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毕业论文一个人

作者：徐义生一、论笔中国画绘画语言的主体是笔墨，千余年的实践和目前绝大多数画家所遵循的模式不允许我们对它妄加臆断。所谓笔，实际上是指线这种表现形式在其运用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表现程式而言的。在中国画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不约而同地赋予线以性格特点。对线提出了很高的审美标准，并且反复强调线在表现程式中的地位和能动性。对于墨的解释就更加直观。墨，不仅是一种色彩符号，它的含意也包括这种单色在塑造形象的同时所展示出来的丰富而优雅的表现力，如轻重薄厚及干湿浓淡的相互照应，明暗度的对比推移以及配合工具材料时所出现的韵味。中国画塑造形象、撑持语言体系的主体是线。面对大千世界，它把西画所遵循的光色块面等造型因素弃之不顾，只选用了明快、犀利、多变的线来扑捉、记录、描绘对象的骨架、纹理、形象和风采。同时也有意无意地记录了画家当时当地的心理刺激和感受。一幅成功的作品，它的线，总是紧扣结构的要害部位，删繁守精，使描绘对象在缩小无数倍之后仍然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线的另一种表现力是讲究力度。力，就是要富有弹性，度，是对力的规范和调控。力度赋予线以性格和风采，成就了线的千变万化。强化了画面的综合效果，使所塑的形象和精警洗炼，或入格传神，或气概十足。即使蒙尘百年，画面上灰暗陈旧，而观之仍然栩栩如生，令人神清气爽，这就是线的力度所造成的视觉效果。中国画的线具有独立于描绘对象之外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标准，尤其是写意，这种标准与价值就更显而易见。如线的曲折与率直，艰涩与舒展，凝重与活泼，迟钝与飘逸，苍辣与稚嫩，严谨与奔放，简约与繁密，质朴与修饰，犀利与浑厚，刚健与柔顺，雄壮与清秀等等。从视觉效应的情绪因素和审美观念的文化内涵看，这些堆彻起来的词汇下面，掩盖着三种情况：1.这些词汇大都在表述一种与审美有关的视觉效果和心理状态，这种效果与状态又是人生百味的一种浓缩与抽象。它在具备文化含蕴的同时还具备着社会化很强的人性品格。2.线本身的风格个性首先是相比较而互为依存的一种对立统一体。这是掩盖在风格个性之下的一种理性结构。尽管人们在发生常规审美行为的时候，理性思维往往处于一种潜意识状态，但是它却能以强有力的思维依据、强化视觉效应，即风格、个性、力度与气韵所表现出来的震撼力。3.这种理性结构和属于感性范围的风格个性相结合，线便具备了可以和普遍性识识经验容易沟通的可识性。这样，线在画面上施展铺陈的过程中，便直观的促成了艺术语言的社会化。强化了艺术与观众的心理溶渗度。

浅谈汉隶书法艺术审美特征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由其前的繁难诡谲，经秦的改造，趋于简易。篆书间或使用；隶书通行于世；新兴的草书刚刚出现，便呈风靡之势；行书与楷书也于书写实践中孕育萌芽。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濡墨染翰，不 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一言以蔽之，可谓是琳琅满目，气象万千。在这纷繁、丰富、多变、杂错的书法景观里总结、抽绎其审美特征，委实不易。与隋唐以后的书法史学相比，汉代书法研究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史料的缺乏。在汉代书法艺术尚未完全“自觉”这一背景下，我们难以苛求古人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创作心得、经验总结与审美体验，因此，“和研究艺术家的意图与理论相比，更有价值的是，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对各种艺术加以比较” ，或许使我们能够摆脱单纯的技法、风格分析研究所带来的狭隘的思想观念和对汉人书法不尽完整的破碎支离的理解。因为“只有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才能找到那些有意无意间共同支持着的一些共同的元素……他们甚至可以超越时空，形在一种令人惊讶的统一性。” 在寻求这一“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努力探寻的正是汉代书法中所蕴藏着的那一时代共有的艺术精神。一、以丽为美“丽”在汉代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它同中国古典美学中常说的“美”在概念内涵上不尽相同。