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集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坚持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邓小平同志则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理论认识上的大胆创新和飞跃，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这些重大理论认识上的创新和进步，既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又是我们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予以发展创新的结果。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而我们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离不开中国几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验，所以中国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又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理由是：首先，“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是中国独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色经验。其次，“中国经验”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第二次飞跃，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是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三次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的巨大勇气和宽广的胸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关系，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理论的伟大精神，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实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实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等。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实践的积累中，不断的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又用升华了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以要发展中国经济学，“中国经验”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实践基础。三、 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就要把握时代脉搏，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代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实现思想资源和理论来源多元化和大融合。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它是具有时代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及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正是我们党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决定了我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需要片面强调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不需要武断地视之为洪水猛兽。第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创新和发展包括：在实践中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新的研究主题；从实际出发发现新的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并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注重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进步，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数学方法，等等。（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一，建立新的学术规范。西方经济学中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学术规范不能在中国重演，但是在经济学界应该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第二，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复兴的需要，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就应该进行创新性的改革，比如，改革大学教育中关于经济学课程、数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的问题，改革中学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的问题等等。（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创新、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生死攸关的课题。而创新的关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认识现实、指导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四）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经济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当然，中国经济学目前在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差距，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无法与国际接轨，不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我们在强调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努力地探索其与国际接轨之路。（五）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前瞻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前瞻性。就是既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既要自己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要广泛注意国外学者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展的情况，还要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情况。正所谓要以夷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更快更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学。

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个思想虽早已有之，但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既要有实践的积累，又要有理论的准备。至抗日战争前期，这两个条件都已具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为在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有了这个前提，提出至今仍为“显学”的科学概念乃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科学概念时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化”这一基本内涵非常明确。此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的科学概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这两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史的第一块里程碑。二是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先是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要走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随后，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并且深刻地论述了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上的成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三是构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核心理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基础理论。但是，如何对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领导的革命进行定位，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则不是这个理论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外延更大、层面更高的理论来解决。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错呈现的极端复杂局面的驾驭能力和斗争本领，促进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提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科学定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时构建的和后来继续丰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个理论为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最重要的理论建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光明日报》2003年12月2日B1版)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他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成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并且，他率先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第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实践的产物。“五四”时期，早期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就敏锐地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还须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虽然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在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由于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投入到激烈的革命斗争实践，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期里缺乏认真的讨论，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现象逐渐滋生并日益浓厚，最终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乃至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中国革命几度遭受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9月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共识，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成为全党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既是在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概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第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实事求是”一词那样给予明确的界定，但他阐明了它的基本含义。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归结起来，毛泽东的观点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表述，其核心或本质，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第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其关键是创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所谓“中国的特点”，即“中国实际”，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显然，“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另一方面，就是“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形成新的理论。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要使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全部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第四，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率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与俄国革命不同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方面开始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表现、充实和丰富，开始其中国化。在后来的理论创造中，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进行一番改造后，用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其在内容上带有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从而在实践上成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构建了完整而又系统的中国革命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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