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定理实证研究的论文

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若干思考 --------------------------------------------------------------------------------刘峰 我国会计界接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始自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一些学者尝试将实证会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包括翻译了瓦兹和齐杰瑞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以介绍为主。最早出现的，可称之为实证研究的论文，应当是赵宇龙发表在《经济研究》 1998年第7期上‘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一文。该文的发表，标志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研究从方法介绍进入到实际应用。 1998年7月到现在，也只有3年多的时间。从时间维度来看，回顾似乎跨度太短；难以形成有意义的结论；但如果从实证研究论文发表的数量、涉及的研究问题、递增的速度来看，总结并评价过去，不仅有充足的论文为依据，对未来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走向，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鉴于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作了归纳与总结，本文不再重复这一工作。我希望在这篇短文中；就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已有的成果和现象，作一些评论与讨论。 如果对我国过去三年实证会计研究作一个总结评价的话，我个人认为，截止到目前的所有卖证会计研究，主要仍停留在模仿阶段，即运用西方成熟的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以我国资本市场的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假设，甚至，一些研究问题也是模仿性的。比如，赵宇龙的论文（1998）模仿Ball and Brown（1968），开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之先河，但后续的很多研究也是如此。 理论是继承性的实证研究的核心就是通过大量的经验证据验证或修正前人的理论与假设。以我国资本市场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成果，有些适合，有些不适合。但是；理论的重要作用就是对现象提供有依据的解释，从而能为现象的未来发展提供有依据的预测。这样，仅仅是验证西方现有的理论，何者在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具有解释能力，何者不具备解释力，显然不能形成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从而也就无法形成对我国经济现象具有解释、预测能力的理论。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过去三年的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是模仿因而，绝大部分研究问题都是‘引进的”，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为数极少，其中；10％现象是其中最为突出的假设。 10％现象是指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使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及格线要求的10％。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制度环境有关，即；中国证监会1996年起要求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10％方可申请配股。有学者发现，这一制度出台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朝10％的区间集中，且略大于10％的比率显著高于往年。10％现象的提出，不仅对实践具有较好解释力，也可用以预测上市公司的未来行为：那些距离配股及格线不远的上市公司；总是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到10％；以达到配股的目的。该研究的政策性意义也很明显中国证监会接受了学者有关10％的研究成果，逐步降低配股的门槛要求（如最低6％）；甚至基本取消这一要求（增发新股）。 10％现象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启示是进行实证会计研究，不仅需要有规范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关注理论与方法背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目标就是对现象提出合理、有效的解释，而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又与相应的制度环境密不可分，如果不关注现象背后的制度与制度环境，解释就难以做到充分、有效。就笔者对已有实证会计研究文献的观察，目前一些实证会计研究中应当特别关注的制度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市场有效性的验证有效市场假设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因为，有关会计盈余有用性的研究必须以相对有效的资本市场为理论前提。否则，一个无效的资本市场上，即使发现会计盈余与股价报酬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也不能就据此认为会计盈余数据被市场有效利用了。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很多现象表明，单纯从方法上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而忽视相应的制度环境，其结论将是令人怀疑、甚至是误导的。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的制度环境包括上市公司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资本市场上大量的资金来自国有资本；资本市场规模与容量有限，交易方式单一；资本没有其他盈利渠道，无路可退；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机构投资者；它们在资本市场上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或承担极小的法律责任；这更助长其非理性行为或操纵市场的行为。