前者“突出了美诉之于人们感官的鲜明性、愉悦性，用之于形容辞赋之美刚好合适”，后者“却无这种突出的含意，而且在儒家的观念中，经常带有严肃的伦理道德的善的意味，并经常被用作善的同义词。”司马相如论作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 这里，儒家常说的“质”与“文”分别被解释成为锦绣和锦绣上用彩色丝线织成的花纹，锦绣与花纹要象经纬宫商那样交互辉映，和谐统一。同孔子的“绘事后素”观念不同，司马相如更加倾向于那种夺人心目的、使人心摇神荡的穷极绮丽之美。相如之后，扬雄也谈到辞赋文词之美，要如“雾 之组丽”(《法言•吾子》)，轻柔缥缈，绚烂多姿，他甚至认为“女有色，书亦有色”(《法言•吾子》)，文章要象美女一样，秀色动人。尽管他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但他无非要求美要符合圣人之道，实质上，并不否定美的价值。“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辞” ，在他们的作品里，“丽”是一种臻于极致的美，一切看来美的事物都要用“丽”来形容。如京都长安之美，谓“世增饰以崇丽”(班固《西都赋》)；宫殿建筑，“非令壮丽，亡以重威”(《汉书•高帝纪》)；皇家苑囿，“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司马相如《上林赋》)；帝王的伟大形容为“丽哉神圣”(扬雄《羽猎赋》)，或曰“帝王之神丽”(张衡《西京赋》)；优美的音乐，“靡丽浩侈”(枚乘《七发》)；动人的舞蹈，是“丽于阳阿”的“妙舞”(边让《章华赋》)；优美的文章，“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王充《论衡•定贤》)；婚丧嫁娶，“纷华靡丽”(《后汉书•安帝纪》)；伦理风尚，要以“道德为丽”(《汉书•东方朔传》)，连英俊的男子也要形容为“容貌甚丽”(《汉书•公孙弘传》)，颀秀的树木，也被称作“丽木”。可见“丽”的观念在汉人心目中的地位。王钟陵先生认为：“繁富靡丽是汉代文艺美学风貌的主要特征，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概括汉人的审美情趣的话，那便是‘富丽’，或曰‘靡丽’，更简洁地说就是一个字—‘丽’。……在汉代的著述中，由‘丽’作词素所构成的词语也特别多：‘崇丽’、‘神丽’、‘ 丽’、‘华丽’、‘奢丽’、‘夸丽’……因此我们可以说，‘丽’正是汉人审美情趣最简炼的表述。” “丽”的审美内涵是什么?“丽”既不是冶艳媚俗，更不是古拙霸悍。宗白华先生认为，“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颜延之诗、明清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这是一种美，‘镂金错采、雕缋满眼’的美。汉代的铜器、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这又是一种美，‘初日芙蓉，自然可爱’的美 ”。显然，“丽”是指一种富丽堂皇之美，是一种精雕细琢富有装饰意趣的美。蔡邕在《九势》中也用“丽”来形容书法的美感：“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肌肤”就是书法的血肉，作品的外表。“丽”的美感正体现在汉代书法的外表上，尤以成熟的八分和铜器、陶器上的铭文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说，汉大赋的“夸饰”与“藻饰”是用一种夸大、夸张、夸耀的手法与文采华丽的语辞形式，来增加、强化、张扬客观对象的壮貌和美，使之成为不同于客观对象的文学表象和审美对象的话，那么汉代的书法也基本上采取了这一夸张、修饰的手法和“语辞”形式，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夸饰”的手法常见于西汉简牍。1974年甘肃额济纳旗破城子汉甲渠侯官遗址出土的西汉木签，左波右磔，笔画丰肥，粗细对比几达数倍，每有“年”、“令”字样，往往一纵而下，毫无拘泥之态。1973年甘肃甘谷渭阳一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字形宽扁，中宫紧收，波磔肆意舒展，“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缥缈”，“翘首举尾，直刺邪掣，缱绻结体， 衫夺节”。 这种“夸饰”的笔法，把隶书横向取势这一特征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而隶书的形象也由此而深入人心，并得以固定强化。隶书在两汉中晚期初步定型以后开始了修饰装扮。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汉简，波磔已具装饰意趣，其行笔的提按、收放、擒纵，其点画的粗细、曲直、刚柔，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书家已不满足于篆书字形解散开放后的夸张放纵，他要把简朴、直观的隶书变得委婉细致，变化多端，血肉丰满，形神俱备。