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农民形象现实意义的模板

提起“农民”这个话题，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幅画，这是一幅名叫罗中立画家画的油画，画的名字叫《父亲》，画中的父亲是一位农村老汉，老汉的表情淳朴憨厚，黑红的脸膛上布满深深的皱纹，开裂的厚嘴唇，眼睛饱经沧桑，头上裹着灰白的毛巾，双手捧着一个粗劣的碗，唯一能说明这是一个七十年代末期农民形象的特点是在他的耳朵上夹着一个竹套筒的圆珠笔。据说这支圆珠笔是后加上的，因为原画中的父亲形象有人质疑：“新中国的农民形象太具有悲剧性。”不得已，作者画上一只圆珠笔以表示这是位有文化的农民。就是这幅具有悲剧震撼力的油画，在1980年“中国青年美展”中获得了一等奖，得到了人们的好评。从人们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当时中国农村现状的认同，改革开放前的农民生活只能用“贫穷”来形容，有许多地方温饱都解决不了。据说有的老帅当年回到延安，看到老百姓仍然生活清苦，不由掉下了眼泪，见过三十年，不光有自然灾害，经济底子薄，发展不平衡，还有政策上的失误，十年浩劫，更是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农家极劳苦，岁岂恒稔熟，能知稼穑艰，天下字蒙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提到了首要位置，从土地承包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2004年，新一届的中央领导更加关注三农政策，农村、农民、农业的发展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情。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具体部署“三农”工作，以加强农村工作，发展新农村建设，提高农业增产，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开展多种土地经营，发展小城镇发展，方方面面，是农村工作有了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们无论从新闻报道、电视栏目，还是亲眼目睹，都真实的体会到：农村变样了，农民富了，农业发展了。近几年来，我们监狱局中心医院多次组织离退休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参观旅游，平谷、大兴、怀柔、昌平、顺义、密云，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密云水库湖畔，农家院里，我们品尝了鲜美的水库鱼；在怀柔神堂峪山谷，我们游览山中奇石美景，看娓娓虹鳟鱼，摇曳摆尾，在平谷挂甲峪村，导游介绍挂甲峪村脱贫致富，艰苦创业的历程，在村民们漂亮的别墅前，我们留影、徜徉、感叹；在昌平果园，我们采摘硕大的红苹果；在大兴采瓜；在平谷摘桃；参观汇源果汁厂，现代化的厂房，先进的工艺，农村姑娘、小伙儿洁白的工作服，甜美的笑容，喝一口纯粹果汁，从舌尖甜到心里。现在再提起“农民”这个话题，我们眼前会展现一幅新的画面，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画面：画中，有城市化的栋栋高楼、别墅，有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有现代化的农机设备，更有农村人那充满幸福的笑脸。

被旧社会的封建社会所迫害的受害者，由淳朴善良至尖酸刻薄，他们的一生本应是幸福美满，但在旧社会的污浊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开始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越来与人生，就像鲁迅与闰土，本事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十几年不见罢，也陌生了，一声老爷硬生生地刺伤了鲁迅的心，但更多的是无奈与悲哀。

我们是一个农民的国度，我们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农民生活为体裁的小说很多。最早、最著名的农民，是鲁迅笔下的阿Q。鲁迅的其他小说，《祝福》里祥林嫂、《故乡》里的润土，《风波》里的九斤老太太和《离婚》里的爱姑，也是现代白话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农民，这里单说最著名的农民“阿Q”。阿Q的性格：好大喜功、好吃懒做、好自欺欺人，好搞精神胜利法……。阿Q的身上，什么下水货都有。由于太特点，太典型，阿Q超越了“农民”的属性，升腾成落后国人的代名词——国民性、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Q又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是一个国民。他既是农民，也是市民，更是流民。剩下的九斤老太太，祥林嫂、爱姑和润土，虽然是农民，但跟国瑞没有多少共性。国瑞是个进城农民，读过几年书的新时代农民。阿Q们都只在乡下打转，死活不进城——跟城市，他们是死活不往来。对于现代白话文小说里的农民而言，进城就意味着冒险，例如《子夜》里的吴老太爷进城，被远东最繁华大都市上海的疯狂霓虹一下子就击倒在地。他的死亡，在小说有着强烈的隐喻效果。这些一生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乡绅和农民，他们愚昧、无知，不知道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也不愿意体验新的情感。无论阿Q、吴老太爷还是后继的那些农村题材作品，都是现代白话文独创的革命性地贬抑传统乡土文化的典型方法。在这些小说里，乡村是蒙昧的，乡民是愚钝的——因此需要启蒙主义——乡村的文化是腐朽的，因此需要一种强烈的变化，才能一新旧中国。在这里，“新”字具有强烈的革命意味，对“新”文化的崇拜和向往，意味着对“旧”文化的鄙视和摈弃。很不幸，乡村文化首当其冲地成为新文化主攻手的轰炸目标。而我们这些晚生者，对“旧”文化时期的认识，就隔着这样的弥彰，而遍地狼藉。那时代的文学描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写意，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寓言性。系统地重读现代文学史上这些主流作品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些主流作品误导了人们对当时乡村世界的认识，从而也屏蔽、隔离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受。同样在“鲁镇”出生、成长的周作人，其笔下相对暖色调的叙述，那些美好的乡村记忆，形成了这些主流作品的反面。游客可见，现代白话文前期作品里的乡村阴霾，更多地是意识形态的迷雾，而不是具体的情感和写实。天才女作家箫红的《呼兰河传》里，虽然有大量的悲惨事件，但是写到她自己的童年生活，却也带着浓重的暖色调。而对于一种革命性的启蒙主义理解来说，暖色调反而是不恰当的。跟这些前辈农民不同之处在于，《泥鳅》里的新农民国瑞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他想通过“进城”打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阿Q之后，茅盾《春蚕》里的老通宝也是一个著名的农民。老通宝老实巴交，辛辛苦苦忙了一冬，以为有了一个好收成可以歇口气了。没想到，丰收了日子也还是过不好。文学教程说，老通宝的问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反抗压迫阶级”。