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腔调论文范文资料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一、“西方化”及其历史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现存的论文基本没有，给你相关资料，你可以把这些作为论据等整理合成一下就可以了，方言的害处 1。 不利于团结， 不利于沟通，严重影响中国凝聚力。各种方言把中国人分成了山东人、东北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等等，强化了地域观念， 弱化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对地域观念的认同一旦超出了国家民族意识，就会发展到危险的分裂主义倾向。有时在同一场合和自己的同乡讲方言，而和其他人讲国语，造成人与人之间隔阂(其他人被剥夺了听的权利)。使人感到明显的亲疏有别。就这样还有人说方言亲切。亲切了同乡，疏远了其他人。结果是不同地区之间严重不团结，现在中国人大多数能听懂普通话，却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方言是缺乏团体性，不善合作，是中国国民严重弱点的体现。有效的沟通是团结的基础。语言不通，怎么能团结？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有统一的意志！同是中国人，何分南方北方；同心要同语，莫讲南腔北调! 2。 降低了效率，在许多公共场所带来极大的不便。上海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用方言，经常有人坐过站。最可恨的是某些上海人自己不说普通话，别人一说就反感，甚至恶语相向。农村人讲得少还有情可原，上海这样的国际大城市里银行不讲，学校不讲（中小学一下课就不讲，大学上课还讲上海话，外地学生越来越少，上海人越来越多，有人声明没有上海人的复旦就不是复旦，最好都是上海人），政府机关也不讲，医院也不讲（除了长征长海军队医院），公交车上司机和售票员也不讲，本地报纸上有上海话，学生家长要求学校用上海话（已上报纸见2005年5月上海某本地报纸），上海的领导这样做到底要干什么？！ 同样的还有广东！（广东顺德有人打出谁讲国语就不卖给他东西） 3。 不利于平等观念的培养，不利于建立和谐社会，更不利于发扬民主与法制。经济发达地区以讲本地方言为荣，看不起落后地区，一听口音，欺生、歧视、故意卖给高价等行为就来了。加大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仇视心态。现在许多农民能讲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到了上海，仍有语言歧视，而言语不通，常常难以在短期内相互理解；出现争执，有时会出现中国各地常有的见什么人用什么处理办法，不是用法律，而是用潜规则；导致外地人常常吃亏。心态的失衡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谐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沟通，更需要平等互利的交往。方言的使用，不利于各地方文化交流，加大了各地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加重了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蔑视，反过来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更加不满。沟通不畅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相互对立的地区，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语言不通，民主成空。沟通不畅，平等无望！ 4。 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更不利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民工业化素质提高。词语差异各地很大，有的已到了写出来相互看不懂的地步。没有能让90%以上人能进行语言的顺利沟通，就无法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就无法消除在各地方人民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甚至有越拉越大的趋势。