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悲情研究综述论文范文

张灵 这大观园里，最爱哭的女子，非黛玉莫属了。每当我们一提起《葬花吟》，便能想起那呜咽垂泪的女子。 文中提到，“紫鹃、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道不干的”，她这爱哭的性情，自出生就注定了的。 黛玉本是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下凡到人间还一段泪债。如此可说，黛玉的悲，由天而生，无论她身处何方，无论她是否遇见宝玉，她依旧会终日以泪洗面。 黛玉之悲，源自内心的自卑。来到荣国府，黛玉受尽了贾母的宠爱。一来便是贾母的“心肝肉”，只黛玉病弱，直接命人多配一份药丸送给黛玉；节日里放烟花之时，知黛玉身子弱，直接揽入怀中；与刘姥姥逛大观园时，见潇湘馆的窗纱颜色旧了直接命人换上新的……如此种种的偏爱，黛玉看在心里，下人们也看在心里；但黛玉的内心里，自己仍旧不属于这荣国府。一日与宝钗说“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我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姑娘一样”，她深知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也深知贾母等人对她的好，但她心中的自卑也不时会从脑海中跳出来，与其理智对抗。她总能想起自己孤身一人之哀，又总能发现宝钗身份之高，金玉良缘一说，更是激发了黛玉内心寄人篱下的自卑和哀伤。 黛玉之悲，源自她内心的聪慧和心性的多疑。自从金石良缘的说法起，她就隐隐感受到了自己和宝玉的结局。本来，自己和宝玉一见钟情，两人惺惺相惜，同吃同住，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这一切，被宝钗的到来给打破了。一来，宝钗与寄人篱下的黛玉是根本没法比较的；二来，宝钗的性情，更得众人喜欢，人人皆道宝钗的落落大方，黛玉的孤高自傲，此时，她的内心里已有些抑郁；三来，金玉良缘之说，更是加重了黛玉的心病。即使宝玉多次指天发誓，黛玉依旧疑心，依旧恐慌，终日惴惴不安。后来无意撞见玉、钗二人在房内嬉笑，郁结于心，是伤心之下，作出《葬花吟》，以哀悼自身，哀悼自己的爱情。 黛玉之悲，不仅是构成《红楼梦》中爱情故事的重要部分，更是她自身性情的体现。

林黛玉是曹雪芹十分喜爱和同情的一个人物，曹雪芹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也花了大量的心血，这个形象是非常丰满的，读完《红楼梦》一个活生生的林黛玉已跃然纸上了。那么，从小说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林黛玉有哪些性格特征呢？性格是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独特心理特征的总和。性格主要是由理智特征、情感特征、态度特征、和意志特征组成的。我们只能从黛玉的言行和态度等方面，对其性格进行分析。 3 影响黛玉性格形成的因素 性格是在后天精神论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受个体的生物学因素的影响〔3〕。巴甫洛夫认为：人的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的环境的合金。即性格的形成有其生理基础和社会制约性。 至于环境和后天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刘金花老师在她主编的《儿童发展心理学》中有着深刻的分析，她认为：儿童最初表现出来的气质特点是儿童个性发展的基础，是个性塑的起跑线。儿童先天的生理上的差异或特点特约了父母或其他教养者与儿童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制约了父母和教养者对儿童作用的效果[4]。如：对于一个生下来对人十分冷淡的孩子来说，可能不需要母亲对他表示更多、更亲热的行动，这是环境随着孩子的气质在改变；当然有时候孩子也会随着环境做相应改变，如：一个安静的儿童可能不讨喜爱说说笑笑的母亲的欢心，那么他就能在父母的影响下，而变得活泼起来。所以在分析林黛玉性格的成因的时候，也要把握好两点：内在的——生理和外在的——环境。 3.1 身体虚弱、抑郁性的气质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研究表明：正常儿童的身体体格与个性特征存在着小的但有意义的相关。其中有个研究材料指出，10岁、11岁个子矮小、协调性较差、体质相对比较羸弱的儿童倾向于害臊、胆怯、消极、忧愁，对照之下，那些同龄中长得高的、强壮的、精力充沛的、协调性好的儿童往往是爱开玩笑的、自我表现的、健谈的、有创造性的[4]。那么黛玉的体格特征与她的性格有什么关系呢？ 在黛进贾府之后，众人见她，身体虚弱，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由此可见她从小身体就很弱，只能靠吃药来维持生命。笔者认为：身体的健康状况不佳，给她的性格着上了灰暗的底色。从她作的诗中就可以看出来： 她在《葬花吟》中她这样写：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在《秋窗夜雨夕》中，她写道： 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烛. 泪烛摇摇入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 ... 连宵脉脉复飕飕,灯前似伴离人泣. 在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中湘云和黛玉在月夜作诗，湘云作了上句：寒塘渡鹤影，黛玉对了下句：冷月葬花魂。 由此可见：黛玉用诗词来宣泄自已的离情别绪。她所写的多是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笔者认为：正是由于身体上的先天虚弱，黛玉对事物的反应比较消极，什么事多从其反面来考虑，这也导致了黛玉在思维方式上极为消极和被动。 人的气质是和性格联系在一起的，某种气质更容易形成某种性格，如多血质人的容易形成乐于助人，活泼好动的性格，而黛玉属于抑郁质，这种气质为她性格的形成起了奠基的作用，这使得她“喜散不喜聚”、“喜静不喜动”。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知道她天生气质如此，对她也就不过分地苛求了。这些姐妹们喜欢宝钗的多于喜欢黛玉的，每次湘云来贾府总是爱找宝姐姐玩，而不会首先去找林妹妹，这使得黛玉与别人的社会性的交往逐渐减少，也促成了她更加忧郁的性格。 3.2 父母双亡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母爱在5岁前儿童的性格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儿童性格发展的必要条件。