最后，教材一言以蔽之：“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在这点上，《泥鳅》的男主人公国瑞要比他的农民前辈强些；新社会了，没有阶级压迫，大家都是同志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瑞进城，不会像阿Q们进城那样，可能碰到汉奸、买办、青红帮、红头阿三和伪警察。国瑞进城后，只会碰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类人民公仆。在这点上，国瑞应该自感高农民前辈一等。除了阿Q、闰土、老通宝等前辈农民，另有一类不太为传统文学正史提起的“农民形象”，如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里的翠翠，不是正统受压迫的农民形象，而是乡野间不羁的精灵。路遥的代表作《人生》里，刘巧珍是新时代的新农民，她的人物形象延续了赵树理在《三里湾》塑造的新农民王玉梅的塑造方式，在一个纯粹的乡村里，硬生生地植入了一个不识字但是知事达理、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仅是古典美的，有如俄罗斯巡回画派重彩油画风景里里的少女，还坚强乐观，对未来和美好都持有充分的信心。刘巧珍虽然碰到了负心汉，她身上的传统革命乐观主义，就像蔬菜上残留的农药，让她继续美丽和善良着。一些坚硬的结构在分裂，一些石头在风化，但是这些异动还处在发端初期，还不能对刘巧珍造成致命打击。《泥鳅》里国瑞的未婚妻陶凤，在人物性格上，也是美丽、温柔、善良，脆弱，寄托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但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对，叙述铺垫也不彻底，陶凤的性格形成和人物变化，都不充分。陶凤的人性美在小说里反而显得十分无力——小说的可靠背景相当重要。翠翠诞生于《边城》里的湘西小城，她是纯粹的，不需要细描铺垫，超俗的味道在那里浸润着。陶凤则不然，她的生存土壤不纯粹，邪恶的毒雾在流淌：乡氓陶东因为陶凤的哥哥睡了他老婆，就上城来找陶凤，要奸污她。他以自己的卑劣行径为荣：这样大家就扯平了。陶凤对于这种罪恶毫无抵抗力，她同样无力抵抗城里姨父的骚扰。陶凤的善良和纯洁，给她带来的不是坚定的信心和强大的力量，而是一触即溃的脆弱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刘巧珍能够抵抗这种侵蚀，继续美丽善良，陶凤却茫然失措，溃不成军？刘巧珍拥有坚强的乡村道德支撑，在她的时代，虽然这种道德很快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以土地祭司德顺大爷为代表的施洗者仍然能给迷途羔羊高加林以居高临下的道德施洗，并让这离家出走的浪子重新回到羊圈里，起码，小说里的八百里秦川风景如画。陶凤的时代，乡村的风景和乡村的道德已经被新时代疯狂的现代化进程彻底击溃，田园的炊烟变成了乡镇企业的黑雾，美丽的景色变成了恶山毒水，离家出走变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行动。乡村误服了过量的农药，开始猛烈地呕吐，把自己养育的一切都猛烈地呕吐出去，从牲畜到庄稼——在作家莫言的小说里，对现代农村的新景色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在他的小说里，污秽和馨香融合，丑陋和美丽交杂，香蕉和大便杂陈，向日葵底下躺着弃婴，玉米棒上麇集着苍蝇。美丽的少女变成了丑陋的妇人，清澈的河流黑水漫漶——从白云到夜色，全都排空。土地上的青年纷纷逃离，从乡村逃奔城市。这是对传统田园诗思想的彻底否定，这种反向的逃离，让故事里的桃花源变成一潭死水，而城市的喧嚣和混乱，则让泥鳅一样潜入迷宫般街道泥潭里的国瑞们惊魂稍定后，感到如释重负。他们看不清高楼林立上的天空，他们也感受不到霓虹迷乱里的夜色，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混乱生活中生存下去，持有一点不确定的信心。浑水摸鱼，本来就是乡村少年的强项，在城市这个泥潭里，只要你努力地伸出手去，总能摸到一条什么。例如：泥鳅。国瑞是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打工仔。未婚妻陶凤来城里寻他求援，他脑子里转动着的都是低级趣味：“自从听说陶凤要来，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就确立了”。国瑞多次想先下手为强，把陶凤办了。这样，生米煮成熟饭，两个人的关系也就一锤定音了。他的行动也构成了对陶凤的骚扰，这样一来，陶凤就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绝望处境中。在小说里，国瑞不是品行高尚的青年农民，他跟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里的王玉生有天壤之别，跟《人生》里受到委屈而出走的高加林也无法相提并论。同样是农村青年，王玉生是乡村的圣人，他的大公无私和心灵手巧，都在展示着新农村新青年的高尚品德。王玉生看自己未婚妻范灵芝的眼神，是严肃的、高尚的、纯洁的、同志般的；高加林看刘巧珍的眼神，是爱慕的、亲切的；国瑞的庸俗趣味跟他们相比，有如草芥之于高加林桃子和王玉生西瓜。 青年农民国瑞生不逢时。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农民阶层重新被打回到边缘的、被忽视的状态，农村状况再度恶化，臭化，农民再度丑陋化。所以，国瑞和王玉生之间无法比较，他更不能跟王玉生的上级领导小二黑相提并论——在社会地位上，小二黑要比国瑞高了万万倍。小二黑身份尊贵——民兵队长，青年才俊，在村里拥有极大的权威，说话毫不含糊，走路堂堂正正，感觉就是土地的主人、小说里的主宰——他爹小诸葛和小芹马三仙姑，虽然贵为长辈，但是在革命新青年的小二黑面前一站，就不由自主地感到理屈词穷——在“革命”这股热风面前，一切传统的家庭伦理，都土崩瓦解。相反，国瑞却是一个身份卑贱的乡下人，他连自己的姓氏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别人解释。至于他本人的确定身份，更是解释不清：脏农民？打工仔？搬运工？无业人员？打人犯？臭男妓？还是（国隆）公司的老总？分子？国瑞的暧昧身份，暗示着一个曾经辉煌鼎盛一时的农民阶层的突然失踪——这真是令人困惑的大事。然而，当代文学在这里失语了，作家看不见这个失踪的氏族，也无法理解这个新时代的“西夏王国”，它怎么横空出世，又怎么突然失踪的，这需要作家深入去研究。然而，在这个追腥逐臭的时代，作家已经开始朝着时尚化发展了，他们稍加咀嚼，吧嗒地吐掉掉这团讨厌的口香糖，然后迷失在开心馆里。一个人失去了身份，他会感到惶惶不安。一个社会失去了一个庞大的氏族，人人都心安理得。把国瑞比作一颗螺丝钉，那么他就是一颗找不着螺丝孔的螺丝钉。这颗螺丝钉被造物主——工人——随手扔在地上，踢来踢去，发霉生锈，最后，被清洁工轻轻一扫，倒进了垃圾堆里——与他为伍的，是生活的垃圾和历史的垃圾。我们可以看到，延续在“小二黑”身后的一系列农民形象，也都跟国瑞完全不同：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进步农民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革命群众赵玉林、郭全海，《山乡巨变》里的优秀青年邓秀妹、刘雨生，赵树理《三里湾》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柳青《创业史》里的土地神像梁生宝、梁三老汉，粱斌《红旗谱》里的革命前辈朱老忠，李准《李双双小传》里的热情女性李双双，浩然《艳阳天》的时代伟人萧长春、《金光大道》里的金刚大神高大泉……上述的这些农民形象，在其各自的个人身份定位上，都非常鲜明。他们不仅是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还是进步、未来、光明、革命的象征。