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透明釉毕业论文

陶瓷成型工艺 淘洗过的泥料经过一段时间陈腐后，用泥铲将它移到另一处，每铲一层，要用赤脚有规则地踩练。踩泥要求一脚跟一脚，沿边缘打圈向中心方向踩练，由此使泥料干湿进一步均匀，每踩完一层，即在其上增加一层，逐渐成堆。传统的踩泥有“菊花芯，莲花瓣，三道脚板两道铲”的口诀。 瓷坯的制作大部分是在辘轳车上完成的。做坯的时候，先把泥团摔搭在车盘中心，双手蘸水将泥团包紧，缓缓向上捧起又压下，如此反复几次，就可以开始做坯。做坯，景德镇俗称拉坯。拉坯要求眼准手稳，特别是向两边拉时，双手要准确停留在圆弧上，又要准确控制器物的大小和形状。随着双手的微妙变化，碗形也在不停地变化着，手引泥走，泥随手变，给人以柔软而富于弹性的感觉。 拉坯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首先要了解泥料的性能，并且要根据品种的大小和造型的不同放大尺寸，因为从湿坯到成瓷大约有20～25%的收缩，所以在拉坯的时候要把粗坯相应放大，以求成瓷符合规格要求。 碗坯拉好以后，放在一块狭长的木版上，称为料板，然后放到工位上方的坯架上阴晾至半干半湿，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操作，即印坯，景德镇俗称“拍死人头”，是坯体内侧面定型的操作。坯体在干燥过程中会有一定程度的收缩变形，而且手工拉坯很难保证件件完全符合规格要求，所以要在一定规格的标准模子上印坯定型。 印坯以后又放到料板上，移到晒坯架上用阳光干燥。在晒坯架的下方还有一个水池，这正是它的巧妙之处。晒坯架和水池合称晒架塘，是古作坊里的重要设施。水池和晒架一上一下，利用了空间，减少了占地。池内的水基本上是靠雨天储存起来的。水是淘洗泥料所必需的，因而即方便又省力。除此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我们知道水是会蒸发的，蒸发量随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而变化。天气炎热、干燥的时候，池内的水分蒸发加快，增加了上方晒坯区域的水分，也就是说这部位的小气候得到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晒坯架上坯体的干燥速度，使坯体干燥不至于过快，这样坯体的收缩就比较均匀，在高温烧成时，可以减少或消除成瓷出现开裂的毛病。 坯体外侧面的修整和定型则由利坯工序完成。利坯师傅根据坯体的外型及尺寸的要求，使用不同的刀具来旋削坯体的多余部分。操作中控制坯体的外型、曲度、厚薄等都是凭经验，靠眼观、手摸、耳听。利坯师傅按照坯体的不同部位、不同厚度，用手指轻轻弹敲坯体，根据发出的不同声音来决定从何处下刀，旋削多少。利坯是整个成型操作中难度最大、技术要求最高的一道工序，所以，利坯工人一般是从小开始学艺，经过十几、二十多年的实践摸索后，才能成为个中好手。在景德镇传统名瓷中有一种“薄如蝉翼，轻若浮云”的瓷器，叫做薄胎瓷。薄胎瓷的利坯则难度更大，尤其在利坯的最后阶段，真可谓是争胜负于一丝一忽之间，定成败于一刀一息之上，少一刀则坯体嫌厚，多一刀则坯破器废，即使是一个大的喘息也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如果没有娴熟精湛的技艺、没有必胜的信念、没有顽强的毅力、没有一丝不苟的精神、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都无法取得关键的最后一刀的胜利。所以，利坯技术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就的，它是陶瓷艺人长期实践的结晶。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说：“款式粗细，关乎旋手之高下，故旋匠为紧要之工。”也就是说，一件瓷器是否做得精细，与利坯师傅的技术有很大关系。 坯体经过利坯以后再补一次水，除去附着在坯体上的粉尘，凉干后就可以开始绘制青花了。青花是一种釉下彩，青花料的主要发色成分是氧化钴，在坯体上画好青花纹样后，再上一层透明釉，入窑一次烧成。青花料看上去灰黑色的，画好以后入窑烧成就变成青翠欲滴的蓝色了。画完青花以后再经过上釉、挖底等操作，在坯房里的操作工序就算完成了。 从原料精制到瓷坯加工，全部成型工序都在一个坯房内完成。其实这里所完成的只是瓷器生产过程的部分工序。按照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也就是说，生产一个杯子就有七十二道工序。所以，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古代瓷工对各个工序进行了细致的分工，每人只做一道工序，在细致分工的基础上又进行生产合作，使景德镇瓷业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这也是明代景德镇瓷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历代瓷窑遗址中，元代窑址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遗址中装烧瓷器的垫饼比宋代大了、薄了，可知其装烧工艺发生了巨大变化。遗址中釉色增多了，宣告单一色釉的结束。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如：折腰碗，形形色色的高足杯，直径近四十厘米的大盘，高度超过四十厘米的大罐、大瓶等；出现了崭新的装饰工艺，如：青花，釉里红，釉上彩……其丰富的题材、精美的花纹在以往的窑址中都不曾有过。这一切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元代是景德镇瓷器变化最大、进步最为显著的一个时代。 根据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调查和文物普查的资料看，景德镇元代瓷窑遗址有珠山、湖田、落马桥、戴家弄、观音阁、中渡口、曾家弄、塘下、银坑坞、瑶里、丽阳、厉尧等处，其中以湖田、落马桥与珠山三地最为典型。 