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学知识图谱构建方法研究论文

主要是殷墟甲骨，此外还有周原甲骨等。 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时期）的遗物，主要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一带（旧称为“周原”）。1977年夏由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建筑遗址时发现。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其中有字者289片。此外，陕西扶风县齐家村、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北京昌平县白浮村等地也曾发现过西周甲骨。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有字者总计302片，总字数1041个。与殷墟甲骨相比较，西周甲骨的文字显得细小而潦草，在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灼兆等方面也显示出独特的风格。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一脉相承，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周原甲骨正式著录的专书尚未问世，摹本及照片已零星发表。较全的摹本附见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中。 甲骨文自确定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后，大大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从而为史料较少的殷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时代明确的珍贵资料，也进一步为以后的分期断代研究确定了具体的时间范围。然而，无论作何种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如若材料不足亦或材料的真伪及时代性尚不清楚。便会得出错误结论。因此，甲骨文自被王懿荣于一八九九年发现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它研究是中国历史上哪一朝代的遗物？在这一朝代中，它本身又有无发展变化的问题。从甲骨文为商代晚期遗物确定以后，学者们才有可能思考每片甲骨属于某王时代这一问题。也就是“分期断代”问题。“分期断代”，实际是对晚商二百七十三年进行分段。以往有关分期断代的说法中，一直存在多种看法，比如：陈梦家的“九期”、“三标准”，胡厚宣的“四期分法”，董作宾的“十标准”、“五期”分法。等于就目前甲骨学中关于分期断代最有代表性的分法，当数一代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的“十标准”、“五期”。董作宾于一九三二年写出并于一九三三年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书，文中构筑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商史研究中所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该方法。可以说这篇甲骨学史上的名作，为甲骨文学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时期。 在《甲骨文断代研究6例》中，董作宾将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这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殷墟甲骨文，分为下述五个不同时期。即：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 盘庚、小辛、小乙、（一世三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这五个不同时期，是用下述十项标准研究甲骨文得出的。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

古文字不是看图像看出来的，而是字形分析比较出来的。文字都有形、音、义三部分，但辨识一个字的过程，只能是由形至音、由音至义的过程。考释古文字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形为主，从字形出发。字形上的差异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如果按时代次序逐步探索，发现这些演变中的一个个中间环节，就可以找出未识的古文字和后世某个已识字形的渊源关系，从而确定其为某字。已识字和未识字都是有字形的。历史比较法的实质是通过字形的比较建立未识字和已识字之间的桥梁，以已识字的音义推知未识字应有的音义。而这种比较必须在相近年代的字形之间逐次进行，才能确知每一个的字形在历史上逐步演变的情况。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146]。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147]。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148]，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从古文字学角度来说，是从形、音、义三个方面研究甲骨文。字形的方面，传统金石学和小学的方法是借助《说文》这部宝典。目前更多利用商周金文、战国文字作为依据，但《说文》所载小篆仍是重要的钥匙和桥梁。字音的方面，甲骨文在商代的发音实际上很难复原，学者只是利用上古音韵知识做一些较合理的推测，但甲骨文中通假字不如战国文字中那么多，故在音的相通、相转方面，还要谨慎。字义的方面，最常见的办法是利用辞例，熟悉了一个字经常出现的场合，就大致可以推断其意思，再结合先秦古书和字典，就可以较准确弄明白其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