基于这样的制度环境，或者，不讨论上述特殊的制度环境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可能影响；而直接采用诸如事项法、随机游走、公开信息等公式来检验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其结论的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 我国资本市场所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为上述猜测提供部分支持，比如， 1999年5月 19日所出现的‘5．19”行情；记安科技2000年初的股价过百元游戏；2001年初中科创业事件；红光实业、郑州百文等虚假上市事件，等等。这些事件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有多大，是否足以损害到资本市场的效率；尚缺乏有效的研究。另外，在近乎于零的法律责任下；一些上市公司配合机构投资者操纵股价，包括不乏利用虚假的会计盈利消息。这种会计盈利信息与超额市场回报之间的关联性，究竟是“功能锁定”，还是‘沛场有效”，仍需要严谨、科学的研究。 关于资本结构问题从MM定理产生之日起，资本结构的研究就一直是热点话题之一；并形成了多个理论假说；如信号传递、融资优序等等。但是，这一理论的前提是：成熟的资本市场；使得企业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融资方式；有效的市场监督与治理机制，使得企业必须谨慎地选择融资方式。但是我国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几乎所有企业，都不能自由选择融资方式；且融资制度的成本与不确定性都很高。这样，资本结构的选择本身失去其信号传递的功能，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各金融机构，尚未很好地解决自身的代理问题，因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监督能力不强；除少数上市公司效益好、内源融资能力强外，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效益相对较差；缺乏内源融资的能力。未来关于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应当充分关注这种制度背景的差异，提出真正属于我国制度环境的资本结构理论。 关于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理论和作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契约成本”理论，激发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其中，专门讨论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就是在代理成本理论之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很多实证会计研究的成果中，都能发现代理理论的痕迹。在我国，代理成本显然也是适用的，但是，其表现形式将显著是不同于美国。比如，基于契约成本理论所形成的实证会计三大假设之一的“政治成本”假设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动机降低利润。在我国；企业只有做大，才能引起政府重视，才能得到各种政策扶持，前一段政府主导性的企业合并和”500强”情结，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时，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假设，将是不确当的。又如，西方的代理理论主要关注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在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改组上市时；都有一个同名的、国有控股母公司，这样，在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现象，讨论诸如股利政策、公司治理等问题时，就必需要关注我国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对制度与制度环境的关注，将会引导我们去研究那些真正属于我国经济环境下的问题，并因此而采用一些确当的研究方法。比如；我国资本市场历史较短，公开信息披露不足；因此；对一些特定的问题；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追踪个案，将比试图采用大数据量的经验分析更为有效。又如，针对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现象，通过构建确当的理论，对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现象提供个案似的解释、说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只有真正从我国的制度环境入手分析、讨论我国的经济现象，才能形成基于我国经济环境的实证理论与假设，这应当是实证研究的根本涵义之所在。 作者简介：刘峰，男，19 6 6年2月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99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系，获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1997年晋升为教授。现为中山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主任。 自 1986年起，先后在《会计研究》、《管理世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刊余篇，出版《会计准则研究》、《会计准则变迁》等著作、教材近20部；主持过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课题及其他层次课题；关于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兴趣为：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实施效果的验证等问题、银行监管政策变化的市场检验及相应的债务结构问题研究、珠江三角洲区域专业化下中小企业的生存模式与成本战略。 先后荣获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福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奖”（1997年）、教育部首届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1999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0）等全国性奖励与荣誉。论文获中国会计学会年度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奖励，专著或合著先后获教育部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福建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等奖励。《特区财会》2001年第9期