东汉中晚期的碑刻隶书最见其“藻饰”之功。《史晨》、《华山》、《乙瑛》、《熹平石经》诸碑，波磔呈典型的“蚕头雁尾”的形象，点画两端厚重丰满， 纤适度，刻意求变，极具华滋精丽之意；其转折也不是简牍隶书中的一折而过，或断或连，或耸或收，或折笔潜行，或提笔搭折，不一而足，形式多样。这些手法，都使得作品充满了浓厚的装饰意趣。汉代的金文与陶文“藻饰”之趣最为浓厚。范铸的文字，严谨细致，设计周密，字形工稳，排列整齐，配合器物的形制与装饰图案，刻意美化，或增减笔画，或变形夸张，或外加边框，或间杂纹饰，文字与图案融为一体，不加辨别，难以区分。刻凿的文字，虽以刀代笔，但技艺娴熟，大多能够做到行笔流畅，点画准确，其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也经缜密的规划，故能紧饬严整，灵便生动，与器皿相协调。玺印上的文字，多为缪篆，依印章形制，精雕细琢，蟠屈缠绕，特别是鸟虫篆印，饱满茂密，袅娜多姿，极尽繁缛之能事。总体上，汉代的书法特别是隶书，自西汉中晚期初具规模之后便走向“藻饰”了。尽管与魏晋隶书的刻板和宋元隶书的纤巧相比，汉隶朴拙敦厚之风鲜明浓重，但那是汉隶继承、保留篆书的质朴古厚所必然呈现出的内在神情。翦伯赞先生曾用一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楚辞与汉赋：“若以汉赋比于楚辞，则汉赋正犹一满头珠翠之盛妆繁饰的公主，而楚辞则是一满怀幽怨淡妆轻抹的思妇”。 与汉赋相同，汉隶也是“盛妆繁饰”，光彩焕发。“古质今妍”，我们看待古人的作品，年代愈久远则愈加高古，遥远深邃的时空常常给人造成这种错觉。其实，汉隶并不象后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质朴，把它放诸秦汉文化大环境中去看，不用说商周，即使秦国的儒生也要指斥汉人的隶书过于精雕细琢，那翩跹扬举的蚕头与雁尾，实在是冶艳惑俗，这不是儒家极力反对的“淫丽”的“郑声”之美吗?当然，这里只是强调汉隶的“肌肤之丽”，而透过这一外表形象，其骨子里拙朴刚健仍与那一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汉隶的以“丽”为美，固然与儒家所推崇的质文并重以及两汉士人“文质班班，万物粲然”(扬雄《太玄经•文》)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关系，而“丽”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汉代楚风北渐这一文化现象密切相关。“汉承秦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持了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 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歌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些都说明，汉代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楚文化有着内在的继承和融合的关系。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矣。……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汉以前，南北书风迥然有别。郭沫若先生认为：“两周的金文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方尚华藻，字多华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势也。”考察一下秦汉之际的隶书，南北书风的差异也大体相同。南方的《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均含蓄潇洒，秀逸摇曳，而北方的《青川木椟》、《睡虎地秦简》、《临沂双雀山汉简》则遒健雄浑，峻峭凝重。但此种差异，不到百年的时间便被整合统一了，西汉中晚期的简牍隶书，不论南北，都变得清峭柔远、劲切雄丽了。抛开文字的发展演变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不说，单就楚风对北地的浸染，也不可忽视。因为在汉代，人们听到的音乐是楚声的慷慨狂放，看到的舞蹈是长袖飘举的楚舞，吟诵的辞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汉大赋，这扑面而来的楚风对中原乃至西陲都形成了弥漫之势。那么书法风格由凝整沉著渐变为雄浑清丽也是顺理成章的。