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育政策执行的研究论文题目

人口数量是衡量发展水平的总分母，是估量社会问题的总乘数，出生人口数字是未来发展的总起点，人口结构关系到社会结构的总平衡，人口决策是经济社会规划决策的总约束，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总目的，要不断深化认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把计划生育工作要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求真务实，努力打牢基础，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在“村”， 落实到计划生育技术措施上，实行村务公开，进行生育审批，防止暗箱操作。计划生育工作要注意完善、创新，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实时通报制度，把信息流和工作流紧紧结合起来，及时互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要细化，细化分析和措施，进行人性化的服务。一点点建议。参考下吧

5000字太难了。实际情况好像没人管，外来人户生5个计生办都绕着走。

切实加强流动人口的计生服务工作和管理工作我社区位于城乡结合部，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经历了快速发展、逐年剧增的过程，呈现大流量、多流向的趋势。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管理服务的思想观念、工作模式、保障机制等方面加以创新。近年来，我社区始终坚持以人口控制为核心、以创新工程为抓手、以管理服务为重点，积极探索，开拓进取，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加强领导，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履行计生工作职责的积极性。一是落实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多年来，我社区主要领导都能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牢固树立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观念，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依法履行职责，主动自觉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通过人人有责任，层层有压力，较好地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直接负责，其他成员积极参与、紧密配合的计划生育领导格局，切实做到了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为全市城市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综合治理城市和流动人口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以社区为中心，社区警务室、社区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为依托，把流动人口及城市人口特殊人群纳入现居住地管理和服务范围，建立完整有序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多年来，各片长在做好本片计生工作的同时，加强协调，互通情况，有力地促进了社区内流动人口综合治理局面的形成，各项工作得到有序有效地开展。三是单位计划生育法人代表认真履行领导职责。成立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并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专兼职计生干部，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同时自觉接受属地管理，主动与所在地的街道计生部门联系，及时通报单位职工特别是已婚育龄群众婚育情况。做到了单位负责与属地管理的有机结合，确保计划生育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每年末，市委、市政府授权街道办事处计生部门对辖区单位的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后进单位予以通报批评，直至一票否决。四是加强计生干部队伍建设。社区按照“懂业务、会管理、善于做群众工作”原则，挑选文化水平高、工作认真踏实的突出工作人员，经培训后，担任计生专干和信息员。在此基础上，村（居）民小组、楼道大院按20名左右的规模组成育龄妇女小组，由群众推荐一名小组长或楼、院长，负责育龄人群的日常服务和信息管理，由上而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基层管理服务网络。二、科学管理，建立和完善计生工作各项制度。一是落实“双签双联双管”制度。“双签”就是已婚育龄妇女在流出前，依据流动人口有关规定和村民自治章程，与村委会签订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目前，全市流出已婚育龄妇女合同签订率达98%以上。“双联”就是党员联系会员，会员联系育龄群众。按照每个党员联系10名计划生育协会会员，每个会员联系10名育龄群众的要求，将流出的已婚育龄妇女重点管理服务对象实行全覆盖。“双管”就是以流入地管理为主，流出地协管。二是落实流出人口外出申报、返回注销制度。教育群众在流出前和返乡后及时向乡村申报流出和注销。通过免费办理有关证件、上门宣传政策法规、报销在外地接受的技术服务检查和手术费用，及时落实计生优惠政策等办法，引导和鼓励流出人口主动与户籍地计生部门联系，及时申报生育节育情况。同时建立村组干部与流出人口追踪联系制度，通过多种途径，掌握育龄妇女的流入地及联系方式，定期督促寄回孕检证明。三是落实定期清查制度。定期对流动人口进行清查、摸底，准确掌握流出及返乡情况，及时调整相关信息。三、优质服务，认真落实各项计划生育便民措施。一是社区开通计生服务热线电话，群众有计生方面的需求只要拨打计生服务电话，计生工作人员就会主动上门服务。各地还充分利用春节返乡较集中的大好时机，大力开展宣传教育、生殖服务、优惠政策兑现为主要内容的集中服务。为流动人口流出前免费办证上门、外出后解决留守家庭和儿童的后顾之忧、返乡后主动上门访视三项服务。二是依法落实流出人口及其家庭应该享受的奖励优惠政策，把政策向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家庭倾斜。三是严格依法行政，严禁在流出地跨地区设立流动人口管理站，坚决取消流出已婚育龄妇女半年返乡参检一次的规定，严禁在签订合同和办理证件时收取押金、保证金等。四是为流动人口外出务工提供服务。