研究表明：缺乏母爱的儿童往往形成孤僻、不合群、任性和情绪反应冷漠等不良性格特征。父爱在儿童心理发展，特别是在性别角色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父亲为男孩提供模仿与同化的榜样，为女孩提供与异性交往的样例，幼年没有与父亲接触过的孩子，在性别的社会化方面存在着不完全[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良好亲子关系影响着孩子性格的形成。黛玉7岁丧母，11岁丧父，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她的学龄期和少年期，此时正是她的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她心灵又是两次重大的冲击，笔者认为：父母的相继辞世，是影响黛玉性格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 林黛玉父母双亡，孤苦零丁，不得不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在“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一回中，林如海这样对黛玉说： “汝父年将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减我顾盼之忧，何反云不往?” 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 。 可以看出来，黛玉是极不愿离开自己的家的。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时她才七岁，一个七岁的孩子就背井离乡，远走他方，在这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个“自已身世不幸”的情结。 在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中，当看到宝姑娘在母亲怀里撒娇时，黛玉流泪叹道： “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 破裂家庭对孩子性格的发展会带来不良影响。家庭破裂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死亡。孩子由于父母死亡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容易形成悲观和孤僻等不良性格特征。从年龄上看，婴幼儿期间，丧母对个体性格特征的影响很大，学龄期，则是丧父对孩子性格的影响较大[4]。而黛玉的家庭可以说是一种破裂家庭，她先后失去父母，这对于处于性格形成期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 亲子关系对儿童性格形成有重要影响。亲子关系是儿童人生中最早建立的人际关系[6]。这种关系的好坏影响着儿童的性格发展。7岁的时候当是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时候，不幸的是林黛玉失去了这一环节。5岁的学生就能进行自我评价了，5——6岁的儿童已表现有自我情绪体验[7]。而7岁时母亲的病故，对她打击可见一斑。 3.3 家道中落对黛玉性格的影响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着个体性格的形成。如在一个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可能性格中就比较有优越感，而家庭的衰落就可能给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带来自卑感。笔者认为：林家的家道中落除了直接冲击着黛玉的心灵之外，还间接地影响着她爱情的成败，这反过来，又影响着黛玉性格的形成。 林家原来是很兴旺的：小说中这样描述： 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到任方一月有余.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时，只封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远迈前代，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第出身.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 之后，林家却支庶不盛，子孙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没甚亲支嫡派的。在一个充满人情世故的家族中，人的价值是与他的家族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社会的婚姻观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试问：贾家的命根子，怎么会娶一个一身是病的，又家道中落的，死守着“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信条，对整个家族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儿媳妇呢？ 薛家对贾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宝玉娶宝钗可谓是顺理成章。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性格的形成也必然深受社会的影响。家道中落对黛玉造成的影响就是：敢爱而不敢言，只有把爱深深地放在心中，期待着别人能帮她一把，把自己的爱情寄托于别人的怜悯，形成了强烈的依赖感。只把着了一个救命的稻草，信守爱情，正所谓，爱至深，伤也深。最后，直至为爱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内容提要 20世纪红学界对林黛玉形象的研究异彩纷呈，纵观上个世纪, 林黛玉评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2、文学的典型评论；3、文化与美学探索。这个时期,对黛玉的原型和曹雪芹佚稿中的黛玉之死也作了深入探讨。虽然评论的视角、评论的方法几经变化, 但至今仍无定论, 其原因在于这一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模糊性及其永恒魅力。关键词 世纪 红楼梦 林黛玉研究《红楼梦》自诞生至今已近两个半世纪, 人们对林黛玉的评论也进行了二百多年, 但林黛玉形象的本质特点至今仍无一致意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林黛玉研究的专论就有三百多篇, 还不包括对这一形象有所涉及的著作。