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耕地生态保护研究现状论文

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区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二是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和保持区。相应的生态补偿重点区域也集中在对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维护和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引发的建设成本、经济损失和丧失发展机会给予补偿，其次对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修复和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建设行为给予补偿。

目前各国并没有专门的生态补偿法律和政策，与生态补偿概念类似的相关内容大都分散和包含在与生态系统保护密切相关的各项法律和政策之中，如：土壤、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相关法律及农业政策、林业政策、自然资源开发等政策之中。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实施的生态补偿法律、政策形式和内容各异，总的来说，可以分为：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三种形式。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是指对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所引起的失缺补偿主体的生态类型，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给予补偿，使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以修复和保持；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类型是指政府作为增益性和损益性生态补偿的主要支付者；市场化运作是指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生态补偿产品创新，实现对产权关系相对明确的生态补偿类型进行补偿。

一、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

从国际生态补偿实践来看，对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由于其补偿主体难以确定，所以一般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通过财政直接补偿的形式治理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美国在1977年颁布《露天采矿管理与（环境）修复法》，规定在该法颁布前已破坏的废弃矿区，美国通过国库账册中设有的“废弃矿恢复治理（复垦）基金”以及各州设有的废矿恢复治理基金来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德国联邦政府针对老矿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解决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老矿区，专门成立矿山复垦公司专司此项工作，复垦所需资金政府全额拨款，并按联邦政府占75%、州政府占25%的比例分担。

二、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

国外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主要有五种模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对相关者直接补偿；二是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三是制定生态补偿税（费）政策；四是实施区域转移支付制度；五是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一）依据法律规定实施的政府直接补偿

重要生态功能区或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耕地等是国外政府直接补偿的重点领域。美国政府购买生态敏感区土地以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地），同时对保护地以外并能提供重要生态环境服务的农业用地，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土地休耕计划”、“紧急饲料谷物计划”、“有偿转耕计划”、“保护性储备计划”等一系列农业耕地保护计划，对按照计划退耕的农场主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引导农场主把退耕土地用于土壤保护。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又相继出台了《美国农业法》（1996）和《美国农业法》（2002）。《美国农业法》（1996）规定政府提供666亿美元农业补贴，《美国农业法》（2002）又新增了519亿美元农业补贴，其中有171亿美元用于农业环境保护计划。实施农业耕地保护计划的效果很明显，据统计，1959～1968年的10年间，仅按照土壤银行计划退耕的耕地每年就有445至1174万hm2。从1985年到2002年，已有1360万hm2耕地退出农业生产活动，涉及37万户农户，补偿标准为116美元/hm2，每年需支付约15亿美元的退耕补偿金，退耕的土地60%转为草地，16%转为林地，5%转为湿地。

在欧洲，环境法规定，耕地特别是饮用水保护地区的耕地限制氮肥的使用。为了实施欧盟这一法规，位于德国西南部的Baden-Wurttemberg州制定了一条法律，减少农业中氮的使用，使地下水中氮的含量受到限制，在政府指定的水资源保护地区的农民，如果遵守氮管理计划，使土地在收获后土壤含氮量低于目标限值，将得到一定的补偿。德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也是以政府购买为主。其中欧盟对属于欧盟政策范围内农业环保措施提供补贴。另外，在德国的一些州，如果参与环保项目还可以得到另一份补助。目前有些州环保型土地已达2/3左右，农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补助。芬兰是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是仍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该国为了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国家采用购买的方式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给予经济补偿。2002年芬兰开始试行该种补偿方案，林主可以将自己森林的自然价值卖给政府，政府则可以从中进行选购。荷兰政府为避免或减少基础设施工程对自然的影响，出台了生态补偿政策，补偿的目的是恢复受到影响的生态功能和自然价值。在荷兰，基础设施都要编制自然补偿计划（NCP），包括对居住地损失、居住地扰乱（噪音、水位、室外娱乐布局的变化）、障碍作用、动物伤害等影响的定量化计算。

