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布面油画作品《夜巡》,出自欧洲17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荷兰画家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之手。这幅传世名作描述的是班宁·柯克上尉指挥的民兵连,欢庆法王亨利四世的遗孀玛丽·德·梅迪西斯访问阿姆斯特丹的隆重场面。 在每年参观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100多万人中,绝大多数是冲著伦勃朗《夜巡》来的,对荷兰人来说看伦勃朗的《夜巡》就像“朝圣”一般庄重、神圣。它是荷兰艺术登峰造极的代表作。伦勃朗充分发挥出了他的才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从中可一窥十七世纪时一个辉煌的阿姆斯特丹的历史缩影。 曾两次被授予“荷兰年度历史学家”称号的黑尔特.马柯,是一位出生于荷兰南部新教牧师家庭的畅销历史书作家。他撰写的《北海之心:阿姆斯特丹的光荣与哀伤》一书曾被提名比利时金猫头鹰奖。其原著是以马柯的母语荷兰语著成,书名可直译为“阿姆斯特丹的小历史”,这本面向大众的历史社科类读物甫一出版便广受该领域读者欢迎。全书以10个章节的篇幅,按照时间传承顺序,将阿姆斯特丹这座欧洲名城从十一世纪至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向读者娓娓道来。 从中我们可见,马柯从微观史学的角度,通过一件器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一个历史文化名人、一个古老的家族斗争史、一群上层社会妇女的抗争、一个警察局的报案记录等,在这一个个真实的小故事里,道尽了阿姆斯特丹这座经历了一千多年沧桑历史的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 今天的许多人对荷兰的印象大致停留在触目可及的风车、郁金香、梵高、大大小小的河流与开放性交易的红灯区之上,对它的经济实力则鲜少有人提及。但实则,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如同一个国家一般拥有组建军队、发行货币的特权,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牛的公司,这就为此后18至19世纪荷兰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让荷兰积累了雄厚的财力,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尽管后来荷兰被英国、法国打败,但仍然跻身世界强国,并凭借着得天厚地的通海港口,发展成为欧洲重要贸易中转站和贸易中心。 这其中,从13世纪初的渔村发展而来的阿姆斯特丹自是获益良多。千百年来,它经历了从小渔村到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因此,很大程度上讲,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就是荷兰历史的一个缩影。 作为荷兰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金融和文化首都,为数不少的荷兰大型机构总部都设立于此,其中包括飞利浦、ING等7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同时,阿姆斯特丹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历史悠久的运河网、荷兰国家博物馆、凡·高博物馆、安妮之家、红灯区以及许多大麻咖啡馆。每年有几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观光。 让我们将视角溯洄十七世纪的荷兰,此时的荷兰已经经历了西班牙长期的殖民统治,终在长达八十年的独立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成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独立后的荷兰努力发展海洋贸易,船只一度远达亚洲的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这时的阿姆斯特丹就成为了远洋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形成了欣欣向荣的港市,同时也产生了社会上以商业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市民阶层。而经由宗教改革后的阿姆斯特丹,不仅去除了旧教繁冗不堪的礼仪,摒除了华而不实的教堂装饰,更使得新教的礼拜堂恢复了素朴雅致的空间,回到最初基督教朴素的信仰本质。 现在再回到开头所述的伦勃朗。书中所述的伦勃朗与梵高同为荷兰籍世界知名画家。与梵高不同的是,伦勃朗在生前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望与社会地位,并通过画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宗教画、收徒等渠道为自己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但是,伦勃朗在当时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由于他的自私、贪婪以及私生活上的不检点,深为当时的上流社会人士不齿。他的学徒为了引诱他弯腰,甚至要在地板上画一枚金币。由此可见他在金钱上的贪婪。而他在富裕的妻子死后与两个女仆之间的风流韵事,至今仍为后人所不齿。 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与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在描述新教信仰的荷兰时说:“人们努力工作并不单纯为了钱,更是为了信仰。因此在17世纪,以阿姆斯特丹市民为代表的荷兰人在赚了钱之后,首先会扶危济困。受此影响,很多无家可归的欧洲游民开始聚集到荷兰,让这个低地之国成了当时慈善水平最高的国家。”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时的荷兰人确实如《水浒传》中打家劫舍的梁山好汉一般崇尚扶危济困、救济穷人等善行。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让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新教徒很“尴尬”,虽然新教伦理提倡人们勤劳工作,但获得的金钱太多,让他们从潜意识中感觉到跟虔诚信徒的身份有冲突,于是为了化解人性的物欲贪婪,降低自己的罪恶感,他们将慈善捐款看作自己神圣的“救赎”。 伦勃朗所在的17世纪正是尼德兰民族辉煌灿烂的时代。在这幅展现了强烈现实主义手法的群体肖像画《夜巡》中,从题材上来看,《夜巡》描述了民兵队上街游行的一幕,并非以往团体肖像画所描绘的贵族阶级或高级官员。他将民兵队的主题视为取材于圣经或者古典神话一样平等对待,这就是现实主义的真切表现。而从构图上来看,画面采取了近舞台剧的形式,画面的中心有两位服装各异的民兵走在队伍前列,画面左右后三个方向分别有三组士兵,姿态各异,形象更加生动自然。从中我们自可一窥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