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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再读 浙江绍兴市一中 董秋成2003-08-18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一）表现的深切 表现的深切，首先体现在小说题材的突破性。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也是不离其神仙鬼怪，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然而，鲁迅的小说，大多取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多采自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即使是表现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也常常是通过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小事和生活场景来实现的。 表现的深切，其次体现在思想的深邃上。鲁迅的小说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拷问。鲁迅那时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都是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的。 以上两点在鲁迅的小说中清晰可见：《狂人日记》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披露。《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药》写的是启蒙不被人们理解的悲剧，讲的也仅仅是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辫子的风波"。《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讲的也只是一个乡村流浪汉的生与死。《祝福》中写的是封建礼教这颗社会毒瘤对普通百姓的摧残，作者却讲述了一个在江南农村随处可见的故事，一个连自己姓名都没有的女人"祥林嫂"的悲惨一生。真真切切的做到了以小见大，以部分代整体。 （二）格式的特别 第一，鲁迅小说中的结构模式独具特色。小说结构严密，不像大多数五四早期那种浪漫主义、形式松散之作。 第二，小说中形式手法有所创新。首先，灵活机动的运用了反讽手法，如《狂人日记》中的两重叙述角度及与此相关的反讽的结构。《孔乙己》外在喜剧性中所蕴涵的悲剧意味等。其次，鲁迅小说具有现实主义成就。这首先体现在小说中一些技巧上，丛现实家乡中取材，反应的是对民族的预言。人物环境源于现实，实际却是作者心灵的呐喊。小说中人物刻画是描绘现实和体现关键性思想的主要方法。例如《孔乙己》的残腿，《阿Q正传》中的伤疤，这些人物外在的伤痕，就是他们内心疾病的外在体现。鲁迅的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是具有社会基础和作者生活经历的，一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扰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八国联军、庚子赔款，使鲁迅从小就与同代人目睹了统治者的腐败，感受了民族的不幸与危亡。其次是外祖母的纽带关系，使他与农村和农民产生了血肉联系，他因此能以朴素和真挚的心去感受和体味广大农民在精神奴役和经济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其三，是家境的破落。祖父因科场案下狱，鲁迅不得不避难于舅父家，寄人篱下而被称为“乞食者”；另外，在叙述技巧上，作者有意识的发展小说的叙述者，虽然多数运用第一人称，但是小说中的“我”与作者本身并不等同。这种手法的主要作用有两个: 一方面与有志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觉醒知识分子发生对话，使他们意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认识到中国具体的社会思想现实是他们起步的基础。另方面，要与沉沦在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孽海中而不自知的人们发生对话，使他们意识到这种思想和道德的残酷、虚伪和陈腐，并产生摆脱它们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1、自尊自大：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
2、自轻自贱：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上。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
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
3、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
4、欺软怕硬：阿Q本身就是非常卑贱的小人物，身体瘦弱、口才也木讷，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
于是阿Q在于是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木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了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行为，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
小说主题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的人物形象：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
阿Q是贫苦农民，受尽剥削压迫。他原以为革命就是造反，痛恨它，但当看到统治者在革命面前惊慌失措时，便要求参加革命，最终被杀。
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典型代表之一，鲁迅对阿Q形象精妙地塑造有力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一些心灵丑陋的旧中国人，严厉地批判了当时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无知。
人物原型
《阿Q正传》中阿Q这个艺术形象，有两个原始模型：一个叫谢阿桂，他住在绍必新台东面的戴家台门里；还有一个是谢阿桂的弟弟叫阿有。据有关的回忆资料记载，在鲁迅住过的旧台门里，确有阿桂其人，虽说他以打短工为生，实在还是游手好闲，有时靠做掮客或小偷弄点钱，辛亥革命时，阿桂确曾在街上走着嚷着：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
但阿桂并不舂米，专门给人舂米的是他的胞兄阿有，鲁迅曾说阿Q的模特正在给人家捣米，可能就指他。但是，阿Q的很多事情又是从其他人身上取来的，如恋爱事件是从衍太太的侄儿桐少爷那里来的；欺侮小尼姑，则是从一个秀才那里取来改造而成的。
参考文献郑久元再论“民族劣根性”- <阿Q正传》之我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15-181张建东郭云飞，冯莉群从《阿Q正传》等作品看文学阅读的隐性引导[D]《语文建设》.2013,(1):15-204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南昌:二十- -世纪出版社,2010:19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1):216-23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36,7:146鲁迅，张烨.鲁迅全集[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2:302-303鲁迅，智龚.鲁迅全集[M.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532王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7王朝柱辛亥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214鲁迅摩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78
