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论文

中国的历史啊真正的自由不是针对他人的言说，而是指向自我的实践，真正的反抗也许不是公开的对抗，而是拒绝权力穿过的规避或对权力视而不见的沉默。——题记尽管“大写的历史”（History）或以“大事件”为标识的宏大历史叙事日益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大事件”本身具有的穿透力而导致一个时代的思想风格或精神气质的断裂或转折。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学术界正才小心翼翼地将80年代与90年代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狂飙激进的时代”与“理智渐进的时代”、“面向世界的开放时代”与“关注本土的保守时代”、“思想的时代”与“学术的时代”。但是，就知识的增长而言，这样的转折也许仅仅意味着知识旨趣的平面扩展或转移，而不一定就是知识地的叠加或累积。只有当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知识成果成为被重新思考或审视的对象时，这才有可能意味着一个知识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知识时代的开启。由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在当下中国的学术场域中迅速弥散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框架在“学术的时代”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评价，其目的仅仅是对邓正来先生在《国家与社会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一书中所建构并予以反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性的批评。在我看来，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地表明不同立场或态度的知识行为，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知识上的历险，它要求探险者对所面临的种种艰险进行周详细致的分析、小心翼翼的辩驳和体现洞识的判断。因此，我的策略是先进入作者的内在理路，分析他对市民社会理论的态度的转化，以及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此揭示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解释限度。鉴于作者既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始作俑者，又是这一理论的深刻反思者，这样一种检讨无论是对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还是对于健全的学术批评都有可能获得某种一般的意义。《国家与社会》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入了邓正来先生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的7篇研究论文。其中，“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下简称“建构”）一文是整个研究的基础或出发点，“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以文虽然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作的知识社会学式的考察，实践上是对“建构”所作的初步的、整体性的自我“反思获批判”，后来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框架的建构与限度——对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评论”（以下简称“评论”）1一文是对这种反思的进一步推进。当然，邓正来先生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反思获批判并没有就此止步。不过，就本文而言，我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从“构建”到“研究”再到“评述”这一批判性的反思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理论问题。2我们当然希望他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进一步反思能够多我们的智识构成新的冲击和挑战。一1、市民社会：从“社会实体”转向“解释模式”无疑，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建构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事件。由于市民社会论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市民社会”理论也就有所不同。大体说来，目前有两种市民社会的理论，一种是针对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所提出来的“公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公民自由交往的领域”（《国家与社会》，页142，注释35，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即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它强调的是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这种追求政治民主的极端形式就是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反抗，这也就是台湾学者将civilsociety译为“民间社会”的原因（页121）。另一种是针对西方理性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而提出来的“市民社会”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道德价值，即追求一种自由的、“善的生活”，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civilsociety译为“文明社会”。邓正来先生所提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显然是以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为背景的。但是，他似乎并没有从关于市民社会的经典理论出发建构一个宏大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详细地阐发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规定性。4尽管如此，他依然采用了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同样的建构方法或策略。一方面，他在对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梳理中，依照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对这些理论进行重构或再解释（如“市民社会与国家枣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以下简称“架构”）一文），这种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由于其在解释学上的有效性而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他在对这些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中发现了市民社会理论在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台湾民间社会语式的研究”一文），这使得他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中采取了一个类似的策略，即强调“中国的市民社会”，强调市民社会理论的中国性：中国是一个“迟一外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因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这也是为何将civil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原因），以此显示出与上述两种市民社会理论的不同。但是，这一知识社会学的分析策略，在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化，即让“舞台后导演的现实关怀”不是隐含在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建构中，而是直接在理论建构的“舞台表演”中亮相。