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剧的毕业论文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伴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各个高校的文科学院兴起,并且近年来招生势头火热。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 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的发展 》

摘要：随着现阶段社会经济、 文化 等相关媒体环境集中程度逐渐提高，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习以及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影响。本文基于这一现状，对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下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广播电视编导;现实环境;发展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逐渐兴起，在广播电视节目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现阶段受众对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认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多样化的现实环境影响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发展。随着现阶段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又呈现了新的发展特征，对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下的发展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广播电视编导的政治环境

广播电视编导与政治环境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程度也对政治环境存在着影响。纵观广播电视编导的整体发展历程，广播电视编导早期受政治环境影响较为严重，随着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研究的深入以及广播电视编导工作的推进，广播电视编导的整体发展趋势与社会政治环境发展基本一致。以我国的政治环境为例，我国的广播电视媒体必须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媒体理念的广播电视编导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广播电视编导对政治环境的影响。[1]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广播电视编导也具备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广播媒体与电视媒体的新闻播报过程大量运用了政治性语言，这也推动了广播电视编导学术范围的发展，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编导专业可以有效地发挥出广播电视编导的职能，从而推进广播电视编导的健康有序发展。政治环境作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发展基础，可以推动广播电视编导的有效整合，实现与政治元素的融合。广播电视编导需要根据政治环境发展状况，对广播电视播报素材进行调整与整合，从而适应政治环境发展的需要。

三、广播电视编导的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方向，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有效地推动广播电视编导在 社会实践 层面的发展。随着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水平逐年提高，我国广播媒体与电视媒体都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媒体消费攀升促使媒介技术变革推动了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使广播电视编导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结合起来，实现了广播电视编导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完善。经济环境是现阶段推动广播电视编导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对广播电视播报与节目编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播电视媒体形成了人才的良性机制，形成了广播电视编导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广播电视编导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准确把握，尽可能获取政治环境的理解以及经济环境的支持，从而将广播电视编导理论转换为学术价值，并进一步转换为商业价值，通过广播电视编导理论的发展推动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发展。随着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大环境为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正面效应，广播电视编导应当把握住当前积极互动的局面，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广播电视编导人才。

四、广播电视编导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广播电视编导的影响面较广，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实质上都是围绕着社会环境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特点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转型。随着社会同国民交互活动规模扩大化，广播电视编导越来越能够感受到社会环境对其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广播电视编导需要不断迎合社会环境，并结合社会环境的变化把握自身的发展趋势。

因此，广播电视编导应当在把握社会环境发展走向的基础上，夯实广播媒体与电视媒体的群众基础，对广播电视编导的专业技术进行持续性更新。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应当同社会环境变化趋势相协调，通过深入了解受众的喜好，推进广播电视编导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首先应当把握社会环境发展的脉搏，深入了解社会环境发展的特征，从而保证广播电视编导的实践工作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实现多种角度对广播电视节目主题的剖析。

五、广播电视编导的教学环境

广播电视编导整体实践性较强，不仅需要相关人才掌握广播电视编导的专业理论与专业技能，还要求相关编导人才能够策划编排出受众喜爱的广播节目与电视节目。[2]因此，为了推进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培养出一系列的应用型编导人才，广播媒体、电视媒体与高校相关专业应当加强校企合作，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以及从业人员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在营造良性的广播电视编导实践环境之前，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构建高质量的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有效地提升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广播电视媒体与学校可以开设编导培训课程，逐步完善广播电视编导基础设施建设，为广播电视编导实践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践平台。与此同时，应加强对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与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环境出发，提高广播电视编导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广播电视媒体与我国高校的校企合作，可以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提供相应的实习的平台，实践性的广播电视编导从业 经验 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的学习效率。

六、结论

广播电视编导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事业，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广播电视编导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政治等现实环境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发展走向。因此，广播电视编导在发展过程中应对现实环境因素进行综合性分析，并通过与现实环境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形成一种良性机制，从而引导广播电视编导向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牛磊磊 单位:山西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白茹雪.探讨广播电视编导在现实环境下的发展[J].新闻研究导刊，2015(15)：292.

[2]金灿.新时代下广播电视编导实践创新的培养[J].中小 企业管理 与科技(上)，2015(09)：160.