最低0.27元/天开通百度文库会员，可在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原发布者:爱在延伸3《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内容摘要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于1921年的作品，他就当时的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现状深刻地去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意在唤醒麻木中的中国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起来救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不再受奴役。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我主要是从阿Q这个人物入手，抓住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种种行为去写，具体分析了他的精神胜利法和革命历程，揭示出人物的弱点，点明了人物性格的可悲性，以及由此去阐发了阿Q革命的失败和下场的悲惨的必然性。同时，也警醒国人，不要再让阿Q的悲剧在中国上演！关键词：畏强凌弱精神胜利法狂妄自大革命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旧中国下层农民的真实再现！他的出现，不但震惊了旧中国，敲打着每一个中国的心坎，同时，也震憾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阿Q正传》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②最著名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阿Q形象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今天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憾，催人警醒，促人奋进。《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③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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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条标题时，我差点以为我是在歌颂阿Q。伟大革命家、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著作《阿Q正传》也看了好几遍，越看就越发觉得阿Q这注定悲剧式的人物可怜可恨。在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中，《阿Q正传》可堪称他的代表作，它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依靠精神胜利法而赖以谋生的悲剧性小人物阿Q的典型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阿Q正传》之所以使人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鲁迅通过对阿Q形象的塑造概括了“精神胜利法”这一腐蚀整个中华民族的严重痼疾，鲁迅曾多次讲到他创作《阿Q正传》是为了通过对阿Q艺术形象的塑造，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的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暴露国民的弱点，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来改造国民性。《阿Q正传》在表述的层面上看是在为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立传，其实是想通过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把他的影响和悲剧折射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暴露当时国民的弱点。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阿Q作为乡土人物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旧人物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阿Q自认为是个有过进城经历的人，但他仍“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 ‘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在阿Q看来，这些都是错的、可笑的。显然，在阿Q的对城里人的态度和看法中也显现了当时封闭保守的乡下人对热情奔放的城市人的感觉，他代表了乡土人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批判、否定和拒斥，也表现了城乡之间对立、隔膜的社会病态。像这样的阿Q，我想就算是在现代社会里，甚至在以后的社会里，都一直存在着。封建思想影响着我们两千多年，早已根深蒂固，哪里是现代这么短的一朝一夕能彻底消除的呢？现代的城乡经济差距、思想隔阂仍广泛存在不说；就如今科技发展如此迅猛，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下，未来的城乡隔阂就算不会随之越拉越大，也不会彻底破除。在乡下人看来，越来越开放的城市人是阿Q；在城市人看来，依然那么保守的乡下人，更是阿Q。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阿Q的影子
阿Q《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小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展开了对阿Q性格的刻画。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像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特征。他对于自己的身世很是渺茫，与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连老婆也娶不上，却偏偏要虚妄地夸口“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表现出盲目的妄自尊大；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就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响头之后，站了一刻，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表现出他的自欺欺人；后来人家打他，还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牲，阿Q被迫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下他该自认失败了吧？并不，他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打嘴巴以假想打的是“另一个”而在精神上转败为胜，表现出他的自我摧残；被王胡撞头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吃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而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和小D摆“龙虎斗”，调戏小尼姑，表现出他的畏强凌弱；阿Q向吴妈求爱，被赵秀才用大竹杠教训了一顿，过了一会，他听见外面有声音，一看是吴妈在那里哭闹。“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表现阿Q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忘麻木。