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侦犯罪论文题目

每一样东西 在这世上都有他的道理的要保持平衡 什么东西都有一条生物连的

这一块，经侦和刑侦有很大区别吗？不过如果能写出来，也是个很大的创新了。建议到中国知网去搜索一下，或者到你们学校的图书馆去检索论文。这方面的书几乎没有。

我国地下钱庄的成因、危害及防治对策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等组织的俗称。它具有银行的业务性质，能够实现大量资金的划转，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有组织的、跨地区或跨境的人民币和外汇非法交易活动的组织。地下钱庄的滋生和蔓延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向我国的外汇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地下钱庄滋生和发展的原因地下钱庄作为未经金融主管部门批准注册的非法营业机构，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出现较多。纵观地下钱庄的产生和发展，其原因如下：（ 一） 资金供需矛盾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市场空间。从资金供给角度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呈现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县域经济发展特色鲜明的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及建立金融安全区的考虑，对中小贷款客户设置了较高的贷款门槛，客观上限制了对其贷款的发放。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又由于资金规模限制，面对企业旺盛的资金需求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民间资本迅速增多。而银行存款利率低，投资渠道不畅，资金剩余者对资金投向渠道与运用效益缺乏满足感，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成为闲置资金进入地下钱庄的根本诱因。从资金需求的角度看，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民营及私营企业的迅速兴起和扩张，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企业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尚无资金及信用积累，较难取得银行贷款，转而向地下钱庄寻求资金支持。这种资金供需矛盾的存在为地下钱庄提供了市场空间。（ 二） 逃避外汇管制和“ 洗黑钱”的需求催动了地下钱庄的产生。现行外汇管理政策不能监控境内人民币资金的流动，也不能管辖境外的外币交易。地下钱庄利用这一监管盲区，在境内收付人民币、在境外收付外汇，使黑市交易的各个环节逃避了外汇监管的视线。我国目前虽然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但在很多项目上要进行真实性审核，手续繁琐且有一定的金额限制，同时我国对资本项目还实行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由于现行法律法规限制通过正常渠道无法满足的需求必然寻求非正常解决之道。此外，由于我国在海关监管,税收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监管机制还存在漏洞，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上各种走私、逃税、恐怖活动、贪污受贿、贩卖毒品等诸多违法所得，往往需要一定途径进行“漂白”，且犯罪分子愿意为其付出高额成本，这在客观上催动了地下钱庄的产生。（三）低成本高收益的盈利模式是地下钱庄得以发展的直接原因。地下钱庄的交易费用低，交易方式和手续简化，交易快捷，对急需资金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一大诱惑，这也分流了部分正常的银行业务，因为通过正规金融机构申请、审查、发放贷款等程序时间较长，无法满足生产周期短、急需资金企业的要求，而地下钱庄短、频、快的经营理念和便捷、高效的服务盘活了这片市场。一个规模较大的地下钱庄每年经手的资金可达几亿元甚至十几亿元人民币，即使按照较低的收益率计算，年收益可高达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人民币，收益非常可观，加之不需支付其它费用，地下钱庄获利颇丰。地下钱庄的社会危害地下钱庄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缺乏监管，而且从事放高利贷、炒外汇、洗黑钱等非法业务，其社会危害不可小视。（一）金融监管难以有效实施，动摇金融体系的公信力。地下钱庄脱离于正规金融体系监管之外，其突然消失、放贷资金无法收回等负面效应，会使民众质疑国家金融监管能力，从而影响国家金融体系的公信力。地下钱庄以非常隐蔽的方式，依托合法金融机构，通过正规结算网络为贩毒、走私、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划转资金，对国家正常的金融行为构成了潜在威胁。同时洗钱活动的资金转移完全脱离了一般商品劳务交易的特点，资金的流动无规律可言，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冲击金融市场秩序，严重者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或银行挤兑风潮，使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降低。（二）导致社会财富流失，侵蚀国家财政基础。非法所得资金通过地下钱庄绝大部分单向流向境外。