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天主教论文文献

中文核心期刊制是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与其刊载论文的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其选定范围为全国所有期刊，并没有对学术与非学术期刊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主要是用来供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的，而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也不具备这一功能。只是由于核心期刊确定者的误导与实施者的滥用，才使一项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任务，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对此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加以研究，如确有必要以期刊作为学术论文的一项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 一．颇有争议的新举措 经过数年不遗余力的推行，中文核心期刊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学术水平的确认方面，如在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教师、研究人员完成工作量等，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一定时间段内，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有些单位还将核心期刊分为若干等级，并确定相应的奖金额度，以示鼓励。 这项据说有助于提高学术水平的新举措，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而且是说"坏话"的人越来越多。或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法实在是搞乱了科学研究"[1]；或认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2]；也有学人干脆斥之为"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3]。 实际上，该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也的确出了一些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愤然辞去"博导"职务一事。原因就是他的博士生未能按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无法取得答辩资格。邓教授认为，他能保证学生论文做得好，但不能保证论文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而校方则坚持说，实行该项制度是为鼓励学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4]。邓晓芒的辞职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5]。 日前，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目前学术界推行最广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即第三版，以下简称《总览》）的部分内容，研读了作为《总览》前言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走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才了解到，自1992年9月问世以来已出第三版，"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科技界、科研管理部门、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均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普遍认为该书适应了社会需要，填补了在此之前国内缺少该类工具的空白"[6]的《总览》，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也仅仅是一项"文献计量学"科研成果[7]。无论从其目标还是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来看，《总览》都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但在实践中，却被阴差阳错地广泛应用于职称和学位评审等方面，成为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 二．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下先介绍一下核心期刊（Core Journal）的理论依据。 根据《报告》，各类"期刊文献数量浩如烟海，但是它们在期刊中的分布，它们的流通与使用都存在一定的规律，那便是‘集中与分散'规律，这些规律构成核心期刊的基础"： （1）一次文献（首发）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 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首先发现了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减少的顺序排列时，都可以划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这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的期刊可称为核心期刊。 （2）二次文献（文摘、题录、索引等）的分布规律。 二次文献所反映的期刊论文的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1967年的一篇研究文章中写道："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要文摘杂志中发现了一条规律，它们所列出的或编成文摘的75%的论文，仅来自它们所收摘的全部期刊的10%。"这说明，在对科学出版物进行组织加工时，也存在一个核心区，对应一组核心期刊。 （3）引文分布规律。 《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在1971年统计了2 000种期刊中的约1 000 000篇参考文献后发现，24%的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25种期刊，50%出自152种期刊，75%出自767种期刊，而其余的被引文章则散布在数量大得多的期刊中。该研究表明，被引文章在期刊上的分布也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核心区与广为分散的相关区。 因此，"文献从它的出现、情报加工、使用三方面所呈现出的核心效应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因素（载文率、影响因子、即时被引率、半衰期、共引关系等）的集中效应，在核心期刊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是测定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实际测定时，应当综合"布拉德福式的载文量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次文献收录量大"和"加菲尔德式的被引次数多"的"各种优点"，在众多期刊之中最后确定哪些为核心期刊；其标准当然就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 三．《总览》的筛选依据与特征 1．以数量为主要依据 据《报告》介绍，《总览》选出的1 571种核心期刊的筛选步骤和依据，大致如下： 以1995—1997年国内出版的中文现刊（总数超过万种）作为统计研究的对象（港、澳、台期刊暂不计入），整个筛选依次分三步完成。 第一步，采集数据。 筛选指标有6项：（1）被索量统计；（2）被摘量统计；（3）被引量统计；（4）载文量统计；（5）被摘率统计；（6）影响因子。 第二步，综合筛选。（1）初选结果构成矩阵；（2）求隶属度，构成评价矩阵；（3）加权平均。 第三步，专家评审。将筛选方法、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送专家评审，请学科专家鉴定筛选结果是否符合该学科的实际情况。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即产生该学科的核心期刊表。 