一方面组织对务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指导有序流动；另一方面，每年春节之后，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艰苦创业，多做贡献。五是充分利用午收和春节流动人口大量返乡的有利时机，开展送婚育新风、送政策法规、送生育关怀、送技术服务、送宣传教育“五上门服务月”活动。社区通过报刊、公告栏、明白纸、等各种宣传办法公布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办事程序、农民工计划生育权益和义务、服务热线、服务地点、监督举报电话等，畅通投诉渠道，接受群众监督。2007年“服务月”和2008年“生育关怀”活动期间，上级分管领导都分别组织两次调研督查，听取活动进展情况汇报，提出阶段性工作要求。社区计生干部放弃假日休息时间，深入村组，逐户逐人摸排情况，做到一户不落，一人不漏，全部服务到位。四、建立科学务实的考核评估制度，促进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上水平。 一是制定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双向考核评估指标体系，促进以现居住地为主，两地共同管理职责的落实。对现居住地重点考核计划生育率、综合治理、免费服务、信息联系制度、市民化服务和经费投入等内容，加大对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的考核权重；对户籍地重点考核婚育证明办理和及时回函率，依法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和流出前避孕节育措施落实等内容。二是加大平时抽查、薄弱环节专项调查和通过网络交换流动人口信息准确度的考核力度，积极探索将流动人口管理考核办法、考核重点逐步过渡到平时抽查和信息网络的覆盖率、准确率上。三是实行常年有奖举报制度，把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中。四是加大对相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考核力度，充分发挥人口目标考核的引导、规范、保障和监督作用，促进流动人口的综合治理，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努力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五、建立和完善经费保障机制，确保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在流动人口服务中，存在“谁服务多、谁赔钱多”的问题，因此，在工作中一是要加大财政投入。建议中央加大对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投入力度，克服平均主义，设立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专项资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帮助流入地解决子女教育、技能培训、卫生保健、计划生育等关系农民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实施对农民工特困人群救济制度，同时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估体制，确保资金到位；省市、区县级政府从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角度出发，改革现有城市公共产品和政府服务的配置和保障体制，建立以常住人口为基数的财政投入体制，将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经费纳入各地的财政预算，保障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工家庭的奖励优先优惠政策和免费技术服务项目的落实。二是及时解决好街道社区计生工作所需的机构编制、队伍人员及其工作报酬问题。各街道、社区居委会建立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机构和管理网络，配备得力干部和精干工作人员，确定工作任务，建立管理机制，形成管理网络，做好日常管理工作。镇乡、街道计生办要建立一支流动人口计生管理队伍，设立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办公室，实行定任务，定措施，定奖罚，分片承包，分工到人，联系到户，落实责任，兑现奖罚。六、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求真务实地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是控制人口增长，确保低生育水平的有效举措之一。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必须采取综合措施，加强思想教育，促进工作落实，推进制度建设，做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管理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各级政府与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积极开展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育龄群众自我保健意识与能力，避免意外妊娠，促进生殖健康，降低生育水平。加强基层流动人口管理技术服务经费的投入，为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管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保证外来育龄妇女能免费享受到国家规定的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检查服务。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确保各项信息的真实、准确。强化基层流动人口管理机构的职能，有效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竭诚为基层育龄群众服务。流动人口管理人员要主动深入社区，了解外来育龄妇女孕育动态，定期组织流动人口进行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及时做好孕检工作，对发现的意外妊娠等问题及时做好补救工作，避免违法生育，促进生殖健康。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估体系，用考核督导流动人口的“一盘棋”管理。要真正做到流动人口与常居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全面促进广大育龄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努力争取“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双丰收。