方言对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上海某厂的工艺图纸用沪语写，结果博士看不懂，浪费了多少时间，错过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好良机。有的地方用方言拍戏，只能在本地发行，无法向全国推广，结果浪费时多少财力物力。做生意时有时名称双方不统一、难理解、误解，买卖双方的损失算下来是惊人的。IT行业的输入法，就因为方言问题，刚开始非要搞什么客家话，广东话、上海话输入法，结果是方言内部也是五花八门，标准无法统一，结果输入法只留下拼音和五笔，没人再用方言版了。可是多少开发费扔到水里了。企业信息化喊了多少年，一个方言问题，能让企业信息化只是镜中月，水中花。发展经济需要招商引资，发达地区要投资，不发达区要引资，要是坚持用方言，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让鬼子和老外钻了空子! 5。 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的风气。助长了腐败现象和官官相护。张口认老乡，认完老乡拉成帮，拉成帮来立山头，坑害国家坑害党；坑起百姓没商量。大量造成集体腐败。有些地方人大和政府，按口音形成了派系，有外来的一律打压，想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地方派系利益。对下曲解政策，对上遮掩民意；对中央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对抗中央。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的重要原因。历代中国当地人不得到当地做官，已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也是中国省级一把手难以直选的重要原因。 6。 不利于汉语的发展。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被破坏，就会造成语言的分裂和混乱。从而影响汉语的普及。更进一步会影响义务教育的实施。最严重的会变成文化的分裂，文化的分裂离国家的分裂还会远吗？ 我国很多地方文化特色其他地方人都不了解，最重要的就是缺乏语言的沟通。试想，导游用方言给大家解说，地方特色产品用方言做广告，岂不是自断财路，拒人于千里之外？可是，傲慢的上海人却用上海话做广告“为阿拉人民服务！”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撤了。用方言只能在自己的小胡同里坐井观天，狭隘的心胸只会排外。 7。 无法发挥汉语思维速度快、造词迅速的优势。削弱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方言词汇太多太杂，光妻子就有N 种说法，专业词汇要是也有这么多叫法，非把学子们累死不可。外国人学汉语，方言会严重阻碍他们学习的兴趣，加深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给鬼子以可乘之机，会导致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孤立。大大影响中国的软实力。试想，老外们辛辛苦苦学会了国语，却听不懂南腔北调，怎么让人家做你的知心朋友！英语内部虽说也有分歧，但相互可以听懂是没有一点问题的。而汉语，相互听不懂的方言，恐怕就有几百种。虽说讲汉语的有13亿，可只有一半会讲普通话。本来是语言优势，却因为方言变成了劣势。让中华文化成为影响世界的力量，没有统一的语言，怎能凝聚起统一的力量！ 8。 会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迷茫，我是**人，还是中国人？更不利于培养公民精神。很多地方的人，认同家乡比国家更强烈。这种倾向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敌。（连鬼子都知道，不信去找中岛端的著作）许多人出国，就是缺乏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坚强的民族意识。 倭寇中岛端认为在他看来，对中国人而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能。原因是，“支那人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 盖支那人之爱国心，不如爱省心，爱省心不如爱乡心，爱乡心不如爱家心，爱家心更不如爱己心之深而痛切也。非谓其全无一份爱国心，全无国家之观念，虽曰有之，然不过仅一分而已。（《〈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上编第84页）鬼子就要根据方言想把中国分割成七大块，可见其阴险毒辣之至。