最后，《总览》选取累积载文量占总载文量的30%～50%，累积文摘量占总文摘量的50%～70%，累积被引量占总被引量的70%～80%的刊作为核心期刊。 由上可知，《总览》的主要依据即"筛选指标"都是从数量上考虑的。即将某一类期刊所刊文献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等各项指标综合后降序排队，排在一定比例之内的高指标者即为核心期刊。虽然有"专家评审"这一项，但由于是在事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评审，因此不可能从其他比如学术水平方面整体性地进行调整。据了解，《总览》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对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专家的意见一般只占7%～10%。拥有年度收文量最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引文库的研制者（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则认为，由于社会科学有特殊性，以及目前期刊数据的不规范性和不完整性，在核心期刊的评选中，专家的意见应占10%～20%。即使如此，专家的作用也不过是在总体认定基础上的微调而已。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总览》会选出什么样的核心期刊可想而知。一些纯学术而且品格极高的期刊如《中国哲学史》榜上无名，而一些文学期刊，如《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刊》，甚至大众文学期刊如《民间文学》、《故事会》也都被选为"核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2．学术与非学术未作区分 什么是学术期刊？什么是非学术期刊？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 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 关于期刊的定性，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宗教学类为例。该类共收入8种核心期刊，除了《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中国天主教》和《天风》等5种都是宗教协会的会刊，《中国宗教》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行业刊物。然而，按照《总览》的说法，《法音》是"学术性刊物"，《中国道教》是"道教学术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天主教》是"宗教学术刊物"，《天风》是"基督教刊物"。这5种宗教协会的会刊，都不是学术性期刊，但除了《天风》还实事求是以外，其他4种都冒用了"学术"名称。这样一来，它们与真正的"专业学术性刊物"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就没有了性质上的区别。 关于期刊的宗旨，以所谓"学术性刊物"《法音》为例。据《总览》介绍，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为宗旨。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法规，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佛教文化。"其中虽然有"研究"一说，但从总体上看，很难将其定性为"学术性刊物"。实际上，《法音》刊发的学术性文章比例很小，而且也多未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去做。这当然不是缺点而是它的特点，因为其办刊宗旨就不是学术研究，即使有学术性文章也多是为了宣扬佛教文化。上述其他几种宗教协会的会刊，宗旨与《法音》大同小异。 因此，这类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学术角度来看，基本上属于资料性文献，而不是学术论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这些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和引用率往往大于学术论文。比如《中国宗教》称："本刊文章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8]据笔者了解，其"多次被......转载"，主要是文件、报道等资料性文献。以这种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为准而确定的核心期刊，当然不宜称为学术核心期刊。 四．盲目应用的误区 由上可知，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并不具备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却被有关部门用来承担它承担不了任务，变成了"核心期刊制"，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1．《总览》的误导 《总览》为什么会在应用中完全走了样？笔者发现，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总览》自身。 从《总览》所依据的核心期刊理论即"集中与分散"规律可以看出，所谓核心期刊主要是以数量为基础的一个文献计量学的统计结果。虽有"对该主题最有贡献"、"重要文摘杂志"和"被引频次高"之说，但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对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的价值判断。"被引频次高"自不待言，"最有贡献"与"重要"，也都是从数量角度说的。 但是，到了《报告》给核心期刊定义时，却发生很大变化："某学科（或专业，或专题）的核心期刊，是指该学科所涉及的期刊中，刊载论文较多的（信息量较大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的，并能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较受该学科读者重视的期刊。" 很显然，《报告》给出的定义与其所依据的理论，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即具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数量虽然仍是重要特征，但事实上是从质量方面给核心期刊重新下了定义。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核心期刊除了"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外，发表在上面的论文，必然具有"学术水平较高"，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前沿研究状况"、"发展趋势"等方面的优点。 不可否认，一般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说，"载文量多"、"收录量大"、"被引次数多"的期刊，其刊载的论文，整体上要质量好一些、水平高一些。但实际上，数量多即质量好，只是一种可能性，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反过来认定，刊载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就一定比刊载于非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或"较高"。高质量的论文很可能未刊载于核心期刊，其"二次文献收录"与"被引次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其价值之前，自然也不会很多。 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核心期刊主要是由数量上"多"决定的，充其量不过是对期刊的评优——"实际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只能从总体上大致反映学科期刊的状况"，而决不能认为是对其刊载论文水平的认定，虽然这两者有一定关系。但《报告》在下定义时，却把对期刊的评优与对其刊载论文的评优混为一谈，运用到科研项目比如《总览》中，核心期刊就有了"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等质量内涵[9]。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数量多与质量好人为地统一起来，"核心期刊"由定量到定性，变成了"刊载优秀论文的期刊"。