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的时间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靠上天的赏赐了,他们把猎获的野马野牛野猪等等畜养起来;也不单单吃那些是采拾得来的野果了,而是有选择地种植谷物以求收获。他们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用木头搭简单的房子,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鱼类穿游不居,湾鳄声形俱厉,蛇类阴森恐怖,蜥蜴形色怪异?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为什么海浪翻卷,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这些动物的行为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骂一样。 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龙是怎么形成的?历来众说纷纭,有从鳄、从蛇、从蜥蜴、从马、从猪、从闪电、从虹霓等等说法。笔者的观点是“模糊集合说”,其思路是这样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以原始思维面对身外世界的,而原始思维又是以直观表面性、整体关联性、非逻辑的神秘性和群体表象性为待征的“模糊思维”。这样的思维足以导致我们的祖先不清晰、不精确、不唯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对象,集合、升华成若干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 在古人心目中,身外世界是神秘混沌难以捉摸的,模糊思维的直观性和表面性,使他们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将云、雷电、虹、海潮、泥石流等分辨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运用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将鱼、鳄、蛇、蜥蜴,以及猪、马、牛等动物的生活习性研究得明明白白。在他们看来,云、雷电、虹等在天上弯转,都和雨相关,差不多是一类;鱼、鳄、蛇等在江河湖泊中穿游,都和水亲近,大体上也是一类;猪喜欢水,马、牛等也都离不开水--河马、水牛更是水中物。而且,天上的雨,落到地上便是水;水升到天上,再朝下落,便是雨。既然天上下的雨和地上流的水是一回事,那么,和雨相关的在天上弯转的云、雷电、虹等,就和与水密切的在江河湖泊中穿游的鱼、鳄、蛇等差不多都是一回事了。雨水适度,牧草丰茂,谷物有成;雨水乏缺,叶草干枯,百谷旱绝;雨水过量,人畜受淹,农田泡汤。生产和生活不能不依赖雨水,雨水却常常让人们依赖不上。再看这些与雨水相关的物象:云团滚滚翻卷,变化万方;雷电叱咤长空,霹雳千钧;虹霓垂首弓背,色像瑰奇;还有大小不一,脾性不同,长短参差,阴森怪异的鱼、鳄、蛇、蜥蜴等等:这一切是多么神秘,多么雄奇,多么可怖可畏啊枣令人惊惧不已! 于是,古人猜想了:一定有一个“神物”,主管这一切,总领这一切,支配这一切,排演这一切。这个“神物”,体型是很大的,而且是能大能小的;肤色是多样的,而且是能明能暗的;还应当是有头有尾的,能起能卧的,擅爬会游的,弯转曲折的,快速行进的;总之是能量巨大的,能上能下的,善于变化的,天上可飞水中可藏的,集合了种种“水物”特性的,又和雨水有着特别特别密切关系的。 该怎么称呼这个“神物”呢?人们发现,雨水降临时,乌云汹涌,电光闪闪,相伴随的,是“隆隆”的雷声;海潮涨落,龙卷风吸水,泥石流下山,也都发出“隆隆”的声响;而鳄、牛、蟒蛇等动物的吼叫,也和“隆隆”声接近;而“隆隆”声本身具备着粗壮、雄浑、深沉和悠远等特点,给予人的感觉是恐怖、壮烈、崇高和神秘。于是,人们就取其声,将这个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以“隆”这个音呼之了。 “神物”的发音是拟声,“神物”的形象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些人说像鱼,一些人说像鳄,一些人说像蛇,还有一些人说像云,像闪电,像虹霓;也可能今天看像这个,明天看像那个,后天看又像别一个;还可能觉得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升到天上就是云是闪电是虹,落到水中就是鱼是鳄是蛇,来到陆地就是猪是马是牛。模糊思维是不讲逻辑、意识不到矛盾的,这种思维容许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容许部分和整体、单数和复数的同一。 造字的时代到了,需要给这个以“隆”音呼之的神物搞个符号了。老祖宗最初造字,多以像形为之。那么,让这个神物像什么形好呢?有人说像鳄,就造了几个像鳄的“龙”字;有人说像蛇,就造了几个像蛇的“龙”字;还有人说像闪电,就再造几个像闪电的“龙”字;另有人说身子像鳄像蛇还像闪电,头却像马像牛还像猪,那么就造几个像这像那像……的“龙”字好了。于是,甲骨文和金文中便有了各式各样的“龙”字。后来,逐渐演化,直到最后简化成现在这个“龙”。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龙是中国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先民们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将自己的对身外世界的畏惧、依赖、疑惑、想象、崇拜等等,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的模糊集合中了。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龙无疑是古人的一种艺术创造。它是从鱼、鳄、蛇和云、电、虹等一个个具体物象而来,经过由众多人参与的模糊集合,形成一个建立在各个具体物象之上,又涵蕴着各个具体物象的新的形象。它的形成过程,是“美”的因素集纳的过程,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间渗透着、灌注着古人的神话猜想、宗教体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情趣。 