有省份观念而无国家观念的原因之一就是方言。不少人打着保护文化的名义搞地方保护主义，在政策上对抗中央。到了国外，好多人不说自己是中国人，是某某地方人。更有甚者如陈水扁之流借推广闽南方言搞台独。国家(nation-state)意识与国语(national language)意识是有紧密关系的nation-state formation之前只有官话(koine)没有国语(national language)。语言、民族和文化是三位一体的等同关系，你否定了汉语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汉族的统一性，这在政治立场和民族感情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提议推广方言者与陈水扁之流是一丘之貉！ 9。 不利于统一大业，不利于反文化台独。人家爱国台胞国语讲得中规中矩，你却嘴上流脓，肚里阿拉，脚下捣浆糊，人家能认同你吗？统一大业不仅要靠武力，更要用文化，用中华文化统战，要让世界认同中国是真正的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才能让相当多的台湾同胞产生认同。要警惕有人用语言文化搞台独，典型的例子就去中国化。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用闽南话方言代替国语。同样我们也要警惕有人用其他方言搞其他地区分裂。近代历史多次出现军阀割据，就是以省份方言区别的，导致中国长期不统一，使鬼子侵华有可乘之机。 10。 不利于改革教育。上海人把沪语写进课本，如果其他地方也要求也这么做，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来说的，写的是一种什么语言？这已违反了国家关于语言文字的相关法律。如此胡作非为，我国本来脆弱的教育体系会面临崩溃的危险！现在的普通话依靠教育、媒体在苦苦支撑，一旦打破这个体系，普通话岌岌可危！试想让穷人的子弟上大学本来就不容易，用本地方言考试把人家路堵死了，教育残存的一点公平也荡然无存！上海等地已出现了普通话的生存危机，学校下了课，很多学生在讲方言。讲方言成思维定势后对于复杂的逻辑思考不利。很多新词汇用方言无法表达，很多新概念用方言解释只能是如坠云雾。

只要别人能听懂就没有不接受的道理,

客家话有六个音调 客家话是古汉语粤化而来客家话包括宁化的赣南话、深圳的粤东话、河源的水源话、平和的平婆话、长汀的汀州话、龙南的广佬话、惠州的惠城话、赣县的蟠龙话、梅州的程乡话、台湾的四海话、四川的广东话、广西的新民话、铜鼓的怀远话、诏安的诏安腔、饶平的饶平腔，其中深圳、龙南、梅州、四川、台湾、广西等地的客家话，被认为属于粤东音。 客家话原本属於北方方言，在客家先民南迁的过程中和南方的其他方言互相融合，而形成了一种和北方方言不同，却又异於南方方言的一种新语言，就是客家话。广东著名的学者黄遵实曾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客家话的最终形成，大约出现於宋代，所以现在客家话的语音系统，与反映南宋后期、元代初年的周德清所作的「中原音韵」音系甚为相近。也就是说，客家话大约是宋、元时期的中原语音。 客家话的音韵系统客家话有许多的腔调。其中的四县腔有十七个声母、六十一个韵母，六个声调。这六个声调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去、阴入、阳入。而海陆腔的去声分阴阳，共有七个声调。 客家话的语音特点一、客家话的字音，读为送气音的比较多。也就是说ph,th比p,t多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变为清音声母时，在其他方言里，基本上是以平、仄声为变读不同字音的分化条件。但客家话中一律变为送气清音。 二、四县话中的舌尖塞擦音声母只有ts组。也就是说，中古广韵系统的精组与知、章、庄等组声母合流为ts。但有些次方言中并不是这样。 三、客家话中有一些轻唇字念为重唇。例如斧、肥、浮、飞等，表现了「古无轻唇音」的现象。此外，它有一个唇音的v韵母，如文、物、侮等。这在汉语的方言中比较少见。这个v声母存在於元代「中原音韵」音系之中。在元代之时，原来的微母字已失去鼻音成分而变为 v。客家话的这个v，可以说正是保存了宋元时代的声母。 四、中古的知组声母字在客家话中已大多数变为舌尖塞擦音，也就是合入精、章组中。但仍有少数的字保留舌头音的读法，如知字。这种读法，反映了唐宋以后的读音。 五、中古的泥母字在客语中分别读为n或ng，中古的日母字也读为ng 。 六、中古的晓匣母，其合口字在客语中念为f和v。如花、灰、虎、辉、婚等。而开口呼和某些合口的三、四等字则仍读为h。这点和广东话有些类似。 