《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课程建设与研究 》

[摘要]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长期以来，大学 教育 比较习惯于传递现成的知识，采用传习性、因袭式的教育 方法 。这种教育指导思想极大的制约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创造力的发挥。我国虽然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各高校专业培养中对实践课程建设的力度逐年有增无减。但是，与外国高水平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对学生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特别是职业能力的培养还存在较大差距。

[关键词]职业能力;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课程

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可以把职业能力分为一般职业能力、专业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一般职业能力主要是指一般的学习能力、文字和语言运用能力、数学运用能力、空间判断能力、形体知觉能力、颜色分辨能力、手的灵巧度、手眼协调能力等。此外， 人际交往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遇到挫折时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是成为在职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能力;专业能力主要是指是否具备胜任岗位工作的专业能力;职业综合能力中所包含的跨职业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个人能力共同构成了所有职业能力中的关键能力，也将成为事业的核心竞争力。

长期以来，大学教育比较习惯于传递现成的知识，采用传习性、因袭式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指导思想极大的制约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和创造力的发挥。我国虽然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各高校专业培养中对实践课程建设的力度逐年有增无减。但是，与外国高水平大学相比，我国大学对学生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特别是职业能力的培养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创新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的实践课程改革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对于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各高校还没有重视起来，甚至很多高校的教育者将职业能力培养划分到职业院校的教学范畴。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专业，用人单位对于毕业生的职业能力要求很高，因此必须加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课程建设与研究，依托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依托现有课内实验、综合实训和毕业设计以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基地、大学生创新实验区等实践教学资源，为学生搭建高水平的职业实践教学平台，进行实践课程内容建设和实践平台建设，以及实践课程改革建设，以学生为实践主体，重点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促进实践教学质量的大幅提升。

一、课内实践

课内实践，是指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一些主干专业课程。如，电视摄像、电视画面编辑、新闻摄影、大众传播学、节目主持艺术、新闻采访与写作、节目主持艺术、电视节目制作等，根据课程性质，有课内实验指导教师设置了课内实践课题。其为两种实践形式：一种是在课堂理论教学中，留出一定时间，组织学生根据本次课所讲授的理论知识模拟职业环境进行实践。如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进行30分钟的模拟采访训练;《节目主持艺术》课程教学中，教师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进行课前10分钟即兴主持训练和各种类型节目主持训练，采取教师讲评、学生互评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实践成果进行效果分析与 总结 。另一种是阶段理论内容讲授完，利用一次或几次课时间进行课题型课内实践。由此课程主讲教师亲自到现场指导。如，《影视编导》非独立实验课教师将学生分组，并对每组学生按个人兴趣进行分工，拟定一个拍摄情景，一组的学生共同创作，最终拍摄并剪辑完成一个完整的影片场景。课内实践，由任课教师全程亲自指导，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切中问题，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针对性强。这种实践形式，密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联系，使实践能力与职业能力同步增长，从而提高了实践教学的整体水平。

二、综合实训

综合实训，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本专业多年来一直坚持和完善的实践教学形式。所谓综合实训，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在学完几门专业主干关联课程后，进行的一项综合性的实践锻炼活动。时间一般在第二学期到第七学期之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将每学期最后2～3周定为综合实训教学周。一个实训项目往往结合两个以上相关主干专业课程的理论知识解决一些综合性的实际问题。如，《影视创作》综合实训，综合了《影视编导》、《灯光与音响》、《电视摄像》、《电视画面编辑》、《非线性编辑》等课程的综合理论知识，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分工，组成创作剧组。学生按照各自分工最终完成微电影的创作、拍摄、后期剪辑影片包装，最终完成全片。综合实训教学，整合了知识结构，使学生运用多门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综合地解决了一些实践问题，锻炼了学生多方面素质和实践能力，是对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强化。

三、毕业设计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的一个重头戏。而且，将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紧密结合实施，更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的另一大特色。毕业设计和实习相结合的基本流程分为三个阶段：设计是前期阶段，主要是策划过程;实习是中期阶段，主要制作作品;后期阶段是将前期设计和中期实习进行总结提升到理论层面，即总结撰写论文。这三个阶段需要运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涵盖了培养方案中的大部分课程和综合实训内容。在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过程中，学生组成创作剧组讨论选择创作主题。由负责编剧的同学创作剧本大纲，经过讨论与修改定稿;再由编剧创作剧本，由剧组成员讨论、修改并最终定稿。最后由负责导演的同学根据剧本创作分镜头稿本，并由剧组讨论定稿。