图腾(Totem),原为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词汇,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崇拜的核心是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和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氏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世界各国不少学者,都对图腾崇拜这一既古老又奇特的文化现象做过考察和研究,普遍认为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图腾崇拜,其残余在近现代一些民族中还可以看到。 最早提出龙图腾说的是闻氏一多。闻先生在他的一篇专门谈论龙凤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 那么,龙图腾是如何形成的呢?闻先生在他的名篇《伏羲考》说:龙这种图腾,“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龙图腾说由20世纪40年代起步,至今流衍不衰,一度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如:“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阎云翔)“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 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时空范围上讲,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因此,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划等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伤、杀害和食用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以及食龙的载述。 总观龙图腾说的争论,觉得起码有这样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问题是,图腾说来自西方学者,中国远古氏族部落是否也像澳洲土著、北美土著那样,有过一个图腾崇拜时期?分析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回答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按学界的普遍观点,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便趋于衰落,步入阶级社会,就只剩下一些残余在延续。按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资料,龙的起源当是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的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图腾崇拜已走向衰落了,龙却起源了。将方兴未艾的龙归划于一个趋于衰落的崇拜现象,有悖于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图腾概念有其原有的为学界所基本公认的内涵和外延,这样的图腾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或可称为“狭义图腾”。增其内涵、扩其外延之后的图腾,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了,或可称之为“广义图腾”。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实物,而龙不符合这个条件,它们是自然界里没有的神物,因此,要说龙为图腾的话,就只能将龙划归到广义图腾的框框里。问题是,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时不时地会发生冲突。比如,按狭义图腾的要求,图腾物是不得被侮辱被杀害的,而身为广义图腾物的龙却屡屡被惩罚被斩杀枣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如果要在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之间选择的话,我倒更倾向于狭义图腾,因为我觉得图腾就是图腾,应该尊重原初的内涵和外延,如果太广义了,也就没有图腾了。 鉴于此,我在一系列谈龙的著作、文章中,都没有用“图腾”一词,而选用了“图徽”这一概念。 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来概略。 在龙的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这是因为,龙本来就是“水物”和“水相”,或者说,龙本源于“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的模糊集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鱼、鳄、河马、海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陆牛、陆马、鹿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枣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本源于水物、水相的龙,怎么可能不“喜水”呢? “喜水”的神性,使龙对行云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职特别胜任。 “好飞”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龙之“好飞”,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云、雷电、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二是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三是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云、雷电、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四是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摆脱现世的苦累,飞腾、翱翔到高妙阔远、有星星,有月亮,白云缭绕的空中去。