二、以势为尚古人论书，多重“形势”。东汉蔡邕在《九势》一文中最早提出书法艺术中的“形势”：“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在这位博学的艺术家眼中，自然始终处在生生不息的和谐的运动之中，任何事物都在运动中蕴含着正反、阴阳、虚实、反背的情态与动势，书法的“形势”则根源于这一自然的阴阳变化。书法中的“形”与“势”不是对自然界中物象的具体模拟，而是要表现出一种抽象的自然之势。“形”与“势”是统一在一起的，“形”是“势”产生的基础，“形”中有“势”，方能符合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有“形”而无“势”，则“形”无运动之生命。蔡邕没有具体说明“形”与“势”的含义，但移之书法，“形”，指的就是点画、结字、章法，而“势”则是蕴含于其中的运动方式、自然法则及其动态趋向。具体到汉代书法的“势”，可以从三个部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即点画之势，结字之势与章法之势。（一）点画之势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曾论隶书用笔之势与篆书的区别：“书之有隶，生于篆，如音之有徵，生于宫。故篆取力 气长，隶取势险节短，盖运笔与奋笔之辨也。”所谓“力 ”就是“笔力集中、聚拢，也就是要求中锋用笔，藏头护尾，峻涩间行，墨不旁骛，线条沉着而有力”；所谓“气长”，“就是气韵悠长、冲和，也就是要求平心静气，徐缓运笔，右戾左引，纡余委婉，气脉随着圆转延连的线条宛转而流通，直至收笔，其势仍足，毫不衰馁。”而隶书则与之相反，笔画相对径直，用笔骏发，出锋迅疾，节奏急促，特别是那些草率急就的隶书和尚未成熟的草书，更呈险疾之势。与篆书舒缓悠长的静“势”不同，这是一种运动的动态之“势”，一种具有节奏与速度的势，其势如“彤管电流，雨下雹散”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 。这一奋发迅举的“势”在汉代简牍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因为简牍隶书多出于实用之需，奋笔疾书，在保持书写速度的同时，无意间形成了这一峻险之“势”。但在东汉中晚期的碑刻作品里，这种“势”稍加收敛了。蔡邕《九势》对点画用笔如何造“势”提出了具体的规定：“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护尾，点画势尽，力收之。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 之内。捺笔，在于趱锋峻 用之。涩势，在于紧�战行之法。横鳞，竖勒之规。”显然，在东汉的士人书家看来，简牍上的迅疾之“势”稍乏纡余款婉，也不含蓄，其表现过于外露，所以要“左右回顾”，“画点势尽，力收之”，要将“势”贯穿到点画行使过程之中，含忍内蓄，而不使其无节制的险峻峭拔；“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与“紧��战行”又规定了取“势”的基本方法，用此笔法，点画中含饱满，其“势”必厚，其“势”必缓”，其“势”必内敛沉着。蔡邕对“势”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儒家“中和”的审美倾向，但我们看汉代的书法，点画无论峭激孤露与否，其“势”都是充满了生命的冲动与创造的激情，这是与其时代的审美精神相一致的，汉以后，特别是到了清代，人们虽然还在写隶书，但其“势”与汉代隶书中的“势”已大异其趣了。（二）结字之势宗白华先生在谈到中国园林建筑时说：“在汉代，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刻，也无一不呈现出一种飞舞的状态。图案画常常用云彩、雷纹和翻腾的龙构成，雕刻也常常是雄壮的动物，还要加上两个能飞的翅膀。充分反映了汉民族在当时的前进的活力。” 的确，在汉代的建筑、绘画、舞蹈、雕塑的造型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飞动之“势”。汉代的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从出土的陶质建筑模型与汉画像石中可约略见其屋盖采取的是“反宇”的式样。所谓“反宇”，“是相对直坡屋面来说的，其早期形式即抬高檐椽前端，使檐部上反，因而其屋面各坡皆呈折面。”“四川牧马山东汉墓出土明器、河南郑州二里岗东汉墓出土明器、四川省郫县东汉墓石棺画像等，都有此类材料。” 班固的《西都赋》描写西汉首都长汉宫殿有“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的话。张衡的《西京赋》言其形“反宇业业，飞檐 ”，李善注曰：“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飞边头瓦更微使反上，其形业业然。”