他们身处国家阶层中的主流地位，他们的话语，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播种、收割、稻子、土豆、农田、猪牛羊、鸡鸭鹅、农民、雇农、地主、富农、打倒、拥护、生产、自力更生，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这些农民形象，都是一些正直的、健康的、追求进步的、疾恶如仇的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中最先进、最顶层、最有发言权的新“贵民”群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意识形态构成中最核心部分，他们一举一动都好像在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在他们的口中，只有运用“进步－落后”、“革命－反动”、“高潮－低潮”这样的词性相悖、一分为二的表达逻辑时，才能谈吐自如；一旦离开这种语境，他们就会张口结舌，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在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这些新“贵民”作家的笔下，广大新贵民们的健康向上生活，就其内容的其丰富和热闹程度，远远超出同期城市里沉闷而无趣的世界。农村是物质生产的核心，可是新贵民们的生活资料非常贫乏，当然，这也掩盖不住他们身上洋溢着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在新贵民的脚下，牢牢地踏着“地富反坏右”五具营养不良的尸体；城市是消费中心，生活物质却比乡村丰富，大中小资本家们、反动的买办们，他们虽然曾经显赫一时，在新民时代，却都过着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生活。那个时代的农民，是朝气蓬勃的，是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可以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他们忙着春耕、秋收，忙着开会、写报告，忙着批斗落后分子、表扬先进人物。总之，很充实——精神上的充实，抵消了物质上的贫乏所带来的不愉快。那个时代的曾经有钱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穷人则兴高采烈，天天都像是在过节。贫穷在那个时候不是一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在赵树理反映合作化进程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农民，他们是公社的“社员”。在词语的等级和社会等级上，乡村的一切，开始跟城市平起平坐：“公社”对应“工厂”，“社员”等同“工人”。在社会地位上，乡村社员跟工厂工人平起平坐，农村跟城市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工人师傅拿工资，社员同志拿公分。城乡差别，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地抹平了，城乡世界实现了一种模式上的大同。既然大家都是国家集体里的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农民兄弟就可以堂堂正正、保持尊严地生活，日子越过越带劲。在语义学的层面上，领导干部的地位甚至还在他们之下，因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农民和工人。农民和工人就像这个社会躯体上的左臂右膀，谁也离不开谁，在必要时还可以相互转化。这个时候的农民和工人的关系，是兄弟般的关系。

参考资料：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题 目: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姓 名: ***学 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 业: 社会学班 级: 社会41学 号: 2214104指导教师: 屈 勇 职称: 讲 师2007 年 6 月 30日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社会学专业学生 王佳鹏指导教师 屈 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在关于农民工研究中，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一直是研究的主流视角，关于农民工社会阶层研究中，客观社会分层是其主要视角。由于客观社会分层忽视了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许多学者提出了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视角，即阶层的主观认同研究。本文从社会认同的概念界定，农民工社会分层的研究，以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阶层认同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认同；社会建构；社会分层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 migrants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Wang JiapengTutor Qu Yong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study of peasant-works is a main subject.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 of most research of the rural migrants, but the objective stratification is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farmer social strata. Owing to the negle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agents, many scholars study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nother perspective, that is, subjective identity of strata. The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the current study of peasant-workers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study of social identity of peasant-workers, such as identity, professional identity, native (land) recognition,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lass identity.Key words: rural migrants; social identi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social