而龙作为寄托着、体现着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飞,不好飞,那也就不是龙了。 “好飞”的神性,使龙很自然、很方便地成为某些神仙、圣杰、帝王的乘御对象。 “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因此,“好飞”必然“通天”。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亦称“龙凤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枣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后世的许多建筑雕刻、绘画,人们都让神龙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如北京故宫的云龙望柱、天坛的云龙石、孔庙的戏珠飞龙,等。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帝王君主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由于龙是由众多的对象模糊集合而成的,各集合对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又有了“善变”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电、是虹,在地可以是猪、是马、是牛,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蛇。换句话说,天上的云、电、虹,地上的猪、马、牛,水中的鱼、鳄、蛇,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龙具备了“善变”的神性,而变,就免不了要变出些“灵光”、“灵通”、“灵妙”、“灵验”和“荒诞”、“离奇”、“怪异”来。因此,龙又有了“灵异”的神性,成为古人心目中的“四灵”(其它三灵是麟、凤、龟)之一。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龙是古人模糊集合了众多的动物和天象,从而创造出来的神物,如果这个神物不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古人创造它做什么呢?上述龙的种种神性,又都为龙的征兆吉祥嘉瑞的神性提供了基础: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灵异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长集中于一身,龙又怎么能不祥瑞呢? 龙可以“征瑞”,也可以“兆祸”。枣这倒也符合辩证法,其根据是现实的验证和历史的、道德的评价。如导致西周灭亡的“龙鼋之怪”、造成古时三苗地区大乱,的“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等等。 龙的性情中,也有凶猛威厉、乖张易怒的一面。我们概而称之为“示威”。龙之“示威”,盖源于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
(征文格式) 文章题目(字体:3号,黑体)主 题 词:xxx(4号字,黑体)内容摘要:xxx(4号字,楷体,150字左右)□□□□□□□□□□□□□□□□□□□□□□□□□□□□□□□□□□□□□□□□□□□□□□□□□□□□□□□□□□□□□□□□□□□□□□□□□□□□□□□□□□□□□□□正 文:……(5号字,宋体,3500字左右)□□□□□□□□□□□□□□□□□□□□□□□□□□□ □□□□□□□□□□□□□□□□□□□□□□□□□□□□□□□□□□□□□□□□□□□□□□□□□□□□□□□□□□□□□□□□□□□□□□□□□□□□□□□□□□□□□ 注 释:采用尾注形式,需注明引文... 附件:征文格式要求 论文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书写.WORD格式文档,页面大小为A4,不分栏;行间距设为单倍行距,字符间距设为标准;页边距为上,下厘米,左,右厘米,页眉厘米,页脚厘米.版面格式范例如下: (中文大标题前按宋体 5 号字,单倍行距空一行)论文的中文标题(宋三,加粗,居中)作者姓名(宋五,不加粗,居中)作者单位,省份城市,邮政编码(宋五,不加粗,居中)(空一行)摘要:"摘要"二字为宋体,五号字,加粗,退两格;摘要的文句为宋体,五号字,不加粗;摘要字数不要超过 300 字.(如有条件,请同时提供英文摘要及关健词)关键词: 格式同摘要 词数不多于 5 个 ...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摘要]“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语言观;白话文;话语权力“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胡适文学改良的中心是文学工具的变革,这是历来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著作都曾指出过的。实际上,与此同时文学革命者所理解的语言本身,是与人的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等相依相生的,人的生存是语言性的生存,所以欲新民,必先新语言,白话文运动有其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一、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五四”文学革命者对文言的反对,具有推翻权力象征体系、革新民族心理的重要意义。文言是中国古代上流阶级使用的书面语,权力话语、正统的道德话语、教育都是采用文言,它是通往权力大厦的大门之一,一般下层人民无法掌握。语言文字也是权力资源,文言是权力、权威的神圣的象征符号体系,权力系统必须垄断它。[1](P168)“五四”时人们已意识到文言话语体系是权力建制的工具,是权力系统意识形态生产的武器,因此他们常常痛陈自己对于文言的憎恶,利用语言学、民俗学知识对神圣的文言话语进行除魅的手术。