负责场记和剧务的同学进行联系拍摄场地，选拔演员，组织演员试镜，根据试镜情况，剧组同学共同确定演员人选;进行拍摄前的排练，导演讲戏、服装化妆确定演员每场戏的服装化妆方案，灯光和音响根据排练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和实地情况拟定灯光音响设计方案，摄像根据分镜头稿本和导演在排练现场和实地进行机位的讨论和设置，后期编辑准备编辑设备熟悉分镜头;最后，进行集中拍摄，各工种协同创作实习，形成成片。各个工种分工协作，是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提升。

四、课外实践

为了使学生能够得到综合素质与实践的全面提高和发展，本系规定：学生必须积极参加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并修满课外培养学分，为此特制定了详细的《课外培养计划》。其涵盖了科技活动、文化活动、技能训练、社会实践四大类。课外培养计划规定总学分为：10学分。学生按着《课外培养计划》的内容和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内容进行课外实践锻炼。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学生实践基地的5个工作室、学校的一些大型活动、校以上的各类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奋斗的身影。通过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课程建设与研究项目的实施，既拓展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空间，发挥了学生的个性特长，同时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到职业能力培养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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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的思考 》

摘要：实践在任何教学体系中都是极其重要的，而广播电视编导又需要很强的实践性和专业性。因此要做好专业的实践教学，就应该做好实践团队建设、培养体系构建、提供专业的交流平台，为学生打造良好的实践环境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广播电视编导;实践教学;项目教学

所谓的实践教学它是能培养学生诸多能力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在广播电视编导这个专业中，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团结协作能力都会有很大的提高。因为广播电视编导的领域涉及很广泛，有采访、编辑、编导、主持、后期制作、音响设计、编剧等工作，这些工作实践性都很强。因此，为做好这类实践教学，就需从这几方面开始：

1构建合理的培养体系，加大实践类课程的比例

为培养出优秀的广播电视编导人才，就要把实践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上。而如何做到这一点，构建合理的培养体系就成了关键。以建设全面的知识体系和培养科学的发展能力为核心，以该专业的专业知识和该专业的发展规律为出发点，以学生参与实践，根据所学的知识最终独立完成一些作品，做到学以致用为落脚点。通过增加一些实践的课时来保证学生获取相应的实践能力。同时也对实践课程进行相应的完善，抛开以老师为主的教学观念，开始陆续采用以学生为主导，教师为辅助的新型教学模式，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参与度。但这又与自由发挥的创作有些不同，老师有明确的创作要求，为此，学生在参与实践的同时，会对其作品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见解，这也锻炼了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

2加强实践教学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实践教学效果

无论是在学习理论还是在实践，都会需要他人的协助。因此，在以学生为主导的课程中，教师始终以一个帮助者，引导者的身份出现。怎样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的指导水平，另一方面为教师自身的责任心以及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二者缺一不可。若教师的指导水平不高就不能为学生答疑解惑。若教师对实践不重视或对学生没有责任心，就会影响学生的发展能力。因此要加强实践教学教师的队伍建设，就要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实践操作水平，采取一定的教学制度，从而提高整体的教学水平。

3搭建多种交流平台，开阔学生视野

为加强实践教学的成效，始终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与国内外展开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并进行深入探讨。使学生开阔自身的视野，拓展思路，提高学习认知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学生在与外国老师互动的过程中，加深了学生的对探讨作品的印象，在创作层面上很大程度的提高了学生的国际视野。当然对于学生有利的地方在实践过程中应积极采纳，而不利的地方应积极去商讨，最终给与解决和完善。同时，也应不定期的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影视创作人到学校进行讲学，让学生感受大师的风采。另外，外国学生也会与本国学生进行共同创作，或者作为交流生去相互学习。这样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发展动力。

