谓日人之宜袒革命军也，第以革命军既已成为有组织，有人民之团体，则在国际法伤宜承认为交战团体，固无论其内乱与否。昔日本倒幕之际，官兵与幕府党战，欧洲一二国不尝认幕府为交战团体乎？此其性质亦为内乱，何日人之善忘耶？明明国际法上之惯例，而故意设辞违背，非别有心肠而何耶？至于乘人之乱，而用积极的手段，尤为无道已极。夫所谓积极手段者，非干涉之谓乎？吾人对此亦不暇问其合理与否，吾人惟记忆法国革命大历史。法国革命之际，不尝遭欧洲各国之干涉乎？而法人对之如何者？法国英雄拿破伦对之如何者？日人其不知之乎？今者吾友邦之英、美等国，皆深以维持均势现状为主义，固无连合干涉吾国内乱之虑。然日人苟不自重量者，则其视法兰西矣，日人其省之哉。夫日之所借口者，动以保护日人在长江流域利益为辞。夫外人在长江流域利益孰有过于英国者？美国岂居日本之次乎？然而英、美二国，不闻有乘间窥伺之举也。且英日同盟之再订，犹昨日事，非以维持均势为目的乎？今乃当吾内乱方兴之际，而公然与英、美异其步调，且背英日盟约，日人其将何以对天下耶？此岂果为日人之得策耶？吾愿同洲同种之东邻贤民政治家，对于此问题尚其再三深长思之也。”俣胡教仁草约法，拟组责任内阁，设临时政府于武昌。已而汉阳失守，南京克复，各军却生龃龉，遂与于右任往调停，拥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林述庆为北伐军总司令，徐绍桢为援鄂军总司令。旋赴沪游说，票选黄克强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洪闻之，立通电斥其非法，复于南京改选元洪为大元帅，克强为副。克强坚辞之。以民国设元帅而非总统者，隐有虚席待袁世凯之意。盖世凯虽军迫江汉，却养敌自重，其心似有可用也。不意孙文自海外还，适黎、黄之争，乃坐收其利，四日后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教仁一夜之内，刊繁益简，草成临时约法。故武昌与南京革命，孙文实未与力，盟内厥功至伟者，教仁也。俣胡孙总统自美国还，倾心美国之总统制，教仁则欲行法国式内阁制，遂与相左。时孙欲以黄克强为总理，克强婉辞之，众或主张不设此职。教仁愤起力争，众遂以其志在总理，稍有侧目。教仁乃与居正、田桐往说黄克强，克强始诺。然翌日设国务总理案遭否决，事遂不谐。孙总统初欲以教仁为内务总长，众忌不许，故改为法制局总裁。时流言甚长，皆一笑置之。或劝其驰函自辩，教仁曰：“事实胜于雄辩，岂能诬我。”其自信如此。俣胡民元二月，与蔡元培赴京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世凯迎之于正阳门，倍极隆重。入夜，京中兵变，有持枪者擅入寓所，教仁等避于密室得免。次日，兵祸连衡于天津、保定，风云惨淡，谣诼播兴，世凯以此不愿南下，教仁等乃电请国会准之。三月，唐绍仪组阁，以教仁为农林部长。经月余，订大纲，制法规，设机构，井然有序。然袁总统与内阁争权，唐总理愤而辞职，陆徵祥组超然内阁。超然内阁者，国务委员一律脱党也。教仁素以政党内阁为追求，遂与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同时辞职。先此，袁总统尝予各总长交通银行支票簿一本，听其任意取携，至此辞职交还之期，惟教仁分文未取。总统见而色变，知教仁之异乎众人也。俣胡时于国会，惟共和党风头甚尽，势足以抗衡同盟会，教仁遂欲改革本盟。八月，于北京合并本盟、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会、共和实进会为国民党，选孙文为理事长，教仁等八人为理事。已而国会选举，国民党独得三百九十二席，大获全胜，此教仁之力也。教仁乃与王宠惠返乡省亲，见慈母于堂上。复往湘、鄂、皖、苏诸省遍作演说，倡实业，诋侵略，昭约法，明政党，臧否人物，鞭笞政府，以政党内阁为务，以虚君总统为继，言辞激锐，正大光明，听者如潮，而应者如雷。已而，孙文督视铁路，以教仁代理事长，为本党草具政见纲要，携入北京提交审议。俣胡袁总统素惜其才，今陆徵祥辞职，似欲以其继任总理。然惧其锐，隐而未发，以赵秉钧暂代。时闻教仁演说，知其政党内阁之明志，乃绝此念。