钱玄同认为中国古代文字脱离语言,形成“文言文”,源于统治阶级的权力建制:“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2](P87)权力系统在语言文字、服饰礼仪等各方面都着手权力等级体系的建构,渗透主尊奴卑的规训。许多字词、文章体式、书写款式都是只有皇帝、贵族才能应用的,还要附会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朕”、“宫”、“钦”、“御”等,本是社会通用的词语,最终却被专制皇帝霸占了专用。“制”、“诏”、“上谕”等文体和其中的专用句式,都是为了建构权力的象征体系和秩序,为神化权力而服务。从现代军阀不惜动用武力卫护文言,更可看出文言话语的权力象征和建构的功用。河南军阀李倬章说:“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绝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蔡元培)知道南方力量不足以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与兼并思想。”[3](135)军阀竟然也来反对白话文,可见他们从文言符码体系的坍塌、平民话语的被承认,嗅出权力基础也随之动摇了。文言使用者垄断了社会的话语资源,下层人民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力,因此鲁迅称之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他在《朝花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里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对于文言的毒害,鲁迅确有切肤之痛;对于白话的倡导,鲁迅发自肺腑地欢迎。也许鲁迅比任何一位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都要更为深刻地理解文白之争的意义,但他对白话文运动的参与主要是在小说创作中,他以痛切博大的生命体验,表现了中国人所受的文言话语体系的压榨和中国人语言生存的悲剧。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中刻画的一般国民,无不深受文言话语的压制,被剥夺了一切言说的途径和能力,无法参与起码的政治、风俗、伦理生活,形成了一系列的“木头人”、“哑子”、“鬼魂”的国民灵魂群像。(一)话语地位的彻底丧失如阿Q,在文言话语的压榨下,一切言说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连姓都不配有。他因自己是个癞头而忌讳“光”、“亮”等词,但群众却愈加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暗示、讽刺,因为话语权是与政治、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而阿Q是个受损害的孤独者;孔乙己也因为早已一无所有,所以他所拥有的文言资本,完全丧失了权力价值。经过几次话语权争夺战的失败,在未庄的话语等级体系里,阿Q渐渐丧失了所有的话语资格和机会。(二)伦理风俗上话语权力的匮乏如乡绅勒索阿Q:“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Q是问。”在乡绅阶层的文言话语的敲诈下,阿Q在本乡无法生存了。再如《风波》中,八一嫂被赵七爷吓得“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赵七爷说的是:“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你能抵挡他么!”这样语无伦次的几句话,因为杂糅着权力象征、文言符码,便触及了平民内心深处世代遗传的恐怖原型意象。祥林嫂则因伦理话语权被剥夺,被群众判为一个克夫克子、不祥不洁的犯人,承受着精神上的酷刑。话语资源的贫乏使得乡人任人恐吓,长期处于恐慌无主的心理状态。(三)政治上话语权力的匮乏新起的革命话语似乎给了阿Q机遇,他跑到假洋鬼子那里去了。“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在这新起的“洋”式话语、革命话语面前,阿Q“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之后才发现,他在这里比在文言统治的世界中更无地位,在那里他还可以在正统文言的边缘,以“毛虫”、“晦气”等话语去侵犯更弱者。(四)法律方面话语权力的匮乏阿Q受审后,最终作为文言话语资源上的彻底贫乏者而被冤杀:他不识字,因而在死刑判决书上画了押。《离婚》中的爱姑仗着礼教敢言敢闹,然而最后因为缺乏文言话语能力,还是慑服于七大人身上所笼罩的文言恐怖气氛之下:“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七大人说。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的错。”二、渗透在汉字中的荒谬思想“五四”文学革命者也敏锐地发现,文字中积淀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文言词汇与传统的荒谬信仰是不可分离的。胡适、鲁迅、周作人、江绍原等曾先后作出分析,汉字是巫术思维、野蛮风俗的产物。从人类学的角度,加上谙熟中国道教传统,他们指出中国人有崇拜文字的野蛮心理。钱玄同以翻译用词为例说:“如译Republic为‘共和’,于是附会于‘周召共和’矣,译Ethics为‘伦理学’,于是附会于‘五伦’矣。”[2](P164)“共和”等文字中沉积着国人驯服于专制统治的集体无意识;“伦理”等汉字中遗存着以群体压制个体的规训。诸如“王道圣功”、“文以载道”、“关帝显圣”、“婴儿姹女”、“丹田泥丸”等等,这些汉字都遗传着极重的毒素:专制权力的规训、道教野蛮荒唐的迷信等。“妖魔丑类”、“食肉寝皮”等则富含着嗜杀、施虐狂等野蛮根性。因此周作人说,传统中的“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透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4](P171)连年月之类的时间名词都被古老的势力支配着。汉字本产生于巫术,甲骨文即是上古巫师占卜的道具。傅斯年等指出:“中国文字尤其有缺点的地方,就是野蛮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时候,原是极野蛮的世代,造出的文字,岂有不野蛮之理。”[5](P149)比如“也”等字,代表着生殖器崇拜,这类荒谬思想和野蛮信仰通过文字沉积在集体无意识中。