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得相首匿本科毕业论文下载

这是中国古代法制上的一个原则，一般规定是如有人犯罪，那么百姓不得包庇，窝藏罪犯或掩盖罪行，现行刑法也有相关罪名。但在中国古代法制上，规定如果是亲属犯罪，其他亲属对其包庇、窝藏、掩盖罪行将不会受刑罚或减轻刑罚，而且如果亲属犯罪而其他亲属揭发的，反而可能收到官府追究。"首匿"就是窝藏包庇的意思，指亲属间允许互相窝藏包庇掩盖罪行。例外的是，反谋反等大罪不适用此原则

这是我国古代刑法的一大进步。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在这方面我国古代比现代做得还要好，现在不用这个原则了）。古代按尊长顺序分为——天地君亲师。君是国君，是人间最尊者，然后是亲，亲分为大父母，父母，兄弟，夫妻等。其中按从大到小的顺序确定家庭尊长关系。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位于下位的人对上位的人犯罪事实进行隐匿的行为不负担刑事责任。比如：父亲杀了人，儿子知道后不告，而且还帮助埋人。但是不能倒过来，比如父亲知道儿子杀人，不报告。那要连坐的。

“亲亲得相首匿”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曾发挥了重要的社会职能。今天，当我们走向法治国家时，如何科学地对待“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应该说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相互隐瞒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思想由来已久。早在周礼中就有“为亲者讳”的说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将这一传统宗法原则概括为一种司法主张。《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由于这一原则顺应了人的亲缘本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尤其是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一尊，“亲亲得相首匿”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正式确立下来。《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就是通常所说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其大意是说子女帮助父母、妻子帮助丈夫、孙子帮助祖父母掩盖犯罪事实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父母帮助子女、丈夫帮助妻子、祖父母帮助孙子掩盖犯罪事实的，一般情况下可不负刑事责任，死刑案件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责，这段话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亲亲相隐不为罪”。“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到了唐朝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时的国家法律不仅使亲属容隐制度的范围更为扩大，而且对其具体内容也作出了比较严密的规定。如《唐律疏议》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在这里容隐亲属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汉代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孙，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同居的亲属、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亲属及外祖父母、外孙、孙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除此之外，奴婢或仆人可以为主人隐匿犯罪，这些隐匿行为都不受到处罚。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亲属如果隐匿犯罪，则较之普通人犯罪降低三个等级对其进行减轻处罚。在容隐亲属范围扩大的同时，容隐行为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犯罪的亲属，即使是泄露其事或通报消息给罪犯，使之逃匿也不为罪。同时，为使得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更方便操作，唐统治者还在《唐律》和《唐律疏议》中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1）关于“知情藏匿罪人”。（2）关于“漏泄其罪令得逃亡”。（3）关于禁止逼亲属作证。（4）关于不得告发尊亲属。（5）关于不得告发卑亲属。（6）关于“子孙与金刃”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及不得复捕回送官。（7）关于犯罪共亡捕首之法不适用于容隐亲属。（8）关于审讯中不得已吐露亲属犯罪。（9）关于奸罪捕告。（10）关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严重国事罪不得容隐。这些具体而翔实的规定，标志着“亲亲得相首匿”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在随后的宋律、元律以及明清律中，容隐范围又扩大到了岳父母、女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刑法将其扩充到包括夫妻、四亲等以内的宗亲、三亲等以内的外亲、二亲等以内的妻亲。1935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又进一步将容隐范围扩大至五亲等以内的血亲、三亲等以内的姻亲，且均有亲属拒绝作证权及不得令亲属作证等明确规定。从“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和传承轨迹不难看出，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同时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影响。其之所以被长期沿用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大体有以下原因：其一，该原则从根本上体现了人的亲缘本性。人的亲情是维系整个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亲属间的爱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的感情基础。“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顺应了人的本能需求，因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其二，“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及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与基础。在该制度下，家、国融为一体，家庭的和睦与安定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亲亲相隐的思想以人的家庭亲情为基础，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保护，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睦，而且有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三，“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维护了封建经济秩序，有利于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家庭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共同致力于农业生产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不允许亲亲相隐则必然会增加家庭矛盾，造成家庭不稳，最终可能是家人离散，田地荒芜。这对维护封建经济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是孔子法律学说中宗法性最浓的内容，中华传统文化中两千五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强调伦理道德、社会责任、人际关系与群体意识。它对维持家庭与社会的稳定，规范行为与人才培养，起过有益的作用。

亲亲得相首匿、亲亲相容隐，亦称为同居相容隐等，是中国古代中华法律体系中一项规定，指“禁止亲属之间互相控诉或者作证，以保护传统的伦理秩序”的规定。这种亲属之间隐匿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亲亲相容隐”原则起源自东周。时周襄王曾提出：“父子将狱，是无上下” 孔子也认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

秦朝首次在其司法实践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将“亲亲相容隐”定为亲属、主仆之间卑微一方必须遵循的义务，但是公室告并不包含在其内。

其后各朝各代对此原则多有所发展，汉宣帝于地节四年（前66年）下诏规定：“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容隐的范围扩大到夫妻、祖孙之间，且规定家庭中尊崇的一方如果容隐卑微的一方，也可以考虑减罪。

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此原则更逐渐凌驾于株连制度之上。北魏在其刑法中正式写入“期亲相隐”条款，将该原则确立为近亲属之间应当互相遵循的原则。

唐朝时，该原则发展基本完备。唐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根据唐朝的司法解释，此条意为同居的亲属不论远近皆可互相容隐，不同居的大功以上近亲属以及奴仆为主人也可互相容隐，远亲属之间互相容隐可以减三等处罚。谋叛以上的大罪不在此列，但如果上述“得相容隐者”被告发的话，可被按照自首处理。在实际实践中，唐律具体规定：

唐朝以后各朝基本沿用唐律对“亲亲相容隐”的规定，明朝之后将岳父母和公婆也增加入相容隐的范围。直到1906年沈家本等人制定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方才将“亲亲相容隐”的原则从“禁止亲属作证”改为“不得强迫亲属作证”，从而将“亲亲相容隐”从义务变成了权利。

中华民国法律中将“亲亲相容隐”与西方特免权制度进行结合，保留了“亲亲相容隐”制度的大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批判，将其批评为“孔子法律学说中宗法性最浓的封建糟粕”，从而在其法律体系中排除了“亲亲相容隐”的原则。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送法》规定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此举被认为是“亲亲相容隐”理念的回归。

亲亲得相首匿是汉代刑罚适用原则之一，具体指汉代法律所规定的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可以相互包庇隐瞒，不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亲亲得相首匿最早是由孔子提出，将该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适用原则的是西汉宣帝。

扩展资料：

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下诏明确规定卑幼隐匿有罪尊长，不追究刑事责任；尊长隐匿有罪卑幼，死罪上请廷尉决定是否追究罪责，死罪以下也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刑法适用制度自汉宣帝以后成为中国古代重要刑事法律原则之一，并一直为后世历代所沿用。

新中国成立后，因批判封建文化传统、封建法律思想, 废除了沿袭几千年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明文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亲属之间互相举报成一时之风。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亲亲得相首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