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研究方向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中国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富强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伟大成果才得以全面展开并达到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的成果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未竟之业。他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我们党实现的第二次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邓小平理论的崭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成果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四个成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中国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坚持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初步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邓小平同志则实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理论认识上的大胆创新和飞跃，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也实行市场经济，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理论，形成了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这些重大理论认识上的创新和进步，既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又是我们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实际予以发展创新的结果。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也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经济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二）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因为“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而我们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离不开中国几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验，所以中国经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又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理由是：首先，“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结果。我们一直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是中国独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色经验。其次，“中国经验”的主要理论和实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是第二次飞跃，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国家发展模式是第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这三次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理论成果的巨大勇气和宽广的胸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共的关系，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理论的伟大精神，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是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实践基础。实验与创新是中国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实验的方法，这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化的制度改革等等。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教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实践的积累中，不断的实现理论上的升华，又用升华了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因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即“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所以要发展中国经济学，“中国经验”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验基础、实践基础。三、 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就要把握时代脉搏，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在当代要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以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实现思想资源和理论来源多元化和大融合。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它又不是一种僵化的理论教条，它是具有时代性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及经济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正是我们党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了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才能有如此大的成就。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二，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的借鉴价值。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全球化愈加深化的条件下，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反映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参杂着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决定了我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不需要片面强调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也不需要武断地视之为洪水猛兽。第三，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创新和发展包括：在实践中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补充和发展；根据时代的要求确立新的研究主题；从实际出发发现新的问题，并对新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揭示新的经济规律并提出新的概念与范畴；注重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的进步，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数学方法，等等。（二）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一，建立新的学术规范。西方经济学中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学术规范不能在中国重演，但是在经济学界应该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第二，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复兴的需要，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就应该进行创新性的改革，比如，改革大学教育中关于经济学课程、数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的问题，改革中学教育中的政治学课程的问题等等。（三）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所有优秀成果，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前，创新、发展是与中国经济学的前景生死攸关的课题。而创新的关键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认识现实、指导实践的经济学理论成果，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的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以此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中国经济学。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四）要正确处理好中国经济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本土经济学，但也需要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吸收国际上公认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也应该走向国际，不断把研究成果推向世界，为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作出贡献。当然，中国经济学目前在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差距，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用国际上经济学通用的术语、范式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甚至不能用英文与同行自由交流。这在一定意义上使得中国经济学至少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无法与国际接轨，不能上升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原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因而我们在强调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努力地探索其与国际接轨之路。（五）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有前瞻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研究、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有前瞻性。就是既要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也要研究当代世界的经济问题；既要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也要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既要自己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要广泛注意国外学者专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展的情况，还要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展情况。正所谓要以夷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更快更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学。

马中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理论研究。一般来说就业是高职院校或者党校任教。其实就业主要取决于机会，总的来说不是太好就业。

相对来说可能汉语言文学或者学科教学（语文）更好，毕竟适应面要宽，可以从事教学、编辑或者文字方面的工作。

考博从专业来说是一样的。马中化考博一般可跨考哲学博士。考博的关键是读研期间发表具有一定水平的报考专业的论文和相关专业教授的推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的就业方向：高校管理工作岗位、中央各部委、省市党政机关、国内外大型企业、新闻出版单位、金融相关部门。

由于学校、学院、导师、学生等多方面的高度重视，毕业生在就业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态势，主要是在党政机关、新闻出版机构、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宣传教育、政策研究工作，以及在学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学、行政学等相关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马中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侧重理论研究。一般来说就业是高职院校或者党校任教。其实就业主要取决于机会，总的来说不是太好就业。2、相对来说可能汉语言文学或者学科教学（语文）更好，毕竟适应面要宽，可以从事教学、编辑或者文字方面的工作。3、考博从专业来说是一样的。马中化考博一般可跨考哲学博士。考博的关键是读研期间发表具有一定水平的报考专业的论文和相关专业教授的推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是其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传统文化是历经两千多年在我们本土发展起来的悠久文化。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探讨全文如下：

【摘 要】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了相互结合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李大钊、毛泽东、冯契三个最具为有代表性人物。文章通过对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冯契的智慧说这一思想历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体现着这两种理论的逐步融合与深化，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推进历程。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就开始展开接触、交流、冲突、融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主要有梁启超、朱执信、刘师培、江亢虎、孙中山等人，但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观点都是间接停留在对马克思支离破碎的了解，尚未具备广泛传播的条件。而到了五四运动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亦开始了现代化。

二、李大钊： 从民彝史观到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前，李大钊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李大钊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性质等问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从事革命活动，从急进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

(一)民彝史观与中国文化传统。李大钊在1916年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对于民彝史观作了系统阐发。李大钊认为，所谓“民彝”，即“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李大钊指出，合理的治道，应当是尊重民众意志，无为而治天下。“民彝”决定政治，而不是政治决定“民彝”。聪明的统治者，应当顺乎“民彝”，而不是违反“民彝”。

(二)从“民彝”看《庶民的胜利》。正是基于这种民彝史观，尊重“民彝”的李大钊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认定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转变。这种“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也就是“民彝”的空前大觉醒;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代表了这种“民彝”的大觉醒。李大钊之所以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首先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共鸣，不是由于别的，就在于他从这场革命中看到了“民彝”的大觉醒。

(三)唯物史观。从欢呼“庶民的胜利”出发，李大钊很快选择了俄国人的道路，并由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把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类的精神与西方近世文化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为“民彝”的新觉醒展示了新方向，显示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青春气息。他认为，唯物史观是与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实践精神的，没有以后的那些教条味。

三、毛泽东：从本体论到“实践论”

如果说李大钊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么毛泽东则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30年代所创立的“实践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哲学资源和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实践论”以其自身的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

(一)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与吸收。毛泽东深受着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的影响。毛泽东从历史中吸取了农民的反抗精神，看到了农民力量的伟大，注意到了中国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以“阶级斗争”理论激发广大农民固有的“均平”意识，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满足农民对平分土地的要求，以此来摧毁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完成了一场空前的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

(二)实践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重视面向实际进行思考，强调把理论付诸实践，更是反对向书本讨生活。毛泽东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不仅仅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语言、中国气派，更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为了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四、冯契：从知识论到“智慧说”

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的禁锢，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再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真思考、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由智慧说到广义的认识论。

冯契在哲学上主要是受毛泽东和金岳霖的深刻影响。然而冯契又认为这二者的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知识论化倾向。而这种知识论化倾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使认识论片面化、简单化。只讲认识世界，不讲认识自己;只讲获得知识，不讲成就德性;只讲知识问题，不讲智慧问题。而哲学应当关心人的生存，给于人以智慧。冯契把自己的这种认识论称为“广义的认识论”，以别于金岳霖、毛泽东只讲知识理论、不讲智慧学说的认识论。

(二)化理论为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