与文字相关的崇拜和迷信是传统中国的“国教”之一,渗透到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胡适后来的《名教》一文承“五四”反对文言文的余绪,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文字巫术。“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极古老迷信的影响。”“(老祖宗)深信‘名’有不可思议的神力。”[6](P91)在底层社会的风俗迷信里,道教文化流传的法术里,普遍流行着对于文字魔法的信仰。民间戏剧的舞台上,通俗小说的描写里,又将这些妖术加以宣扬传播。文字巫术在传统社会的势力很大,权力系统也趁机加以利用,宣扬文言的神圣恐怖,造出各种禁忌,来建构权力的神圣象征体系。正因为这样,《离婚》中的爱姑会被七大人吓得魂不附体。这类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批判,并不存在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批评遵循历史科学的原则。他们认为对于文字的崇拜、汉字的神秘化,在古代是很自然的,野蛮风俗和巫术都是人类发展必经地阶段里曾有的文化观念。但是,时代既然已经发展到20世纪了,再停滞在上古的迷信中就是错误的了。因此“五四”时人必须大力革除这类早已过时的习俗和信仰,它们不独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也渗透在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三、白话的建立有助于个体生命的解放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批评胡适的白话文改革是形式主义的,胡适自己的表述也导致了人们的误解,因为他一贯强调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第一步是工具的革命。其实胡适等人非常深刻地涉及到了白话所具有的生命解放的价值。反对文言文,即是将国人从专制权力的符号体系的威压、文字巫术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它也是语言生存的革命、心理的革命、个性的全方位解放。人的生存是语言生存,他的思想、人格、感情、欲望、社会政治生存等等,全都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着。承认白话的价值,主张白话使用的权力,事实上即意味着白话话语主体地被发现和确立。由于现代人即语言动物,语言在生命各层次渗透的深刻性、根本性,所以白话文革命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以白话生存的人民的革命:从心理、思想感情、欲望到社会政治生存,全都得到独立的权力。从此,个体有可能无所顾忌地自由表现和传达自己的情感、思想、印象,个体的利益诉求有可能借语言直接表述出来,再也没有不必要的障碍。外部的社会革命里,“民国公民”的政治身份被承认;与之相比,白话文革命带来的心理、感情、人格等全方位生命解放的可能,则具有更重大深远的意义。语言与生命合一,“立人”“首在”“立言”。由于白话文革命关涉到诸如民族个体生命的全方位独立这样重大的问题,所以林纾会跑出来,反对“都下引车卖浆之徒”、“京津之稗贩”使用的语言有作为书面语、文学语言的价值,正可见林纾等维护权贵即有地位的潜意识,根深蒂固的独享文化特权的保守性,这些特权和权威的魅力便首先集结在神圣的文言符号体系上。章士钊称文化的精华只“为最少数人之所独擅,而非士民众庶之所共喻”,[3](P198)则更是暴露了士人的国师情结,他们仍然幻想掌控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专制分享权力。所以吴稚晖一针见血批评反对白话者,“只有那班亡国大夫,瘟国官僚,借着他那种提倡‘上圣德颂’的精神,暗暗欢喜,可以巩固他们的老局面……保固‘学士大夫’的局面……”[3](P208)平民口中的语言既然可以取代过去上流阶级的文言,也就意味着上流阶级在权力身份、心理优越感、文言所建构的权力的神圣氛围等各方面的丧失。白话文革命由此歌颂平民的语言和平民阶级,同时,也利用日渐“当权”的平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构造自己的合法性。胡适力斥文言是枯死的,而“乡曲愚夫、闾巷妇稚”的语言却是活的。谈的虽然是语言的变迁,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价值重估:普通平民的精神生活价值、文化生产能力,其实是高于贵族、文人学者的!胡适所谓言语必须“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多少利用了平民主义话语来为白话文壮威。早年胡适总是不忘对平民大唱颂歌,“国语的演化全是这几千年‘寻常百姓’自然改变的功劳,文人与文法学者全不曾过问……我们对于这种玄妙的变化,不能不脱帽致敬……”[5](P232)“五四”白话文革命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胡适等人对于现代国民的想象:人格独立的、有文化、富理性的公民。其中暗含着对现代民族个体的构想,有比较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到后来各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也相继产生影响,新作家便更企图以人人都懂的白话文学来消融个体之间的隔阂,以创造人人平等独立的大同社会。自然,白话文话语权力的确认,只是带来了生命解放的部分可能性,因为一则生命解放是系统的、多方面的,不是单有语言、文学革命就能竟全功的;二则白话本身虽然具有重大的生命解放价值,但它也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它的词汇、实际的言语应用,同样是传统的结晶,也可能充斥着负面信息,并没有一种“纯洁的、正确的”的白话;三则“五四”时所谓的“平民”有很重的幻想色彩,白话文运动的主体和受众里实际上少有下层平民,而主要是各类知识分子。参考文献[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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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等。