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成果择其要者进行综述, 以期对林黛玉评论流变的主脉作一个大致的梳理。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史的一般流程为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文学的典型评论和文化与美学探索三个阶段。20世纪林黛玉评论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时间上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 50年代至70年代, 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20世纪前半期的林黛玉研究20世纪的前五十年论者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 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光绪三十年）问世, 这是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发端之作。其中对林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悲剧进行了论述：“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 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 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 闻黛玉‘ 不是东风压西风, 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 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 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 信誓旦旦, 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 则普遍之道德使然, 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 而金玉以之合, 木石以之离, 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在王国维看来, 林黛玉的性格、出身及当时道德因素注定她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民国初年,《红楼梦》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派别—索隐派。其代表人物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等。他们的目的在于寻求小说所“ 隐去” 的“ 本事” 或“ 微义” , 而实质是穿凿附会地去求索《红楼梦》所影射的某些历史人物。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出版）认为《红楼梦》全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 林黛玉即董鄂妃董小宛。1917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 林黛玉, 影朱竹垞也, ” “ 绛珠影其氏也, 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生于秀水, 故绛珠草生于灵河岸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年出版）赞成林黛玉即董小宛的说法。他说“ 书中之宝玉, 黛玉,皇帝与后妃也。”（ 《释真》二十二回）但他又说林黛玉写的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 曹氏之林黛玉非他, 乾隆之原配嫡后, 由正福晋进位, 后谥孝贤皇后富察氏也。” 《释真》二回紧接着又自相矛盾, 说林黛玉不是别人, 是方苞。“ 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 混之以方苞。苞也, 灵皋也；绛珠, 仙草也甘露也, 泪也。一而二, 二而一也。” （《释真》二回）林黛玉一下子变成了董小宛、孝贤皇后富察氏、方苞三个人。综观索隐派对林黛玉的研究, 不仅是牵强附会的, 而且本身往往是矛盾的。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于1923年刊行, 他在《作者底态度》一文中, 通过对原作的比勘, 提出了“ 书中钗黛每每并提, 若两峰对峙, 双水分流, 各极其妙莫能相下, 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 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 的著名观点, 即“ 钗黛合一”论。尽管“ 钗黛合一”论早在《红楼梦》产生之际就已产生, 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即言“ 钗、玉名虽二个, 人却一身” , 但是, 俞平伯先生却是现代首先明确提出“ 合一” 说的学者。他对林黛玉的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个人的范围之内, 也不再限于对人物进行伦理判断。此后, 林黛玉评论开始了文学评价、美学评价的历程。1935年5月24日的《北平晨报》刊发了李辰冬的《林黛玉》一文。李辰冬认为“ 林黛玉的人生观完全同宝玉一样, 只求一个爱。贫富贵贱, 兴衰际遇,也是不闻不问。”他说林黛玉“ 幼而失母, 继而丧父” ,寄居的生活环境“ 养成她的伤感性” , 而薛宝钗的出现所形成的这一特殊环境, 又引起了黛玉的“ 善妒” 。“ 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两位妒的典型人物, 一是潘金莲, 一是林黛玉；然将她二位对照, 就可发现前者为资产社会的, 言谈粗鲁, 后者为绅士阶级的, 辞调文雅。”李辰冬在分析中谈及了林黛玉某些性格特点形成的环境的原因, 是有道理的, 但他把林黛玉的性格形象, 集中概括为一个“ 妒”字, 却是十分片面的1944年第1期、第2期《现代妇女发表了太愚的《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他在《林黛玉的恋爱》中说“ 这个少女发现到人与天的抵触了, 而自己是毫无凭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许她退让, 她坚持着要独占宝玉, 也可以说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那天定的金玉姻缘斗争。