实证会计就这些领域

建议写上市公司的企业盈余管理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中小企业融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来进行的：一是从企业自身结构特点出发，从企业资本结构角度来进行，虽然其研究对象以大企业居多，但对中小企业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二是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

资本结构理论

所谓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和比例关系，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而企业也在致力于寻找最佳资本结构，以期达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也主要是围绕如何形成最佳资本结构展开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连个个阶段，即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

企业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一般是由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资本价值组成，在企业息税前利润一定的情况下，总资本成本率最低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于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D. Durand ，1952）提出的早期的资本机构理论，他将资本机构理论分为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也称为折衷理论）。净收益理论是以权益资本总可以获取固定不变的收益率且企业总能够以一个固定利率筹集到全部债务资金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债务资金总是有利的，当企业负债率达到100%时，就可以满足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化，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净营业收益理论是以总资本成本率和负债成本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无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化，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都是固定的，企业总价值不发生任何变化，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不相关，企业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传统理论也就是折衷理论则是介于净收益理论和净营业收益理论之间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成本并不独立于资本结构以外，企业确实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即在加权平均成本由下降转为上升的拐点上，并且这个资本结构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运用来实现。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三个理论均不够成熟，净收益理论重视财务杠杆效应而忽略了财务风险，净营业收益理论则过分的夸大了财务风险，折衷理论则忽略了负债比率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经验推断的基础上，没有经过科学的数学推导和数据统计支撑，不够成熟，在实践中会产生偏差。而以MM定理为代表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出现，则使得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1）MM定理。Modigliani & Miller于1956年在计量经济学年会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后来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论文上面所提的理论被称为MM定理。MM定理的提出被认为是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结构理论的分水岭，也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石。MM定理在一系列严格假设的条件下，例如完善的资本市场，无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等，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数学推导，该定理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价值与他们所采取的融资方式无关，即无论发行股票还是债券，对企业价值没有影响。该定理前提假设恨苛刻，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合。

Modigliani & Miller于1963年又发展了他们的理论，放松了没有企业所得税的假设，修正后的MM定理认为，由于债务融资的免税特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将使用越多的债务，即债务的“税盾效应”，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即为100%的负债，企业可以通过利用政策来改变其资本结构从而改变市场价值。

Miller（1997）建立了一个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模型，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了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减税作用但并不会完全抵消的结论。该结论与Modigliani & Miller提出的修正的MM定理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缺陷，都将债券融资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而忽略了债务的风险和额外的费用增加，与现实经济不符合。

Ang（1991,1992）对中小企业的税盾效应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小企业一般缺乏此类动机，因为，一方面中小企业大多采取独资和合伙组织形式，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弱化的有限责任也使得破产成本至少在局部上依附个人，由于盈利性逊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较少使用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Prttit &），而从负债的成本来看，一般认为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破产可能性，因此比大企业使用较少的债务融资。

（2）静态权衡理论。MM定理只考虑了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而没有考虑其所带来的风险和额外费用。本杰明﹒格雷厄姆（1934）在其《有价证券分析》一书中指出，以法律规定的税率纳税，当财务危机可能性不大时，一个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将不会有税盾效应，然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增加负债率，这些企业就会增加的收入。

1984年，Myers在MM定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企业的高负债的增加，使得企业固定费用增加，收益下降，从而企业财务面临的风险越大，财务风险的增大产生了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两类成本。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资本结构取决于他要达到的目标，其中包括在负债的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取舍，我们称之为静态权衡理论。最优的资本结构即为负债的免税利益和财务风险带来的成本之间相互平衡的资本融资结构。

1990年，Mackie-mason估计了一个公司优序租赁股份的发行的概率模型，她指出，低边际税率的企业（比如具有递延税收损失的公司），与那些面对固定税率的更具有盈利性的公司相比更倾向于发行股份，Mackie-mason 的结果与权衡理论相一致，因为它说明了赋税企业偏好负债。

（3）优序融资理论。1984年，Myers & Mujluf在其名篇《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中，根据信号传递的原理推出了他们的优序融资假说。其假设条件是：除信息不对称外，金融市场是完全的。其认为，公司偏好于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公司将首先发行最安全的证券，也就是说，先债务后权益。如果公司内部产生的现金流超过其投资需求，多余现金将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回购股票。随着外部融资需求的增加，公司的融资工具选择顺序将是：从安全的幅务到有风险的债务，比如从有抵押的高级债务到可转换债券或优先股，股权融资是最后的选择。

1989年Baskin以交易成本、个人所得税和控制权的研究角度对优序融资理论作出了解释,指出由于留存收益提供的内部资金不必承担发行成本,也避免了个人所得税,因此内部资金要优于外部资金。与权益性资金相比较,负债融资由于具有节税效应,发行成本低,又不会稀释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对外融资来说负债融资又优于权益性融资。

（4）信号理论。最早将信号引入经济学中的是Michael Spence，他认为尽管市场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是潜在的交易收益依然可以实现。

