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思想研究论文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的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戍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895-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康有为晚年时资产阶级文化政策、教育体制逐渐确立，新的文化方针、教育方针也逐渐得到贯彻，但守旧势力如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旧学名流、前清遗老以及新旧军阀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维护他们久所尊奉的传统文化，对新教育极端仇视。他们将力量集结起来，疯狂地反扑新文化、新教育。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量级人物。康有为对于民国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先是表露出极大的失望与悲愤，继而向教育部表示抗议，并予质问，观点鲜明，口气冷峻。康有为说：“今吾国生民涂炭，国势抢攘，道揆凌夷，法守扫荡，廉耻靡尽，教化榛芜，名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日称博爱，而益事残贼虐杀，口唱平等，而贵族之阶级暗增，高谈自由，而小民之压困日甚，不过与多数暴民以恣睢放荡，破法律，弃礼教而已。……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田充公，以充小学校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拟将为洪水猛兽也？呜呼哀哉！”（康有为：《复教育部书》）如果这仅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哀鸣，倒也不足为奇。事实是，在民国初年的尊孔复古活动中，康有为急不可待地以精神领袖面目登台。有了康有为的再三鼓噪，孔教会在陈焕章的策划下，又是“请愿”，又是“上书”，闹得泥动水响。在孔教会的联络、呼吁下，政界要员如黎元洪、冯国璋等人也积极响应。在尊孔守旧、反对新式教育的一片唱和声中，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孔子祭奠会、尚贤堂、国教维持会、全国公民尊孔联合会、四存学会等一些保守的文化社团组织纷纷出笼，随之兴起的尊孔活动便是春丁祀孔、秋丁祀孔、孔子诞辰纪念会等。思想界的尊孔回流与守旧派发动的尊孔活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有些论者依据康有为在民国元年12月22日所作的《〈不忍〉杂志序》中提出的“十不忍”，认为他反对袁记中华民国这个-实体、“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真是这样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这一说法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值一辩。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 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首先，不存在康有为只反对所谓“袁记中华民国”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的问题。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的思想并没有随着历史进步的步履而前进。辛亥革命之前，他作为保皇党领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难并予以恶毒攻击。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又满怀不安，“惴惴恐惧”。辛亥革命一个月后，他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欢呼革命的胜利，而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哀叹“亡国”。可见，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始终就没有好感，怎么可能有拥护之情？ 其次，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以“亡国臣民”自居，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敌意。辛亥年除夕前六日，康有为“感赋一首”。诗云：“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诗中充分流露出康有为的故国之思。缘于此，他才会有“十不忍”：“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纲纪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纷亡，吾不能忍也。”可见，他的“十不忍”表露的是他对清帝失位、朝廷被废、孔子学说退出历史舞台的残酷现实痛心疾首、悲伤欲绝的心态；他数落中华民国“十大罪状”，根本就不是对“袁记中华民国的黑暗统治”表示抗议，而是对革命派推翻清朝强烈不满，同时也是为复辟运动寻找借口。由此也可看出，康有为对于“袁记中华民国”掀起的尊孔复古运动有的只是惶恐之余的欣慰、失落之后的感激，根本就没有什么不满。 再次，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在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与康有为种种助桀为虐的表演后，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了。 孟子说：“知人论世”。如果我们不弄清楚康有为在民国初年的-立场及其活动，仅仅从字面上察考康氏的“十不忍”，就会得出康有为是民国初年“少有的爱国主义者”与“关心社会进步与生民疾苦的民族英雄”这样的结论，但历史的真情却恰恰不然。康有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正是袁世凯迫切需要的。既然袁世凯提倡尊孔复古、策划复辟帝制是一种逆行，那么，康有为此时醉心于尊孔复古、支持帝制复辟，也不会具有进步性和爱国精神。毒草在袁世凯身上是毒草，在康有为身上也不会变成鲜花，这是由毒草的本质所决定的。由此也使笔者不能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进行思考。毫无疑问，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思想、行为总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但如何“扣”却是因人而异、大不相同的：有的人与时俱进，始终与时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进”，又是“新先进”，如孙中山、宋庆龄这样的杰出人物就是如此。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经是“老先进”，后来却落伍了，康有为即是一例。这样的人值得后人借鉴。我们在考察、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本着历史的态度，进行客观、科学、具体的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能简单化。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揭示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