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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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 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92-127.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09.
龙这种爬行动物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到中生代时期,因此人们的想象力也必须回到七千万年前才能创造出龙的形象。龙在远东地区一般都具有比较美好的象征含义,而在西方却是恶的代表,因此龙的象征含义比较复杂。在神话传说中,龙和蛇一般是同义的,比如在中国。希腊传说中的巨蛇叫做drakonates,意为目光锐利的。龙常常与警戒相联系(艺术作品中龙可担任警戒任务),在许多传说故事中龙常作看守,并与阴间世界和神灵世界密切相关。在龙的象征含义逐步下降为人类敌人和邪恶的过程中,基督教起了很大的作用。中世纪时期的龙集空气、火、水和大地的象征含义于一身。人们一般都认为龙能吐火,头上长角,生着一对蝙蝠的翅膀,长着鹰的利爪,身上有鳞,尾巴似蛇,生有倒勾。此外,龙还会 海蛇的形式出现,多见于有关苏格兰守护神圣乔治的油画中,这一形象可以追溯到苏美尔人和闪米特人关于混沌女神提阿玛特的传说,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珀尔修斯为救安德洛墨达公主,也曾同水怪进行过生死之战。作为恐怖的形象代表,龙在许多地方是勇士的象征,频繁出现在帕提亚和罗马的旗帜上,被刻在北欧海盗的船头上。在凯尔特民族中,龙是皇族力量的象征;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时期的英格兰,龙常常出现在旗帜上;在威尔士,直到如今,红色的龙仍是该民族的象征。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龙是自然界构成成分运行规律的象征,尤指能行云降雨的雷电,常用龙口中或喉中所含的一颗珍珠来表示。因此中国农历春节后的二月二那天,人们一般都要扎些纸龙,伴着爆竹声舞龙灯以求来年风调雨顺。青绿色的五爪龙在汉代非常流行,是阳气旺盛的象征,同时也可以表示东方、初升的太阳、生殖繁衍、幸福快乐、精神财富和长生不老。三爪龙在日本是天皇的象征,同样也是雨水的主要标志。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持这种观点。中国的四爪龙是世俗权力的象征。在印度传统中,龙也有类似的权力象征作用。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的时间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靠上天的赏赐了,他们把猎获的野马野牛野猪等等畜养起来;也不单单吃那些是采拾得来的野果了,而是有选择地种植谷物以求收获。他们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用木头搭简单的房子,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鱼类穿游不居,湾鳄声形俱厉,蛇类阴森恐怖,蜥蜴形色怪异?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为什么海浪翻卷,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这些动物的行为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骂一样。 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龙是怎么形成的?历来众说纷纭,有从鳄、从蛇、从蜥蜴、从马、从猪、从闪电、从虹霓等等说法。笔者的观点是“模糊集合说”,其思路是这样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以原始思维面对身外世界的,而原始思维又是以直观表面性、整体关联性、非逻辑的神秘性和群体表象性为待征的“模糊思维”。这样的思维足以导致我们的祖先不清晰、不精确、不唯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对象,集合、升华成若干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 在古人心目中,身外世界是神秘混沌难以捉摸的,模糊思维的直观性和表面性,使他们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将云、雷电、虹、海潮、泥石流等分辨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运用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将鱼、鳄、蛇、蜥蜴,以及猪、马、牛等动物的生活习性研究得明明白白。在他们看来,云、雷电、虹等在天上弯转,都和雨相关,差不多是一类;鱼、鳄、蛇等在江河湖泊中穿游,都和水亲近,大体上也是一类;猪喜欢水,马、牛等也都离不开水--河马、水牛更是水中物。而且,天上的雨,落到地上便是水;水升到天上,再朝下落,便是雨。既然天上下的雨和地上流的水是一回事,那么,和雨相关的在天上弯转的云、雷电、虹等,就和与水密切的在江河湖泊中穿游的鱼、鳄、蛇等差不多都是一回事了。雨水适度,牧草丰茂,谷物有成;雨水乏缺,叶草干枯,百谷旱绝;雨水过量,人畜受淹,农田泡汤。生产和生活不能不依赖雨水,雨水却常常让人们依赖不上。再看这些与雨水相关的物象:云团滚滚翻卷,变化万方;雷电叱咤长空,霹雳千钧;虹霓垂首弓背,色像瑰奇;还有大小不一,脾性不同,长短参差,阴森怪异的鱼、鳄、蛇、蜥蜴等等:这一切是多么神秘,多么雄奇,多么可怖可畏啊枣令人惊惧不已! 于是,古人猜想了:一定有一个“神物”,主管这一切,总领这一切,支配这一切,排演这一切。这个“神物”,体型是很大的,而且是能大能小的;肤色是多样的,而且是能明能暗的;还应当是有头有尾的,能起能卧的,擅爬会游的,弯转曲折的,快速行进的;总之是能量巨大的,能上能下的,善于变化的,天上可飞水中可藏的,集合了种种“水物”特性的,又和雨水有着特别特别密切关系的。 该怎么称呼这个“神物”呢?人们发现,雨水降临时,乌云汹涌,电光闪闪,相伴随的,是“隆隆”的雷声;海潮涨落,龙卷风吸水,泥石流下山,也都发出“隆隆”的声响;而鳄、牛、蟒蛇等动物的吼叫,也和“隆隆”声接近;而“隆隆”声本身具备着粗壮、雄浑、深沉和悠远等特点,给予人的感觉是恐怖、壮烈、崇高和神秘。