因此她随时谛听着, 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 宝玉的心在向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可是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 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惟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戟敌人和伤害中立者, 以使得敌人戒备, 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她神经越敏锐, 估计敌情越强, 地位越孤立, 假想的敌人越多于是只有让深重的疑惧、妒恨、忧郁不断地侵蚀自己, 而人生的路径也就非常狭窄了。”他又在《黛玉之死》中指出“ 黛玉为什么死？是因为她的恋爱失败。恋爱为什么失败？因为她的性格不为环境所容许。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是完全背驰的。宝钗在做人, 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 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 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 黛玉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 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 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黛玉的悲剧就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与时代之矛盾而造成的。”太愚可以说是开始读懂林黛玉形象的第一个学者, 他的精辟的观点为后来的许多评论者所继承。周华的《林黛玉——从一个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者看中国式的贵族生活》（天津《大公报》1947年12月16日）一文认为“ 林黛玉是一个接受了很多出世哲学的个人主义者, 她善良、‘ 率性’ , 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渴望平等自由, 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 她对封建势力主要采取妥协逃避的对策。她的源于贫乏的贵族生活的精神生活充满着脆弱, 温情主义使她不能反抗任何迫害, 只能到处乞求依靠, 由此可看出她的精神生活是不健康的。”这段时期, 索隐派完全把林黛玉看成了现实生活中某个实在人物, 没有把她作为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来对待, 是一种误读。有些论者对这一形象进行了一定的道德评价和判断。太愚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林黛玉的第一人, 其观点影响深远。文学的典型评论——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林黛玉研究1954年, 国内学术界对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进行了批判, 标志着《红楼梦》研究过程中的某种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李希凡发表了《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新观察》1954年第23期）。文章认为“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典型性格, 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力量。林黛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追求着美好生活的理想, 要求个性自由发展与封建势力之间形成矛盾, 最终造成她的悲剧命运。而薛宝钗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 封建礼教所要求的‘ 德’与 ‘ 才’兼备。”据此, 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的“ 钗黛合一”论, 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否定“ 钗黛合一”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刘大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解放日报》1954年12月12日）。文章认为“ 林黛玉这一悲剧典型,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最优秀的妇女典型。” “ 她有高度的文学天才, 清醒的哲学头脑, 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热情。她鄙视封建文化的庸俗, 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她不馅上骄下, 不贪图富贵, 她用生命来争取她的理想, 不屈服不投降, 不同流合污, 为了坚持自己完整的人格与幸福的爱情, 她斗争到最后一分钟。” “ 这一典型形象, 是长期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才华与苦痛的总结。” 作者认为宝钗在思想性格上,与宝黛二人是对立的, “ 钗黛合一”说难以成立。