Ross（1977）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分析，最早将非对称信息引入MM理论模型，分别假设公司的未来收益服从连续型和离散型的分布。假定经理人了解投资收益的分布函数，而投资人不了解， 建立了融资结构的信号传递模型。企业经理人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向投资者传递了信号。一般来说破产的概率是和公司的质量负相关而与负债水平正相关。破产将给经理人带来损失。因而经理人不会盲目增加负债，在低质量的公司无法通过更多的债权融资来模仿高质量公司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把较高的负债水平作为高质量的一个信号。所以，投资者将企业发行股票融资理解为企业资产质量的恶化，而债务融资则是一种企业资产运作良好的信号，负债率上升表明经营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的期望，传递了经营者对企业的信心，进而使投资者对企业也充满信心，进而使企业市场价值随之增大。

（5）代理理论。代理理论是指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潜的冲突决定着最优的资本结构，即企业要在代理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之间进行取舍。

1976年Jensen & Meckling开创了代理成本理论，即代理理论、企业理论和财产所有权理论来系统地分析和解释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融资结构问题的学说，Jensen & Meckling把代理关系解释为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而同时又要求代理人为其提供利益的服务关系。例如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引起的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就属于代理关系。由于经营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存在外部股权），经营者的工作努力使他承担了全部成本却只能获取部分收益。而当他在职消费时，他却得到了全部的收益却只需承担部分成本。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代理人就不会总是根据委托人的利益来采取行动的。也就是说经营者将不会努力工作，却热衷于在职消费，这将导致企业的价值小于管理者为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简称股权代理成本。在投资总量和个人财产给定的情况下，增加债务融资的比例将会增加经营者的股权比例，进而降低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但债务融资又会引起另一种代理成本。因为作为剩余索取者，经营者将更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项目。如果成功的话，经营者可以从中获取成功的收益；而一旦失败，他便借助有限责任制度将失败的损失推给债权人。经营者的这种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就是债权融资带来的代理成本 ，即债权代理成本。在对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进行分析 的基础之上，Jensen & Meckling认为 ，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当两种融资方式的边际代理成本相等的时候，使得总的代理成本达到最小，进而企业便可以实现最佳资本结构。

（6）控制权理论。控制权理论主要是从企业经营者对控制权本身的偏好角度探讨了资本结构问题，主要反映了企业通过对资本结构中负债和股权结构的选择而对公司治理结构效率的影响程度。该理论认为，企业融资结构在决定企业收入分配的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分配。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企业融资结构的。

Harris & Raviv，主要探讨Jensen & Meckling所提出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他们分别用静态和动态两个模型说明了经营者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从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因而有必要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他们认为债务融资有利于强化公 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Aghion & Bolton于1992年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到融资结构的分析框架，并对债务契约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在多次博弈的过程中，当出现不容易得到的收益信息时，将控制权转移给债权人是最优的。

Davidsson（1989） 在对瑞典中小企业所有者、管理者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小企业增长最重要的是“ 预期金融回报”和“独立性的增长”。 当中小企业扩张与独立发展发生矛盾时，所有者会保持企业的独立性为重。可见控制权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

国外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所作的研究很多，大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面上，企业自身成长周期对资本的需求，以及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角度；二是宏观经济层面，货币政策，银行业合并以及结构化调整等。

1.微观层面

（1）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指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并没有考虑到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所不同的融资特点，也没有动态的研究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对资本结构安排有什么影响。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弥补了这方面不足。

Weston &Brigham（1970）根据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并将企业的成长周期分为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Weston &Brigham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将企业的金融成长周期分为六个阶段 ，即创立期、成长阶段Ⅰ、成长阶段Ⅱ、成长阶段Ⅲ、成熟期和衰退期 ，并根据企业的资本结构、销售额和利润等显性特征说明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来源情况，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企业融资结构变化的规律（见下表）

Berger & Udell（1998对 We s t o n &B r i g h a m的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进行了修正 ，即将信息约束、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等作为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基本因素并引入到他们所 构建的企业融资模型中，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 ，随着信息约束 、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等约束条件的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进行不同的融资安排 。