哥斯达黎加建立了全国性的环境服务付费制度。该项制度肇始于1996年的森林法。哥斯达黎加的森林法规定，来自于天然林、树木种植、经济林种植所提供的固碳、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观光风景服务可以得到补偿。补偿标准是：通过植树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平均540美元/hm2的补助；通过保护和恢复森林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平均210美元/hm2的补助（上述两项补助均分5年支付）；通过经济林种植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每棵树美元的补助；每5年为一个合同期，到期时根据监测和评估结果进行下一期合同谈判。哥斯达黎加环境服务付费项目的资金85%来源于化石燃料税，8%来自政府财政、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国家银行的政府贷款，7%来自企业自愿付费和国际碳汇交易收入。还有一些流域通过附加水费为上游提供水资源保护的补偿资金。

国外政府直接补偿的法律政策关注的领域主要是能够提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保护区、农用地，以及由于历史原因或自然原因，遭到破坏但难以确定补偿主体的生态破坏或脆弱地区。由于这种生态补偿方式以政府购买生态服务为主，相关法律政策比较完善具体，资金到位，在生态补偿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

德国通过复垦专项基金制度恢复矿区生态环境。近年来，德国联邦政府针对新开发矿区，根据联邦矿山法的有关规定，要求矿区业主必须对矿区复垦提出具体措施并作为审批的先决条件；必须预留复垦专项资金，其数量由复垦的任务量确定，一般占企业年利润的3%；必须对因开矿占用的森林、草地实行等面积异地恢复。墨西哥政府2003年建立了一个规模达2000万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补偿标准是重要生态区40美元/（hm2·a），其他地区30美元/（hm2·a）。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在1998年成立了流域水土保持基金，流域水保基金用于保护上游40万hm2的Cayambe-Coca流域的水土，以及上游的Antisana生态保护区，具体的活动包括购买生态敏感区土地、为上游居民提供替代的生计方式、农业最佳模式示范、教育和培训。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卡利市水稻和甘蔗种植者为了摆脱夏季遭遇干旱，雨季面临洪水泛滥的困境，自发组织成立了12个水用户协会，自愿提高向CVC公司交纳的水费，在原水费的基础上每升水增加～2美元，列入一项独立基金，由CVC用于支付改善河流流量措施。日本还设立了“绿色羽毛基金”制度，通过社会集资对森林资源建设事业进行支持。

（三）征收生态补偿税

瑞典、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荷兰、芬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以各种与环境有关的税收（绿色税）等形式对生态环境进行补偿，税种包括碳排放、氮排放、硫排放、垃圾填埋、能源销售等。丹麦1993年通过生态税收改革决议以来，增加了对汽油、柴油、煤、水、垃圾等征收税款，其环境和能源税已从税款总额的10%增加到15%。法国政府利用优惠税费政策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维护和建设。对于国有林的养护采取林业收入不上交、不足部分再由政府拨款或优惠贷款方式，以增强国有林的建设；对国有和集体林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免除税费，并对私有林经营提供各种财政优惠政策。另外，法国通过征收碳税加强对温室效应的控制。生态环境税收也是美国重要的生态补偿形式，美国税法规定SO2浓度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地区征收排放税，美国还征收水污染税、噪音税等生态税，并把这些收入专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使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对于被指定为保安林的民有林的经济损失通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予以补偿。

征收生态环境税或税费减免政策作为平衡经济活动主体个人利益和其行为带来的生态环境外部效益或成本的一种有效机制，成为各国政府实现生态补偿的重要手段，主要适用于企业、个人等主体明确，而且其带来的生态环境增益性或损益性结果难以通过自身行为获得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外部成本的情况。

三、市场主导的生态补偿

随着世界各国生态补偿实践不断发展，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形式向多元化发展，美国、欧盟等国创新并发展了多种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生态补偿的市场运作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将生态服务价值商品化或者将产品的生态价值货币化，从而使生态补偿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和消费领域，实现生态效益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归纳起来，目前各国市场化运行的生态补偿主要有绿色偿付、配额交易、生态标签、排放许可证交易、国际碳汇交易等模式。

