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汉密尔顿论文

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 文化 凝聚的象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篇1 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文化渊源探究 摘 要：从福利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索欧洲社会福利制度背后的文化渊源，通过对北欧、西欧和南欧福利文化的解读，发现福利文化对福利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巨大力量，从而对我国构建社会福利文化得出启示。 关键词：福利文化;福利理念;欧洲社会福利制度 欧洲是福利制度的诞生地，也是福利制度发展和改革的集中地。然而欧洲内部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存在着差异性。随着学者们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研究，福利文化逐渐成为全新的且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图从欧洲社会福利文化出发，将欧洲福利制度发展源头追溯至欧洲福利文化渊源，由此来探索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在产生和演进过程中的差异性。 一、欧洲社会核心文化价值观 欧洲社会的科学、法律和伦理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和____道德这三者。希腊哲学指导人们区分真假，罗马法律则用来指定规则，基督____教伦理主要用来辨别善恶，这三者是欧洲社会起源的是非标准。欧洲社会文化发展的渊源也必然追溯到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以及古希伯来文化。 (一)“个人为本”的价值观 欧洲 传统文化 的主流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古希腊文化中倡导发扬个人人格。而____教义中宣称人人平等，人生来就有罪，但只要能过通过苦难的考验，即可进入天堂。个人为本价值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文艺复兴运动，其倡导的科学、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人本精神是整个欧洲或西方文化个人之上特征的基础，“天赋人权”的思想理念开始渗入到欧洲文化的各个方面，欧洲社会福利文化也不例外。 (二)“博爱互助”的价值观 欧洲传统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东方传统文化过于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差序之爱，欧洲则主张淡化血缘，主张普遍的博爱精神。____主张不分远近亲疏的普遍之爱，强调对弱者的爱。基督____不嫌弃罪人等被社会遗弃的人，也不敌视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基督____普遍的博爱精神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这种以博爱为基础的基督____和互助的价值观也成为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价值观。 (三)“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 民主和自由是欧洲社会文化标榜的基础价值观。民主最初发源于古希腊文化中，最初只是具有社会学意义，后来则形成政治生活中的原则和体制。古希腊文化中的民主指一种由公民集体行使政治权力的统治形式，从而把民主与专制独裁和无政府状态区分开来。古罗马的罗马法确立的公民的合法权利和义务较早地论证了国家和个人的全系，以及政体思想中的分权和制衡观念，构成了现代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 此外，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教徒的理论与实践破除了中世纪等级制度，提高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促进了有利于民主成长的观念和形势的发展。 二、欧洲核心文化对构建福利制度的影响 在欧洲社会发展过程中，其核心文化基本上是围绕着宗教教义的发展和变化而产生的，尤其是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____就是当时社会福利制度的福利文化来源，基督____直接指导这各种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 (一)宗教关怀形成福利萌芽 ____教义强调“爱人如己”，认为人类生命价值的神圣与善待需要帮助之人的可贵，并用行善作为基本教义来约束教徒。随着基督____的扩展，“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也开始扩展。初期的“爱人如己”只是体现在基督____对贫困者的关爱或信徒之间的扶持。而之后基督____数量的增长也促使基督____的加强，基督____也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行政权力，关爱社会所有贫困者也逐渐成为基督____任。即使在宗教改革后，教会权利缩小的情况下，宗教的慈善救助依然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环节和补充保障。 早期的____教会所开展的福利保障主要体现了对社会弱者的关爱，如由教会创办老年之家收留孤寡老人，满足老年人的生存需要;教会创办孤儿院来救济孤儿等。此外，基督____关注对病人的关注与救治，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志愿性质的机构――医院。 (二)博爱互助推动社团保障 随着宗教慈善活动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多，其救助弱者的理念逐渐开始派生出弱者互助的概念，形成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一种自愿的、合乎道义的行为准则。行业协会作为社团保障的雏形开始出现。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了商人行会、手工业者行会的空前发展。这些行会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民主和互助的精神，行会一方面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再发展，另一方面保障了行会内部成员的经济安全。从本质上而言，行会是一种由团体对其成员所保证的基本生存保障制度，也是现代社会 保险 制度起源的组织渊源。 (三)个人权利弱化了家庭保障功能 欧洲家长制的价值观认为，家长权利的获得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财产占有权，以此拥有人身支配权。而随着私有制进入家庭内部，个体家庭中父子、兄弟乃至夫妻各自拥有私人财产，这就为每个成员的人格独立奠定了基础。法律关系、权利关系也就必然进入家庭内部，成为家庭成员的主要关系。独立人格促使人们对个人权利非常重视，公民意识的觉醒也促使人们对自我权利的要求更为细致和精确，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责任由政府和社会进行分担，从另一个方面而言，家庭的保障功能逐渐弱化。这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渊源 由于地域、宗教、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差异，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来源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北欧国家、西欧国家和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文化的形成与构建过程中有很大不同，因此导致了这三个地域的社会福利制度上的差异性。 (一)北欧：合作的社会民主主义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属于典型的合作式集体主义福利文化，瑞典政府为全体国民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其不仅保障覆盖面很宽，其保障水平也很高。这种全方位的国家化福利模式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新教路德教义的“合作”的集体主义福利文化。 瑞典是典型的____信仰的国家，其国民大部分信仰基督____教派。路德教义个人与教会好不妥协的精神导致了教会和国家的民主原则。路德教义中不排斥政府对国民的福利保障责任，而且不主张教会有超越国家的垄断权利。在路德教义的影响之下，瑞典形成了“合作”的文化传统，并且对社会民主党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社民党执政的理念奉行“中立”政策，对内实行“团结、合作”的政策，倾力于建立完善的、高水平的、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并由国家供给福利资源。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价值观念是合作、博爱、自由与平等。在对待社会福利方面，社会民主党强调平等与民主化，认为福利国家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消除贫穷和实现平等，并最终形成社会一体化的价值理念。正是这些主张构成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追求的价值目标，并通过长期执政将其有机结合到瑞典的福利制度安排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瑞典合作式国家化福利模式。 (二)西欧：自助的保守主义 德国是西欧国家中社会福利制度比较有特色的国家，其原因在于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社会保险作为制度保障的国家，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其自助的福利理念有很大关系。 德国是以“法团主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观作为其福利文化基础，强调国家、家庭与市民社会的协调与平衡。保守主义文化观强调阶级协调、社会团结，倡导集体主义，崇尚社会团结，把社会保障的制定看作是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过程，这种福利文化观鼓励强有力的市民社会的形成。 德国构建社会保障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其基本特点是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注意社会公正与社会平等的发展。德国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社会福利政策执行的效率取决于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社会政策不能间接损害国民经济生产率，也不能违背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就决定了德国在面临危机时仍能从容面对，仅仅通过政策的调整来缓解并走出危机，并保障其经济发展的有序。此外，德国主张个人享受福利权利必须与义务相对应，集体性社会福利必须有限度。政府通过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促使国民摆脱原始的利己主义、进行自我发展。 (三)南欧：父爱主义的天主教福利观 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国家社会福利文化的核心是天主教福利观形成的国家非干预意识形态观，施行家庭―市民社会主供的福利资源供给制度，家庭和教会在福利供给方面占主导地位。天主教的意识形态观强调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社会意义，倡导家庭伦理，主张家庭福利和使用社会资源。天主教坚持家庭时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反对国家干预，倡导国家“辅助性原则”的意识形态。因此，希腊最初的福利文化来源于天主教意识形态观，强调家庭伦理观念的家庭福利主义。 四、欧洲社会福利文化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福利制度安排是其自身所具备的福利文化的外在反应，深厚的福利文化根基对构建社会福利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文化渊源进行探究和分析，从而针对我国未来构建社会福利文化得出一些启示和 经验 。 (一)坚持发扬传统核心文化理念 根据前文对瑞典、德国和希腊社会福利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到各国的社会福利思想理念都和本国的传统文化中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了社会福利思想理念。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软实力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代国民，因此，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可忽视。尤其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国家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市民社会的力量在加强，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外来思想理念的诱惑力极强，在吸收其他福利思想的同时，必须要保持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中国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强大影响力，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文化。 (二)引进多元保障新理念 孝道的家庭福利文化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最为深入人心的理念，家庭保障作用在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过程中一直呈现出强大的力量。而随着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家庭保障已经无法支撑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尤其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承担责任过重，这就导致了社会保障的水平过低以及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因此，中国未来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多元化主体参与的多元福利，即引入政府、社会、个体与家庭等多个主体参与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J].社会2002：36-37. [2]张军.从慈悲正义到公民权利：西方福利文化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J].学习与实践.2013(1)：97-103. [3]张军，陈元刚.中西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比较论纲[J].社会保障研究.2011(1)：77-87. 关于欧洲文化的论文篇2 浅析欧洲认同的文化根源 摘 要：欧洲认同价值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人对其同源文化的延伸。作为欧洲文明的渊源，古希腊罗马文化奠定了欧洲的文化传统。在中世纪____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中，基督____成为欧洲人长期共同秉承的精神家园。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____响早已深入到了欧洲人的血液中，成为欧洲认同的重要文化根源。 