七、客家话中，尖团音区分的很清楚，也就是说ki,khi,hi声母不会像国语中变成ch,chh,s等。 八、中古时的疑母字，在客语中读为ng。如牙、逆等字，这是保存宋代读音的另一个表现。 九、客家话中有一个丰富而复杂的韵母体系，它保持著中古汉语中存在的m,n,ng,p,t,k六种韵尾，相当整齐。这也是客家话保存中古语音特点的一种表现。 十、客家话中没有撮口呼一类的韵母。中原汉语的撮口呼是在明代才出现的，客家话在明代以前便分化出来，所以没有这一类韵母。 十一、客家话中没有eng,ing及相对应的ek,ik韵母，而合入了en, in,et,it中，这一点反映了长江流域一带方言的特点。 客家话的词汇特点一、单音词丰富。如皮、毛、翼、索、闲、企、行、寒、食等。 二、保存比较多的古汉语语词。如捼（两手相切搓）、拗（折断）、系（是）、跍（蹲）、镬（锅子）、遮（雨伞）、犁（低头）、禾（稻）等。 客语间的次方言现象客语间也有许多不同的腔调。现在就台湾几个重要的次方言做介绍。 四县腔说四县腔的地方主要是桃园县的一部份、新竹县的一部份、苗栗县以及南部六堆地区。四县腔可以说是台湾所用的客语次方言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了。 北部的四县腔和南部六堆的四县腔略有不同。例如南部的回去说「归去」，不说「转去」，鸡蛋说「鸡春」不说「鸡卵」等。音韵系统上也略有差别，例如南部有些地区n,l不分。 海陆腔说海陆腔的地方主要是桃园和新竹的一部份地区。是台湾客语次方言中使用人数第二多的。海陆腔在声调上因为去声分阴阳，所以比四县腔多了一个声调，变成七个声调。此外它有舌尖面音的声母存在，所以有的音听起来略有一些卷舌的感觉。 由於海陆腔各声调的调值和四县腔差不多相反，也就是说四县腔念为高音的海陆腔念为低音，四县腔念为低音的海陆腔念为高音。所以在转换上有规则可循。 海陆腔和四县腔间用的词语略有不同。例如花生海陆腔讲「地豆」，蚯蚓海陆腔讲「虫宪」等。 大埔腔说大埔腔的地区主要是台中县的东势一带。大埔腔客家话和四县腔一样有六个本调，但是由於多了超阴平和去声变调两个变调，所以变为八个声调。大埔腔中的降调比较多，升调很少，所以听起来比较重且硬。 大埔腔和海陆腔一样，有舌尖面音的存在，还多了擦音声母j。用的语词也和海陆腔比较接近。但是其调值却和四县腔比较接近。可以说介於两者之间。 大埔腔中有的韵母和四县腔中不同。例如ang的韵在大埔腔中很多变为en，像是「听」、「厅」等。还有一些字的音也不同。例如国念做 kuat，而不是kuet，猫念做ngiau而不是meu。 大埔腔有一些和其他地方不同的语词。像是一样说「共款」不说「共样」，表示动作完了的语尾助词说「phet」而不说「het」或「thet 」等。 饶平腔说饶平腔的地区主要是苗栗卓兰的一部份。饶平腔和四县腔一样有六个声调，但是调值不同。 饶平腔的特点是有些在四县腔中念为无声母的字念为v声母。例如雨 (vu)。还有一些s声母的字念为f声母。例如水(fi)。 韶安腔说韶安腔的地区主要是云林的仑背一带。它也是有六个声调。它的音韵系统和其他地方的客家话相差比较大，大约是闽南语和潮州话的差距，也就是约有五到六成能沟通。 韶安腔没有收k的入声韵，也没有m韵尾。由於在大陆上韶安就属於福建省，在台湾仑背的四周又都是说闽南语的区域，所以韶安腔客家话受闽南语的影响很大。许多的语词和闽南语一样。 韵安腔客家话中有许多的s声母或无声母念为f声母，例如船(fin)，云(fun)。 除了这些腔调外，还有永定腔、丰顺腔等散居各地。 客语和日语的关系由於日语中的汉字音读是从中国来的，客家话又属於中原汉语的一个分支，所以客语和日语中就有许许多多的关系。以下一一列举。 客家话的声母和日文念法中的声母部份形成良好的对应。例如p,ph, f的唇音对应ha行、pa行及ba行。g,k,h的喉音对应日文中的ka行和 ga行等。只有v声母和f声母出现了比较没有规律的现象。相较之下，国语中的无声母、w声母、ch声母、chh声母、r声母，粤语中的f声母、无声母、l声母、ng声母等都在日文中都找不到良好的规律，可以说客语和日文间的规律性比较大。 客语的入声韵p,t,k在日语中大致都能有良好的对应，分别对应至长音、tsu或chi、以及ku或ki。可是因为客语中的ik,ek并入了it, et，所以有一部份客语中收t入声韵的字在日语中是念为ku或ki的。这一点广东话比客语有著更好的对应关系。 汉语中读音的长短对日语中读音的长短关系亦有十分良好的对应。如果单就汉语中的长短推论日语中的长短，则国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正确率，粤语有百分之八十三的正确率，而客语有百分之九十的正确率。如果加上一些判别规则，则以客语为基础预测日语中音的长短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正确率。可以说会客语的人在学日文上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