这种作法是比较轻率的，从引发的问题来看，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总览》也没有对"论文"与"文章"作出必要的区分。核心期刊上刊载的文献，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来看，三个"分布规律"中有两个是用"论文"，一个是用"文章"表示。但"论文"与"文章"有什么不同，《报告》并没有任何说明。从定义来看，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指的就是"论文"，而且还有"学术"、"研究"等字样。人们会很容易由此认为，《总览》中收入的期刊全部是学术期刊，至少该期刊载文应以论文为主。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导。 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提出"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时"，可以把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表作为选择的参考"[10]，虽然说是"参考"，也是很不适当的。 此次调查之前，笔者一直认为，核心期刊就是刊载优秀论文的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从笔者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基本上也是学界同仁的共识，不然的话，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将其无条件地作为学术评价指标。这类误解的产生，显然与《总览》的误导和对核心期刊作用的夸大有密切关系。 2．研究成果的滥用 《总览》的作者虽然将核心期刊定义为刊载"学术水平较高"论文的期刊，但他们毕竟是研究者，最清楚该项成果的实际意义与功能。因此，《报告》用黑体字作了如下的强调： "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尤其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用户们‘参考'核心期刊表，经过甄别后选定自己需用的期刊，才是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的方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核心期刊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一项研究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核心期刊的意义最初只有两个。一是为读者方便，可以提高效率，便于集中查找某专业的大多数论文；二是为图书馆优化馆藏提供方便。现在许多单位将其简单地用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硬性指标，是把经给念歪了。 对此，《报告》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本课题并非纯理论研究，评出的核心刊有实用价值，主要供各类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 但是，在实践中，要进行这种分别是非常困难的，对文献计量学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学人，根本就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选出来的。事实上，无论执行部门还是被评定者，都把它作为了一个强制性的评价体系，不少人甚至以为它就是一项国家标准。 由于《总览》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权威，即使有些重点科研教学单位自己独立确定核心期刊，也并未改变《总览》的基本原则。就笔者了解，其核心期刊无论分类体系还是具体刊物，都是从《总览》上抄来的，然后加加减减，顶多再分个ABC级别。而一些科研能力较差的单位，更难另搞一套，只好全盘照抄。 任何一项评价，抽象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难于执行，而非常具体者就容易操作。某篇论文到底是什么水平，尤其是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理论性成果，其水平往往很难认定。但如果以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来评估，则一目了然，操作起来十分方便。有这样简便易行的办法，科研管理部门求还求不来呢，现成的工具岂有不用之理？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编辑的工作成绩评估，一向缺乏可信度高的依据，论文水平高低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作者的事，与编辑关系不大。在许多人眼中，编辑已经被降为没有学术水准，只能查找错别字和病句的工匠。在这种情况下，编辑渴望水平得到学术界承认的心情极为迫切，核心期刊制无疑会受到那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核心期刊"编辑们的热烈欢迎。结果，在一部分学人的鼓吹与炒作之下，本来应由专家承担的责任，就交给一个什么级别的刊物了。 当然，核心期刊的误用，与当前我们学术界浮躁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反映出我国科研管理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什么事，说风就是雨，一听说有个什么"好"办法，也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盲目跟风，大干快上。甚至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核心期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大规模地迅速推广，以致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矛盾。 总之，一项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的科研成果[11]，在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是否适合推广的情况下，就在全国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内文不对题地盲目推行开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科研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五．核心期刊制的出路 关于核心期刊制的出路，有学人提议"取消核心刊物制度，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12]。笔者以为该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以下谈些补充看法。 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核心期刊与核心期刊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对期刊的评选，后者是这种评选结果的运用。期刊"载文量"，文献"收录量"、"被引次数"，都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为产生的。按照一定标准将期刊分为核心与非核心，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是社会的需要。因此，核心期刊所面临的不是取消，而是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评选的问题。 至于说将核心期刊变成核心期刊制即一种评价体系，则必须非常的慎重。这一标准适合不适合学术论文的等级评定，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近读学人文章，多是从如何"科学"、"公平"评选，以及能否在发稿质量上严格把关方面，对核心期刊制提出批评。似乎只要核心期刊评选准确，发稿严格，就可以避免诸多弊端，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核心期刊评选"科学"、"公平"，发稿严格把关，也不可能用来作为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这一功能。按照《总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它所选出核心期刊其实与学术评价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并不是为学术成果评价服务的。