关键词：欧洲认同;文化根源;古希腊罗马文化; ____ 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化凝聚的象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欧洲认同是欧洲人对自身特性的定位，更是对欧洲超越经济范畴的强大文化凝聚力的肯定。“欧洲在伦理领域存在着某种文化的共同性。”[1] (P251) 要正确认识欧洲认同的深刻内涵就必须探究其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共同性。从整个欧洲的历史演变及其文化传统来看，欧洲认同的实质即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和____文化的认同。 一、欧洲文明的起源—古希腊罗马文化 在古希腊时代，现在“欧洲”所指的这片土地被称作“欧罗巴”，来源于希腊神话。随着地中海地区以及现在的中欧、西欧广大地区被罗马帝国所征服，希腊罗马文明也随之而来。人类文明的中心开始由地中海区域向西转移，希腊的文化成就和罗马的帝国统治长远而深入地影响着“欧罗巴”地区，为其同源性文化与社会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高度认同成为了欧洲认同形成的根本因素。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2] (P506) 古希腊文化是欧洲文明之源，它在诸多领域如哲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就以及其繁荣发达的城邦政治文化为欧洲创立了规范。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理性精神是古希腊文化的核心，也构成了欧洲文化的精神主线。古希腊重视对各种知识进行分类研究，将哲学独立为一门科学。此外，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构成了其发达城邦文化的精髓。它所体现的平等和公正的原则保障了公民的权益。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开创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先河，是现代民主制的基石。它促进了近代欧洲文化中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的诞生。正如欧洲人所言，“由于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继承性，我们的身上有着希腊的传统，它的深远影响历经世纪的更替而不衰，它以理性的光芒和没的甘露感染了所有的欧洲人，即使我们想要避开它的影响也不可能。”[3] (P2) 总之，古希腊文化在诸多领域的成就对欧洲文化产生的影响构成了欧洲认同文化根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影响不亚于古希腊文化。罗马人征服了欧洲这块土地，并在其统治范围内推行其高度文明的制度和文化，促进了欧洲地区同一性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最主要贡献是罗马法和共和制。颁布于公元533年的《查士丁尼法典》中许多原则和制度被近代以来的欧洲法制所采用，如其在诸如公民权利平等原则上所倡导的人人平等，公正至上的精神，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等。罗马法奠定了欧洲文化中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力的传统，成为欧洲法律制度的蓝本。罗马共和制有利于政治权力的分割，使权力相互制衡，相互监督，为近代欧洲各国所效仿。古罗马文化对欧洲文明的影响涉及到欧洲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任何一个重要城市都可找到某些罗马的东西。”[4] (P96) 二、欧洲认同的精神家园—— ____ ____在欧洲人共同的习俗， 思维方式 ，价值观的形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都是“在____文明若干个世纪的浸染渗透之中积累起来的欧洲人特有的‘思想底格’和‘心性’”。[5](p135-136) ____文化将欧洲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欧洲观念”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统一的____世界的形成是在中世纪。“欧洲认同是由基督____来和地中海各民族与北方部落的人们独特的混合而决定地形成的”。[6](P118) 基督____符合在精神上教化公民的原则，被确定为罗马的国教。教会和政权相结合，政教合一，教会的权力大大增强，使得基督____响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因此，在罗马的统治下，基督____传播，欧洲地区的各个蛮族相继信奉基督____会的各个阶层民众都成为了基督____基督____，系统而富有逻辑性的教义将欧洲人征服，“不仅成为他们的启蒙思想，还成为了他们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指导原则。”[7]基督____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高级文化的载体，它促进了欧洲人的思想开化。这一过程使得基督____欧洲人精神世界的统治者，奠定了其在欧洲人统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中的统治地位。作为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主导，基督____条成为了欧洲文化中伦理道德的规范。基督____世纪时期有着其整体化的机构与活动。其教义的传播者教士是文化的象征，而其物质载体修道院则成为教化民众的场所，是当时社会主要的文化中心。修道院因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和影响成为现代大学的前身。可以说，基督____洲人统一性的精神统治在欧洲认同观念的形成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综上所述，欧洲认同观念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文明的起源，____文化是欧洲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二者为欧洲认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深入探究欧洲认同形成的文化根源才能深刻地认识欧洲及其不断加强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郑晓云.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 伊迪丝·汉密尔顿. 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泉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 W. Fleming. Arts and Ideas [M]. New York， 1968. [5] 陈乐民，周弘. 欧洲文明扩张史 [M]. 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9. [6] Anthony Pagden. The Idea of Europe [M].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K. 2002. [7] 惠一鸣. 欧洲联盟发展史(上).