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q正传论文参考文献

《阿Q正传》再读 浙江绍兴市一中 董秋成2003-08-18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一）表现的深切 表现的深切，首先体现在小说题材的突破性。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也是不离其神仙鬼怪，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然而，鲁迅的小说，大多取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多采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即使是表现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也常常是通过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小事和生活场景来实现的。 表现的深切，其次体现在思想的深邃上。鲁迅的小说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拷问。鲁迅那时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都是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的。 以上两点在鲁迅的小说中清晰可见：《狂人日记》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披露。《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药》写的是启蒙不被人们理解的悲剧，讲的也仅仅是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辫子的风波"。《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讲的也只是一个乡村流浪汉的生与死。《祝福》中写的是封建礼教这颗社会毒瘤对普通百姓的摧残，作者却讲述了一个在江南农村随处可见的故事，一个连自己姓名都没有的女人"祥林嫂"的悲惨一生。真真切切的做到了以小见大，以部分代整体。 （二）格式的特别 第一，鲁迅小说中的结构模式独具特色。小说结构严密，不像大多数五四早期那种浪漫主义、形式松散之作。 第二，小说中形式手法有所创新。首先，灵活机动的运用了反讽手法，如《狂人日记》中的两重叙述角度及与此相关的反讽的结构。《孔乙己》外在喜剧性中所蕴涵的悲剧意味等。其次，鲁迅小说具有现实主义成就。这首先体现在小说中一些技巧上，丛现实家乡中取材，反应的是对民族的预言。人物环境源于现实，实际却是作者心灵的呐喊。小说中人物刻画是描绘现实和体现关键性思想的主要方法。例如《孔乙己》的残腿，《阿Q正传》中的伤疤，这些人物外在的伤痕，就是他们内心疾病的外在体现。鲁迅的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是具有社会基础和作者生活经历的，一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扰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八国联军、庚子赔款，使鲁迅从小就与同代人目睹了统治者的腐败，感受了民族的不幸与危亡。其次是外祖母的纽带关系，使他与农村和农民产生了血肉联系，他因此能以朴素和真挚的心去感受和体味广大农民在精神奴役和经济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其三，是家境的破落。祖父因科场案下狱，鲁迅不得不避难于舅父家，寄人篱下而被称为“乞食者”；另外，在叙述技巧上，作者有意识的发展小说的叙述者，虽然多数运用第一人称，但是小说中的“我”与作者本身并不等同。这种手法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一方面与有志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觉醒知识分子发生对话，使他们意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认识到中国具体的社会思想现实是他们起步的基础。另方面，要与沉沦在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孽海中而不自知的人们发生对话，使他们意识到这种思想和道德的残酷、虚伪和陈腐，并产生摆脱它们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