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论文文献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思路分析]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但是，日本不仅引进西方技术，更引进西方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国仅仅是引进技术。中国尽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来讲，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上层建筑是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最终会失败。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日本社会。这最终导致两国大相径庭的结果。[解题过程]（1）社会背景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不同：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不同：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另：时代背景国内明治维新：列强入侵激化了国内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幕府陷于极端孤立地位戊戌变法：清政府对内依靠汉族官僚地主，对外妥协退让，共同绞杀人民革命。守旧势力很强大国际明治维新：世界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戊戌变法：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并开始瓜分中国 领导者 明治维新：具有革新精神的中下级武士戊戌变法：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士大夫 参加者明治维新：反幕府的强藩、广大农民和市民、商人、手工业者戊戌变法：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 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戊戌变法：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经济方面 明治维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企业戊戌变法：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社会生活方面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努力发展教育戊戌变法：设立中小学堂，京师大学堂；准许设报馆，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军事方面 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戊戌变法：精练陆军，扩建海军

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有感 读日本史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为何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与日本都经历了变革，然而中国却不敌日本，一再输给日本，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奇耻大辱，从而吸取教训，不要在竞争激烈的21世纪重蹈覆辙。同时感慨于日本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从废墟上重建家园居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又成为世界大国. 从明治维新的开过功臣说起，吉田松阴的弟子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中好多人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在改革的过程中亦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有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这些人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改革精神，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改革意识，并一直坚持下去。这些人都接受了近代思想的熏陶，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而奔走呼号，尤其是高杉晋作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对他誓死效忠，在戊辰战争中英勇战斗，前仆后继。 再从明治维新的政策上来说，主要是三大政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这三大政策表明了明治政府改革的全面性和侧重性，首先从经济领域进而在文化领域，当然富国强兵是与殖产兴业几乎同时进行的，更多的是侧重与军事工业的发展。为何会是这样呢？因为他必须先解决国家的独立，而要实现独立就必须发展自己的近代化工业，这样军事工业无疑排在了第一位。为发展经济实行了国家强制性的资本原始积累策略，扶植私营企业，依靠全民建设来达到最终的强大。民力无限的作用终于爆发了，以至于日本的教育都是以私立教育为主。 日本有向国外学习的优良传统，在大化改新时向中国学习，取得了封建化的巨大成果，大量吸取华夏文明，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近代时日本主要向英国和德国学习，有选择地学习是明治维新的主要特色。 日本改革的全面展开使得日本引进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大量成果，仿照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科研和教育体制，使得日本的教育和科研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日本加强上层建筑的建设，中央领导机制下各机构团结一致，协作进取。 日本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大力对外殖民扩张，尤其是对东南亚和东亚中国、朝鲜的侵略，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和市场。 日本文化建设采取了积极的入世态度，脱亚入欧的战略策略，使得日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力图与国际接轨，并赶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时机。 日本的留学生与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在学成后归国大力传播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用自己的辛勤成果培养日本的学生，而不是一味的只引进不创新。日本国内教育机构逐渐用自己的人才取代外国人，以摆脱外国的控制。

最近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终于发现一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了。如果你照着书本上理解，那么一定是腐败，思想落后，体制不行。这都是对的，但是，那是废话。如果你是为了找个答案，就照着这些废话答。如果你是想搞清楚为什么，那你就要好好看看我的研究结论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历史久远，我不能说完全了解了。就目前可以从网上查到的大概史实，可以得出如下一家之谈。我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清朝没有继承明朝的特务制度，没有完善的特务组织。这是现代国家的必备组织。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锦衣卫，乃至后来的明朝东厂和西厂，在中国古代文人眼中自然是罪大恶极，可是作为现代国家，没有特务组织行吗？苏联有契卡和克格勃，纳粹德国有盖世太保，英国著名的007间谍更是风靡全球，美国也有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脚步踏至全球。然而清朝有什么特务组织呢？清朝，就只有康熙皇帝制定的密折制度，基本上就是靠揭发，尤其是官员之间的揭发，和明朝的特务机构的专业程度比，简直就是太失败了。清朝失败的特务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没有发现清朝重要的淮军洋务大臣李鸿章，乃是西方共济会下罗斯切尔德财团的中国代理人，而这样的代理人，比比皆是。李鸿章通过兴办洋务，签署卖国条约，从中捞取回扣，在世界上已是人尽皆知，唯独中国人不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听说有人把李鸿章比作中国的俾斯麦，发出长叹：但愿我死后不会被称为德国的李鸿章。其中意味深长。不仅如此，李鸿章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蓄意误导北洋水师，甚至将本来就很短缺的精煤运送给日本联合舰队，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实际上根本就不受清政府控制。我看我们现代的很多电视剧，往往将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肃反当做反面形象来描述，的确不是个滋味。肃反扩大化，的确是不应该，但是，没有理由因此就否定肃反工作。试问，世界上那个国家能够没有内务安全机关和情报机关，还能独立存在？没有肃反队伍的国家，他的军队就会像北洋水师那样不明不白地被消灭掉。试问，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日舰无一损失，放到哪里都说不通。因此，在卖国贼李鸿章参与的洋务运动里，其失败的命运是在所难免了。其次，洋务运动缺乏系统的国家战略。战略上失败了，在战术上再成功也是无意义的。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引进坚船利炮，甚至自主制造，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条路的目标是什么，我看，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洋务派可能都没有收复国家主权，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的认知。他们最多恐怕只是想用洋枪洋炮洋务来苟延馋喘，这在经济上必然导致失败。我在这里纠正一个看法，那就是洋务运动因为没有实施制度改革，所以失败了。这种观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属于废话。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当然要因势利导地进行一些制度改革，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求。洋务派的确止步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洋务派需要做的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那一套，那是不对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已经非常弱小了，必须用国家集中资本的办法，尚可有一条生路。 第三，洋务运动的国防工业缺乏强大的经济支柱。国防工业，没有不赔钱的。这是因为现代国家谁也不会停止先进武器的研发，但是谁也不会把关系到本国安全的先进的武器出口出去。国防产品不同于消费产品，它注定是要赔钱的。洋务运动最失败之处，就是没有利用国防工业夺取国家主权，再利用国家主权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利用经济增长的税收来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只有走上了这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才有不断发展的可能，否则，必然是国防工业不断消耗国家有限的财政，最终不得不自行消亡。第四，洋务运动没有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听说他们有成本核算和现代会计这回事。他们的初期投入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洋务运动严重缺乏自主人才，即使是引进技术，其官员也不懂技术，而是委派给洋人来引进。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依仗外人，还有什么国防机密可言，这无疑是引狼入室。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福州船政可以制造出近海巡洋舰平远号。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LangWilliam M）（又是个洋人）对该舰检查后甚为满意，于1890年5月16日调归北洋海军，更名为“平远”。该舰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旧中国的国防工业，始终被资金不足的梦魇萦绕，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那种荒唐地以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走的是官办企业的道路，而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道路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承认，封建社会的官办企业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是讲究成本核算的，但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的苏联和新中国，都是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的，拥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来支持国防工业的发展。那种以为搞个什么市场经济，就可以带活洋务运动的想法，在帝国主义殖民旧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站着说话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