与出土文物相比照，可见西汉时期“反宇”的屋檐已经存在。与西方建筑的高耸入云、直刺穹隆不同，中国建筑是平面横向展开的。特别是“反宇”的屋宇，象鸟翼一样，呈现出一副张举飞扬的姿态，使得建筑在静穆均衡中获得了轻松美妙的节奏和韵律。汉代的绘画善用线条来描绘物象，那卷云的翻滚，衣带的飘逸，龙体的纵曲，猛虎的奔势，通过运笔勾线的轻重、强弱、疾徐、虚实、转折、顿挫，从而表现出节奏的铿锵和旋律的飞扬。至于汉代雕塑中的精品《马踏飞燕》更是“良马腾骧，奔放向路” ，飞动之势，不可遏止。还有那画像石中刻划的舞女，屈伸俯仰，长袖飘扬，也是有一种飘然欲举的飞动的美感。书法也是如此。成熟、典型的隶书均左右背分，横向取势，它不象秦小篆那样巍峨修长，纵向开展，而是在一个平面上向左右横向拓展。其中宫紧收，对称规整，沉稳厚重，似嫌笨重，而一字之中，每每有一长横，或有一撇、捺，一波三折，翩翩欲飞，划破了方正的单调。在隶书里，还不像以后的行草书那样讲究用笔结字的变化，其姿态所富有的动感，正是通过这波画的粗细、曲直、刚柔来取得的。古人曾用极具形象的比喻来描述隶书这一独具的美感：“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 这些都说明，古人已发现了隶书不同于其它书体的独特之处。我们很难说，书法与建筑、绘画、舞蹈、雕塑之间在造型上有无相互间的启示与借鉴，这似乎无从比较。但这势如飞动的艺术群体，以其鲜活的形象、强烈的动感、统一的风格，展示了两汉时期中华民族昂扬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宏伟阔大的文化风貌，使后人对其时的社会心理、审美理想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丰富。（三）章法之势结字是点画与点画之间的关系，章法则是字与字之间的组合。汉代的隶书，根据材料形制，章法没有统一的规定。常见的东汉碑刻，多夸大字距，缩小行距，横列的紧凑与纵行的疏阔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横向的排列与字势的横展又相呼应，形成一种排叠式的联翩飞动的空间形式；另有一种，字形方整，中肆旁敛，字距行距紧密，通篇茂密而充盈，如《衡方碑》、《 阁颂》之类；一些摩崖刻石，依石而就，若《开通褒斜道刻石》，结字闳阔，字形大小、长短、宽窄、斜正不一，参差错落，有“乱石铺街”之趣。也有的刻石如《杨淮表记》，不分横列，只有纵行，字体宽窄大小不拘一格，亦有一种散逸之美。简牍上的章法，均无定制，多拉大字距，求其疏朗，便于阅读，也有的为节约空间，紧凑安排，密密麻麻，如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吏员总薄》与《武库集薄》，长书密集达四千字左右。简牍上的草书，受隶书的影响，尚不能像今草书那样连绵起伏，多字字独立，加以简牍窄小，故少有行间疏阔者，拥挤塞迫，密不透气，偶有一二大字，恣意放纵，稍稍使其宽解缓和。汉代的艺术，在布局的安排上，有一相通之处，即皆以铺陈为能事。不仅是汉大赋在重复的堆砌，事无巨细，不分重点，依次排开，一一叙来；连那些画像石也是如此，内容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狩猎出行、宴乐起居、车马仪仗、祭祀求仙、角 百戏、辟鬼禳灾，各种事物和对象，依据内容的不同，被汉人不厌其烦地一层层地雕刻到石头上，人们在一块画像石上可以依次领略到神话仙人、人间贵族、下层奴仆的不同生活场景。甚至是陵墓里的陶俑，也依现实中军队的布陈方式，根据兵种，依次排布。书法的布白也大抵如此。东汉诸多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充满了纵横雄沉的气势；简牍上的草书，“抑左扬右，兀若竦崎，兽跂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 ，笔软而生“奇怪”，拥挤密实的字形，如同汹涌澎湃的潮流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如前所述，将风格各异，书体多样的汉代书法的审美特征进行整理概括，并非易事。但人类文化，如四序推迁，万象亦同生代谢，各种现象，往往相将携出。书法审美精神不应仅就书法自身的变迁而单独对待，一时之书，与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风尚以及同时产生的绘画、建筑、雕刻等等，有着不可分立的关系。汉代书法以“丽”为美，以“势”为尚，虽不能完全涵盖两汉时期书法的整体风貌，但放置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正是那一时期主体文化精神所共有的。