在“建构”一文中，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中国的市民社会是什么”这样的学理推论，还不如说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我们将如何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之类的行动纲领：“提出建构市民社会的理论，正是为了促使国人自觉地、有意识地投入到市民社会的建构中，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基础，进而减少盲目性、情绪性和非理性。”（页20）我们暂且不管“建构”一文在多大程度上沿袭了80年代的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重要的是，它并不是一篇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个政治纲领。它与其说是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中国现代化之路的理论模式，不如说是提出一套新的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行动方案。不过这一点作者在“研究”一文中作了细致的清理，这一清理不光体现在叙述风格和修辞策略的重大转变，更主要的是将“建构”一文中混含在一起的“前台的理论建构”与“后台的现实关怀”严格加以区分，即将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与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研究”一文努力对“建构”一文的“政治纲领性”因素进行了清理或改造，比如，“建构”一文中关于“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主要作用”（页4）和“形成中国市民社会雏形的国家因素、社会因素和外部因素”（页14?7）在“研究”一文中就不再被提起了；而作为具体行动策略的“两个阶段论”（页17?9）在“研究”一文中被改造为一种用“关系或互动”角度取代“动力”角度的思考模式（页126?28）。当然，我们在分析这种转化时，必须要考虑“建构”与“研究”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不同的，前者的目的是要正面阐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后者是要从侧面反思这一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但正是因为作者既作为市民社会的倡导者（insider），又作为市民社会的反思者（outsider），这一双重角色更使我们容易看到他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态度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总的说来，这一转化就在于从学理上抛弃掉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建构，而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建构5。2、市民社会理论：“外部紧张”与“内部紧张”当我们转向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我们依然发现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由于与现实关怀（这种关怀已不再是对现实的指导，而是对现实的解释）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体现出某种紧张。一方面，作者是以中国本土的特殊经验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作辩护的，这种理论似乎仅仅由于它与本土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相关性而获得了学理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他坚决反对脱离历史或经验现实的理论建构，反对不加反思地套用西方概念范畴，也就是布迪厄所反对的“方法论帝国主义”，尽管历史或经验现实又恰恰是理论所建构出来的；另一方面，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资源又是来自西方，因此，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又无法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或话语策略而存在，它必须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对话，因此，他反复强调建构理论范式的重要性，用他所引述的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完成对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的替代之际，因旧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框架而产生的旧问题也会随之不存。这样，经验对象和它的理论建构之间，理论建构和它所“再现”的经验对象之间就形成了一个“解释的循环”，这恰恰构成了他所倡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现“本土化与规范化”之间的紧张。这一紧张标识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隐含于其后的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以“国家”作为理论分析单位的局限性。6对于上述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外部紧张”，作者采取的策略是用方法论上的“不断反思”（即“研究的研究”）来取代实质性研究。在《国家与社会》中，除了“建构”和“架构”属于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质性阐述外，其他的5篇文章以及后来的“评述”一文都属于“研究的研究”。这种方法论的反思固然与他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有关，而且在中国学术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种实质性研究与反思性研究的相对分工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就他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言，这种用研究的研究取代实质性研究恰恰使他本人陷入到他所反对的“方法论瘟疫”（韦伯语）之中，其结果是我们在不断的反思之后依然见不到关于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之互动关系的经验分析范本7。不过，正是在这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在克服“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上述外部紧张的同时，实际上逐步放弃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并将此转化为一个抽象分析模式的“国家与社会框架”。在“建构”一文中，“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在后来的“研究”一文中虽然保留了“良性互动”的说法，但更主要的是批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没能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范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页133，着重为原文所加），因此要求人们“对那些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与社会间具体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及研究上来”（页135-6，着重为原文所加）。在这里我们发现作者所采用的概念发生了不经意的转化：具有特定内涵的“良性互动”为一般性的“真实（或具体）互动关系”所取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为“国家与社会”所取代。前一种转化实际上暗含了某种政治哲学与社会理论的紧张（这与前面所分析的从“政治纲领”向“理论建构”的转化密切相关），我在下面将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后一种转化而言，尽管这一对概念经常互换，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良性互动”的关心使得他将“市民社会”界定为“市场之私域”与“非官方之共域”（页8），其核心主体是“企业家与知识分子”（页6-7），这样就将广大的“非现代化导向”的乡村社会排除在外（页10）。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显然无法分析乡村社会与国家的状况。由此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内在紧张”，即既要保持市民社会的“现代化导向”，又要将它作为一个解释中国社会生活的有效模式。