最多这样人口数量是衡量发展水平的总分母，是估量社会问题的总乘数，出生人口数字是未来发展的总起点，人口结构关系到社会结构的总平衡，人口决策是经济社会规划决策的总约束，人的全面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总目的，要不断深化认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把计划生育工作要摆在重要位置，坚持求真务实，努力打牢基础，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在“村”， 落实到计划生育技术措施上，实行村务公开，进行生育审批，防止暗箱操作。计划生育工作要注意完善、创新，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实时通报制度，把信息流和工作流紧紧结合起来，及时互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要细化，细化分析和措施，进行人性化的服务。

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xx%的流动人口集中在15——49岁年龄组，这说明育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育龄人口构成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其群体特征、城市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已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可称为“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如此大规模的青年育龄人口的乡—城流动，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为必将对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率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査与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研究。20xx年xx月，我们分别在xx——xx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问卷调査，有效样本xx个，回收率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问卷调査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生育数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个孩子，xx%的人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xx个及以上的比例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针对生育性别意愿，多数流动人口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xx%的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xx%的人希望儿女双全。相对而言，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约束、为了孩子成长和情感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新一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结论说明了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呈现出理性的趋势，新型的生育观已经形成。

通过调査问卷的数据结果，我们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为客观的判断。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属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自我判断，因此，要深入了解人们关于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真实想法，仅靠问卷调査是不够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间，我们在xx和苏州对xx名18——31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特点及其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预期，掌握他们生育意愿改变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调査流动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来验证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这一趋势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能否支持流动人口新型生育观念和意愿的实现。

二、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现状。

流动人口一般想生育几个孩子，他们依然恪守传统生育文化的规定而呈现出显著的男孩偏好，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是什么？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将分别从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意愿、外出务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四个方面，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做出判断和分析。

（—）生育数量意愿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否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访谈者被问到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时，大多会以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在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抚养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饮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约束条件下，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个孩子，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今后的发展，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我们可以从以下访谈内容中明显感受到这种认知倾向。

1、要一个，一个就好了，经济负担太重。（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只想要一个孩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嘛，社会现实、养育、教育一个孩子都非常难。

2、经济上开支很大，还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两个的话更麻烦。（访谈对象：SMMI，男，24岁，已婚未育）

虽然被问及如果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有的访谈对象希望可以增至为两个，但是经济压力依然是他们首要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根据其经济状况来进行生育决策：

3、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负担太大，没精力也没钱。（访谈对象：TMMCC1，男，26岁，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话我会生两个，穷的话我就只生一个。（访谈对象：SFMCO5，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

还有一些访谈对象认为精力投入也是决定生育孩子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访谈对象认为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们无暇顾及更多的孩子。

5、—个就够了，多了太累了，照顾不过来。孩子太多就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好，还影响工作。（访谈对象：SFMCI5，女，27岁，已婚，怀孕）

也有少数访谈对象在面临生育孩子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的选择时，会明确选择优先发展职业。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不仅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逐渐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空间与发展。

6、有机会发展的话我要先发展，不要孩子，比如说有个机会在我面前，那肯定要发展，不选择孩子（访谈对象：TMUC4，男，19岁，未婚）

综合以上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预期，我们发现在孩子抚养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断提高的约束条件下，孩子的质量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这说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是决定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同时，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自我发展需要也成为许多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对自我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水平的预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别意愿。

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访谈结果表明，没有性别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别组合偏好的现象都存在。但是针对性别偏好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农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显不同的是，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别无偏好。

少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性别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对女孩和男孩的价值评价没有差别。

现在在农村里，男孩不孝顺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顺的也很多，其实要个男孩不孝顺的话还赶不上要个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访谈对象：SMUI1，男，21岁，未婚）

2、儿女双全。

希望儿女双全的访谈对象也不乏其人，同时获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满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这十分符合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两个，一男一女最好，能够儿女双全。（访谈对象：TMMS，男，25岁，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访谈对象认为农村里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与农村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性别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动人口中。但是，就整体而言，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明显有所降低。