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Will oil be the kiss of death for recovery?The price of oil has suddenly broken higher – to the point where triple-digit crude is once again in the offing.This week oil climbed to $87 a barrel, its highest level since October 2008. This was after a period of eight months when oil traded between $70 and $80, a narrow band that pleased oil producers without hurting consumers too much.The latest surge seems to have been prompted by rising confidence in a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even if most traders and bankers are still cautious about supply and demand fundamentals. The more bullish Wall Street banks see prices climbing further, with Barclays Capital forecasting $97, Goldman Sachs $110 and Morgan Stanley $100 next year.But the higher prices go, the deeper the concerns that they will stifle global growth. Jeff Rubin, a former CIBC chief economist and author of a book on oil and globalization, says: “Triple-digit oil prices are going to threaten a world recovery.”Pricier oil and other key commodities, notably iron ore and copper, could ripple through the economy and financial markets, potentially triggering inflation and forcing central banks to lift interest rates from ultra-low levels. This could force bond yields higher, but lower the attractions of equities.However, higher oil prices could lift energy shares. In the S&P 500 index, the energy sector is up just 2.4 per cent this year and was barely positive in the first quarter, lagging behind the index's 6 per cent gain for the year.Nicholas Colas, ConvergEx Group chief market strategist, says: “With crude oil prices marching steadily higher, portfolio exposure to the energy sector could well become a key determinant of overall investment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balance of 2010.”Oil prices first hit $100 a barrel in January 2008, before continuing their rapid ascent to peak at $147 in July of that year. They fell to a low of $32 in December 2008, before recovering again. Yesterday oil traded at about $85 a barrel.The latest rise comes as the economic recovery fuels a jump in oil demand after the first global decline in a quarter century. Supply is not a worry, as the Opec oil cartel has more than 6m b/d of capacity to spare in a pinch.One difference from last year is that then the oil price was ris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weaker dollar. This year crude and the dollar have risen together.Policymakers seem untroubled. Energy minist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 in Mexico last week embraced less volatility, not lower prices. Lawrence Summers, director of the US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in remarks this week bemoaned his country's dependence on foreign oil supplies, but did not complain about prices.Some economists do not view $80 oil as a threat to global growth,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ojects at 4 per cent this year. James Hamilton, an econom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is author of a paper that found oil's 2008 surge to $147 a barrel helped tip a housing-led slowdown into a recession. This time, the relatively steady nature of the price rebound has allowed consumers to adjust.“The shock value is gone now,” Prof Hamilton says.Hussein Allidina, commodity strategist at Morgan Stanley, says the $100 oil he predicts next year would increase the “oil burden” – a function of demand, prices and global output – to about 4 per cent from 2.8 per cent late last year. This would hurt developed economies more than emerging ones, as the latter are powering global growth and can afford fuel subsidies, he says. The IMF estimates consumer petroleum subsidies will reach almost $250bn this year. “If we were to move to $100 a barrel, economic growth would start to slow, but ‘derail' is likely too strong a word,” Mr Allidina says.A move to higher oil prices would not necessarily generate corresponding gains in retail fuel prices, as new refining capacity has made petrol markets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US, filling stations in most states still sell petrol for less than $3 a gallon, well below the peak of 2008. In the UK, however, petrol prices are close to record highs, even though crude is well below its peak.In any case, prices are as much an effect of the economic expansion as a threat to it. China, the fastest-growing economy, is alone expected to consume 520,000 b/d more this year than last, contributing a third of global demand growth,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estimates.