stratification导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转型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并被称为市场之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3-1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源积聚背景下，两极社会更加明显，以农民和农民工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 [2]77-135但是长期以来对这种阶层结构的转型研究一直以客观分层为主，尤其是缺乏对于作为底层主要构成群体之一的农民工的主观意义的理解；近年来，一方面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实践与反思”，对于客观分层研究的局限性逐渐达成共识[3]，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问题的突显，同时再加上国家出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而对阶级意识尤其是对底层群体的主观认同(阶级意识的主要方面)越来越重视[4]9-20，从而促使农民社会认同研究也相应增多。本文正是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社会认同概念界定的研究（一）认同与社会认同认同（identity）是一个比较复杂且争议较大的概念，人们主要从认同的机制特征、认同的功能、认同的行为特征、认同的动力机制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大致而言，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理解：首先，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其次，认同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再次,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5]30-31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自我确认，是个人对自己在适合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社会认同是指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两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自我认同是社会认同条件下的认同，没有社会认同的自我认同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存在于某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中，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可以认为，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构成的连续统。[5]32-33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他根据认同的建构形式和来源将社会认同区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规划性认同，三种认同的建构分别导致公民社会、共同体和主体的产生。[6]6-11卡斯特的这种划分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对不同性质的认同的建构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本文主要综述具体的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并将社会认同分为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二）社会分类与认同建构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分类是人们简化生活复杂性，同时也形成社会秩序的一种思维方式。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在给世界分类的同时也为自己进行了归类，分类也赋予自己及世界以意义，社会认同便是对社会分类归属的认可。最重要的分类是人我之分，是“我群”与“他群”之分，通过共同的经历和持续的互动而产生群体的差异，而社会群体认同的建构和维持的最重要机制是排除和容纳，把非我群的人排除出去，把我群的人容纳进来，以此来型构自己的认同世界。这种认同和容纳通常具有很强的价值性和主观性。[7] [8]203-223具体到农民工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市民对他们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容纳，也可以看到农民工自身的排除和容纳，正是这种双重过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的主观认同。（三）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社会适应是指一个群体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融入程度。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主要具有如下区别：第一、出发点不同，社会认同主要是被研究群体对自己社会归属的认定，而社会适应是社会对于被研究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程度的判定；第二、价值不同，社会认同尊重被研究群体的主观认识，尽量做到价值中立，让被研究群体自己“说话”，而社会适应是被研究群体对主流社会的适应，这里同时也可能暗含着对主流社会的赞赏和对被研究群体的贬低，是研究者在“说”被研究群体；第三、研究目的不同，社会认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解释被研究群体的意义，而社会适应往往把被研究群体当作“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其自己所建构的被研究群体的“问题”。二、农民工与社会分层社会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分类，在研究领域中最主要的分类就是社会分层，即根据经济收入、权力、声望等不同或综合标准对人们进行的阶层划分。因此要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工的社会归属，然后才是农民工自身对社会归属的主观认同。（一）社会结构中的农民工社会分层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每个学者都会提出自己认为比较客观的分层标准，但是尽管不同的学者给予不同的分层标准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金字塔”结构、“倒丁字型”结构[9] ,还是“断裂”结构，都认为存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底层社会，并且也都认为农民和农民工是该底层社会的主要构成群体。