《总览》如果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是不能运用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去的。 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有必要把学术期刊作为一项成果评价指标，就必须重新确定选刊标准和方法，以选出适用于学术成果评价的核心期刊即《报告》所说的"重要期刊表"。而各单位科研部门在推行这一评价体系时，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逐一甄别有关期刊后，再制定自己的"重要期刊表"。如果没有能力，可参照情况相近单位实施。至于现在的《总览》，只能作为基础资料使用。这些工作没有做之前，核心期刊制应当取消或暂缓实行。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即使选出了符合要求的"重要期刊"，也不能削足适履，作茧自缚，只认衣冠不认人。不能说凡是发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就一定比发在非重要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对于发表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其水平也要请有关专家重新审核，他们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非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如果作者认为达到相当水平，可以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专家鉴定，确实达到重要期刊水平者，应视为相同等级论文。 总之，对于核心期刊制，应当重新加以研究，若要以之作为学术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 本文只是从核心期刊理论与实践矛盾角度，谈了一些粗浅看法。由于笔者不是文献学专业人员，对现行核心期刊制也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加上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肯定不少。希望抛砖引玉，将这个影响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党项西夏史探微》（45万字），台北允晨出版社，2005年-《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25万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25万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明清士大夫与澳门》（30万字），澳门基金会，1998年-《东坡事类》（35万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宋代吐蕃史料辑校二》（60万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宋代吐蕃史料辑校一》（55万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 -《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广东教育出版，2009年-《澳门编年史》（6卷），澳门基金会，2009年-《澳门史新编》（150万字），澳门基金会，2007年-《中国古代史论集》(1-3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006年-《暨南史学》（1-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6年-《〈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120万字），澳门基金会，2002年-《澳门历史研究》（1-5辑），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1年-2005年-《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60万字），花城出版社 2001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六册，150万字)，人民出版社，1999年-《今日澳门》（22万字，教育部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历史文献与道统文化(迎澳门回归专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香港6000 年(远古 1997)》（400万字），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8 年-《港澳大百科全书》（300万字），花城出版社，1993年 - 《康熙时期艾若瑟出访罗马始末考》，收入《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班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出版，2009年- 《美北长老会在广东地区的出版活动：1844-1899》,收入《自西徂东——基督教来华二百年论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9年- 关于明季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奏折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2万）- 明季寓居澳日本基督徒与广东政府的防范，《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2.5万）- 彭昭麟与澳门，《澳门研究》2008年第1期（2万）- 明代中暹关系的一份重要文献──田生金《暹罗国报贡疏》研究，《暨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2.5万）- 刘尧诲《督抚疏议》中林凤与西班牙史料，明清时期西班牙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7年10月（2万）- 16─19世纪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世界民族》2007年第2期（2 万）- 顺治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王朝的正式交往，《文史》2007年第1期（2.5 万）- 两广总督张镜心《云隐堂文录》中保有的崇祯末年澳门资料，《澳门研究》第35期，2006年（1.5 万）- 胡琏与中葡茜草湾之战，《澳门历史研究》第5辑，2006年（1.8 万）- 许之渐与康熙历狱，清代西学学术研究论集，2006年（2.2万）- 明末清初耶稣会在江南地区的活动，上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1.5 万）- 明代中西关系汉文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国际汉学》第14辑，2006年（2万）- 民国时期澳门兴起的各项体育运动，《澳门研究》第30期2005年（2.2 万）- 明清时期华人向暹罗的移民，《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2.5万）- 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从《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说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0期（1万）- 清朝前期西洋钟表的仿制与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2万）- 明清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生产，《史林》 2006年第3期 （1.2万）- 美南浸信会澳门活动考述（1836－1937 ），《澳门研究》2006年第34期（1.8万）- 明清之际澳门天主教的传入与发展，《暨南学报》2006年第2期 （1.8万）- 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华活动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1.5万）-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早期澳门活动述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1.6万）- 