赵秉钧深忌教仁，见总统有按刀之意，即命内务部秘书洪兴祖谋刺之。兴祖者，袁总统如夫人弟也，为总统主特务事。复有故共进会员应夔丞者，黎元洪既谗杀张振武，亦通缉夔丞。夔丞乃避祸沪上，入国民党，与教仁等甚熟稔焉，然实已为总统之线人也。兴祖乃命之刺杀教仁，许以重酬。夔丞因易名桂馨，朝夕追踪教仁，由宁之沪。适有晋籍之故清军人名吴福铭者，性凶悍，精射术，流落沪滨，穷极无聊。夔丞见而大喜，乃为其易名武士英，许重金以刺宋也。俣胡民国二年（1913）三月二十日，与黄克强、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北上。临歧往《民立报》辞别同仁，挚友徐血儿劝之曰：“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教仁答曰：“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遂至车站，行至剪票处，武士英刺中其腰部要害。众人疾护送就医，虽用止痛药物，然辗转呼号，惨不忍闻。见黄克强等，嘱曰：“倘我身死，诸公对国事务望勇往直前。”又嘱于右任三事，一曰赠藏书于南京图书馆，二曰倩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三曰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同志闻此，全集榻际，应夔丞亦居然在列也。教仁竟已不能言语，黄克强俯身含泪曰：“遯初休虑，国家大事，我等必将尽力而为。”于是溘然长逝，口目俱张，犹有恨矣。年才三十有二。俣胡先此，教仁自知不起，勉力致电袁总统曰：“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盖袁总统虽有杀教仁之意，而教仁全无疑总统之心也。俣胡未几，武士英为同寓鹿鸣旅馆之二学生检举，巡捕查抄得应桂馨名片，遂捕之，并获往来密件甚详，遂知洪兴祖与赵秉钧，时人故疑袁总统为之。黄克强且挽曰：“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总统急询洪兴祖何人为之，兴祖曰：“为总统出力者耳。”袁极不豫，乃通令自辩曰：“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此事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已而，武士英于囹圄中毒而死，洪兴祖避祸于天津，而赵秉钧竟猝死也。俣胡孙文闻教仁卒，怒发冲冠，疾自日本返沪，欲兴师报仇。黄克强以为国民党乃国会之多数党，且民国之事，自当以法律为之。乃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提议组织特别法庭，司法总长许世英以未经地方而直达中央为僭越，固不允也。孙文乃谋于武汉举事，为黎元洪所破，国民党宁调元、熊越山遭执死难。袁总统更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都督职，李烈钧乃于湖口布檄鸣炮，徐州、安徽、南京、广东、湖南、上海鼓噪并起，此所谓二次革命也。然不出十日，已尽败于中央军，孙黄俱避祸海外，国民党亦遂不见于国会，教仁毕生理想就此尽矣。俣胡教仁毕生心力，致力于学，尽瘁于国，不事生产，以致环堵萧然，凄凉满目。遗体暂寄湖南会馆，凭吊者数千人，素车白马，备极哀荣。已而奉葬于闸北，且立铜像为志，今没不存。俣胡论曰：宋教仁之遇刺，实民国无匹之大事也。以教仁之死，孙文遂违法兴兵，袁总统遂无复掩饰，兵戎为之妄作，议会为之崩摧，约法为之虚置矣。盖教仁本民元约法之父也，父既披难，诸子何为乎？向使教仁不死，孙文不怒，国家未必骤变，军阀未必腾兴也。盖孙文一理想家，素以民主共和为标榜，竟蔑视法理如此，天下折腰之士复何辜哉？使教仁尚在，必不屑此。后世之人，可不察欤？俣胡赞曰：五霸之世，管仲之器。都云器小，孰识其利。五霸不仁，斯世何谓。国丧斯英，国则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