李希凡、刘大杰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后几年间出现了舒芜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期）， 鞠盛的《从宝玉挨打看林黛玉与薛宝钗》（《文艺学习》1955年第1期）, 以及杨柳的《贾宝玉、林黛玉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光明日报》1955年2月13日）和兰心的《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和宝钗》（见1963年《散论红楼梦》一书）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与李希凡、刘大杰等人基本保持了一致, 即把林黛玉定格在“ 封建叛逆者” , 她与薛宝钗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当学术界、读书界对林黛玉的评论基本趋于一致的时候, 何其芳于1956年底完成了《论红楼梦》的长文, 并发表于次年的《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该文第四部分指出“ 至于林黛玉的性格的特点,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 那就未免也过于笼统了、有些文章说她是‘ 具有浓厚解放思想的人物’ , 说她‘ 几乎兼有崔莺莺、杜丽娘的柔情和祝英台、白素贞的勇敢坚强’ , 这正是一种忽略了这个典型的个性和特点的结果。我们还是看在生活中, 人们是怎样用林黛玉这样一个共名。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这种理解虽然是简单的, 不完全的, 或者说比较表面的, 但也并不是没有根据。这也正是林黛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点在发生作用《红楼梦》也是反复地描写了这个特点的。” “ 自然, 人的性格总是复杂的。作者也曾写到了她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写她冰雪一样的聪明。写她孤高自许。写她有时候也心直口 快, 而且善于诙谐。写她对于爱情是那样执著, 那样痴心。写她并不只是‘ 好弄小性儿’ , 对于她所爱的人有时也是很温柔的。然而她的性格上的最强烈的色彩却是悲哀和愁苦、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何其芳指出在她身集中了许多不幸。她首先是一个女子, 这就使得她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与贾宝玉有很大的区别。“ 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主要是以这样一种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 她却仍然没有屈服, 仍然在企图改变她的命运；尽管她并不能粉碎封建主义对于她的心灵的桎梏, 她却仍然在和它苦斗, 仍然在精神上表现出来了一种傲岸不驯的气概。”何其芳的观点打破林黛玉形象评析简单化的局面。它告诉人们“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的性格, 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内涵。蒋和森的《林黛玉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 既不是对林黛玉作道德上的判断, 也不是简单地给她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 而是非常详尽地分析了她生活的典型环境, 指出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 由于先天的体弱、母亲的早丧, 使林黛玉的童年生活迷蒙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 她不安于依人为活的命运, 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 使她敏感、自尊、气量狭小, 率真。” “ 林黛玉的痛苦, 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 更不是由于自尊, 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 并压迫这种自尊的私有社会制度。” “ 阶级的影响, 在这个少女的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优裕的剥削生活所培养出来那许多贵族小姐的清高、娇贵、脆弱、生活情调等等, 也像她的性格上其他许多闪射着光彩的东西一样, 自然地、纠缠在一起地从她的各种表现里流露出来。” “ 她所具有的那种属于‘ 艺术型’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致, 主要不是用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而是用来感受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才禀在这个少女身上, 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灾难, 使她比一般人遭受到更为繁多、更为深细的社会折磨。”她执著地追求着排他的真爱, ‘她为爱情而生, 又为爱情而死。她似乎除了爱情之外, 就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任何的哀乐。”但封建传统观念又时时威胁着她渴慕爱情的心, 以致她把封建家族的当权者看成自由婚姻的保护者, 这必然造成她悲剧的结局。“ 即使宝黛如愿以偿地结为终身伴侣, 这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的根源, 总是由于在世纪的中国土地上, 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国土。” “ 林黛玉的悲剧, 是性格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 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恩格斯）”。同时,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林黛玉的悲剧之中, 也包含着她所依附的那个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 金闺小姐的林黛玉所更加无力摆脱的悲剧。” 作者认为, 通过这一形象, 曹雪芹对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提出了广泛的怀疑。何其芳和蒋和森的文章是他们运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得出的结论, 有别于李希凡等人的阶级典型论, 从而使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论日臻完善。