[10]具体地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可以从韦伯分层的三个标准进行分析：在政治地位(权力)上,由于户籍制度等二元制度的排斥,农民工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在经济地位(财富)上,由于存在着截然分开的两种报酬体系,农民工仍然处在底层的位置上;在社会声望上,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声望都很低。 [11]4-9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中国人划分为十大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失业者为最底层，在改革开放后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工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八大阶层，其中农民工的数量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阶层的比例发生了一定的增减。[12]169-184（二）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分层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主要以静态的结构分析为主，而忽视了农民工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形成过程,缺乏时间性和历史感；第二、主要是研究者作为客体的主观认识，而忽视了农民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是一种“他者话语”；第三、遵循科学主义范式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的,而忽视了农民工的主观认识和实践体验;第四、以专业知识来“检验”农民工的生活,而忽视了农民工自身的意义理解,即没有深刻理解和认识农民工的“地方性知识”。正是由于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对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的忽视,从而有学者从主观方面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甚至有人把社会认同视为社会分层研究的新视角。 周晓虹曾较早地对农民的社会心理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主要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史角度研究农民的现代性获得过程,却没有详细论述转型时期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13]4-9王春光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的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之间存在多种差异，它提示我们在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必须考虑特定情境下的个人生活和中国制度对阶层观念形成的影响。[14]李春玲的分析表明，各阶层的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出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阶层认同较高,而中间阶层相对较低。 [15]而李友梅则从宏观的角度对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社会认同的结构演变、社会认同建设的新思路三个方面的探讨，提出构建“社会自我调适系统”以治理社会认同失序问题。 [16] [17]四、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内容及影响因素研究社会认同时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不同学者主要研究了其中的某个或谋几个方面，其中主要有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们本文就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对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身份认同:农民工是农民还是城市人?身份认同指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这一社会身份的认同,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分不仅仅是户籍上的差别，而更多的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和权利上的不同,因此这里的农民不是与产业工人相对的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的社会身份。许多学者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已经成为与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陈映芳认为,“农民工”作为一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是近20年来我国各种制度和文化共同建构的产物,最终使离开农村改变了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却无法获得城市中的“城市居民”身份。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一方面为各种制度及其所规定的“城市居民”所具有的身份优势提供了合法性或正当性;另一方面, 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区别对待,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认同这一并不公平的“农民工身份”。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权益和权利保障问题,更是市民权问题。[18]唐斌则具体研究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的相反相异的向外推力下,农民工倾向于自我认同为“双重边缘人”,农村对农民外出务工给予积极的赞赏性评价,而城市却是通过农民工自我心理预期不断进行消极性的否定评价,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工自我人格矛盾和冲突,也导致了他们身份的模糊和不确定。 [19]这里的“双重边缘人”实际上是对“农民工”这个比较正式称谓的形象表述。但是也有人认为农民工主要认同农民身份,还有部分认同模糊,很少有农民工认同为城市人,且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城市体验对农工社会认同起着又大到小的作用，而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对农民工认同影响不具有解释力。[20]（二）职业认同: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吗?职业认同是指农民工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程度，由于职业种类较多，多数人都没有细分，而笼统地使用产业工人的概念。