集以上三点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在对笔法、笔理、笔情、笔趣进行理性总结时，已经从视觉效应、理性结构、强化表现与常规认识经验并轨几方面作了思考和涵盖。因此说，中国画的用笔早已有了独立于描述对象的审美标准，反回来，这种审美的追求与实施，往往使描绘对象生辉，同时还自然而然的展示了创造者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态。中国画的笔墨是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外化与张扬：人生阅历、性格特征、道德涵养、学识品位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及心性好恶。并且作为一种综合素质，自觉或不自觉的左右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一个画家，对于笔墨风格的选择和偏爱，不但反映着他的综合修养和心性特质，这时候，他的人性品格与人文品格的光斑，也就必然折射在他的语言系列的总光束里面了。笔墨的实施和运用，在上述主观因素的制约下，在完成表现对象之塑造的同时，在画家竭诚尽智一往情深地创造与追求中，笔墨作为昭示素质、学养、情态、心志的媒介与载体，也就必然成为他人性品格与人文品格的产物。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即人性品格和人文品格的高下差异往往决定一件艺术品是在优化人还是在伤害人。坏的艺术品往往伤害人。笔墨作为中国画艺术语言的主体，它是人和自然进行对话的心理扫描，各种不同风采、不同性格的线，是客观世界的各种状态在人的心理上唤起的各种感受，而笔墨则是对这种感受的模拟和实录。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总是一往情深的，自然被神化的古代或是企图更多利用自然的现代，人类的精神活动对自然的借鉴和吸纳，总是无处不在的。自然的人化，人的物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物化的过程体现着人的意志指数和智力投入量。它的主导因素是人的意志力。属于物质生产的层面暂且不谈，只就精神构建而言，在哲学方面，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文学艺术方面，社会生活、心理状态以及精神境界的营造与表现，载体的选择与利用，语言体系的建筑与实施，几乎处处都离不开对自然的感悟和借鉴。国画的笔墨，尤其是线及线的延续——皴擦点染，在具备原始形态的同时还具备着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意象状态。它以意取象，以神取形，以情状物，以物言情，它的表述侧重点在意、神和情上面，因此，使用笔墨和创造笔墨的人，首先介入的就是人和自然的深层关系，而且必然的依附着气象万千的大自然，依附着人和自然进行精神交溶时的心理状态，也只有这样，笔墨才能既具有人文因素的广泛性，又具有艺术品格的典型性，才能常见常新。在这方面，历代巨匠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精神财富。人类由蛮荒走向文明的长途跋涉中，人性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三种干扰，一是浩瀚而神秘的大自然，二是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三是欲望与理智相矛盾的自我。为了不断进步，就得不断的在新的层面上认识和超越这三种干扰，于是有了文化，有了精神世界的构建工程，有了抑扬风气、启迪智灵、摄形色之微，致情志之远、调节人生百味的艺术。据此以证中国画的用笔宗旨与含蕴，我们就会明白线的风格、个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就会理解国画用笔的人性品格和人文因素。中国画给绘画下的定义都是围绕着这种感悟客观世界，完善自身修养，使之适应客观规律，以利长久生存这样一个总体精神展示开来的。中国画的笔墨作为一种交流感情和志趣的语言体系，它是东方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天道和人道的体察；感悟与效法的大文化背景上派生出来的一种表现语言系列。它萌发和发展的深层因素是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直观因素是文化发展的推衍和人文观念的制导。因此，讨论笔墨，无视这些因素，便必然群盲摸象，莫衷一是。使经过千百年的努力才建树起来的高雅蒙尘或肢解，不但无补于新文化的建筑，而且会因为失去基础而踩空。任何一种表现形式，都有一种是否能被广泛接纳的社会性。一个群体的普遍性生活经验很重要，在审美的层面上，它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一种形式，能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往往和这种形式所包含的生活底蕴成正比。