综观这段林黛玉研究的历史,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论者摈弃了现实的人的伦理判断方法, 开始了对形象的文学思考, 把林黛玉与作者的创作思想甚至艺术手段结合起来, 着眼于人物的性格、思想、时代、阶级内涵这一文学形象层面。十年“ 文革”期间, 由于受四人帮“ 阴谋红学” 的影响, 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产生了一些荒谬的观点,那是一场非学术的喧闹, 此不赘述。文化与美学探索— 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的林黛玉研究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 随着思想的解放, 研究方法发生了变革。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进入以文化与美学的探索为主流, 兼有哲学的、心理学的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阶段, 使20世纪林黛玉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需要指出的是, 从典型论到文化、美学探索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对林黛玉形象的认识总体上没有出现反复, 但在局部上存在正、反、合过程。林楠《论黛玉的觉醒和宝玉的蛰眠》（《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把过去一向认为的黛玉宝玉这对反封建礼教和叛逆的战友分了开来：“ 叛逆路上林黛玉找到正确的出路。” “ 而贾宝玉只是一个可以觉醒, 但尚未觉醒, 正处在觉醒边缘的形象。”张锦池的《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 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 又有尊重别人、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 “ 二者之间又有其内在的联系：从人生哲学上说, 就是黛玉的谁尊重她, 她就尊重谁的处世原则, 这种处世原则包含着近代平等观念的萌芽。从政治思想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叛逆本阶级给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从婚姻观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 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这三者, 也就形成了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 何永康的《林黛玉性格世界透视》（《红楼梦研究集刊》1985年第12辑）则认为林黛玉的主导性格是叛逆精神, 但还有着“ 敏感多疑、傲岸不驯、贵族情调、诗人气质” 。周蕙的《林黛玉别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则认为“ 她是一个介于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 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 第三种人’ , 四十二回之前她是贾宝玉的同路人,四十二回之后, 她成为薛宝钗的同归者。”正当研究者在品格、道德、时代、阶级内涵等结构这一层面反反复复而无多大进展的时候, 有不少人试图由文学的思索转向文化和美学的思索, 开始探索这个形象的内在蕴涵和魅力。曾扬华的《论林黛玉的美》（《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就是这方面的较早尝试。他认为林黛玉“ 是一个可以与屈原形象实质相媲美的形象, 她是一个内外皆美, 而且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人物, 竹、莲芙蓉、菊象征其美好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 心灵朴实而又纯净,豁达而气量恢宏, 心地善良, 不为俗屈。” “ 其思想性格亦具有时代特征, 即要求尊重人, 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丝毫裹读。”吴颖的《红楼梦十二人物论之一林黛玉》（《花城》1983年第5期）中的《林黛玉》一文认为“ 林黛玉的家庭生活环境和‘ 半封闭’ 的贾府, 孕育、形成了她追求人性解放觉醒, 追求自由爱情的性格。” “ 林黛玉的性格美, 高尚而纯粹, 清丽而丰实, 含蓄而深沉, 而且是表里澄澈的。”继这两篇文章之后, 出现了大量以文化、美学为视角的研究, 形成林黛玉形象阐释中的主旋律。李希凡的《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艺境探微》（《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1期）认为“ 敏感的诗人气质是林黛玉的性格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的重要因素, 诗的境界、诗的氛围培育了她的风神秀骨, 使她在十二钗‘ 群像’ 中, 始终荡漾着清新雅丽的特殊韵味, 博得读者的同情与爱怜。林黛玉艺术形象这一渗透着诗情的个性特征, 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独特的创造。” 吕启祥的《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涵和造型特色》（《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3期）指出“ 林黛玉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 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看做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女主人公。她是凝聚着本民族文化的华粹精英。”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明白昭示这是一部为闺阁传真的作品。如果说, 他把天地间灵秀之气所钟的女儿喻之为花, 那么, 林黛玉就是花的精魂如果说, 他把生活心灵化而流泻为诗, 创造了充满诗意的真正的艺术, 那么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形象最富于诗人气质, 是诗的化身。” 同时他认为, 林黛玉形象所包含的文化蕴涵既包括承传的方面, 又包括新质的方面。