方英认为一方面因为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强调会引发农民工的不公平感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因为农民工的职业走向是产业工人，甚至已经有人提出将农民工视为产业工人，因此应该淡化“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建构合理的职业认同,具体方式有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通过媒体等树立农民工的正面形象等。[21]而对于农民工是不是产业工人也存在较大争议,一种主要从农民工的从业特征和收入上认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另一种观点从户籍制度壁垒角度出发,通过对农民工和产业工人的阶级属性、利益冲突、政治表达等方面的比较认为做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的论断还为时尚早。[22]（三）乡土（土地）认同:农民工留恋乡村(土地)吗?乡土认同指的是农民工对于农村生活的认同,尤其是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多数人认为,年龄是决定农民工乡土（土地）认同程度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年龄不同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也明显不同,相对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程度要高,对于土地依然有较大的依赖性,而青年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则相对较低。[23]王春光的研究则具体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但是与上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的是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弱。[24]（四）制度认同:农民工赞同国家针对他们的各项制度吗?户籍制度认同：户籍制度是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通过资源的强制分配实现秩序的建构,而强加给农民种种不公平待遇。目前农民工对户籍制度的认同正在逐渐减弱。 [25]就业制度认同：就业制度包括企业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数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并且许多农民工是非正式就业。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比较缺乏，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更低。[25]城市管理制度认同是指农民工对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和执法制度的认同。城市管理主要是一种防范式管理,“只管手脚,不管大脑”,再加上个别管理者或者管理部门的私利而加大了农民工的成本。因而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管理制度的社会认同。 [25]（五）阶层认同：农民工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吗?阶层认同是指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认可和评价。对于农民社会认同,各研究者都主要注重某一类或几类的研究,整体地论述农民工群体阶层认同或阶级意识的较少。在此,我们把农民工的阶层认同看作是以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制度认同等共同作用形成的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认同。总体而言，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比城市居民地位要低，但是与农村的农民相比则高些。但同时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根据社会共识的群体的评价,社会认同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而农民工由于在城市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主要以消极社会认同为主,在应对策略上表现为:对自身劣势地位合法性的默认;对土地的重视,土地是农民工认同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家乡农民为参照群体,而不是城市居民等。[26]农民工存在的消极性认同或认同危机可能源于相对剥夺感和“过客心理”。另外,还有性别认同、组织认同、社区认同、国家（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等认同类别，但因为相关研究较少，也因为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详述。上述各种社会认同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进行了归类。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复杂性、关系性以及模糊性，在日常实践中,他们无须也不会对自己进行各种分类,他们只是受到城市世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而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利益同时又起到自我保护的社会认同。[27]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怎么样或者是怎么生活的,但很难说他们是什么(农民、工人、制度内人、现代人等)。总 结本文首先对目前有关社会认同含义的梳理，简单地阐述了社会认同在社会分类基础上的建构以及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的区别，然后简单回顾了农民工社会分层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总体位置，最后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关于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参考文献：[1]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4).[4]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Jan E S, Peter J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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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与当代大学生是一对孪生兄弟，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必须给予”三农”问题足够的关注与重视：一方面，“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日上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大国，而对于现代中国，着力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素有深入农村，解民生之多艰，满腔热血为农业，农村发展和亿万农民服务的优良历史传统，尤其是我们农大学子，作为中国最好的农科院校的本科生，更加应该心系”三农”，作为中国农业事业的先锋力量，时刻关注”三农”问题，并努力在将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份子。