“You can't have a global recovery without the oil price recovering as well,” says Lutz Kilian, 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conomist who has studied the effects of oil shocks. Because demand is fuelling prices, “the only way to keep oil prices down is to remain in a recession, which hardly sounds attractive”. The prospect of higher prices is still alarming to many observers. Olivier Jakob, of Swiss consultant Petromatrix, said in a note that the “recovery of 2009 was fuelled with crude oil at $62 a barrel, not at $90 a barrel or $100 a barrel. We fear that the latest run on WTI will be the kiss of death for a global economy that was trying to avoid the possibility of a double-dip recession.”When oil prices last surged to $100 a barrel in late 2007, US and other rich-country consumers blunted the impact by drawing on home-equity loans and credit cards to finance petrol purchases, says David Greely, energy economist at Goldman Sachs.“It does raise the issue if we're in a much more credit constrained world going forward, are consumers able to do that or will they be more sensitive?” he asks 高油价：死亡之吻？油价突然之间已经破位上行，三位数水平似乎再度触手可及。上周油价升至每桶87美元，为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前8个月，油价一直运行在70-80美元这个狭窄区间内，这一价位既让石油生产国满意，也不至于给石油消费国造成太大损害。最新这轮涨势似乎是受到人们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日增的推动，尽管多数交易员和银行家对供需基本面依然抱着谨慎看法。较为乐观的华尔街银行预计油价将进一步上涨，其中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预计明年油价会涨到97美元，高盛(Goldman Sachs)预计会涨到110美元，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预计涨到100美元。然而，油价涨得越高，人们就越是担心它会扼杀全球增长。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前首席经济学家杰夫•鲁宾(Jeff Rubin)表示：“油价如达到三位数水平，将危及全球复苏。”鲁宾写有一本论述石油与全球化的著作。石油及其它主要大宗商品（尤其是铁矿石和铜）价格上涨，可能对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触发通胀，迫使各央行提高目前处于极低水平的利率。这可能推高债券收益率，但会降低股票的吸引力。不过，油价上涨会利好能源股。在标普500指数中，能源板块今年以来仅上涨2.4%，其中在首季只是勉强维持上涨，而整体指数今年迄今已上涨6%。ConvergEx Group首席策略师尼古拉斯•克拉斯(Nicholas Colas)表示：“随着原油价格稳步走高，投资组合中的能源股敞口，很可能成为决定今年余下时间总体投资表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油价第一次触及每桶100美元是在2008年1月。其后油价继续快速上行，至当年7月于147美元见顶。2008年12月，油价跌至32美元低点，后来再度回升。上周四油价处于每桶85美元附近。这次油价上涨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在度过25年来的首次衰退后，出现复苏，推动石油需求大幅增长。供应面没有问题，石油卡特尔组织欧佩克(Opec)必要时可立即启用逾600万桶/日的富余产能。与去年不同的一点是，当时油价上涨发生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而今年石油和美元一起上涨。各国政策制定者似乎没有觉得不安。最近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上，各国能源部长感到欢欣的是油价波动减小，而非价格走低。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上周发表讲话时，哀叹美国过度依赖外国石油，但没有抱怨油价。一些经济学家不认为每桶80美元的油价会对全球增长构成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经济学家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在一篇论文中指出，2008年油价飙升至每桶147美元，对住宅市场引发的经济放缓演变成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次油价回升的势头相对平稳，让消费者能够适应。“现在冲击力消失了，”汉密尔顿表示。摩根士丹利大宗商品策略师侯赛因•阿里迪纳(Hussein Allidina)预计明年油价将达到每桶100美元水平。他表示，这将导致“石油负担”(oil burden)，即石油需求、价格与全球产出之间的一个函数，从去年底的2.8%升至4%左右。他说，发达经济体从中受到的损害将大于发展中经济体，因为后者正在推动全球增长，而且有能力发放燃油补贴。IMF估计，今年石油消费补贴总额将接近2500亿美元。如果油价升至每桶100美元，经济增长将开始放缓，但若说‘破坏'就可能言过其辞了，” 阿里迪纳表示。随着新增炼油产能使汽油市场竞争加剧，原油价格上涨未必会带动燃油零售价相应幅度的上涨。在美国多数州的加油站，汽油售价仍不到每加仑3美元，远低于2008年时的峰值。不过，在英国，汽油价格接近历史高位，尽管原油价格远低于历史最高水平。总之，油价既受到经济扩张的推动，也对经济扩张构成威胁。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在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今年石油日消费量将同比增加52万桶，占全球需求增量的三分之一。“在全球复苏的形势下，油价不可能不回升，”研究过石油冲击影响的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卢茨•基连(Lutz Kilian)表示。因为需求正在推高价格，“要使油价保持在低位，唯一的办法是让经济继续维持衰退，这听上去一点都不吸引人。”不过，油价上涨的前景仍让许多观察家感到担心。瑞士咨询公司Petromatrix的奥利维尔•雅各布(Olivier Jakob)在一份研究简报中称：“2009年的复苏是由每桶62美元的原油推动的，不是每桶90美元、也不是每桶100美元。我们担心，对于正在设法避免双底衰退的全球经济来说，WTI(西德克萨斯州中质原油)的最新走势将是死亡之吻。”高盛能源经济学家戴维•格瑞利(David Greely)表示，上次油价在2007年底逼近100美元时，美国及其它富裕国家的消费者使用房屋净值贷款和信用卡支付汽油费用，淡化了油价上涨的影响。“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今后信贷紧缩状况明显超过以往，消费者还能这么做吗，或者他们将变得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