清末澳门华人纳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1.5万）- 16─19世纪澳门“黑人”来源考述，《世界历史 》2005年第5期（1.8万）- 19世纪美北长老会在粤传教活动述论，《世界宗教研究》 2005年第3期 （2万）- 明中后期广州交易会始末考，《学术研究 》2005年第5期 （1.5万）- 16─17世纪在暹罗的葡萄牙人，《世界民族》 2005年第3期 （1.8万）- 明清时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世界汉学》 2005年第1期 （2.5万）- 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年)，《西域研究》 2005年第2期（1.8万）- 清中后期西洋体育在澳门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 2005年第5期 （1.5万）- 1900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反洋教运动，《西北民族研究》 2005年第2期 （1.5万）- 明末耶稣会著名翻译陆若汉在华活动考述，《文化杂志》第55期，2005年（3万）- 明中后期澳门葡人帮助明朝剿除海盗史实再考──以委黎多《报效始末疏》资料为中心展开，《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2万）- 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与《守圉全书》，《晋阳学刊》 2005年第2期 （1.2万）- 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华活动述论，《暨南学报》2005年第2期（1.8万）- 清末澳门镜湖医院的建立与发展，《澳门研究》2005年第31期 （2万）- 明中后期中葡贸易中饷税问题考述， 《中西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1.8 万）- 民国时期澳门近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澳门《行政》杂志第68期2005年6月（2 万）- 晚清柏塘教案始末，《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5 万）- 英国循道公会澳门档案中的早期传教士活动，《中国文化研究》 2004年第3期（1.8万）-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7期 （1.8万）- 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 （1.6万）- 晚清圣母圣心会宁夏传教述论(1874-1914)(下)，《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1.5万）- 黑人:明清时期澳门社会中的一种异质文化景观，《世界民族》 2004年第2期（2万）- 雍乾时期中国与暹罗的大米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4年第1期 （2万）- 晚清圣母圣心会宁夏传教述论(1874-1914)(上) ，《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3.5万）- 葡人驱盗入居澳门说新史料，载于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刊第51期- 近代佛山西医业的兴起─略论佛山循道医院的创办、发展、特点和影响，香港《近代中国 基督教史 研究集刊》第4期 2004/2005- 万历四十八年红夷船沉阳江始末考，载《澳门研究》2003年12月。（2万）- 明清之际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西洋画家勾沉，中山大学出版社《艺术史研究》第3辑 2002年（3万）- 明清之际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载《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9月 （2.5万）- 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兴衰，载《国际汉学》第9期 2003年9月（4.0万）- 康熙后期陈?治台事迹述评，《暨南学报》2003年第6期 （2万）-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 （1.8万）- 进一步加强澳门近代史研究──以《澳门宪报》资料为中心展开，《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1万）- 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甘肃传教述论(1878-1922)，《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1.5万）- The Relation of Missionary between Macao and Continental China under the MingCh'ing,in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No.4-2003. （1.5 万）- 爪哇与中国明朝贸易关系考述，《东南亚纵横 》2003年第6期 （1.1万）- 清初澳葡政权的走向及与清政府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第68期2002年12月（2万）- 明清之际澳门与中国天主教传播之关系，台湾《汉学研究》第20卷2002年第1期（3万）- 明万历末熊明遇笔下的欧洲三国，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创刊号2002年6月（2.8万）- 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暨南学报》2002年第5期。（2万）- 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暨南学报》2002年第3期（1.5万）- 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洋音乐在澳门的传播与发展，《学术研究》2002年第6期（1.5万）- 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万）- 澳门──西洋美术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美术研究》2002年第4期 （1.1万）- 明季澳葡政权的走向及与中国政府之关系，台湾史语所主编《新史学》第12卷第3期, 2001年9月（2.8万）- 顺治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清史论丛》2001年号（2万）- 中国现存最早的欧洲人形象资料──《东夷图像》，《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1年第1期（1.2万）- 明代管理澳门仿唐宋“蕃坊”制度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1.4万）- 16─18世纪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洋音乐家考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1.2万）-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海南的传播、发展及兴衰，《海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1.5万）- 元明之际广东政局演变与东莞何氏家族，《中国史研究》 2001年第1期 （2.0万）- 明清之际中国天主教会传教经费之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2001年第4期 （2.5万）- 蔡汝贤《东夷图说》中的葡萄牙及澳门资料，《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1.2万）- 穆桂英人物原型出于党项考，《西北民族研究 》2001年第1期 （1.1万）- 试论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和发展，《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2万）- 平托《游记》中“ Linpao ”考实──兼谈《甓余杂集》中的葡萄牙史料，《国际汉学》2000 年7月第 6 辑（2.2万）- 澳门诸名刍议，《历史地理》 2000 年 7 月第 16 期。