而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与新型农民的互动，必将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独特推动力量！为解决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我国的农业形势和”三农”问题的实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粮食与其它主要农产品由全面短缺走向总量基本平衡和结构性，区域性相对过剩，部分农产品销售不畅，导致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城乡差距大，农民负担重，农村矛盾多等经济社会问题进一步突显了出来。有人把”三农”问题形象地概括为三句话：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我们心中不禁有一种沉重感，但是，我们不会丧失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信心，我们会带着感情去体验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之艰难，更会从理性的高度强化责任，激发热情，不断坚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生计的总体状况：我们先看中国农业的总体状况，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中国粮食生产的基础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的扭转，从长远看，随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全国粮食需求增长量的趋势不会改变，耕地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趋势不会改变，而且粮食单产提高的潜力不容盲目乐观。在建设现代化农业方面，据测算中国目前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总体来说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而所谓的”农村穷”，反映的就是现代化建设中广袤农村公共财政收入长期不足，农村发展面貌落后的不合理状况，而所谓的”农民苦”，从总体上看，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缺吃少穿，而更多表现在收入增长缓慢，因而缺钱花，买不起商品，经济负担比较重，那些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收入增长就更困难。此外，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户口劳动力，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较低，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地位和演化特点：一方面，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不断下降，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始终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地位不变。另一方面，农业就业比重和农村人口比重在现代化进程中趋于不断下降，但农民群体和农业劳动者的权益应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再有，现代化进程中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逐步发生变化，正在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所以，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尽快促进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从而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后，让我们来分析几个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典型：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改革很快就从农村开始了。根据专家调研，中国长三角农村已经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对迅速，城乡一体化景象初露端倪。比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经济实力雄厚，公司企业拥有国内外一流设备，热电，线材，面料，服装，化纤，烟，酒等主导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始终坚持共同富裕，家家住别墅，户户有存款，小汽车，中央空调，摄象机等走入寻常百姓家，而且全村无赌博，无封建迷信，无重大刑事犯罪，被人们誉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第一村”！又如浙江省绍兴市新风村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施旧村改造，分别建成农业园区，工业园区，住宅园区，休闲娱乐园区，加强村庄绿化，农民公园，活动中心，义务教育，医疗服务和宽带网络等一应俱全，堪称”乡村田园，城市新区”，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型。还有不少传统农业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跌爬滚打，积累了发展经验，走出了又好发展的新路，比如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要不失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增强信心，正视”三农”现实问题，深化经济社会等方面改革，不断加强农业，建设农村，支持和扶助农民，那么，建设小康社会，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分析完”三农”问题的现状，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中央所提出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及作出的一系列的重要工作部署，从而更好的认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出台之前中央一贯的政策脉络，更好的理解党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思想：一，始终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等。