国际上计算“资本外逃”的最普遍方式是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外汇储备总额的增加值之差。有数据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在世界各国中居于前列。大量的资金外逃造成外汇流失，减少国家税收，侵蚀国家财政基础，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三）容易助长犯罪，破坏社会稳定。地下钱庄为违法犯罪提供了一个销赃、销毁证据的出路，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法分子更疯狂地通过非法手段聚敛财富，各种犯罪行为所得资金，较容易进入正常流通领域，反过来又资助犯罪行为，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地下钱庄的运营基本不依靠国家法律的保障，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出现的纠纷，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这种力量往往体现为暴力行为，久而久之，极易导致社会黑恶势力滋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地下钱庄的防治对策地下钱庄作为经济领域客观存在的问题，直接冲击和干扰金融和社会秩序，必须引起监管部门的足够重视。近几年的监管实践表明，对地下钱庄的治理不应一概采取封、堵、打等手段，而是应当疏堵并举，标本兼治。（一）开辟多种投资渠道，加强对社会闲置资金投向的引导。投资渠道不畅是导致民间闲散资金流入地下钱庄的重要原因。对地下钱庄不能一味打压，而应更多地采取疏导方式，帮助民间资金寻求合法、高效的运作渠道。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屈指可数，而地下钱庄的风险又较难把握，只要开辟出符合社会资金投资特性和要求、安全性较高的投资渠道，投向地下钱庄的一部分资金就会流转出来。同时，监管当局也需制定一个合理的转换条件，建立对民间金融机构相对宽松但绝非纵容的监管环境，努力设法将其纳入监测体系，惟有如此，经济决策部门才能全面掌握真实信息，对于地下钱庄的打击才能作到对症下药。（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加大跨境资金流动监测。近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外汇储备连年攀升，迭创新高，在此形势下，有必要继续放松资本管制，给予企业和居民更大自主权。要在进一步放宽政策限制、简化手续，尽可能地满足企业和居民正常用汇需求的同时，完善现行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堵住外汇非法交易的漏洞。应进一步完善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尽快实现海关、外汇局、外汇指定银行、税务等部门数据共享，提高贸易外汇监管的有效性；逐项研究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大力规范和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以外汇汇兑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为重点改进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加强对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收支的监管，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的外汇管理；强化对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的全面监管，构建跨境资金流动的实时监测体系。（三）完善金融服务监督制度，强化对金融业务运营的监管。国有商业银行应真正实行公司制转化，不断改进金融服务水平与业务创新能力，提升工作效率，以适应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同时，由于地下钱庄利用或部分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因此加大对正规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尤其是可疑交易信息的核查与追踪，研判违规资金活动的趋势和动向，将更有效地实现对地下钱庄业务的监测，达到及时发现、准确打击的目的。（四）加强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打击地下钱庄涉及国家多个部门，良好的制度安排及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非常必要。应建立外汇局、银行、海关、公安等部门异常情况通报分析制度，规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切实发挥各部门专业分工优势，增强对地下钱庄非法交易打击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要加强对人民币和外币资金流动的统一监测，整合外汇局、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现有本外币资金监测系统，建立数据与情报交流机制，对本外币的资金流实行联动的、综合的监测分析，真正形成从银行到外汇管理部门再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报告、分析、侦查和打击的工作机制。