（一）绿色偿付

绿色偿付的中心内容是享受保护成果的人们向提供保护服务的人们付费。在美国，绿色偿付是各州（市）实现上下游之间的生态效益平衡、共享以及主要河流和水源地保护的重要生态补偿方式之一。美国纽约市向哈得孙河上游施行土壤侵蚀控制、洪水预防及水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社会团体或个人给予经济补偿以保证其清洁水源的生态补偿模式是绿色偿付的典型案例。在法国东北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家叫毕雷·维特尔的瓶装水公司一直在做保护流域的工作，他们花费900万美元购买了位于泉水附近的600英亩农田，并且还跟居住在对流域保护起重要作用的土地上的农民们签订了一份18～30年的协议，根据协议，农民们同意对他们另外的4000英亩土地，采取更为环保和良性的生产耕作方式。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Del Oro柑橘种植和果汁生产集团，20年来一直购买相邻的巨蜥保护区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转移1200km2林地，标准为400美元/km2，共计48万美元，生态服务内容包括控制森林昆虫、水供应和果汁厂果皮等残余的自然降解等。

（二）配额交易

美国环境信用额度交易是建立在法律约束和总量控制基础上的配额交易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法律规定了明确的保护目标，如水质不能恶化，湿地、耕地数量不能减少。在上述目标下，法律、法规、规划或者许可证又为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用户规定了使用的限量标准和义务配额，超过限额或者无法完成义务配额的用户，就要通过市场购买相应的信用额度。

（三）生态标签

为鼓励在欧洲地区生产及消费“绿色产品”，欧盟于1992年出台了生态标签体系。欧盟生态标签制度是一个自愿性制度，欧盟建立生态标签体系的初衷是希望把各类产品中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佼佼者选出，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逐渐推动欧盟各类消费品的生产厂家进一步提高生态保护，使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到使用，直至最后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危害。生态标签同时提示消费者，该产品符合欧盟规定的环保标准，是欧盟认可并鼓励消费者购买的“绿色产品”。如果生产商希望获得欧盟生态标签，必须向欧盟各成员国指定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完成规定的测试程序并提交规定的测试数据，证明产品达到了生态标签的授予标准。欧盟对于每一种产品都规定了相应的环保性能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关于自然资源与能源节省情况、废气（液、固体）及噪声的排放情况等。

美国绿色标签是为那些在保护生态和自然的前提下生产的农副产品贴上认定标签，通过消费者的选择为这些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间接偿付保护自然的代价。这类标签中，比较著名的有：有机农产品标签，不伤害海豚的金枪鱼食品标签，树荫咖啡（不破坏雨林）标签，可持续采集的木材标签等。

（四）排放许可证交易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实施“河水出境盐度总量控制”计划和“排盐许可证”交易制度。“排盐许可证”制度允许排盐者购买减盐信用，该减盐信用是由其他土地所有者因采取措施（如植树）而减低了排盐量而获得的。新南威尔士州为了管理这一减盐信用交易，成立了环境服务投资基金会，该基金会从减排盐分的农场主那里购买减盐信用（采取措施控制盐化的农场主得到支付），同时向买主出售该减盐信用。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使生态服务商品化，并在市场交易中使生态服务提供者获得收益，生态服务消费者付出代价，既通过市场手段实现了生态补偿，更能激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

（五）国际碳汇交易

哥斯达黎加利用在国际市场上转让或销售温室气体补偿权的手段获取生态保护所需资金支持。哥斯达黎加统计国内林业碳汇总量，并将额外的碳汇作为国家碳汇储备，适时出售给别国企业，所得收入大部分补偿给林主。目前，哥斯达黎加在碳汇量认证及碳汇贸易等方面对世界各国影响很大。