农村都这样，你要是都是女孩，别人会瞧不起你。（访谈对象：TMUS1，男，23岁，未婚）

我喜欢男孩子，女孩子长大了就结个婚，带个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没什么出息。（访谈对象：TMMC，男，24岁，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一是相对于男孩，养育女孩的经济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给女孩准备房子、养女孩更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为孝顺、体贴，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访谈对象中都有人具有显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给她买房，我要生个男孩还得给他准备房子。（访谈对象：SFU02，女，19岁，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贴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点，男孩太调皮了。（访谈对象：SFUI3，女，25岁，未婚）

根据访谈调査结果，与生育数量期望明显受到经济状况影响相比，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导决定因素。换言之，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性别的认知取向与行为结果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女孩价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女孩价值实现途径明显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认知与决策过程，使其在生育性别选择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总之，虽然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性别偏好组合的多样化，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们对女孩的价值判断（资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经更为客观和理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虽然流动人口仍保有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过与那些没有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居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渐改变流动人口的认知与生育行为模式。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经济收入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决策。

我家乡还是比较重视男孩，我感觉我的思想方面改变了，打工经历改变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没有到外面看看的话，就会听家里的安排生个男孩。但是你出来仔细一看，你就会改变一些想法。（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同时，相对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扩大，隐私权能够得到一定的尊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压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缓解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城市社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才使得流动人口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约。

在家乡一定最好有个男孩，那边生男孩感觉名声上会好一点，生个女孩好像会被人笑话似的，在城市这边生活就无所谓了。（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城市融入过程不仅让他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他们所秉承的传统生育文化，为生育意愿的转变构建了良好的支持环境。

（四）生育意愿实现的现实基础。

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因此，如果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给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难以实现。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

1、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

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动人口与迁出地的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生育文化对流动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发现不少调査对象都处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两种不同生育文化的双重影响中，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所产生作用力的夹缝中进行决策。以下访谈记录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别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说，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况嘛，要传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给的压力。（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通过以上访谈，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与机会要远远优于农村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普遍共识。

带过来把孩子放在城里抚养，我感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有希望。（访谈对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体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访谈对象意识到，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隔代教育会产生很多弊端，同时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这说明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也逐渐认识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应该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且开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这表明流动人口已经具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老人带小孩不是很好的。我们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们还要低啊。他们带孩子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访谈对象：SMMCI1，男，27岁，已婚，育有一男）

尽管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和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也是流动人口难以将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读书一个月要很多钱，有时买衣服，吃东西，还有用的啊，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个月800—1000吧（访谈对象：SFMO1，女。30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虽然流动人口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很强，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流动人口迫切希望将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压力过大的现实，使其愿望难以达成。

3、生育意愿实现的社会支持薄弱。

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还受制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所处的城市生活环境、可获取资源的满足状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同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面临许多发展困境。他们在就业、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过程，也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歧视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客观呈现，能够进一步探求他们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实际生育行为实现的社会机制。至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对政府做出评价，就那些做出评价的访谈对象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缺位的，流动人口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支持。

政府啊，我感觉政府好像离我蛮远的。（访谈对象：SMUS2，男，21岁，未婚）

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对我们有优惠政策，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对本市户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享受过。我从来没有听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帮助，除非是特别困难的有帮助。（访谈对象：SFMCR3，女，24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着流动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压力、制度供给的缺乏以及社会歧视的存在，又使得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难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困境对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预期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动人口较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访谈调査，我们发现随着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抚养成本成为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经济条件允许和照料资源充足时，流动人口倾向于将孩子放在教育环境更好的城市中养育。所以，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访谈对象认为，为了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机会，目前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持两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这反映出了在流动人口中，已呈现出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动人口愿意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的可实现程度降低，在孩子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别选择呈现出理性的一面。虽然有一些访谈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已开始更为理性地反思这种偏好的实际收益。许多访谈对象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为女儿准备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儿会更孝顺）却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虽然还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响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呈现边缘性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的判断，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生育意愿。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仅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