阿Q在现实中处处失败却用这种法宝取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如同麻醉剂，麻醉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醒。生命将要结束时，阿Q还自我安慰地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的性格至死未变。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小说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关于《阿甘正传》论文中的引文可以是那些著名的人对于阿甘正战的评价或者是对于人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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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像各种各样的朱古力，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一块属于你。”阿甘母亲的这一理解，向我们阐明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存在，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阿甘，正是听着这样的教诲，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奇迹。从智商只有75分而不得不进入特殊学校，到橄榄球健将，到越战英雄，到虾船船长，到跑遍美国，阿甘以先天缺陷的身躯，达到了许多智力健全的人也许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你都会看到：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这其实是影片在暗示：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阿甘。 阿甘天生就注定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上天又是如此公平，往往，它会令起点不高的人比天生优越感十足的人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生活的真实。幼年的阿甘腿有残疾，阿甘的母亲不得不为儿子套上一个笨重的铁架子，以辅助行走。放学后，同伴们在路上讥笑他，玩弄他，追赶着扔石头。女同学珍妮喊道：“阿甘，快跑。”阿甘惊慌，拔腿就想跑，跌倒了挣扎着爬起。渐渐地，铁架子不在束缚着他，他奔跑如飞。同伴们追不上他，眼睁睁的束手无策。这是阿甘人生中的第一个奇迹。 跑得快真是好世界。凭着惊人的奔跑速度，阿甘进了橄榄球队，以后又进了大学并最终顺利毕业。不久，他参加了越战。在越南战场上，阿甘的部队中了埋伏，一声撤退令下，阿甘记起珍妮的嘱咐：“打不过，就跑。”阿甘于是转头就跑。他成了唯一幸免的人。看到这里，观众大概都会发笑。阿甘如果不是跑得快，就不可能后来返回去救出负伤的战友；阿甘如果不回去拯救战友，那么阿甘也就不是阿甘了。 阿甘因战功显赫而受到总统接见。这是导演为我们准备的一幕喜剧，但我们却不会为此而觉得夸张，可笑。有的人常感觉生活负担过重，面前困难重重，因此整天垂头丧气，郁郁不欢。阿甘的信念这样的单纯，目标这样的清晰，即便先天不足，前有穷山恶水，他也以平常心视之，并最终一一跨过，这并不是说愚人之福，保持这种态度和意志的人，信念能减轻他许多关于生命的重负，而使他达到生命之巅。 阿甘一生中只有一种爱支撑人生，那就是母爱；阿甘一生只爱一个女孩珍妮，除此他永远心如止水；他可以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布巴，而干起自己并不熟悉的捕虾业（仅仅是由于布巴的一句话）。。。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阿甘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在指引着他，他也只为此而踏实地，不懈地，坚定地奋斗，直到目标的完成，新的目标的出现。没有单纯的抉择就不会没有心灵的杂念；而没有心灵杂念的人，大概才能够在人生中举重苦轻。 阿甘的一生中出现了许多奇迹，但这些奇迹没有、也绝不会引导你去羡慕他，你只会欣赏和阿甘一起的那些岁月、生命和历史，体味个中的苦甜，以期“跨越缺陷，完美人生”
关于阿甘正传论文中的引文是什么？答：引文就是引文指的是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方法。《阿甘正传》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阿甘正传》的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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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就是引文指的是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方法。阿甘正传论文参考文献一： [1]王安迪. 电影《阿甘正传》中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呈现[J]. 戏剧之家,2018(01):83-84. [2]郑鹤彬. 电影《阿甘正传》与美国文化[第 1 页J]. 英语广场,2018(01):59-60. [3]杨洋,应高峰. 目的论视角下《阿甘正传》字幕中幽默表达的汉译研究[J]. 名作欣赏,2018(03):168-170. [4]沈渭菊,段慧敏. 《阿甘正传》专有名词典故的字幕翻译[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8,37(01):125-131. [5]朱桂生. 异质文化的共通:从儒家命运观看《阿甘正传》[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8,30(02):120-124. [6]杨玲梅. 《阿甘正传》中话语标记语you know的语用功能[J]. 林区教学,2015(12):64-66.第 2 页 [7]张秀艳,刘天碧,韩兴康,王辉,王博,吴桐. 对电影《阿甘正传》的文化解读[J]. 绥化学院学报,2018,38(11):106-108. [8]胡凌. 电影《阿甘正传》对同名小说中女性人物的重塑[J].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8(04):56-59. [9]王夏鸣. 分析《阿甘正传》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启迪[J/OL]. 北方文学(下旬),2017(06):280-281[2019-01-15]. [10]严雨桐,彭在钦. 一座意识形态的浮桥--《阿甘正传》从小说到电影[J]. 艺海,2016(10):86-87. [11]梁亚增,林玲凤. 幻影与假面:对好莱坞第 3 页电影《阿甘正传》的镜像解读[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7(S2):131-133. [12]孙佳伟. 人性视角下电影《阿甘正传》中的"美国梦"解读[J]. 海外英语,2016(23):158-159. [13]孙文君,孙良言. 基于美感经验是自由之美在《阿甘正传》里的艺术表现[J]. 名作欣赏,2017(06):173-174. [14]康林. 解读电影《阿甘正传》中的美国文化[J]. 才智,2016(35):217. [15]陈卓.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基于埃里克森宗教心理学视角下解读电影《阿甘正传》[J]. 名作欣赏,2017(18):56-57.
文献综述的话就写美国电影和文化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导向开始改变，电影里的所反映的思想也开始不一样了。不过美国电影始终都宣扬的是英雄主义。反正综述嘛，就是一通抄，把别人的话概括概括、总结总结。有些就转换成自己的话就好了。至于外文文献直接google里搜，输关键字american culture，film，cinema应该有的。google scholar里面应该也有不少PHD文档的。我写论文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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