（1.8万）- 《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的澳门地名，《岭南文史》2000年第1期 （0.8万）- 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暨南学报》2000年第6期 （1.5万）- 祝淮《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研究，《暨南学报》2000年第3期（1.5万）- 关于澳门土生葡人问题的思考，《民族研究》 2000年第6期 （1.2万）- 嘉庆十三年《澳门形势图》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2万）- 明朝在澳门设立的有关职官考证，《暨南学报》1999年第1期（1.8万）- 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文史》1999年第3期（总第44期）（2.5万）- 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考，澳门《文化杂志》 1999年第2期（总第39期）（2.5万）- 澳门开埠时间考，《暨南学报》1998年第2期 （2.2万）- 印光任、张汝霖与澳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 期（1.2万）- 明代澳门地区华人居住地钩沉──兼论望厦村妈阁庙及永福古社之起源，《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1.8万）

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貌似对等的两个词汇，可能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激活不同的意象，若对这种貌合神离不加注意，往往会造成错译、误译，甚至成为笑柄。片名翻译归根到底仍是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信息传递，它要忠实地传递与原片名和原片内容的相关信息，即实现信息价值的等值。在这一点上，如果能达到译名与原片名和原片内容三方面的和谐统一当然最好，若必须抛弃一个，笔者认为应该是舍弃原片名。例如迪斯尼影片The Incredibles若遵照原片名就应译为《难以置信的人》，相比较而言，根据内容而来的译名《超人总动员》就贴切得多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用词太泛，也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如这里的“总动员”一词，还见于诸如《魔鬼总动员》（Total Recall）、《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玩具总动员》（Toy Story）、《怪兽总动员》（Monster）等等译名，其恐难完成信息传递的任务。所以对The Incredibles一片，笔者心目中的最佳译名为《超人一族》。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各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当把一部电影从一种文化介绍到另一种文化时，电影译名还承载着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和情感的任务。让我们来看看1995年的一部著名惊悚片Seven�该片描述了一个极富宗教色彩的犯罪故事：一个变态杀人狂自认是上帝，并围绕天主教七大死罪的戒条来逐条杀人。七条罪分别指代七项世人常犯的过错：酗食（gluttony）、贪婪（greed）、懒惰（sloth）、淫欲（lust）、骄横（pride）、嫉妒（envy）和暴怒（wrath）。Seven是一个在宗教上极为神秘的数字（上帝用七天创世，用亚当的第七根肋骨造夏娃），在影片Seven中数字“七”也是无处不在，七罪七罚，故事发生在七天之中，下了七次雨，结局也发生在第七天下午的七点，这是一种宿命的暗示，也是一种宗教的突显。对于并不怎么了解天主教的中国观众来说，仅仅一个“七”字是不可能使其产生与天主教传统影响下的人们同样的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和认同感的，所以影片被译为《七宗罪》，既点明了故事的主线又突显了宗教寓意，实为文化价值传递的典范。除了信息和文化的等值传递，片名翻译还要考虑到商业因素。电影译名需尽可能的引发观众的心理认同和观看欲望，这就要求译者充分把握译入语文化背景，以创造出观众喜闻乐见的标题。在这一点上一个突出的表现手法即使用能制造悬念、渲染气氛的词汇，如“疯狂”、“惊魂”、“夺命”、“绝地”等。例如惊险片Speed在国内上映时的最初译名为《速度》，观众多不买账，因为不知所云。后来看到港译的《生死时速》，不禁为我们的译者汗颜。好的片名翻译往往妙趣横生而给人以启迪，它能用深邃的文化内涵和生动的语言符号获得观众的青睐和关注。近几年来，国人对好莱坞大片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这固然因为它们场面宏大，制作精良，但是，也要部分地归功于影片名称的翻译很好的起到了文化传递的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乱世佳人》，其英文原名gong with the wind 若直译为《随风飘逝》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必将大减，而《乱世佳人》之所以成为译名中的经典，正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不论是“乱世”还是“佳人”，都能在观众脑海中激活众多的文化元素，诸如“乱世出英雄”、“二八佳人”、“美酒佳人”等。而片名翻译若不注意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化意象的变化，不仅无法准确表达原名所要表达的信息，甚至会令观众产生误解，继而使影片失去其应有的吸引力。我国电影一直无法在国际市场占领一席之地，糟糕的电影译名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还是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一组译名吧：龙虎门（Dragon Tiger Gate）、双龙会（Twin Dragons）、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瘦虎肥龙（Skinny Tiger and fatty Dragon）、龙的心（Heart of Dragon）、龙在天涯（Dragon Fight）。这是笔者随便收集的一组有关“龙”这个字眼的电影名，中文电影名中的龙都毫无例外地指代影片中的正面英雄人物。而在西方神话和传说中�龙代表纵横混沌中的邪恶力量，象征充满野性的自然界。因此上述英文译名都跌入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陷阱里，因而也就无法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要传递的信息了。这种误差不仅表现在中译英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在英译中的翻译上面，李连杰到好莱坞后拍过一部影片Kiss Of The Dragon�其中Kiss Of The Dragon在片中是一种非常残忍的杀人技巧（类似于中国的点穴手法），然而其汉语译名《龙之吻》给人的却是一种温馨甚至浪漫的意象，与原名相差何止万里。笔者倾向于将其译为《死神之吻》，这也符合我们前面提到的翻译的特点，译名应尽可能地向原片内容靠拢，当原片名和原片内容只能二选其一时，应取后者而弃前者。在把中国电影引向国际的过程中，也不乏片名佳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张国荣、巩莉、张丰毅等主演的国产片《霸王别姬》曾获第46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该片讲述的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演员半个世纪的爱与恨，信赖与背叛，还有真挚的爱情和同性恋，以及“文革”对艺人的摧残与迫害。演员高超的演技和影片情节的曲折离奇无疑是该片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但片名的成功翻译也起到了一些宣传作用。其英文译名Farewell to My Concubine突出了故事的爱情题材与悲剧气氛，从而成功地将该片推上了国际舞台。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媒介，电影在当今世界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文学翻译。目前我国电影正处于一个低潮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入世后遭到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另一方面我们在有些环节上还有不足。