于是,人们就取其声,将这个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以“隆”这个音呼之了。 “神物”的发音是拟声,“神物”的形象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些人说像鱼,一些人说像鳄,一些人说像蛇,还有一些人说像云,像闪电,像虹霓;也可能今天看像这个,明天看像那个,后天看又像别一个;还可能觉得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升到天上就是云是闪电是虹,落到水中就是鱼是鳄是蛇,来到陆地就是猪是马是牛。模糊思维是不讲逻辑、意识不到矛盾的,这种思维容许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容许部分和整体、单数和复数的同一。 造字的时代到了,需要给这个以“隆”音呼之的神物搞个符号了。老祖宗最初造字,多以像形为之。那么,让这个神物像什么形好呢?有人说像鳄,就造了几个像鳄的“龙”字;有人说像蛇,就造了几个像蛇的“龙”字;还有人说像闪电,就再造几个像闪电的“龙”字;另有人说身子像鳄像蛇还像闪电,头却像马像牛还像猪,那么就造几个像这像那像……的“龙”字好了。于是,甲骨文和金文中便有了各式各样的“龙”字。后来,逐渐演化,直到最后简化成现在这个“龙”。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龙是中国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先民们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将自己的对身外世界的畏惧、依赖、疑惑、想象、崇拜等等,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的模糊集合中了。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龙无疑是古人的一种艺术创造。它是从鱼、鳄、蛇和云、电、虹等一个个具体物象而来,经过由众多人参与的模糊集合,形成一个建立在各个具体物象之上,又涵蕴着各个具体物象的新的形象。它的形成过程,是“美”的因素集纳的过程,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间渗透着、灌注着古人的神话猜想、宗教体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情趣。 图腾(Totem),原为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词汇,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崇拜的核心是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和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氏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世界各国不少学者,都对图腾崇拜这一既古老又奇特的文化现象做过考察和研究,普遍认为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图腾崇拜,其残余在近现代一些民族中还可以看到。 最早提出龙图腾说的是闻氏一多。闻先生在他的一篇专门谈论龙凤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 那么,龙图腾是如何形成的呢?闻先生在他的名篇《伏羲考》说:龙这种图腾,“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龙图腾说由20世纪40年代起步,至今流衍不衰,一度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如:“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阎云翔)“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 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时空范围上讲,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因此,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划等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伤、杀害和食用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以及食龙的载述。 总观龙图腾说的争论,觉得起码有这样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问题是,图腾说来自西方学者,中国远古氏族部落是否也像澳洲土著、北美土著那样,有过一个图腾崇拜时期?分析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回答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按学界的普遍观点,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便趋于衰落,步入阶级社会,就只剩下一些残余在延续。按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资料,龙的起源当是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的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图腾崇拜已走向衰落了,龙却起源了。将方兴未艾的龙归划于一个趋于衰落的崇拜现象,有悖于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图腾概念有其原有的为学界所基本公认的内涵和外延,这样的图腾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或可称为“狭义图腾”。增其内涵、扩其外延之后的图腾,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了,或可称之为“广义图腾”。