（2）企业融资困境方面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议员Macmillan在向英国国会提供的关于中小企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着“金融缺口”，即著名的“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发现，中小企业的长期资本供给存在短缺， 这种短缺尤其明显地发生在那些单靠初始出资人的资金已经不敷运用， 但规模又尚未达到足以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的企业身上。“麦克米伦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的失灵，即市场的力量无法使资金向中小企业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中小企业无力从金融市场获得直接融资时，只有从银行获得间接融资。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所以银行贷款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唯一途径。这就使得银行具有相对的借贷优势。

1981年Stiglitz & Weiss发表了《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之后，信息不对称被公认为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Stiglitz认为，信贷配给源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导致了信贷合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此问题的发生是基于商业银行不具备监督借款者的能力、借款人与贷款人利益不一致性以及他们之间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这三个主要因素。

Bester(1982)引入了贷款抵押甄别机制，提出了低风险的企业承诺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而高风险企业则相反，以此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Strahan、Weston（1996）提出了匹配理论，即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与银行的规模成较强的负相关性。

Berger& Udell(1998) 发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为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关键。而关系型借贷被视为银行和企业双方在关系导向下达成的一种合意合约。如果借、贷者之间保持一种长期的关系，则有利于贷款人获得借款者的相关信息。如：借款者在贷款期限内生产经营状况，其产品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借款者的还款的意愿及能力，是否需要抵押品以及是否需要签订有其他附加条件的合约等。

Uzzi& Gillespie（1999）认为，与中小企业贷款直接关联的贷款员，可能较其他人掌握更多的关于中小企业的权威信息。这些贷款员与中小企业主和其雇员保持着长期的关系，了解企业在当地的运行情况和企业的市场份额，甚至该贷款员就生活在当地的社区中。因此对中小企业及其所有者的财务状况非常了解，对其当前及未来的绩效有着比较准确的认识。

2.宏观层面

（1）银行业合并及结构调整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

一般认为， 银行业合并后形成的金融机构不仅规模会增大， 组织结构会更复杂， 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常不利于关系型贷款的开展。

Strahan(1998)认为小银行合并之初，多样化使得合并后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增强，从而能够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但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银行开始有能力向大企业提供贷款，并且内部管理也越来越复杂，所以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率就会下降;相反，小银行被大银行兼并时，新成立的银行则会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同样，当大银行之间发生兼并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会减少。

Peek& Rosongren发现大银行对小银行的合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Berger进一步指出银行业并购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4种潜在效应：静态效应、 重组效应、直接效应和外部效应。

Sharpe认为，市场力量使银行能够加强它与小企业的隐性长期合约关系，小企业从长远打算，会倾向于和银行保持长期关系。因为企业转换“基础”银行的沉淀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当银行与企业保持较长时期的关系后，银行就有可能使企业支付高于完全竞争时期的利率水平，使以前吸引小企业的短期低利率补贴部分得到补偿。Peterson和Rajan的研究发现，当银行的市场力量增加时，信用级别相对较低的小企业也有可能获得贷款支持。

（2）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传导渠道：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货币渠道指货币政策通过改变利率，进而影响经济部门的真实支出。信贷渠道则又分两种，一种为银行贷款渠道，另一种为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贷款渠道是指，货币紧缩伴随着银行储备的减少，进而导致贷款供给的减少。。资产负债表渠道是指，货币紧缩通过提高利率损害到企业抵押品的价值，降低企业信用等级，进而削弱了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因此货币政策改变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冲击更大。

G e r t l e r 和 G i l c h r i s t 在对制造业小企业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小型制造业企业不仅直接对利率反应敏感，而且还深受经济周期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紧缩对小企业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大企业的影响。

Taylor指出，金融自由化不会导致资金供给总量的增加，因为利率提高只会使得资金供给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总的借款额不会出现净的增加。Steel认为，由于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抵押品的缺乏以及历史渊源等，使得小企业在获取正规部门的贷款时仍将面临着诸多的限制。如果放开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将会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劣。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式的选择及相关实证研究；第二，关于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困境原因以及相应对策的研究；第三、国际上中小企业融资在操作层面上经验介绍以及比较研究。