一、问题的提出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相对于其它资源而言，土地也是一种相对供不应求的短缺资源。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土地利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加，为确保粮食安全，解决十几亿人“吃饭”问题，现有耕地数量不能再减少，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及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还要占用部分土地，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又受到数量少、质量差、开垦难度大和生态环境问题等因素的限制，潜力非常有限。如此情况下使得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问题。 土地资源作为一切资源之首，对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我们必须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整理不仅能够有效增加有效土地利用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还能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产量（产值）和服务。他具有发挥土地利用的双重效能，尤其是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后备资源少的情况下，土地整理对于解决经济要发展与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土地整理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二、土地整理的产生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求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在19世纪后末期，人类一系列征服自然的活动节节胜利，人类差不多完全超脱了自然的限制，而一跃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开始向大自然索取的大进军，不断扩大自己的索取领域，从土地延伸至整个生物圈，从而加速了自然资源在经济过程中的消耗速度，与此同时酿成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如耕地锐减、土地沙化、气候恶化、能源危机等。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有力地冲击着人类对待土地资源的唯意志论，促使人们冷静地思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从生态经济学角度和伦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土地利用问题。 人类急待走出上述困境和土地资源持续利用呼唤着土地整理的产生。尤其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条件下，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用中国的土地养活中国人口，兼顾吃饭、建设和保护环境的三重目标，大力推进土地整理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土地整理是一项可以在不增加土地面积的前提下获得巨大的土地利用效益的措施。借助土地整理不仅满足当代人对土地资源的要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要求构成危害；不仅保持质量状态良好的土地数量，同时又为后代人创造良好的土地生态环境。农地整理过程中由于实行沟、渠、林、田、路、村的综合规划和治理，大大地改善了土地生态环境，提高了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可见，实施土地整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三、土地整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土地资源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原则在土地利用领域内的具体应用，从而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土地整理。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造中、低产田，整治闲散地和废弃地。”第五十五条又明确规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财政，百分之七十留给地方人民政府，都专项用于耕地开发。”我国“十五”规划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二节明确提出：“坚持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加大城乡和工矿用地的整理复垦力度。”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我国后备耕地资源不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应立足于现有耕地的保护和改造”，“要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集中连片治理，力争平原地区大部分耕地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丘陵地区人均达到半亩以上高标准基本农田。”这既为土地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也说明土地整理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四、土地整理的功能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所谓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就是一种既满足当代人在土地资源数量、质量和区位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利用。关键在于土地利用的持续性。土地整理的诸多功能均聚焦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从而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存动力。 土地整理在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土地产出率的增加上的作用和功能就更加的明显和无庸置疑，极大地有利于土地资源利用的持续性的增强，有力地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如马克思所指出，“只要处理得当，土地就会不断改良。”反之，如果不合理利用土地，土地本身则不具备可持续性的特征。借助土地整理既可以对未利用土地加以开垦利用，又可以对业已利用的工矿废弃地复垦、农村闲散地的开发和中低产地的改造，甚至包括旧城区土地的改造；追加投资和劳动加以集约利用，最终得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土地产出率，以保证土地资源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五、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发展对策 1.实行土地整理产业化管理 土地整理产业是指通过社会投入，保护、恢复、更新、增效、增值和积累土地资源的生产事业。土地整理产业化是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提高土整理效率，实现土地利用方式根本转变的一种有效方式，特别是政府资金有限，国家投入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产业化经营可以为土地整理寻找到一条资金良性循环的有效途径。 2.认真编辑科学的土地开发整理规划 土地开发整理规划是一项涉及工程技术、经济、法律、行政、管理等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编制好规划是推进土地整理，使其产生最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重要环节。土地开发整理规划要以系统工程原理为指导，妥善处理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从而构成其专项规划。应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导下，编制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应当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处理好系统内外的各种联系和关系，使其发挥整体效益。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的核心是田块规划包括田块的方位、长度、宽度、规模、形状和质量组成，要同农田水利规划、林带规划、道路规划、居民点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协调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要认真研究沟—渠—路—林—田—村等项目的综合规划方案，并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评价。 3.实行有利于土地整理产业的优惠政策 要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撤消与现实情况不符的、利于土地整理产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土地整理的收益分配政策，推动企业参与土地整理产业化运作，尤其是对土地整理后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进行合理分配，使参与主体有利可图。应本着“地尽其利，地利共享”、“有利共享、有责同负”和“受益者付费”等原则，从根本上理顺各部门和相关权利人的关系，形成“惠而不费，公私两利”的运行机制。对于土地整理新增的利用面积，其行为主体有权支配，拥有该项土地使用权和受益权。 进一步克服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明确农村宅基地属农村集体组织所有，改变被人们认为农村宅基地是一种私有财产的认识，以推动农地整理和村镇用地整理工作顺利开展。加大对土地整理的全面支持力度，应当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交足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耕地开发。要树立市场机制观念，将市场机制引入土地开发整理之中。就是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要分析投入产出效益，要开放公开、公平、公正的开发整理市场，要统筹兼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发与整理的土地来源，可以征为国有，亦可保留集体性质；投资者可以是政府，亦可以是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甚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资金筹措可以直接使用耕地开垦费和土地有偿使用费，亦可由投资商先行投入，待开发竣工验收后归还；供地方式可以出让，亦可出租或承包，总之，政策上应当鼓励多渠道、多形式激发多种积极性，吸引多种力量进入土地整理市场。