而消除这一紧张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放弃“中国市民社会”的特有内容，将其转化为抽象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从而将中国乡村社会纳入到这一解释框架中。在“评论”一文中，“国家与社会”框架所针对的恰恰是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就学科传统而言，这一框架与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市民社会思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汉学人类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与家族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法律社会学中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从国家法与民间法这一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8相比之下，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所坚持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因此，为了将这些不同的学科传统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邓正来先生最终放弃掉“市民社会”的具体规定性，而将它改造为一个一般性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翻译和研究哈耶克著称的邓正来先生并没有引述哈耶克的理论来论证市民社会分离于国家的正当性，尽管哈耶克对不受国家干预的“私域”和“自生自发之秩序”的捍卫与市民社会理论有种种暗合之处。9而更重要的是他对哈耶克的研究将我们通常理解的、作为政治哲学的哈耶克理论建构为一套社会理论，其中，并没有强调哈耶克关于“私域自主”之类的政治哲学的论述。10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忽略”与上述作者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反思有关。一方面，正是基于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使他放弃了对作为“社会实体”的市民社会的建构；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对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的发掘，使得他放弃了进一步从政治哲学的方向上建构市民社会理论的努力，而将此改造为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不过，对于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化，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阐述或学理上的说明，因此，我的批评依然要指向他似乎已经放弃了的“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使我们对这一理论的不自觉遗忘变为一种自觉的反思。中国大历史.从大历史里面看中国的改革大历史里面制度、社会大的变革都需要动乱，这样才能够调整利益集团。如第一帝国向第二帝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第二帝国向第三帝国经历了元朝。（名词解释，黄仁宇认为中国的封建王朝可以分为三个大时段，第一帝国包括秦汉，依靠权贵来统治下层。第二帝国指唐宋，采用科举制度，通过官僚士绅来统治。第三帝国指明清，较唐宋内敛）大历史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制度方面的基础建立在孙蒋毛的革命基础上，蒋建立上层框架，毛建立下层框架。文革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传统文化的束缚。中国改革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经济体制也从计划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整个经济体制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未经革命而如此巨变，实为少有。现在改革进入到了攻坚阶段，要看国家如何走。a. 一个企业的改革，改革到现在，继续下去，特权官僚的存在影响了市场公平。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政治改革的阶段。社会主义消灭了资本家，但诞生了官僚阶层这个特权阶级。改革如何建立一个为市场经济配套服务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能否继续不经过变乱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领导人莫大的政治勇气以及执行力。b.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科技发展、知识经济阶段。日本、台湾、东南亚国家也是通过出口导向发展起来，然后科技发展，创新经济发面发展不足，经济后续潜力不大。按照十七大报告，国家将要发展创新型经济。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依靠科技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提法已经有十几年，之所以未能够推行下去，而继续走大规模投资，大规模扩大生产低层次发展的道路，而不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有着深刻原因：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地方财政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挂钩；官员政绩与经济发展挂钩；土地、环境等要素价值低估。政府现在的一条思路是发展创业板，通过创投来带动。如何解决现有经济迷局，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2. 从大历史里面看思想的作用理论、思想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解释世界，指导我们改变世界，构建世界。另外也是对我们的束缚，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投资的话来说，市场永远是对的。封建社会的精英非常信奉的是忠君报国，忠君是最重要的。强调的是以道德来治理国家，所以更关注形式上的东西，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有很多做法我们现在比较驳斥的其实是儒家思想里面很自然的延伸。如，清末统治者，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明朝皇帝的家事成了非常重大朝廷问题。从当时大臣的角度来看，远远比边境军事冲突、内地发生洪涝灾害重要。我们看来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百姓的民生问题、国防问题，儒家精英们根本没有想或者关注很少。固然有我们从历史后面看他们的原因，但儒家精英们的理论束缚了他们的期望，使他们觉得只要建立君君臣臣的国家，各自按照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们的理想社会（或者说期望）更多考虑道德而很少考虑实际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代，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期望值都会受到时代影响，不可能超脱时代太多。所以中国历代朝廷，不论制度怎么设计，都没有很好的跳出治乱交替、历史循环的怪圈。君权最削弱的明朝，君权最集中的清朝都是如此。君权最削弱，儒家精英参与统治最多的明朝，反而是最保守、最腐朽，最无力应对内外挑战的朝代。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精英更注重对君王道德的要求，更注重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党争）。汉人的朝廷一般党争很厉害，汉朝是党锢之争，宋朝是新党和旧党，明朝是东林党。这种情况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更多的讲求形式，从道德上治理国家。异族建立的政权反而更能够摆脱形式上的束缚，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清朝对救灾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历代，清朝军事体制改革的活力也远超历代。八旗子弟不行了就绿营，绿营不行了就团练。所以清朝统治者反而内政外交上远胜于明朝和宋朝。清朝人口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清朝的版图面积也是中国历代除元朝以外的一个高峰，更重要的是这些版图的扩大，西藏、新疆纳入版图都是满清入关以后，康熙、乾隆朝发生的。