1、贺力平（1999）认为， 妨碍我国银行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主要因素是银行机构缺乏企业客户风险方面的足够信息，从而不能做出适用的风险评级并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指出可以通过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转变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来解决贷款者与中小企业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周业安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抑制政策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分析表明：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了企业的过度负债、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

3、樊纲研究员(1999)认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原因主要是政府一直没有采取发展非国有银行的政策所致。所以作者提出要积极地发展非国有银行。同时为避免人们的‘市场选择’扭曲，提出对非国有银行的存款人提供与国家银行同等的社会担保。

4、张杰认为，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贷资本化。他认为，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

5、陈晓红教授(2000)指出：由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自身素质差、财力物力有限、设备落后陈旧及生产的都是属于卖方市场的终端产品，而非生产与大企业相配套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经营效益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剧而变得较差。基于风险和利润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大量向大企业集团倾斜，使中小企业信贷资金严重不足，为解决这种资金关系的不协调，作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第一重构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建立中小企业的主办银行制；第二建立政策性中小银行；第三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性中小银行。

6、魏开文博士(2000)认为，我国市场型的银行和中小企业关系的模式应该是一种契约型的主办银行关系。这种关系模式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来规范银行和中小企业的行为，并体现契约型的信用关系。

7、林毅夫（2001）、 李永军从我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出发，认为我国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较高，企业规模的限制决定了采取编制公开财务报表上市要承担巨大的信息成本；而在间接融资中，大企业在经营活动的透明性、抵押及贷款规模效应等方面原因，大型金融机构更偏好对大企业的贷款。而与大型金融机构所不同的是，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贷款，而从企业的技术类型看，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唯一的方法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8、白钦先、薛誉华（2001）指出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赶超战略，强调规模经济的观点占据了政策层的主导地位，忽视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认识上的差距导致长期

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9、杨思群教授(2002)在对国外中小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惜贷”、信贷的可歧视性、非长期关系、支付体系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问题。提出我国银行和企业间问题的缓解思路是：银行“惜贷”一方面是反映中小企业素质及信用程度低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银行在信贷文化、重视资产的安全性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所以“惜贷”只能是作为短期的特殊环境下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从长期看，为保障信贷资产的安全稳定运行，银行必须提高信息的分析能力和信贷担保技术;对于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的非长期关系上，建立中小企业的主办银行制;在支付体系上，中小企业存在“多头开户”现象，这不利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运营情况和信用状况的了解，所以要减少这种现象并提高银行小额支付体系的效率;在中小金融机构上，片面强调国有化和国有控股，使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着公司治理结构不良、预算约束不强等体制方面的弊端，为克服这一弊端，需按市场化的准则设立和监管中小企业，同时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在整和过程中进行市场化的兼并和重组。

10、张捷教授(2003)通过银行组织结构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特点来说明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特殊性意义。关系性贷款的基本前提是银行和企业之间必须保持长期、紧密相对封闭的交易关系，即企业固定地与数量极少的(通常一到两家)银行打交道。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适合资产抵押品较少的中小企业。也就是说，中小银行在收集和处理公开硬信息(如企业财务数据、信用编码等)处于劣势，但由于其地域性特点，它们通过与中小企业保持长期密切的近距离接触而获得各种非公开的关联信息，具有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优势。由于软信息传递存在成本问题，会在银行内部产生代理问题。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科层结构简单，代理链条短，代理成本也相应地就低。

理论研究不足及以后研究方向

虽然说企业融资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对较为成熟，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理论在很多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各种实证检验也经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小企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融资需求理论还远不够完善，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和争论有待于进一步地解释。尤其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作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经济形势复杂，今年以来温州，鄂尔多斯相继发生的高利贷崩盘现象，充分的体现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学科交叉，例如将博弈论以及行为经济学加入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中去，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