中国画的笔墨深深地植根于它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和它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土壤之中，这是它的优势之一。中国画的笔墨在善于言情言志的同时，处处体现着在表现形式方面的精雕细琢，这种世代相传的努力，凝聚着巨量的时空关系，浓缩着人生的兴观与浩叹。它以自己优越的品格和与人生难以割舍的缘分，显示着它的存在价值，这是它的优势之二。用现代科技眼光来分析中国画的笔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紧扣现象结构的线，实际上是对客体要害构件的千百倍放大。是客体质感对心理刺激的一种高强度反馈。是以调节情绪，平衡心理，以展示审美为目的的抒情状态。笔墨具有这样的表现功能是和现代意识高度吻合的。因此，可以断言，在新的文化发展阶段，它将展示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久经历史的衍化与锤练、从来未断烟火、世代传承的文化，其根基的庞大、自我更新的深层机制，和它的社会性、世俗性及其紧随时代不断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它的理性结构所依存的客观条件的恒久性，是不容忽视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前因而后果。未来是今天的延伸和发展，斩断历史的做法是要自食其果的。线为物体结构之象，亦为心理反馈之迹，心籍客体有所感，线籍所感而应物，所以言线，线必源于心。人于天无所识，则心中必无线，画必赖心线而后能成立，无线心则必无心线，慎者之慎也。高手舞剑，神凝气聚，心指目随，足捷身轻，行止百变，观者多誉以精湛之称，法度功力使其然也。若以画者观之，则可见其进退起伏之势态，轻重缓急之力度，于动静刚柔之间，攻守取舍之时，自有一条曲线纠缠运动，贯穿始末，考究之极，大美也。

古人喜欢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分析成败因素，这种分析当然是有相当道理的。三个因素中有主观有客观，天时和地利是客观因素，人和是主观因素。天时不可通过人力改变，地利则可以通过人力改变，可以从不利的环境迁移到有利的环境，但改变地利因素的人力实际上就是人和，因此有时候地利和人和的因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准确区分，除出生地不能改变以外，多数情况的地利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人和作用的结果，通过主观的选择，占据了地利，地利一旦被占据，当然对成功产生作用。人们在分析地利时，容易忽略背后的人和因素，而把地利当作纯客观的东西。下面，我以徐悲鸿、刘正成、刘炳森、张海等人为例对天时地利人和的理论进行分析。一、徐悲鸿徐成为大师(更准确点应叫画坛领袖)当然有天时因素，封建王朝被推翻，平等自由的提倡，思想的自由和解放，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等等，无疑是艺术家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这就是几百年难遇甚至几千年都不曾有过的天时。徐成功地利因素比较复杂。在文风鼎盛的江南出生、成长，为徐早期的艺术学习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因素，在学习环境这一点当然是地利因素，以后徐到上海、巴黎、北京等地，虽然都是搞艺术的好地方，但到这三个地方的前提是个人的选择和能力，也就是人和因素。从宜兴到上海和从宜兴到天津，除路途有远近外，没有什么差别，假如徐选择到天津从艺，较之上海徐的发展肯定有限。可见主观选择多么重要，而主观选择本身能够实现的前提是眼光和能力，无眼光会选错，有眼光没能力则要滚蛋，徐有眼光有能力，所以他选择上海、巴黎、北京，同时他又有能力，所以他能够留在上海、巴黎、北京，在巴黎还能获得军阀的奖学金。当然由于上海、巴黎、北京等地的地利因素，又使他如鱼得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徐成功的人和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个体来讲，把人和当成人脉关系是片面的，个人的才华、性格、能力、品德都是人和的构成要素，有了这些当然会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就会结交社会高层，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光看到康有为对他提携，军阀给他出资留学，以为是这些偶然的人脉关系玉成了徐悲鸿，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徐之所以成为艺坛的领袖人物，他的远见、热心、社会活动能力强、爱国等超出时辈的综合能力是主要因素，离开了他的综合能力而谈地利和人脉关系是片面的、肤浅的。