而康熙、乾隆朝士兵基本上由绿营组成，国家的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传统的儒家制度。从大历史角度看，封建王朝面临三个任务：军事上抵御异族入侵；经济上发展；维持自身的统治。现实中每个朝代的最终选择是维持自身统治长治久安，希望能够延续下去，而忽视了前两个任务。对于个人来讲，一方面要接受已有的思想，他们是过去的精华。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很多方面有大历史的观点，用大视野来观察、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最终要能够指导实践，实践永远是对的，不要被思想束缚。我很相信一句话：一个做过事情的、做成事情的人，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我是做投资的，谈一下这个方面。投资有很多理论，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市场中的实践来认知。盲目相信某种投资理论或者排斥某种理论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也需要积极交流，吸取他人思想精华。但最宝贵、最值得信赖的是自己的投资经验与思考。所以独立思考很重要，证券市场只有两种人能够赚钱，一种人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有配套的操作模式与理念；另外一种人是彻底没有自己的思考，完全把钱托付给第一种人。独立思考的人相当大的误区是过于迷信理论或者死守着自己过去的某种理论不放。还是那句话，市场永远是对的，以专业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金钱得失作为衡量专业化的标准。用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思考中国股市、经济发展史，也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思路，也会对股市有新的解答方式。3. 从大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从封建小农社会转型为现代经济国家化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经过了曾国藩、孙蒋毛等伟人的努力，黄仁宇认为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想当初百日维新的时候，精英希望能够很快使得国家转型。通过大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没有对应的商业社会组织框架，很难建立起来。一个国家转变不仅需要上层的改变，也需要下层对应改变。一个人、一个组织同样如此。人的显形意识相当于国家的上层组织，下面还有着巨大的潜意识。当我们接受某种观念，希望推动自己转变时，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最起码推动自己习惯、对待事物的情绪反应方面转变以后才能说转变进行中。继续回到投资。价值投资对很多人很难，需要两个方面的转变。一个是对股价波动的脱敏，脱离股价的束缚。很多人股价下跌时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幸福感，这样是不适合做价值投资的。另外一个是更多的关注投资理念系统的建立，而不是技巧的促进。只做自己看得懂的投资很重要，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投资理念与系统的建立需要一步步来，能够对一个月的局势变幻有心理准备，那么就能够对三个月，接下来是一年。所以真正成熟的投资人士一定要经历两轮牛熊转换，通过实践来成熟。4. 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中国朝代的更替往往是由于承平日久，土地大量兼并，而政府的税收直到清朝雍正之前，士绅是不当差，不纳粮的，建立在大量中小地主基础上的。大量兼并只会导致政府税收下降，中小地主以及普通老百姓税负加重，从而社会动乱，进而朝代更替。就算是雍正推行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照样发生了天平天国运动。公平往往有两个方面的公平，一个是机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结果的公平。科举制度提供了封建社会科举的公平，所以唐以后政治基本上是精英政治，而再没有出现出现灾荒后，官员报告百姓没有粮食吃，皇帝居然问，为什么不吃肉呢这种情况。但结果的不公平照样导致社会不稳定，朝代更替。所以整个社会效率优先的基础上，一定要兼顾公平，不仅仅是机会的公平，也要做点结果公平的事情。5. 国家制度的问题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大一统国家抵御外侵方面真的就比小国好吗？五代十国分裂的时候至少不用像宋朝那样缴纳岁币。欧洲国家一直是分裂的，反而充满了创新，从一块贫瘠的土地上（欧洲人口从来没有中国多）发展出来的文明征服了世界。所以大国对地方不能控制太死。美国是联邦制。中国94年分税制，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权利，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当多成了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竞争。6. 一个假设假设宋朝没有被元朝灭亡，继续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应该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是否会产生革命，从而促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当时的中国缺乏配套的信用等体系，可以在后续发展中慢慢建立。但是明清朝中，我们很难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迹象。一个国家追求内敛，就会停滞。一个人过于安逸现状，就会停止发展。人的成长一定是拥抱变化，改变思想，积极行动最能适应。实际上竞争的结果不是强者生存而是适者生存，最能够适应改变的人生存。资本市场的一个特殊在于他的规则与运行规律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我们要积极适应变化。但对现状经常发生改动，就会给人造成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稳定家庭，积极促进事业与思想的发展。思想的改变一定是在事业发展的前面，有了对应能力、素质准备才能够胜任对应工作。保持思想的不断更新很重要，不断实践向前发展很重要。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改革与开放2010 年11 月刊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黄丽（自贡市委党校四川自贡643000）摘要：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职能有限的政府、行政行为有效的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民主参与的政府。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建设一个民主、活泼、高效的社会主义政府体系，进入21 世纪，中国启动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在分析其现状的基础之上，找到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Abstract: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s citizen-centered government, the functions of limited government, effective governmentadministrative behavior, rule of law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le government and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s been exploring how to build a democratic, lively and efficient system of socialist governmentinto the 21st century, China started to creat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basisof the cause,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measures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困境原因对策Key words: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difficulties reason Strategy【中图分类号】D60【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10）-11-0036-02政府是政治社会中最大的组织，它既要处理公共事务，又要做出关涉社会成员利益的公共决定；对于每位社会成员而言，政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一个优良政府，始终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与理想。