以下是范文，你可以将你能找到的资料改下，网上的具体数据比较少。写好也不一定符合你们单位的要求，主要是改中间的数据。数据是最有说服力。2003年度稽查局工作总结2003年是全面学习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之年，是稽查系统继续深化改革、推行稽查新工作程式的一年。过去一年，稽查局在市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处室、单位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紧紧围绕省绕省局、市局稽查工作要点，依靠全体干部发扬顾全大局、爱岗敬业、迎难而上、连续作战、默默奉献的工作精神，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主要工作回顾如下：一、全力以赴开展各项税收检查工作，稽查力度有了新的增强据统计，2003年全市累计完成检查并作出处理决定1325 户，中止调查、查无问题 613 户，共查补税额14018.54万元，滞纳金 999.65 万元，罚款 2063.47 万元，合计 17081.66 万元，累计执行入库 15578.6 万元。其中市本级完成检查并作出处理决定237户，中止调查、查无问题94户，查补总额5782万元，其中查补税额4494万元，滞纳金350万元，罚款938元；累计执行入库5672万元（包括重点税源监控企业“下查一级”入库税款3421万元）。2003年，市本级累计接受或受理查处的稽查案件371件（包括上年结转），当年查结335 件，年度结案率为90.3 %，检查户数按市局考核口径，完成373.5户 ,完成考核检查户数的113 %。由于检查人员减少，纳税评估新模式执行和非典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虽然查补税款绝对额比往年有所减少，但03年我市和市本级的稽查查补收入总额仍稳居全省前列。其中市本级人均查补税额继续超百万,达105.2万元，居全省市地稽查局之首。具体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认真组织开展各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上半年，我局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了三年未查企业、纺机配件企业两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下半年则更是集中精力，按照省局的要求，组织开展了消费税税收专项检查等5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各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均如期完成，并按要求及时上报了每项检查的总结材料及有关统计报表。据统计，在7项税收专项检查中，共检查纳税户193户，查补税款、罚款4592.6万元，已入库4592.6万元。（二）集中精力完成了“下查一级”检查任务。在重点税源监控企业、纳税大户企业等税收专项检查中，共下查一级企业 63户，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3421万元，已执行入库3421万元。在下查一级工作中，首先是做好查前自查工作，为企业提供自查自纠的机会，较好地发挥了稽查以查促管的作用。由于“下查一级”的推行，使各县（市）局企业自查税款比往年大幅度上升，据统计，2003全市稽查部门组织自查入库税款达1127万元。其次是做好查中沟通工作，耐心地向被查单位解释、宣传税收法规和政策。三是做好查后信息反馈工作，查处情况及时向被查单位及所在地国税局通报。今年的下查一级工作与往年相比，既有数量上的提高，更有质量上的提高，在新昌、嵊州等地查处的浙江新柴动力有限公司、浙江三花科技有限公司、嵊州银河时装有限公司等几个数百万元的大要案，在当地纳税人中造成了强烈震动，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有效地促进了纳税人纳税意识的不断提高。同时，检查人员在下查一级工作中吃苦耐劳的作风、连续作战的精神、过硬的稽查业务，也得到了当地国税部门的普遍赞扬和肯定，正如嵊州市局稽查局一位同志所说，绍兴市局的稽查人员冒着炎热检查账证、整理证据，汗水把税装都湿透了，给当地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敬佩和感动。（三）认真负责抓好了举报案件的管理与查处。据统计，2003年全市共受理举报案件597 件，其中立案查处365 件，已结案 340 件，结案率 93。1 ％，查补税（罚）款 2313.76 万元。其中市本级共受理举报案件341件，其中转下级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查处 192 件，作暂存处理 64 件，本级直接立案查处85件，已结案82户，结案率96%，查补税（罚）款1285.92万元。全市共办理支付举报奖励金 10.81 万元，其中市本级办理支付5.56万元。如：本级查处的重大举报案件有浙江新昌中亚实业有限公司偷税案，偷税额达989万元，绍兴市灵芝金属皮革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等。（四）按时保质做好了金税协查工作。高度重视金税协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2003年，全市共受托协查发票3796 份，已回复 3796 份，按期回复率达100％，协查发现有问题 398 份。其中市本级受托协查发票898份，已回复898份，回复率100％，协查发现有问题发票217份。全市委托协查发票 1834 份，已收到回复 1928 份(包括上年结转)，有问题512份，涉嫌金额16383万元，税额 2767。5 万元。其中市本级委托协查发票726份，已收到回复843份（包括去年结转部分），有问题394份，涉嫌金额2683 万元，税额 450 万元。随着金税协查系统不断完善，系统的功能得到了明显发挥，稽查效率显著提高。（五）扎扎实实做好稽查执行工作。2003年，全市共执行案件 1247 件，执行入库金额 15578 万元。其中市本级共执行案件252件，执行入库金额2251万元。在执行中，充分运用征管法赋予的执法手段，积极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一年来，全市各级稽查部门共采取税收保全措施、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共 2 户，入库税款 5。