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朗读者》节目中，董卿曾面对面采访了余华。年过半百的余华，俨然对这样的场面早已习以为常，他褪去了刚刚成名时不知所措的青涩。此刻他已经能毫不拘束地谈起写作，谈起过往，语言幽默风趣。“别人都说我的作品语言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一句话惹得全场哄堂大笑。
唯独当他谈起故乡的时候，眼底便流露出最自然的眷念和温柔。人的一生，能够去的地方有很多，但能够回的地方却不多。故乡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来源，可以说，他笔下的一切都源自于那个他出生和成长的南方小镇。田野，油菜花，水牛，草篮子，木桥，蛙声……南方的景致风物，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对此，余华感慨万分：“当你开始写作的时候，你寻找一个让你感到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故乡。所以我写作就是回家。”
不谈死，何以言生？更让人惊讶的是，余华住了十年的医院宿舍，对面就是太平间，几乎整天都能听到死者亲属的哭声。太平间的旁边是公用厕所，每次他去上厕所的时候，都要经过太平间。到了后半夜，哭声渐多，或嚎啕大哭，或低声啜泣，此起彼伏，交织出一股浓郁的悲伤。对此余华这样说道：“人总是在后半夜比较容易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世界已经不再留他们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儿时的余华面对太平间，面对死人，却毫无惧意，甚至因为夏日贪凉，而躺在太平间里睡午觉。他从童年起，便用一种极为习惯的态度来看待死亡，这些鲜血淋漓的现实，让他对残酷的描写刀刀见血，文字风格也更加冷峻凌厉。可以说，没有这段记忆深刻的童年，也就没有如今的《活着》。
作为一个目睹了无数死亡的作家，却写出了一本名为《活着》的书。然而，这本书的问世并不顺利。在那个读书无用的时代，他经历着最荒诞的十年动荡，却又戏剧性地正好在高中毕业那年迎来了高考恢复第一年。毫无意外，高考落榜。在父亲的要求下，他成了一位牙医，每天对着病人张开的血盆大口，用他的话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从早到晚地拔牙，一拔就是五年，拔了一万多颗牙齿，他愈加感到人生的无聊。而站在临街窗前遥望，那些文化馆工作的人却让他羡慕起来。为了能进文化馆工作，一个简单而又纯粹的愿望，让他买来一本《人民文学》，读了两页，便拾起笔，踏上了写作之路。那一年，他22岁。
这条路注定常坎坷。如余华自己所说，他认识的字并不多。缺乏文学知识储备，没有丝毫创作经验，就连标点符号的使用，也是他对着杂志书籍一本一本地琢磨起来的。写完便是投稿，他将小说寄往中国各地的杂志，接着，便是无数次的退稿。每次退稿，邮递员总喜欢把稿子从围墙外面扔进来。父亲一听到啪嗒一声，就说退稿来了。那时，距离他写出《活着》，还有整整十年。
同样是对死亡的描写，余华的后期小说《活着》则有了很大改变。在这本书中，作者更多投入地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作者看待死亡的态度，更多的是来自于对生命的尊重。创作的关注点已从死亡本身转移到死亡背后的主体人的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死亡与苦难是不可动摇的过程，对待世界的超然，坚忍和豁达的态度才能表现“活着”二字的力度。一个作者作品风格发生转变，必然要有相关契机。用余华的话说，这缘于一个梦。“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那个深夜，他梦见自己如同小时候见过的犯人那般，被押上刑台执行枪决，这个噩梦让他吓得不轻。从这一刻起，他的写作中血腥暴力的趋势减少了。也许是自身小家庭迎接了新生命，也许就是因为那个梦，余华的文字开始从内在流露出温情的一面。
薇枫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