如何使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更快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更加高效、低价、廉洁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新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界定我国对于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是西方国家关于公共服务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而言，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其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①。有的学者认为，服务型政府是针对“管制型政府存在的弊端”而提出的新概念，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执政为民的政绩观；依法行政的法治观；科学民主的决策观；从严治政的责任观。②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以“管理就是服务”为根本理念，以提供私人或者社会不愿意提供、或者没有能力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政府。③综上所述，“服务型政府” 是政府治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职能有限的政府、行政行为有效的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民主参与的政府。二、服务型政府现状分析近年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践活动广泛兴起。各级政府及部门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主要包括：首先，准确定位，转变职能。各级政府适应改革新情况、着眼于经济社会新发展，为进一步解放、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着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按照转变职能、权责一致、强化服务、提高效能的要求，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科学设置、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特别是要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其次，以电子政务为支撑，阳光行政。电子政务就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方式，它在政府内部行政电子化与自动化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建构一个虚拟政府，即跨时空、跨功能、跨部门的全天候的政府服务体系。它能够使公众迅速获取政府信息与服务，使政府部门内部、政府部门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进行快捷沟通，使政府能根据公众多层次的需求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选择。最后，建立政务中心，高效行政。政务中心、政务大厅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程中为提高服务效率而出现的新生事物和创新举措。政府部门把与市民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服务职能集中在一起，在统一、有效的管理下，各部门集中起来、联合起来办理事务，规范行政、公开办事、承诺时限，从而为社会公众提供“高效、优质、廉洁、规范”的服务，构建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零距离通道。虽然我国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着手改革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政府管理模式，但由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理论尚不甚成熟以及我国现行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还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理论准备不足，缺乏统一的认识和规划。在理论上，我国对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的理论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 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理论研究上，简单套用、研究角度和方法比较单一；从研究内容上，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层面的倡导，而对具体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研究相对不足；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规范研究，而缺乏实证类的研究。同时，缺乏统一的认识和规划。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当成了另一种“政绩”，使得部分地方政府用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其次，民众参与不够，政府热、公民冷。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众参与不足，“政府热、公民冷”。这种建设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导向型单向模式， 还没有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互动式模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参与的途径不足、体制外力量激励缺乏、部分公众参与愿望不强烈。一些公民甚至认为那是政府的事情，是公务员的事情，与他们无关；还有一些人对政府的决心持怀疑的态度，冷眼观望。最后，缺乏一支精干、高效的服务型干部队伍。政府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结构形式，而公务员是组织结构中最为活跃，可以说公务员是政府第一资源，能否真正创立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公务员行政能力能否成功转型。当前，我国公务员整体素质不高，还不能适应服务型政府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的转变还有很大差距， 思想认识不到位，服务意识和观念淡薄；二是业务素质参差不齐，总体水平不高。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究其原因，既有传统行政文化的不良影响，也有机制、制度建- 36 -设的匮乏， 还有政府自利性的负面影响以及公民社会发育不够成熟等因素的影响。首先，传统行政文化的不良影响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历史遗留。随着历史的推移，慢慢透入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人治”而非“法治”、“伦理”而非“法理”、“臣民”而非“公民”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④同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巨大惯性。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一切社会资源拥有绝对支配权，更重要的是，政府也就拥有了对公众享用公共资源多寡的分配权， 形成了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和公共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假象，而公民则对政府形成绝对的依赖。其次，机制、制度建设的匮乏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就是政府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因此，它需要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政府观念，也需要人们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工作是制度安排，最重要的还是科学的制度供给。