电影译名如果不能将原电影名的文化内涵准确传递，势必大大降低影片的吸引力。出处：《博览群书》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劲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电影译名大家都会注意到，很多外语片有很多中文译名，比如拿到第80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等奖项的《There will be blood》就有《未血绸缪》、《血色黑金》、《血色将至》等几个译名。今天在中央六台看到了《The Other Boleyn Girl》的预告片，本来已经看过，但是还是被吸引，确切的说是被它的译名吸引：《雀占鸠巢》。了解一点点剧情，果然很形象。这让我想起了一直默认的另外两个译名：《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和《皇室双姝》，感觉前者是英文名的直译，而后者则是暗示了两个女主角的关系。我想到了原来还有好多影片的不同译名，最喜欢的一部是《Hilary and Jackie》的译名：《她比烟花寂寞》，不过这部片子还有其他的翻译，比如《狂恋大提琴》，《无情荒地有琴天》，但是都没有那个引用亦舒的书名《她比烟花寂寞》的翻译传神。后来发现这些意译的名字多来自港台，而大陆这边一般是直译，这也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差异吧？一般在不了解电影背景的时候，好名字会比较吸引我，在这里先列举几个：Brave Heart 勇敢的心 惊世未了缘Legends of The Fall 秋日传奇 燃情岁月Good Will Hunting 骄阳似我 心灵捕手Emma 艾玛 艾玛姑娘要出嫁 芳心爱漫游The English Patient 英国病人 英伦情人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 黑色追缉令Se7en 七宗罪 火线追缉令A Walk in the Clouds 云中漫步 漫步在云端The Rock 石破天惊 绝地任务 勇闯夺命岛比较有趣的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三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变成了孪生姐妹：《星光伴我心》(《天堂电影院》)、《声光伴我飞》(《海上钢琴师》)、《真爱伴我行》(《玛莲娜》)Julyjuly：Hilary and Jackie翻译成狂恋大提琴真叫不动脑筋了，剧情里面女主角明明是很恨大提琴的。别的经典译名么……Lolita 《一树梨花压海棠》很有深度，很有典故……这是一绝啊~~大陆方面通常是直译倒也不一定，比方Moulin Rough就翻译成了《梦断花都》，这是继《魂断蓝桥》之后的“X断XX”系列之一，老实说用多了就挺俗的。最有代表性的“意译”就是XX总动员系列，可怜的皮克斯啊……招谁惹谁了，我就没看出来《蔬菜杂烩》里头怎么就“美食总动员”了，老鼠总动员还比较符合剧情……最近(才)引进的Becoming Jane是被官方翻译成了《傲慢与偏见——简·奥斯丁版》，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先前两个版本的译名中，《成为简·奥斯丁》比较直白；而《初恋成珍》则一语双关，有点小巧妙。说起来想到前不久蛮红的Once这部片子，译名版本很多，包括“情难独奏/曾经/一生的唯一/一次(咳，这是我私底下乱叫的)”，个人喜欢“一生的唯一”；然后觉得套用徐志摩《偶然》那首诗的诗名也挺合适，因为意境比较符合：“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当初翻译成布拉格之恋也是不错的，因为考虑到国人当时可能还不知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含义……直译可能会让人觉得挺玄。rococos：还想到一个音译和意译都比较好的 库布里克的the shinning， 翻译成《闪灵》，看那张海报还挺有感觉的weiluotuo: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电影名字其实叫Professional(职业杀手)。全名是Leon.The.ProfessionalNicole_jmt:还有一个我至今愤愤不平的，SHAWSHANK 翻成《肖申克的救赎》挺好的，意译和音译结合。不知道谁给弄出一个说法叫《刺激1995》，我真没晕了。估计就是这名儿直接导致当年奥斯卡没拼过阿甘。不过阿甘也确实优秀确实经典。这俩真不应该出现在同一年。更晕的是，后来居然看到了《刺激1997》……一直都觉得，越精炼的素材翻译越见功底，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翻译的好会让人拍案叫绝；翻的不好会连累片子的。不过放眼看去，现在好翻译越来越少了。《High school musical》被翻译成《歌舞青春》我就怎么都找不着青春的感觉。如果08年迪斯尼和皮克斯将要出品的动画Wall.E(看预告)真的被翻译成《机器总动员》或者《垃圾总动员》了，那就太悲哀了。(补充一下，发现这部片子已经被叫做《机器人总动员》了，我很想大叫救命总动员！)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电影译名十宗罪我一直觉得，翻译名称，如果你自信绕过直译之后，能得到意外惊艳，那不妨试试，若不是，还是老老实实按照原意直译最保险。像以前翻译的法国城市“丹枫白露”，实在是美极了，如果直接音译，则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将跟那些如“托斯卡纳”之流混在一块无法辨认。还有像COCACOLA，可口可乐，很形象，按硬译的话，大概会变成科克科勒，一点意思都没有。世界知名弹簧床品牌Simmons，译为“席梦思”，名如其义，堪称经典。说到电影片名的译法，却是越看越不顺眼，不得不说几句。现在外来影片的译名，顺意性太大，太过于自由发挥，把很多本来美妙的名称糟蹋得一塌糊涂，其中以台湾、香港两地的电影翻译工作者们“贡献”最大。粗粗归纳，大概有以下十种情况：1、四字情结看多了影片，会发现四字译名最多，估计感觉叫起来好听，容易上口，但大量的译名都是四字，未免过于单调吧。像：莎翁情史、烈火悍将、死亡诗社、夺面双雄、帝国骄雄、木马屠城、金刚屠龙、狂蟒之灾、越战忠魂……莎翁情史，不如直译为“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原名：Shakespeare in Love），情史，按我的理解是整个感情历史；而“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仅仅是一种状态。死亡诗社，原片名是Dead Poets Society，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死亡诗人俱乐部”，死亡修饰诗人，而非诗社，而且片中，“死亡诗人”确是一个群体的称呼。上面两个例子都是“硬压缩”的典型。Mystic River神秘河，意境很好，译成“悬河杀机”，完全破坏掉了。《钢琴家》译为“钢琴战曲”、“战地琴人”，特别是后一个，笑破肚皮，什么玩意儿呢？有叫琴人的吗？奇怪的是，《杀死比尔》好好四个字，却非要弄成“标杀令”，简单问题复杂化。2、寻亲情结还有喜欢把本土的一些片名直接改用于外来影片的译名。像梅尔.吉布逊的《勇敢的心》，被译为《英雄本色》，跟吴宇森导演、周润发主演的黑帮片同名，甚至连一个字都懒得改，“英雄本色”这个叫法倒是有气势，但吴导演已用过，再次拿出来套在别人头上，就逊色很多了。还有《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下面将说到），显然，可怜的灵感来源于《满清最后一个太监》。3、片面追求气势，装神弄鬼还有喜欢片面追求名称的气势，故弄玄虚，却不知强奸了多少原意。《独立日》，译为“天煞：地球反击战”，什么叫天煞啊？恐怕大多数人不知所云吧。好好的名字非要装神弄鬼一番。奇幻电影《伊拉贡》（Eragon，也有译成龙骑士，倒说得去）拍得臭哄哄，本不值一提，但因为另一个译名实在太恶心了，不得不说，听好：《侠影魔龙》就是港译法的最新贡献！把正义的龙变成魔，估计导演知道后会吐血吧。《最后的苏格兰王》，原名“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这个名称本来是乌干达独裁者阿敏给自己的称号，因为他一直仇视英国，亲近苏格兰，还曾经狂妄地宣称将组织解放军去把苏格兰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在片中最后有记者也问起这个问题。另外，片中另一个男主角，来自苏格兰的青年医生尼古拉斯，从一个毕业生直接变为备受宠爱的总统私人医生，享受荣华富贵，甚至坐在总统车中，乌干达老百姓以为是总统本人，欢叫着追捧着，让他享受片刻的帝王待遇，片名也对此暗中有所映射，所以直译为“最后的苏格兰王”可谓非常切题。港译为《末代独裁》或《末世独裁》，就离题了，独裁未必末代吧。