坚持耕地保护 坚持科学发展观 集约节约用地 耕地是保障一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不可替代性的重要资源。耕地保护工作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国家要发展，首先就要解决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要解决吃饭问题，就必须保护相当数量和质量的耕地。加强耕地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始终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研究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耕地是农民的饭碗和命根子，必须切实加强保护。加强耕地保护是我团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和谐四十五团的客观要求。 耕地保护必须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保护耕地，要充分发挥广大农民作为土地产权主体的积极性。但作为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主体的政府，在耕地保护工作中应承担重要职责。四十五团团党委一直将耕地保护作为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落实机关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扎实履行耕地保护的法定职责。 科学的土地开发是贡献，有效的土地保护也是贡献；科学的开发是政绩，有效的保护也是政绩。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正确处理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保护资源是为了资源的永续利用，为了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今天的保护，为明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承担保护的责任也十分光荣。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耕地保护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土地开发整理、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等耕地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严格依法办事。同时，我们又要从四十五团发展前途的实际出发，科学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土地价值，千方百计的满足四十五团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 耕地保护工作要从单纯的数量保护向数量、质量和生态综合转变。在制定政策时，要整合资源，统筹土地开发整理、农田水利、农业综合开发建设等各类资金的投入，统一规划，集中投入，成片整治，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提高耕地质量和综合生产能力。 我们始终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四十五团国土资源分局，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确处理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的关系。保护资源是保障发展的前提，资源是发展的物质基础；保障发展是保护资源的目的，脱离了发展空谈保护资源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正确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努力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第一，紧紧围绕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核心，以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为重点，加快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团土地利用的新路子。第二，重点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薄弱环节、重大基础设施、重要招商引资项目和改善民生项目用地需求，明确低效利用土地和闲置土地的利用方向，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节地型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使得单位面积土地创造出更多的产值和利税，提高土地利用率。第三，建立健全耕地保护问责制，做到违法即问责，真正把问责制落到实处。强化对耕地占补平衡的执法检查。第四，按照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精神要求，建立节约集约用地激励考核机制。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路，也是国土资源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强国土资源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思想，加强国土资源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和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土资源工作历来高度重视，把国土资源工作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来部署，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两会”，更是把保护耕地、节约资源提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目前，我团正处于新型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资源需求的重要时期，实现富民强团的战略目标，必须有足够的资源作保障，而我们面临的资源形势越来越严峻，资源供应越来越紧张，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粗放的资源利用方式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资源开发的利益诉求日益增多。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明确任务、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形成依法用地、节约、集约用地的共识，切实增强做好国土资源工作的紧迫感、使命感。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纲，以“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为总要求，全面贯彻师市国土资源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国土资源管理的新政策，加快适应国土资源形势的变化，正确处理“四对关系”：即正确处理保护耕地、开发资源与支持团场经济建设的关系，既要严格保护耕地、不越“红线”，又要合理利用土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正确处理短期问题解决与长远发展的关系，认真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尽量满足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科学合理保护好、管理好国土资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持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障。正确处理好遗留问题的解决和规范管理的关系，努力争取上级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彻底解决在连队农民建房中的遗留问题，严禁在今后工作中再出现类似问题，切实规范国土资源管理。正确处理保障国土资源局正常运转与促进财政增收的关系，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土地市场收入全面进入财政国库；实现管理方式的“四个转变”：即从注重微观管理向强化宏观调控转变，更加注重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增加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和科学性。从注重行政、法律手段向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转变，更加注重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从注重审批向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全程监管、构建服务平台转变，更注重加强基础工作。从注重管理轻服务向管理服务并重转变，更加注重管理工作的内涵，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推进管理。（分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