而从各地政府的措施来看，在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便民服务等方面着力比较多，效果也比较好，而在体制、机制创新、制度供给方面则有许多缺乏， 从而导致了制度、机制建设方面的匮乏，使得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机制的保障。特别是公共参与机制、信息公开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法治建设、绩效评估机制等急需解决。最后，民间社会组织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作为民主社会的衡量尺度， 公民参与是一个极为关键性的概念， 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需要公民积极的参与和合作，而公民社会则是民参与的实践活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先天不良，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来自公民社会的动力不足，建立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我们还需要公民意识和角色的觉醒，公民素质的提升，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在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之间形成合理的制约关系、共赢关系、善治关系。⑤四、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对策研究首先，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高效政府”政府行政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改变政府对社会事务统包统揽的旧格局，促使“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最终建立一个更加灵活、更为精简、更富效率的“有效政府”，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如果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就会使属于私人的权利和自由不断缩小； 政府规模的无限扩张使政府机构越来越多，官员越来越多，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 使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 而没有限制的权力，必然要导致对权力的滥用，从而败坏了国家的能力。现代政府的权力和职能是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必须坚持有所不为，才能真正做到有所为，要把那些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交出去，让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由此使“全能政府转化为“有限政府”、“高效政府”。其次，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治理模式有机结合由最初的“国家—市民社会”二元一体构架，到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经济—国家”三元分析模式⑥，再到柯亨、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经济—国家”模式⑦。虽然各有侧重，但具有相同的内涵，即：政治领域的主体是国家，经济领域的核心是市场，而社会领域的基础是公民社会，因此，将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就是服务型政府的有效体现。在此，三元模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只有三者之间正确定位、相互配合，构成一个三元结构的稳定格局，才能真正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新型公共治理模式。最后，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与运作方式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职能有限的政府、行政行为有效的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民主参与的政府。所以要转变原有的政府管理、运作方式，提出法治行政、民主行政、责任行政。从法理角度， 明确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客体， 分别是民众和国家权力。同时，特别注重行政程序的法治化；以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这是推进依法行政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 从行政有效实性的角度， 提出让公众亲身参与到行政立法、行政决策与行政执法过程中，实现民主行政，提出建立社会听证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此外，强调责任行政。政府应该是承担各种责任的行政机关，任何时候，公民都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政府只有其在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乎理性、道理的，才是合法的。参考文献：[1]迟福林：《全面理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人民论坛》，2006 年第6 期[2]彭向刚：《服务型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4 期。[3]郁建兴：《从发展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以浙江省为个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年第5 期。[4]庞金友：《国家与社会：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维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 年第5 期[5]齐明山：《转变观念界定关系———关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新视野》，1999 年第1 期。[6]金太军① 李图强：《现代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年版，第228 页[7] 王科：《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划时代兴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8 年第10 期[8]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 页[9]彭向刚、王郅强：《服务型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第期[10] 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6 页。注释：① 迟福林：《全面理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人民论坛》，2006 年第6 期② 彭向刚、王郅强：《服务型政府：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4 期。③ 郁建兴、徐越倩：《从发展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以浙江省为个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年第5 期。④ 庞金友：《国家与社会： 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维度》，《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 年第5 期⑤ 王科：《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划时代兴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8 年第10 期⑥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 页⑦ 童世骏：《“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 年第4 期思政探讨政治-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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