二，认真落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略；三，大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四，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转变，即首先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次推进农业区域布局调整和经营创新，最后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教育的投入，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五，继续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对”三农”问题具有一定了解后，现在来谈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话题，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实际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是党和国家关于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发展一贯的战略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多次使用这个提法。那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新在哪里呢？我认为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与紧迫性，二是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新的更全面的发展目标，在这样的具体而实际的发展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可操作性，三是通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新农村建设的近期阶段性任务，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远景展望，中长期规划与阶段任务相结合的系统工程。了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概念以后，让我们来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以及其近期工作：首先来明确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覆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其主要目标可以简要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20字总体要求，具体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前景。其次我们了解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胡锦涛同志曾经强调，“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不懈地做好“三农”工作，我们可以主要从三个层面阐述新农村建设的任务：首先是新农村建设的长期艰巨任务，其次是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实施任务，再有就是新农村建设的服务保障业务。最后来了解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近期工作：1，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突出发展生产这个首要任务，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转化；3，大力开展农民培训工作，树立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遵纪守法，反对愚昧的新风气，提高亿万农民科学种养水平和转移就业能力；4，切实加强农民工工作，更好地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5，重视发展县城经济，加快推进县级政府支农投资整合工作；6，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7，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土地管理，为粮食安全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可持续的土地载体；8，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没有市场，就没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9，抓住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重点，积极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新时期，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方面为我们青年知识分子成长搭建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一方面为新型农民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当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更加深入农村和农民，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建设新农村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而且，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只有深入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而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希望就在于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而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也正需要着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在历史的舞台上书写我们的青春风采。所以我们作为在校大学生同样需要关注“三农”问题，需要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紧密的联系起来，热火朝天地利用一切机会投身到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确实，我们广大青年作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舞台上书写当代青年当代大学生的青春风采，而这也预示了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