85 万元，而市本级由于采取税款预储的形式,加上执行工作方法得当,从而保证了税款的及时入库,因此未采取相关的强制措施。通过运用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稽查案件的入库率，提高了税务稽查部门执法的威慑力。（六）、加强协作共同打击涉税犯罪活动。在做好执行工作的同时抓好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继续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在市局领导的重视下，经我局与公安经侦部门多次商讨，进一步明确并规范了涉税案件的移送程序。 在此基础上，我局还先后与市公安经侦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制售假发票和建筑安装企业偷税等到涉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及城南大桥脚下地下发票交易案等专项整治活动，有力地扼制了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净化了社会环境，维护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据统计，2003年全市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涉税案件 149件，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2 件，已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12 件， 14 名涉税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其中市本级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涉税案件 38 件，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0 件，已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7 件，多名涉税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如市本级查处的绍兴市糖酒副食品采购供应有限公司偷税一案，其法人代表唐天放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绍兴市玉龙煤炭物资有限公司虚开发票一案，其法人代表缪元炳被判刑6个月缓期1 年。二、自加压力，深化改革，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一）尝试了案审职能外分离。今年初，市局为进一步强化稽查内部监督制约，硬化案审职能，提高稽查案件质量，经调查研究决定，将案件审理部门进一步从稽查体外分离。从将近一年的试运行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目的，利多于弊，得大于失。案件审理实现体外分离后，其执法地位更加超脱，也即达到了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的分离，监督的力度加大，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加强，从内容上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虽然今年案件退（补）查的情况并没有增加，但检查人员明显感到办案压力比以往大大增加。案审职能进一步硬化后，退（补）查没有增加的情况，恰恰说明了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部门间案件交接的时间有所延长，需要稽查与案审部门多沟通、多协调，以较好地解决好质量与效率的矛盾。（二）、狠抓了各项稽查工作制度的落实。1、狠抓检查工作汇报制度的落实。检查工作汇报制度是我局“三集中一汇报”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局深化两权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为进一步抓好这项制度的落实，我局以市局组织开展的“两项专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对这项制度的执行落实进行了一次全面整改。首先是对这项制度两年多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评价分析，从纠正对制度的错误认识入手，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要求各级人员高度重视这项制度，充分认识到这项制度在稽查工作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通过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及科务会议三级会议，全面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同时，对原来的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弥补了漏洞，增强了制度的实践可操作性，实行了工作日汇报制度。从近一个季度来的执行情况看，这项制度的执行落实已经步了正轨，在稽查办案中，充分发挥了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防止暗箱操作或人为因素干扰，以及减轻检查人员压力、保护干部的积极作用。2、认真落实以查促管制度。在对少数故意违法的纳税人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我局也对多数因失误造成的涉税违法进行了普遍的监控和教育。一是深入开展“以查促管”为核心的稽查优化服务工作，认真落实稽查建议制度，对检查中发现有涉税违法行为或倾向性问题的，向被查户作出《涉税管理建议书》，2003年共向被查企业提出涉税建议近百条。