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为主题的申论文

申论范文《文化如何走出去》在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场，往往会有这样的尴尬：“走出去”因语言和文化障碍停留在表面，深度介绍中国历史、正面展现中国现状的产品少之又少;以外国人为受众目标的文化活动，参加者大多是为捧场而来的“熟面孔”，对外文化交流演变成自娱自乐;认为文化就是文艺，国外演出接二连三都是文艺团体，给外国人造成中华文化就是唱歌跳舞的印象;习惯性地依赖政府主导、财政埋单，片面追求规模、速度和轰动效应，因过多的公款投入和过浓的政府色彩反而招致疑虑和反感。上述问题有其历史和现实根由。鸦片战争以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急切盼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当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个目标，自然会产生急于得到别人承认的心理。当此之时，一定要从历史角度和国际视野探寻新的思路，从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实践中汲取经验和营养，摈弃不由自主的急躁和冲动。首先，要顺其自然。文化传播是一个自然而然、循序渐进的过程，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国家的兴盛和文化对外影响力的提高一向相伴相随。中国历史上的“万邦来朝”，并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国家和社会良性发展的需然。因此，只要我们保持住发展势头，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度和影响力需将有质的飞跃。其次，要依托经贸。文化的传播历来都不是孤立的社会行为，而是附着于商业往来等其他载体而进行。伴随着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驼队、海上通道上的商船，包括世界三大宗教在内的诸多外来文化先后传入中国，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造纸、印刷等技术也随着丝绸、瓷器、茶叶一起传播到世界。而如今的德国“奔驰”和“宝马”、美国大片和“苹果”，在赚取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将严谨务实的“德国印象”和探险求新的“美国价值”传至世界各地。上述事例告诉我们，中华文化要走出去，靠送人免费阅读、请人免费观赏的办法，不仅收效甚微，也无法长久持续。中国需须创造出更多世人喜爱的优质产品，在产品中蕴藏文化，在商业中传递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能否跨越障碍迈出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产品卖出去。第三，要立足民间。中华文化的根和魂都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离开了民间的广泛参与，文化对外传播不仅失去了意义，而且也会失去内在动力。减少政府参与、淡化官方色彩，是当今国际文化交流领域的总体趋势，也是为减少别国误解和疑虑而采取的普遍做法。政府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职能，重点从体制和机制上解除制约文化发展的枷锁和藩篱，充分挖掘中国民间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潜力，让民间力量和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充分释放能量。第四，要体现尊重。世界各国人民培育和创造了各自独特的传统和文化，共同构成当今世界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中华文化需须展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和风范，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避免造成中华文化单向强势输出的印象。谦逊是许多外国朋友高度赞赏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国力增长的背景下，我们要特别警惕刚抛弃自卑又滋生自大的倾向，让中华文化更具亲和力和感召力，使中华文化在海外走得顺畅、走得长远。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国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文化张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通过国际文化互动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的大小强弱来衡量，因而它和国际文化互动的强度和参与的程度呈正相关。先提出 “软实力”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原院长约瑟夫·奈教授。他于1990年在 《政治学刊》、《外交政策》等刊物上，连续发表 《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等系列文章，后又出版专著 《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 《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提出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既包括由基本资源（如国土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实力构成的 “硬实力”，这是一种支配性的实力；也包括由文化感染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导向力、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赞赏和认可程度等要素构成的 “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近，约瑟夫·奈发表的一篇文章《世界政治面临两种实力转换形式》，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他还先后发表了 《驳美国衰亡论》、 《中美都应避免实力错判》等多篇文章。他认为，实力扩散与大国间实力过渡一样是大趋势。在信息时代，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能打胜仗，更取决于谁的故事更有说服力。这预示着，在信息时代，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在显现为文化竞争，也提醒我们更加关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的文化战争和文化安全问题。与此同时，近日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参加一个论坛时说， “中国经济至少还能高速发展20年，但同时要提防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消失”。据他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同时他指出， “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和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林毅夫先生的讲话，既不是如约瑟夫·奈所说的 “唯GDP主义”，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逆耳忠言。在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不能是 “人们的钱袋子鼓了，而脑袋瓜子却空了”。前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是，价值观的迷失和意识形态防线的全面崩溃，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从文化的功能来说，是指它的影响力、凝聚力、生命力和传播力。有些文化精品，特别是作为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世界经典等，是超时空的。我国古代的兵书圣典 《孙子兵法》，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美国西点军校、海军指挥学院和英国皇家指挥学院的重要参考书。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 《洛杉矶时报》记者采访布什总统时，惊讶地发现他桌上摆着两本书，一本是 《凯撒传》，另一本竟是 《孙子兵法》。在信息时代，我们更要重视被称为 “新的文化软实力”：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的传播力和杀伤力。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产业已经超过传统的航空、重工产业，成为美国大的出口产业，生产总值约占美国GDP的25%左右。据国内专家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文化影响力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是不相称的。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向度应该是“以文化人”、“文化天下”。对内强调“以文化人”，充分发挥它的“凝聚党心民心”的功能，通过文化精品工程、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发展建设，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工程，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全面提升全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和价值的凝聚力。打造国家文化软实力还要凸显“文化天下”的向度，即“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和价值的传播力。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涌动不息。在这些“流”背后，都承载着不为人察觉的“文化流”。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文化软实力工程乃是“国民性”再造工程，任重而道远。而讲述生动的、鲜活的、具体的“中国故事”，是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工程的一大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