二、刘正成刘正成从四川被掉到中国书协，靠的是天时和人和。当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书法热也刚刚兴起，书法开始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和重视，这对于当时万马齐喑书法爱好者来说，无疑是难得的展示才华的机会和发展空间，这就象关在圈里好几年的牛犊子，正当前途灰暗，即将老死于槽枥之间的时候，邓小平哗地把圈门打开，这就是天时。有了这个天时，打开了这个圈门，谁体格好，谁离圈门近，谁就能先冲出去。舒同这帮老牛们离圈门近，占有地利，先冲出去了，冲上一个小山头，就连呵斥带喘了，于是需要一个体格好的牛犊子替他们冲锋陷阵，北京的牛犊子离圈门近，但体格好的没有，上海离圈门也不远，有一个体格好点的牛犊子周志高，比别人冲得远点儿，也不行了，所以周有天时、地利，没有人和。近的没有，只好选远的，刘正成这个远居四川的牛犊子纳入官方视野。他人聪明，字写的好，会写小说，懂编辑，有组织能力，这正是冲锋陷阵的上佳人选，于是不占地利占人和的刘正成进了书法的权力中心。在他到书协的前期，天时没变，人和没变，他又有了地利，所以他能呼风唤雨，后来形势就变化了，一方面，书法经过20多年的粗放发展，一些矛盾开始显现并激化，同20年前比天时已经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由于书坛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路诸侯的实力有了空前的增长，在京的刘炳森等人的能量也有了空前的提高，此消彼长，刘正成原有的地利、人和优势不再明显，原来病病歪歪的牛犊子开始生龙活虎地满山跑了，刘正成还能守着整个山头吃草吗！好在刘正成的身子骨还比较硬朗，虽然天时地利不占优势了，但有人和在，所以划一块水草丰美的地安安稳稳有滋有味地吃下去还没有问题。三、刘炳森我在《好友梦见了刘炳森》一文中已经用很大篇幅分析了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这里补充一下。同刘正成（小刘）比，刘炳森（大刘）在天时方面是一样的，这好理解。小刘在四川，地利当然不如大刘，但地利不如人和，当时小刘在综合才能方面确实比大刘强，所以小刘能胜出。后来为什么大刘盖过小刘了呢，人和的原因。小刘一直在书协、文联一脉挣扎，人和方面没有大的改观，反倒引起了一堆龌龊。而大刘另辟畦径，由青联至政协，在人和因素中增加了一个最重要的砝码地位和权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到了小刘的前面，再加上其他因素，大刘就必然胜出了。二刘之间，成也人和，败也人和。有一句话，叫做“活着就是真理”，活着才能谈得上天时地利人和，人死了天时地利人和统统没用，大刘在经过漫长的等待迎来了他的天时、地利、人和，却没有进行高峰体验的命，令人唏嘘！四、张海书协主席的人选，舒同那样会写字的高官没有了，启功那样会写字的大师没有了，沈鹏那样会写字的学者找不到第二个了，邵宇、张飙那样的外行一大堆但试过两遍了不成功，刘正成影响力大曾是个人选但被搞掉了，板上钉钉的刘炳森天不假年，还有谁呀，没谁了，在各路诸侯中选吧！这就是张海的天时！差一步都不行，两年前他梦都不能梦到。张海没有地利，北京、浙江、江苏、辽宁、山东等等，河南比他们未见太大的地域优势。比起各路诸侯来张海具有一定的人和优势，这一点细说容易得罪人，就不说了。五、白谦慎说到天时地利人和，我又想起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白谦慎！白出道早，八十年代就名满天下，还是北大国际政治专业毕业，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他要是留在国内，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肯定是当今书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他去美国了，对书法而言，他地利没了，人和没了，在八九十年代通个国际长途都需要高额费用，看本大陆杂志都得等上两个月，他怎么维持他的人脉呢。而白在美国的这些年，正是国内书法家地位、收入、名望大幅上升的时期，与他同时出道的、比他晚的很多都成了名利双收的大腕小腕，他老人家却还在美利坚的图书馆里查资料呢好在这几年白先生在美国宽裕了，通讯也便捷了，白又有出众的才华和与众不同的思维，人脉开始聚拢，地域可以跨越，所以他影响力又开始迅速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