二是组织开展好查前自查工作。2003年本级共组织自查企业544户，自查有问题153户，自查入库税款108.8万元，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帮助纳税人进行了自查自纠。3、继续推行稽查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制度。为维护被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提供好权益性服务，我局继续做好“阳光稽查”这篇文章，在落实执行稽查告知制度的基础上，特别做好对纳税人的稽查情况通报、信息反馈。今年我局先后到5个县（市）召开了下查一级企业稽查情况通报会，以及市本级被查企业稽查情况通报会。在通报会上，向被查对象通报稽查情况，听取并解答纳税人政策与法规、执法与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我局还到4个县（市）召开了今年以来被查的下查一级企业座谈会，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听取被查企业对下查一级开展情况的想法和建议，并现场就我局规范执法、优化服务情况对纳税人进行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情况看，纳税人对我局的下查一级工作比较满意。三、以贯标为手段，完善工作规程和考核体系，内部管理上了新的水平（一）深化贯标工作，完善ISO体系文件。1、及时修订ISO体系文件，完善各项工作规程。为保证ISO体系文件的适宜性和全覆盖，我局分别在年初和年底两次对ISO体系文件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在平时我们结合上级部门新规定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及时补充新的体系文件，以达到工作岗位的全覆盖。据统计，我局全年共计修订工作规程63则，并在此基础上新增工作规程1则，通过一系列的修订完善工作，使我局的全部工作都做到有规程可依。2、抓内审、促落实。为使各项工作规程落到了实处，我局结合对工作目标的平时考核，按季开展对工作规程执行情况的内审，并将内审结果与工作目标考核相挂钩。2003年我局重点对稽查人员执行《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办法》情况进行了内审，为使内审达到预期效果，我们专门安排时间，并从各县、市局稽查局抽调专业人员，以随机两样的形式，对每位稽查人员的案卷进行了检查，共计检查案卷 21只，发现问题15处，根据内审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3条预防措施。（二）、突出稽查绩效，进一步完善工作目标考核体系。随着收入型向执法型稽查的完全转型，稽查新模式的推行，稽查取证难的困难日益突出，以及检查人员执法风险、执法难度的提高，原有的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稽查形势和变化的需要。为此，我局根据市局的考核要求，在全面征求各科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工作目标及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工作目标考核的重点作了相应调整，以促进稽查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高。新的考核办法主要突出了办大要案、加大查处力度、提高检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思路，采取了对稽查人员查处的个案按查补税款数额大小来确定不同分值进行加分的办法。新的考核办法有利于提高了稽查人员办大要案的积极性，据统计，2003年市本级共查出了30-60万元案件6件，60-100万元案件4件，100-300万元案件3件，300万元以上案件4件。（三）、从推行两项措施入手，促进全市稽查管理工作上水平。1、进一步深化办案质量标准化管理。根据省局《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试行办法》、《浙江省国税稽查案卷档案管理工作规范》以及新征管法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今年我局从推行税务稽查案卷标准化制作入手，进一步深化办案质量管理，重新修订了《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办法》，对全市稽查系统稽查文书的使用和稽查案卷的制作作了统一规范，较好地解决了原来在稽查工作中稽查文书使用不统一、证据提取复制不统一以及文字随意涂改、不按“一事一签”要求来取证和制作案卷等问题，大大提高了稽查工作质量和稽查效率。2、进一步延伸了信息化管理工作。在市局信息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局开发了“稽查涉案信息系统”，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实现全市稽查系统涉案信息的共享，并较好地解决了三方面问题：一是解决了CTAIS应用前的稽查案件信息查询难的问题，提高了稽查选案的针对性；二是提高了案件定性处罚的准确性；三是提高了稽查的分析、监控、以查促管的能力及办案的效率。四、以创建文明单位为载体，从严带队，队伍素质有了新的改善（一）做好机构人员调整工作。按照省局党组关于市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机构级别和干部选拔配备的通知精神，我市在5月底，通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异地任职的方式，选拔了5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业务骨干到各县、市局稽查局担任局长，充实了基层领导力量，及时完成了机构改革工作。同时，继续做好一年一度的“二员”选拔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的工作、学习的积极性。