湖田遗址是“‘由五代及宋、元、明’延续烧造时间很长的一个窑场，该遗址东起张家地，西至月光山，南起旗山，北到南河北岸，划定保护范围为40万平方米。湖田窑元代遗迹主要分布于乌鱼岭、龙山头、狮子山、南河两岸及湖田窑遗址陈列馆周边一带。出土遗迹有窑炉遗迹、作坊遗迹、水井、排水沟等。出土器物以卵白釉瓷为主，还有黑釉瓷和一些青白釉瓷。器形有碗、盘、盏、碟、罐、高足杯、军持、净水碗和动物雕塑等。装饰主要是印花和刻花偶见剔花。纹饰有龙纹、鱼藻、莲池鸳鸯、潮水、牡丹、菊花、莲花、桃花、栀子、瓜蔓、花果、狮子滚绣球等，并有印“枢府”铭文的折腰碗。 落马桥元代窑址在景德镇市中山南路红光瓷厂院内，1980年基建时发现。景德镇市考古人员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700平方米，距地面1。7米处出土元代遗物。元代堆积层出土有青花和青白釉瓷，还有少量的卵白釉瓷、釉里红以及釉上彩瓷，和青花堆积在一起的还有褐胎实足小碗。青白釉器有双耳瓶、葫芦形小注、小足盘、高足杯、八角杯、觚及人物塑像等，其中双耳瓶的种类较多，有天球瓶、葫芦瓶、扁瓶等，并分别饰S形耳、环形耳、兽形耳、鱼龙形耳。装饰手法除葫芦形小注为釉下褐彩装饰外，其他均为印花和刻花装饰，纹饰有梅、桃、花鸟、瑞兽和缀珠等。釉里红器有荷叶形罐盖、玉壶春瓶和绘鹿纹的小瓶残片。红绿彩仅见绘莲或菊花的小碗。 青花瓷的品类非常丰富，除常见的碗、盘外，还有劝盘、耳杯、匜、盖盒、鸟食罐、双系小罐、大口罐、铺首罐、双耳瓶、长颈瓶、梅瓶、玉壶春瓶等器形。纹饰有菊花、牡丹、梅花、灵芝、葡萄、蕉叶、龙、鹿、孔雀、鱼藻、人物故事等。此外，这里还出土了一些书写文字的器物。 珠山遗址在市区中心，为现代建筑所覆盖。1988年5月，景德镇市区铺设地下电缆，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风景路(明、清御厂故址北端)发现一批造型奇特的瓷器残片，其品类有青花、霁蓝地白花、霁蓝地金彩、孔雀绿、孔雀绿地金彩及卵白釉瓷等。其器形有鼓形盖罐、直口罐、桶式盖罐、大盖盒等，其纹饰有双角五爪龙纹、变形莲瓣、杂宝、十字杵凤穿牡丹等。以双角五爪龙纹数量最大，约占总量的90％以上。据《元史》禁止民间使用双角五爪龙纹以及《元典章》中禁止民间使用描金、贴金的法令，可知该类遗物必为元代帝王专用之物，应是元官窑——浮梁磁局的产品。 该遗址出土器物均为少见的器形，特别是大盖盒，其直径为32厘米，盒内正中凸起一圆柱体，柱体与器壁之间成一宽而深的沟道。柱体台面无釉，柱体与器壁之间的沟道满施白釉，外壁则有孔雀绿贴金、霁蓝贴金、霁蓝地白花和青花数种。”

宋代瓷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胎质则以白或浅灰白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其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还有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们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从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多彩。宋朝瓷器，几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盘、壶、罐、盒、炉、枕、砚与水注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玉壶春瓶。总的说来，民间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口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口烧制的民间瓷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龙、凤、鹿、鹤、游鱼、花鸟、婴戏、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卷枝卷叶纹、云头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工匠们用刻、划、剔、画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纹样的神情意态与胎体的方圆长短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整体，另人爱不释手。如婴戏纹，或于碗心、或于瓶腹，将肌肤稚嫩，情态活泼的童子置于花丛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群，攀树折花，追逐嬉戏，真切动人，生活气息甚为浓厚。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 2、品类繁多，器型多样。最受还应的有“梅瓶”、“玉壶春”等 3、釉色优美，以典雅含蓄，高贵朴实，有类玉的效果，以单色瓷为主（除钧窑）。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之美，有明显的民族精神体现。 4、装饰方法有印花、画花、刻花、剔花、贴花、镂花等，图案以花鸟虫鱼等为主，造型，色彩，纹样追求完整、意境、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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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瓷器就是好，就是好，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