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实物,而龙不符合这个条件,它们是自然界里没有的神物,因此,要说龙为图腾的话,就只能将龙划归到广义图腾的框框里。问题是,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时不时地会发生冲突。比如,按狭义图腾的要求,图腾物是不得被侮辱被杀害的,而身为广义图腾物的龙却屡屡被惩罚被斩杀枣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如果要在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之间选择的话,我倒更倾向于狭义图腾,因为我觉得图腾就是图腾,应该尊重原初的内涵和外延,如果太广义了,也就没有图腾了。 鉴于此,我在一系列谈龙的著作、文章中,都没有用“图腾”一词,而选用了“图徽”这一概念。 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来概略。 在龙的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这是因为,龙本来就是“水物”和“水相”,或者说,龙本源于“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的模糊集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鱼、鳄、河马、海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陆牛、陆马、鹿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枣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本源于水物、水相的龙,怎么可能不“喜水”呢? “喜水”的神性,使龙对行云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职特别胜任。 “好飞”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龙之“好飞”,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云、雷电、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二是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三是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云、雷电、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四是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摆脱现世的苦累,飞腾、翱翔到高妙阔远、有星星,有月亮,白云缭绕的空中去。而龙作为寄托着、体现着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飞,不好飞,那也就不是龙了。 “好飞”的神性,使龙很自然、很方便地成为某些神仙、圣杰、帝王的乘御对象。 “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因此,“好飞”必然“通天”。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亦称“龙凤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枣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后世的许多建筑雕刻、绘画,人们都让神龙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如北京故宫的云龙望柱、天坛的云龙石、孔庙的戏珠飞龙,等。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帝王君主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由于龙是由众多的对象模糊集合而成的,各集合对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又有了“善变”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电、是虹,在地可以是猪、是马、是牛,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蛇。换句话说,天上的云、电、虹,地上的猪、马、牛,水中的鱼、鳄、蛇,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龙具备了“善变”的神性,而变,就免不了要变出些“灵光”、“灵通”、“灵妙”、“灵验”和“荒诞”、“离奇”、“怪异”来。因此,龙又有了“灵异”的神性,成为古人心目中的“四灵”(其它三灵是麟、凤、龟)之一。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龙是古人模糊集合了众多的动物和天象,从而创造出来的神物,如果这个神物不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古人创造它做什么呢?上述龙的种种神性,又都为龙的征兆吉祥嘉瑞的神性提供了基础: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灵异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长集中于一身,龙又怎么能不祥瑞呢? 龙可以“征瑞”,也可以“兆祸”。枣这倒也符合辩证法,其根据是现实的验证和历史的、道德的评价。如导致西周灭亡的“龙鼋之怪”、造成古时三苗地区大乱,的“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等等。 龙的性情中,也有凶猛威厉、乖张易怒的一面。我们概而称之为“示威”。龙之“示威”,盖源于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
这个最详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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