4完善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参与各种影视作品大赛

比赛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实践。在比赛过程中，学生有机会锻炼各种能力，通过亲身体验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从而去弥补，去学习。而对于作品得到入围的学生来说，会得到更高一个层次的学习机会。同时，通过这一层次的学习机会，会使学生的在创作上开创一个新的领域，为以后的作品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为培养优秀的广播电视编导人才，学校始终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比赛，同时，学校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会采取一定的激励 措施 。这样为学生无论是在以后的学习上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参赛的积极性，在以后的工作中，为获得机遇提供一个良好的保障。同时在创作的层面上给予一定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

5开放实验室，使其成为学生实践的重要基地

创建开放的实验室，这对于培养优秀的广播电视编导的人才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在实验室进行实践，对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和实践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学生有好的创作灵感时，就需要借助实验室这个平台来把想法变为现实，把这份灵感变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来呈现给观众。从而这个实验室就变成可供学生实践的一个重要基地。另外，实验室不单单是为学生完成自己的项目，它也担任着为协助教师完成科研的任务，因此实验室无论是对于学生的创作还是对教师的科研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推动力。所以，学校都会把演播室、非线性编辑机房、视音频工作室等实验场所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免费开放。这样就会有大量的影视作品在学生及教师的手中一一为观众创作出来，最终有些会拿到电视台中播出被观众所喜爱，有些还会获得各种奖项。

6加强与社会媒体的联系，为学生搭建一个实习的平台

学校加强与社会媒体的联系既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因为社会媒体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环境，无论是实习、假期实践还是 毕业 实习，这种校外实习都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为以后的自身生存和社会竞争都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就单单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来说，校外的实习单位莫过于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等媒体单位，因为这些单位有助于学生去社会上接触到专业的创作团队，亲身经历到比校园更加严格的，正式的，新式的影视制作过程。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把书本上所学到的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通过加强学校与校外媒体的联系，为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可持续的社会实习，平台，让大批的学生走出去去社会实习，既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提高了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结论：学校要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做好，就要做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出应用型人才，而这些必须以培养体系构建、实践教学教师队伍建设、国内外交流平台的搭、为学生提供良好的 社会实践 基地做为出发点，在技术上做到与时俱进，在思想上做到开拓创新，最终达到培养优秀的广播电视编导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作者:方元 单位:大庆新闻传媒集团

参考文献:

[1]周合兵，杨美珠、孙峰.开放实验室绩效评估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现代 教育 装备，2008，7

[2]高丽静，李凡.实践教育：大学生成才的重要途径[J].江苏大学学报，2004，3

[3]王连之，喻芳，强月新，等.新闻传播学实验示范中心建设的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7，7

[4]张海欣，陈娟.综合类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人才培养问题初探[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

[5]陈卓威，张亚伟.多科性大学影视类专业实践教学创新研究———以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例[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1(2).

《 广播电视编导 创新思维 培养 》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加强了对精神 文化 领域的重视。广播电视行业属于文化领域范畴，广播电视编导是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强对广播电视编导创新思维的培养，为促进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起到良好作用，并满足人们精神层面需求，推动广播电视行业的进步。

关键词：广播电视编导;创新思维;培养;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文化事业日益繁荣，促进了我国电视广播事业的不断发展，为了给观众呈现出良好的视觉效果，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广播电视编导需要在电视效果上起到重要作用。在广播电视发展过程中，广播电视编导的岗位责任不断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视节目的水平，为电视节目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为提升广播电视编导的水平，应着重培养电视编导的创新思维，促进电视节目不断创新，以便为大众提供更优质的电视节目。

1广播电视编导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广播电视编导在广播电视节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对节目播出效果以及观众的视觉体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当前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要想给人们带来更好的电视节目，必须对电视节目进行改革，拓展广播电视编导的创新思维。在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创新的过程中，要融入时代元素，促进电视节目创新和发展。创新思维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对当前节目的发展方向和观众需求进行了解，树立创新思维培养的方向，并将其更好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发挥创新思维的真正意义，实现节目创新。[1]

2影响广播电视编导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主要因素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加强了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重视，为了给人们呈现出好的电视节目，必须对广播电视编导的工作内容进行改革。因此，应该注重电视编导创新思维的培养。同时，需要在节目创作过程中，融入当前的时代时尚元素，促进节目创新。在对电视编导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过程中，由于人员相对较多，电视编导自身的创新思维存在一定差异，所获取的专业知识相对有限，影响着节目质量。同时，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与广播电视人员的专业素质有重要联系，并且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与单位的体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广播电视行业产生着重要影响。当前大多数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还与标准的工作水平存在着一定差距，并且对创新方面的训练也相对较少。广播电视编导的创新思维还会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应结合当前市场的变化趋势，对广播电视编导的创新思维进行不断培养[2]。