今年的“二员”选拔与往年不同的是，稽查局中层干部也全部参加了“二员”考核。经个人申请、考试测评和局考评领导小组审定，评定出12名高级稽查员、35名中级稽查员、11名稽查员及2名助理稽查员；并确定其中46名为主办稽查员。（二）继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及行风建设工作。局领导十分重视稽查队伍的廉政建设工作，做到逢会必讲，警钟常敲，并按季召开廉政建设分析会，对各阶段的干部廉政建设情况进行讨论分析。组织主办稽查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到监狱去接受廉政教育和职业风险教育，与此同时，我局还专门举办了法纪讲座暨税务稽查员宣誓仪式。特别邀请检察人员作法纪讲座，使稽查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当前需要重视和防范的职务犯罪问题，进一步强化了法纪观念和执法风险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制定税务稽查人员执法行为规范并组织宣誓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稽查人员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使干部更加明确了廉洁从政的天职。从今年市局监察部门向纳税人所作的问卷调查情况看，我局的稽查执法满意度达到了 98.88 %，与以往年度相比，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了我局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规范执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开展文明形象“四比”、“四看”竞赛活动，全面整顿干部作风纪律。在认真组织参加市局开展的“两项专题教育”活动基础上，我局为巩固活动成果，于9月底起专门开展了这项活动，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制订了《文明形象“四比”、“四看”竞赛活动办法》。活动分着装风纪、劳动纪律、文明礼貌和环境卫生四个内容，以科为单位，采用无记名形式进行打分，每周评出二个优胜单位，最后结果与年终岗位目标考核挂钩。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稽查干部文明形象有了新的提升。（四）重视对干部的业务知识培训。认真落实已有的《稽查局工作人员学习制度》，并按照市局要求，做好周一学习的督查工作。同时，结合新一轮“二员”选拔工作，在2月份组织开展了为期两周的集中学习活动，先后举办了进出口税收稽查业务、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ISO9000稽查体系文件等三个专题的业务培训，并于3月初组织了业务考试；为全面提升稽查办案质量，实现案卷标准化，我局还专门组织对全体干部进行了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化管理培训。为提高稽查干部的取证技能和办案质量，我局还组织了由市本级稽查全体人员及县市局稽查局部分业务骨干参加的税务稽查取证技能培训，邀请了有关法律专家作专题讲座。为进一步提高全市稽查系统稽查办案的理论、实践水平，我局在组织调研、撰写论文的基础上，在全市稽查工作会议上分别就税务稽查权的运用情况、税务稽查取证技能、办案质量标准化等8个调研课题进行了专题交流和研讨。另外，我局还组织所有干部分批参加了市局组织的计算机NIT证书培训、考试。通过上述一系列培训，使我局干部的稽查业务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五、当前稽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从纳税人看，一些企业反稽查能力和意识越来越强，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作案方式智能化、团体化，由此大大增加了检查难度和取证难度，并且，由于利益的直接化，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对办案人员的压力有增无减。（二）从执法力度看，一方面，在查办一些案件中，现有的稽查权力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有些法律赋予的检查权力却未能运用或充分运用起来。（三）从干部队伍现状看，稽查人员只占干部队伍的21%，办案力量明显不足。除此之外，稽查人员的整体素质与稽查形势不相适应，一是部分人员尚缺乏独立的办案能力，办案技能不高、经验不足。二是少数人员廉洁自律意识不强，存在安全隐患。（四）从激励机制看，现行考核奖惩机制不够完善，尤其是针对目前稽查办案难度普遍增大和风险不断加剧的情况，奖惩力度相对不足，挫伤了稽查一线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五）从稽查各环节之间的关系看，实行选案和案审环节的外分离，增强了实施环节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保证税收执法的公正性，但对如何整体提高稽查工作职能，则缺乏足够的重视，一定程度影响并制约了稽查整体绩效的提高。绍兴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表示：“侦查人员对嫌疑人的讯问完全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由于没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手段证明讯问合法、文明，嫌疑人翻供并指责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等问题日益突出。这既破坏了司法公正，也损害了侦查机关的执法形象。有必要从制度层面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种监督、证明机制。”