港译中，凡有LAST都喜欢译为“末代”、“末世”、“末日”，所以另一部小成本影片《The Last legion》（最后的兵团）又被翻译成“末日兵团”就不奇怪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最后的莫希干人），不译为“末代”啦，译成“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初一看觉得不错，仔细一瞧，不对，Mohicans是复数，而且片中讲的绝对不仅仅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而是三个（尽管其中男主角拥有白人血统），港译的来源估计是受到港片《最后一个太监》的影响，可是不动脑子，直接套用。4、缺乏常识港台弱智翻译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尼古拉斯主演的《8MM》（8毫米），稍读过数学的人都知道，MM是毫米的简称，港译偏要译成“8厘米”，厘米的简称应该是CM。而且8毫米，是一种胶片的规格。对于这个最基本的译名错误，很多人却舍不得花点精力去求证纠正，而是直接引用，于是错误越来用越广，人心的浮躁可见一斑。Contact《接触》讲的是跟外星人的接触，译成“接触未来”，我怀疑翻译工作者根本就没有看完全片，因为整片似乎没有涉及到“未来”，都是讲当前的接触。《风语者》是人们对二战中用民族语言为情报作贡献的纳瓦霍族人的称呼，翻译成“追风战士”，太搞笑了，初一看以为是青春偶像剧。NaDa电影译名中的文化交流：谈名片误译中的文化因素随着人们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外事活动中使用名片也日趋频繁。目前我国许多涉外人员使用英文名片或在汉语名片上加印英文翻译，形成汉英对照式名片。一些外国朋友来华也常常请一些翻译公司把他们的名片翻译成相应的汉语。然而就笔者所见，很多这类双语对照式名片的翻译极不规范，存在着诸如名称翻译混乱，职务、职称表意不清、人名书写中名姓不分，地名、地址不合译入语行文习惯等问题，甚至还有些信息错译或干脆不译，这造成人们交际中许多不应有的误解。本文就名片的主要组成部分“四名”，即“姓名、单位名、职务或职称名、地名”分别讨论，分析一些名片的误译进行并指出影响这些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1. 姓名的翻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姓名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但有不少名片上的姓名翻译就存在一些瑕疵，如下面中译英例：（1）刘云西：Liu Yun Xi（2）章少泉：Shaoquan Zhang（3）田淑琴：SHUQIN TIAN（4）鲍琛明：BAO CHENMING（5）王小昕：H. Y Wang（6）王幸村：Hamlet Wang以上各例译法多样，造成这种种差异根源何在？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并且大部分人的名是两个汉字组成，如上例都是双字名；而英语国家姓名的一般结构为 ：教名、自取名（中名）、姓，中名在很多场合往往省略或以首字母缩写。如：George W. Bush或George Bush。这种姓名排列上的差异有着深厚的宗教、社会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按照陈立（2000 ：57）的统计，汉语姓名与英语民族的姓名相比，在数量上是名多姓少，在功能上汉语的姓最初是用以“明世系、别婚姻”、同姓不通婚 ；而英语民族的姓只是家庭、家族的代号，仅有社会交际功能无区别婚姻的作用。所以汉民族中姓氏代表祖宗、家族和群体，远比名字重要得多，排在首位；而英语民族深受宗教的影响，小孩出生一周左右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并为孩子取名，所以名排在第一位。不懂这种差异就造成误译。例1名片是完全的字字对照式的拼写，且每个音节的首字母都大写，这是不合乎规范的，规范的英译文本中是“Liu Yunxi”。例2、3、4、5、6情况各异：既有名在前、姓在后的，也有直接用了英文名或中英合用的。对于符合拼写规则但姓名位置调整的情况，虽然照顾到了英语民族的文化特征，但也容易造成误解。如李白（Li Bai）如拼写成Bai Li就会容易与“白莉”等姓名的英语拼写混淆，并且也不适合我国民族文化特点，中国人在与他人争论中就经常用“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念”来指示不愉快的、不可能做的事。对于洋名加中国姓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涉外人员都喜欢采用，但也会令有些外国人知道中西姓名的差异后可能会问“你的中国名字”等问题。所以，在汉语姓名的翻译中，应该符合中国人姓名书写中姓在前、名在后的文化传统习惯；按照国家规定用汉语拼音拼写；姓与名之间要留空格；名字之间不留空格，也不用连字符‘-’连接，但第一个字母须大写等，但不主张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很少有外国人士把自己的名字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写的。再看下面英语姓名汉译的例子：（7）Steve Wallis施蒂夫·沃勒斯（8）Elizabeth Lister郦斯特（9）Zbynek Zee Kubes斯宾克这三种翻译分别是姓名全部对译，只译姓和只译名。例7姓名对译，遵循原姓名的顺序，且在名和姓间用“·”隔开，符合习惯的表达方式。其它两例的翻译则不完整。名片的使用一般是在比较正式的交际场合，并且要符合一定礼仪，翻译时姓名应当完整。在英文姓名汉译中，如有外国人士常常在原有英文姓名的基础上取个中文名。如，Yip Wailim（叶维廉）；Gladys Yang（戴乃迭）等。在港台地区人们对一些外国人士也常常是按目的语重新命名，如John Major（约翰·梅杰）就称为“马卓安”。一般地说，香港地区受西方文化影响比内地大，翻译时受西方的文化因素影响相对也就较多了，可却经常出现这种地道的中文译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当今译坛上的“归化异化”之争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译者虽然在主观上可以对原语名称进行译写，但人名翻译毕竟是跨语种跨文化的行为，原语和目的语及它们承载的文化体系必然对这种自由有所制约，并且考虑到目的语规范化的需要也不提倡这种重新命名的做法。所以译者在翻译中碰到这些情况首先要考虑客户的要求，看其是需要音译还是取其已有的中文名。其次，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已经通用的为大家熟知的译名就采用原译。但最常用的方法还是按照国家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音译。2. 职务职称名的翻译名片中体现个人资历和社会地位的职称职务名称的翻译非常重要，且由于汉语称谓的丰富多样，要做到准确再现原称谓名的含义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主要是参照英语国家既有的名称进行对照翻译，采用大部分国内已有普遍认同的定译，如省长：Governor、总经理：General Manager ；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机构繁多，各类机构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称谓也纷繁复杂，各类职称、职务名称具有特定内涵，体现出具体级别，在名片翻译中又不能机械照搬国外名称。在职称方面，我国现有的29个系列专业技术职称主要分为高、中、低三个级别。有些系列在高级中又分为正高、副高两个层次，初级中也区分为二至三个不同等级。在职务方面，因各自工作岗位千差万别更是数不胜数。汉语表达职务与职称通常很简洁，对不同职务职称在等级上的区分往往是在前面加上相同的修饰成分，如“高级、副、总”等，英语则选用不同的词语表示等级区分以及职务和职称方面的不同，如以下译例：（1）副市长：vice mayor（2）副教授：vice professor（3）副经理：vice manager（4）副书记：vice secretary这四个译例都把汉语的“副”译成vice，这说明译者没有明白同一个“副”字在汉语中既可表示职务上的等级高低，也可用于说明各行业内技术职称上的差异，而在英语中则有不同的固定搭配和习惯表达方式，如vice通常修饰职务方面的名称却很少用之于职称方面的词语，不说vice-professor，与director表示的副职则常用deputy等修饰，所以就“vice”到底。这种差异也体现在汉语中具体的职务名称方面。比如，我们把学校的负责人统称为“校长”，但在英语中，不同层次的学校，对校长的称呼就不一样。大学校长是“president”而中小学校校长是“principal”或“headmaster”。虽然从这种差异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推导出，汉民族对于行业及其社会分工的划分没有英语国家细致，但也可以部分看出这种现象存在于某些行业中。因为一个民族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肯定会影响到其语言的表达上，同是对“雨”的描述，居住在经常干旱的沙漠地区的人就绝对没有在海洋地区的人区分得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