3创新思维对广播电视编导素质的要求

提高职业素养

在培养广播电视编导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提升编导人员的专业素质，只有具备专业的职业素养，才能促进电视节目不断创新。在节目过程设计时，应坚持以理论知识为基础，以便更好地提升节目质量，减少对节目产生不必要的影响。电视编导专业职业素养在培训过程中，主要包括专业、敬业和道德三个层面，广播电视编导在进行职业素养培养的过程中，应充分体现行业内部的规范和要求，对员工的职业技能和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培养，以便更好地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另外，广播电视编导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培养编导人员素质的过程中，应与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相适应，因此，还应对员工的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方面进行培养，全面提高编导人员的自身素质。

紧跟时代潮流

当前，电视编导行业发展迅速，在对电视编导专业人员创新思维培养的过程中，应对当前的时代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进行准确把握，坚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在不断探索中进行快速发展，这也是当前广播电视工作对编导提出的重要要求。同时，广播电视编导人员的观念和行为也应紧随时代发展步伐，紧跟时代思想，在电视节目上加以创新和应用，促进整体思维转变，以便更好地促进广播电视事业快速发展。所以，要求广播电视编导人员在节目设计方面，着重注重主体选择，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考虑，提取适应当前时代发展的精髓，使制作出来的电视节目更具时代感[3]。

4广播电视编导创新思维培养的措施

树立正确的编辑意识

首先，应充分了解广播电视行业的工作，并进行准确定位，以便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对电视编导人员的创新思维进行培养，并准确把握当前市场定位，使创造出来的作品更赋生命力，能够被广大观众接受。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在对广播电视进行编导的过程中，应注重把握生活细节，对周围的事物进行观察，寻找质量好和水平佳的电视素材，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在创新过程中要把握好作品质量，防止创作出来的作品与实际发生偏离[4]。

建立独特的编辑思维

当前，广播电视编导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创新思维的培养，明确创新思维的重要性，对当前的时代发展情况和大众需求进行了解。在节目创新过程中，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以便使创造出来的电视节目能够符合人们的观看需求，完整体现当前的时代精神。电视编导自身也需要具备独特的编辑思维，才能够实现电视节目创新，将独特的创新思维通过制作形式体现出来，并实现有效融合，建立顺向和逆向相结合的思维形式和完善的思维体系。

促进工作 经验 与创新灵感的结合

要促进电视编导工作的创新，就必须加强编导创新思维的培养，在进行创新思维培养的过程中，离不开编导自身的直觉和灵感。在创新过程中，应借助大脑的潜意识不断进行创作，以便达到良好创新灵感，并形成积极成果。另外，扩展创新思维还与编导人员的工作经验有密切联系，工作的娴熟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编导人员的工作能力，只有掌握了编导工作的本质，才能促进工作经验与创新灵感相结合。将工作经验作为编导创新工作的基础，并激发和优化工作人员的创新动机，以促进电视节目质量提高[5]。

5结语

广播电视编导在广播电视行业中具有重要作用，影响着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随着人们对精神文明方面重视程度的加深，传统广播电视节目已不能满足当前时代发展需求，为了给广大观众带来美好的视觉享受，必须对当前的工作内容进行改革，促进电视编导思维观念创新，更好地把握节目的整体构思，创造出更具时代意识和创新理念的优秀电视节目。因此，必须对广播电视编导的创新思维进行培养，从而推动广播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

作者:张彤彤 单位: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刘秋媛.地方本科院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探析[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4).

[2]才惠刚.浅议电视编导创新思维机制的培养策略[J].新闻研究导刊,2014(18).

[3]马健.提高广播电视编导情商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措施[J].科技展望,2015(13).

[4]金灿.新时代下广播电视编导实践创新的培养[J].中小 企业管理 与科技(上旬刊),2015(9).

[5]张方.新媒体视野下如何培养电视编导创新思维的能力[J].西部广播电视,2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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