犯罪嫌疑人把“律师在场”作为首选此项试验的第一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律师在场、录音、录像以及现行常规讯问方式中任选一种，直至侦查终结。参与试验的三个单位自愿选择采用这四种讯问方式的犯罪嫌疑人共有265人，其中选择律师在场方式的64人，录音方式的70人,录像方式的68人,常规方式的63人。虽然选择三项制度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常规方式的选择者，但是律师在场并不是得票最高的讯问方式。北京试点的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晶表示，这个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理解四种讯问方式，选择上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阶段，调研小组组织了访谈性问卷调查，就四种讯问方式各自的含义和相互区别向嫌疑人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因此，这样作出的选择与第一阶段相比，更成熟、理性，更加真实。在第二阶段，共计282名犯罪嫌疑人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如果法律上准备规定上述四种讯问方式，你认为这四种讯问方式从重要到次要程度的排列顺序是什么？”除了13名没有进行排列外，在152名参加了第一阶段试验的犯罪嫌疑人中，高达65.1％的人把律师在场作为首选，而未参加第一阶段试验的117名犯罪嫌疑人中，50.5％的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很多嫌疑人认为，律师在场要比单纯录音、录像强得多。”北京试点的调研组成员张凯博士说，“除了见证作用以外，律师还能提供法律咨询。”侦查人员最不希望“律师在场”与犯罪嫌疑人的选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地侦查人员对“律师在场”并不欢迎。三个地区的受访者在对三项制度从重到轻的排序时，都将律师在场排在了第三位；而参与问卷调查的56人中，只有6人在三选一的问题中选择了律师在场。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副局长金志海认为这是侦查人员将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制度比较后作出的选择，“录音录像成本低，高科技可以保证整个讯问过程的客观、真实、可靠，法律关系也很简单明了。而律师在场制度的成本相对较高，法律关系较复杂，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人为因素难免会让侦查人员有所顾虑。”“侦查人员在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做法不少是行之有效的，而安上摄像头、请来律师，很多现有的办法就不好再用，会影响讯问效果。”张凯说，“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下，一线侦查人员都有硬指标，改革就意味着重新摸索新办法，一下子确实难以适应。”“侦查人员有顾虑是肯定的，不然，律师在场就失去了意义。”全程参与这项试验的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德飞说，“但律师在场对讯问来说并不一定都是负面影响。”陈德飞参与的一个案件让他印象深刻。“这个案子问题不大，但是嫌疑人有明显的抗拒心理，侦查人员问什么他都不吱声。我跟他仔细讲了立功、自首、哪些是从轻情节，再问他的时候，一五一十全讲了。”陈德飞事后跟他沟通，他说号子里的人让他做好受皮肉之苦的准备，他也想好了应对办法，“如果他们对我很人道，我就交待，毕竟自己犯了错。要不是这样，我就什么都不讲。”陈德飞认为，律师在场对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来说都有好处，“侦查人员的讯问会因此更规范，犯罪嫌疑人也觉得受到了公正待遇，配合讯问。就我所知，北京地区采用这种方式讯问的案件中，嫌疑人没有翻供的。”律师在场制度为何难入刑事诉讼法尽管侦查人员对律师在场并不欢迎，但受访的56名侦查人员在总体上对改革讯问方式持积极态度，50％的人（5人未做选择）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有必要改变现行讯问方式。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列入本届人大的五年立法计划中，而三项制度也被期待能从制度层面防止刑讯逼供。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透露，从2007年10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将全面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律师在场制度由试验到立法的推行要慎重。主持此项研究的樊崇义也认为：“尽管三项制度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也有大量的数据资料证明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录音、录像写入立法的条件比较充分，而律师在场制度却不能立即推行。”“律师在场制度跟录音、录像相比，更能从制度上影响现行诉讼架构。”陈德飞说，“学者们希望这项制度尽善尽美后再写入刑事诉讼法。但是，律师在场制度在法理上并不存在问题，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规定，而犯罪嫌疑人也确实有这个需要，可以在立法上先予考虑。”陈德飞表示，“这个制度符合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目的，不能因为理论上的争议就放弃这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