用现代的价值观念来看, 林黛玉形象超越群芳花的精魂之新质在于自主意识或个性意识的觉醒, 那些传统的东西同新的素质结合, 强化了人物性格的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徐子余《美及其向崇高的转化和两者的毁灭—论悲剧形象林黛玉的审美价值》（《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生活和个性是‘ 诗化’ 的, 而宝钗的生活是‘ 散文化’的。”“ 人生悲剧的经历者林黛玉具有美, 因‘ 真’ 而美, 美在‘ 真’ 的基础上升华为‘ 崇高’等多种美。”邸瑞平的《“ 孤标傲世偕谁隐”——禀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之林黛玉》（《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期）认为“ 曹雪芹用优选法, 把封建时代文人蔑视权贵、敢于抗争的精神光明磊落、率真坦荡的性格嫉恶如仇、救弱扶倾的作风聪颖俊逸、高雅调悦的气质等等, 甚至对虚伪造作的唾弃, 对自然纯真的追求这些为人所称道, 难能可贵的品格。集中起来, 把封建文人所擅长的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等艺术经验, 都调动起来, 完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林黛玉。” 王忠《试论林黛玉的精神美》（《怀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提出林黛玉的吸引人乃在于她的“ 横溢才学美” 、“ 独立人格美” 、“ 坚贞情怀美” .李兰、杜敏的《冷月清窗话黛玉——关于林黛玉形象的情旨、意蕴的思辨》（《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 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的一个艺术的精灵, 并非生活中的所有, 而是生她, 育她, 摧残她, 埋葬她的那个时代中、人鬼两域里均不曾有的情旨意蕴的升华。” “ 她身上的诗一般的气质、素养、格调、品性将与明月清光永存。” 杜景华的《黛钗性格与道德评估》（《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期）指出“ 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具有传统道德, 薛宝钗思想中具有很深的封建道德观念, 而林黛玉身上体现着我国优秀文化的结晶。林黛玉是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俞平伯先生评价她的‘ 真’ 、‘ 刚’ 、‘ 热’ 、‘ 天真’ 等正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 这和宝钗的‘ 曲’ 、‘ 冷’ 、‘ 世故’形成鲜明对比。她和宝玉一样, 追求一种合乎人生意义的新道德, 而抛弃另一种旧道德。”薛瑞生的《捧心西子玉为魂——林黛玉论》（《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指出林黛玉性格魅力在于其真率：“她只能在真中找到知己, 也只需在真中找到知己。谁也不会爱林黛玉的缺点, 但谁也不会因林黛玉身上的缺点而拉开与她的距离。这也正是真的魅力, 林黛玉的魅力” 。“ 贾宝玉是批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是感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则是用她的女性的深细与诗人的锐敏来感伤的。父母双亡与爱情受阻这两颗苦果所酿成的个人情绪与时代情绪的相互濡染, 才使得黛玉的忧郁感伤显得更加沉重与动人。” 曲沐的《红楼“ 骚” 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以‘ 死亡’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源于屈原之《离骚》,《红楼梦》则达到极致。曹雪芹潜意识中无时没有死。他笔下描写了许多妇女的死亡, 但最“ 惊采绝艳” 的莫过于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借‘ 师楚’ 的写作方法, 将其理解到的‘ 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征投射到他心爱的人物身上, 使之闪现出更多的‘ 楚人’风采。因之, 林黛玉的怨愤心态、生命人格和生死价值观念, 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刘相雨的《情的追求与爱的失落——论黛玉形象的文化情结》（《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2期）认为“ 前世情缘—一悲剧命运与神话预警（绛珠草还泪报恩和娥皇、女英的传说）” 与“ 今世情缘”—“ 情情” 的黛玉以己执著、真诚之心赢得“ 情不情” 的宝玉的挚爱, 使林黛玉之“ 情” 具有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林黛玉之情所具有的时代性——她对情九死不悔的追求表现出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对个体生命和青春的高度重视, 反映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的某种背叛和超越。”鲁小俊的《宝黛爱情悲剧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提出“ 二玉之恋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自由伦理下的爱情。没有了‘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式的冒险刺激, 没有了‘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式的惊心动魄, 一切都回归到日常生活。同样是刻骨铭心, 同样是叛逆世俗, 宝黛之恋却体现了自由伦理下爱情的脆弱——对两个个体在爱欲中完全契合的渴望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圆满实现。与此同时, 中国人以‘ 赤子崇拜’ 为核心的人格取向在宝黛爱情上得到了最为生动也最为残酷的体现, 这不仅仅是一场爱情悲剧, 也是一场关于纯洁, 关于崇爱,关于怜惜, 关于自卑, 关于真诚, 关于永恒的人格悲剧。自由伦理和传统人格关照下的宝黛爱情是一首理想的而非现实的、回归的而非进取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