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论文

发挥“三社”协同作用 切实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部署、新要求。民政部门作为政府履行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部门，在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上，需充分发挥和调动“社会组织、社区和社会工作”（简称“三社”）的协同作用，不断探索社会领域制度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切实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一、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目前，河北省各级社会组织已发展到15011个，社会组织从业人员17万多人，会员超过660万个，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覆盖比较广泛（涉及全省89个厅、局）的社会组织体系。围绕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新目标，河北省民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登记管理制度上，实施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下放审批权限，减少审批备案事项，实行社区服务性社会组织备案制，积极探索“一业多会”，推进政社分开，改进双重负责管理体制。在优化发展环境上，完善财税扶持政策，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奖励机制；逐步将政府不应行使和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工作和服务以适当方式转移给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支持社会组织提供产品服务和社会服务，保障社会组织的民主参与权益。在加强监督管理上，建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独立自主、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管队伍建设，加大联合执法监察力度，加强诚信建设、行业自律和评估。二、推进“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发挥城乡社区自治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为全面推进城乡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近年来，河北省城乡社区建设稳步发展，打造了“四有一创”社区建设经验并在全国推广，社区治理方式不断创新。面对社区建设中存在的“行政化”日趋明显的现象，河北将进一步厘清职责，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动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在管理体制上实现“还权、赋能、归位”。进一步推进“网格化”管理，形成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主导，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社区社会组织、业主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工作格局。进一步推进社会化服务，做好河北省城镇社区综合信息服务系统的调研、设计工作，探索推动建立社区信息化网络平台，形成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居民志愿互助服务、社会有偿评价服务相衔接的服务体系，实现社区服务管理的“一网通”、“一键通”。三、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这些重要论述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据此，河北省将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社区、社工”三社联动机制，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服务平台建设向纵深发展。从载体上，大力培育和发展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从政策上，制定出台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意见和配套政策，把一些可由社会承担的工作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承担。从措施上，继续抓好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有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的实施；推进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建设，通过完善城乡社区自治机制，促进基层社区管理；不断加大社会工作岗位开发力度，合理规范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待遇标准、考核机制和权益保护机制，多渠道广泛吸纳社会工作人才；指导和鼓励各地加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力度，加快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继续教育。

释放社会组织生存空间是发挥作用的前提，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发挥作用的关键，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是发挥作用的保障。释放社会组织生存空间。影响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体制。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接受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双重管理”。这种“双重管理”使得社会组织“受控”有余而“发展”不足，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刻不容缓。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开始尝试社会组织分类直接登记，即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目前，除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发达省（市）之外，还有部分地区仍然要求社会组织挂靠业务主管单位。因此，需要加快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突破藩篱。在改革“双重管理”的同时，需要矮化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槛，简化社会组织的登记手续，以进一步释放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激发社会组织治理活力。管理体制的松动为社会组织施展才能释放了空间，而治理活力的激发还需要一揽子措施予以支持。一是促进社会组织之间的有序竞争。为此，可以尝试一业一地多会，打破行业协会商会的垄断局面；健全非营利领域的筹资市场和人才市场，用规则和能力激发竞争。二是引导社会组织的功能合理分化，形成信息发布、物资募集、专业支持（研究、评估、孵化和问责等）、服务行动等功能齐全而又运作有序的局面。三是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步伐，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四是大力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通过服务购买支持社会组织发展。五是搭建社会组织与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合作平台，拓展社会组织的筹资渠道。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涉及意识、架构和制度三个层面。社会组织必须“树意识”即强化服务与责任（问责）意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层面牢固构筑公益精神和服务理念，用以支撑管理者、一线人员和志愿者（义工）的行为。尤其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作为广大志愿者（义工）的精神支柱。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是体现服务与责任（问责）意识的载体。因而，社会组织必须“建架构”，即健全由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构成的内部治理架构，做到分工合理、职责明确、运转协调；有条件的还可以设立顾问或咨询机构，为组织的发展出谋划策。同时，社会组织必须“立规则”，即围绕组织的使命、价值和目标，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人员招聘制度、志愿者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绩效评估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以进一步完善管理，更好发挥作用。

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社会组织对社会治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十五个方面的改革中，明确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这两个方面改革的内容都与重视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承接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直接相关。事实上，“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了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已经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导向是，要求政府立足民本，下放权力，提高效率，建立多元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多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努力发挥社会组织的自主、自治、自我管理和服务便利功能，通过构建社会组织的运作平台，拓展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治理有较长的历史和成熟的经验，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柱。在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构建下，政府权力有限，政府职能也专注于安全、外交、经济等核心领域，诸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基本靠市场和社会来承接和完成。作为非政府性的社会自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出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有独特的优势，通过职能转移对接与政府委托或者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在文化教育、福利救济、养老助残、医疗互助、社区团结、环境保护，抗灾扶贫、预防犯罪、弱势群体帮扶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因其形成和运作的志愿性、自主性、非营利性、公益性、平等性和社区成员公共参与的特征，使得它相对于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独特优势，更容易获得认同和归属、更能细致入微、也更符合社区文化与传统，为此，社会组织承担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更有效率，也更有利于社会凝聚。 社会管理的高度自治化与组织化是西方国家的显著特征。各类协会、民间团体、互助组织、教会、基金会、慈善机构等大量的社会组织生长和活跃于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发挥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需求，监督政府与市场等方面的功能。如美国社会，在基层社区和微观社会管理领域，政府除了社会安全与基础设施建设外，很少有其他方面的职能，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非常高。几乎居民生活领域的所有管理和服务均由市场和基层社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承担，为此，民众的社会参与与公益行动非常积极。与此对应的是美国基层政府的人员规模也非常小，政府的有限权力和有限管理，事实上也养成了民众少找和不找政府，自我管理和通过社会组织互助解决生活问题的行为逻辑。 西方国家的这种全社会动员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社会治理体制，不仅简化了政府职能，减少了政府管理负担，还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促进了社会和谐，还增强了西方社会居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精神，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成本。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对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代表着社会治理发展的方向和规律，也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扶持和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体现了我们国家社会治理转型的趋势和要求。当前我们以政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治理模式普遍存在社会管理效率不高，服务不到位，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居民对社会治理多元化、具体化和细微化的需求，我们必须在主体、手段、方式等方面做出改革。同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在经济水平有长足发展、居民的自我意识、自主能力也都有了很大进步，这也为我们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提供了条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从顶层设计上对整个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做出了部署，为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挥作用提供了新制度的空间。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发展和发挥社会组织职能： 第一，转变观念，创新社会政策体系。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依靠多元社会主体和社会力量管理社会事务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加强政策创新设计，为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保障。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扶持，快速培育一批有资质、有影响能承接政府部分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培育他们成长为社会治理的新主体力量。 第二，以市场化改革为契机，加快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与简政放权，逐步扩大政府职能转移的范围和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来的改革基调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为此，政府要明晰定位，管好市场和社会不能管得，而将市场机制能调节，社会能自我管理的职能转移出去，既要转移职能也要下放权力。新一届政府推行改革时明确提出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以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导向，伴随着职能减少，同时也将部分资源分配和权力向市场和社会主体转移和下放，由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政府集中精力做好顶层设计与规划、政策的宏观调控与着力履行政府的监督职能。 第三，探索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承接的内容和方式。虽然我们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任务，确立了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的目标，可是，在现有国情条件下，转移什么内容，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转移，是落实的关键。从西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来看，主要是在微观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要积极放权社会组织，将服务性、技术性、社会性、认证性等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可以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和专门委托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等方式，吸纳社会组织发挥其灵活结构、服务便捷的优势，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降低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