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策中存在问题的毕业论文

国防是国家为了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同意、领土完整和安全而进行的军事活动。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国防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国防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有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 摘 要：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要依托驻地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地方党委政府共同谋划"国防建设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兼容发展的发展思路，在全面规划、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中构建与"市场"环境和"战场"需要相适应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机制，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融合，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实现既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又增强国防整体实力的双赢局面。 关键词：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经济建设 一、综述 军队和地方各有自身的优势，我们要科学筹划，综合运用合理配置军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结构、布局、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内在融合。对那些具有通用性的资源，要尽可能做到军民合用，如军地两用人才的培养、军用技术转为民用、军事设施的军民共用、国防科技工业的能军能民等。同时，针对军地资源的异同，我们要发挥优势，实现二者共同发展，促进整体实力的提升。 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是解决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内的所有问题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发展。而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巩固的国防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高度，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抓紧抓实。要坚决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自觉在大局下行动。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之中，依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二、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强国之策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来看，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被统治的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拥有政治权力以及构成这种权力的武装力量，雄厚的国家综合国力是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通过国防建设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通过经济建设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两个方面统一于建设强大国家的目标之中。从国策上来看，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现代化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国防建设;祖国统一既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强大的国防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要靠包括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强大。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并把这一方针放到了国策的重要位置。从实践上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与否事关国家的强盛与安危。两者协调，则国强;两者失调，则国危。不谋经济发展，不但成不了富国，国防建设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支撑和基础，国家最终也强大不了;反之，只谋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得再好，即使可以成为富国，但如果忽视国防建设，仍然不能成为强国。 (二)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强军之道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既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又要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强大的军队，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先进的武器装备、合理的结构及科学的理论。一方面国防建设是建设强大军队的主要途径，而经济建设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就无法建设好国防，建设强大军队的目标也就难以完成。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建设能够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也会为军队建设提供新的机遇和动力。在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特别是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都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既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也提供了重要的机遇。英国为了控制海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建立了以海军为支柱的世界级军队。美国为了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也建立了一支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着力完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胡锦涛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对建设强大军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于建设强大军队的极端重要性，紧密结合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增强坚持这一方针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驾驭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能力，加速推进军队建设的进程，在富国的过程中，实现强军的目标。 (三)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国家和平崛起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六大 报告 明确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能否顺利地实现宏伟的发展目标，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是否有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而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必须以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作保障。只有军队强大了，威慑力增强了，才能为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才能维护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外部环境，才能争取到尽可能长的和平建设时间。因此，面对复杂而又多变的外部发展环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必须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保持军事上的强大威慑力，保证人民军队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容应对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考验，为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和国家的和平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陈胜武，叶信产.积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J].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5,(5). 国防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关于加强大学生国防 教育 的思考》 摘要：国防教育是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国防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政策偏向宏观、师资力量薄弱、大学生国防意识不强。为此，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进教学手段和 方法 、合理定位。营造浓厚的校园 文化 环境，以强化国防教育。 关键词：大学生;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成矣”，他认为对民众进行军事训练可以提高他们的军事技能。孟子说“善教得民心”，孟子在答梁惠王问时从仁义角度阐述国防中的国家主体意识[1]。现代国防教育，泛指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颠覆和威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国家对全体公民的品德、智力、体力等方面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各种教育活动[2]。从更广泛、更精准的角度来看，现代国防早已超越军事角度，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各个社会领域，并形成一种“超限战”的国防思维及其各组成成分的多维结构关系。在当今新形势下，大学生国防意识的加强，必须以此为基本着眼点，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多层次无缝式教育。 一、加强大学生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增强大学生的国防观念 国防教育既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重要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在战争初期无一例外地遭到重大损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史上第二次和平思潮盛行，公民的国防观念极度淡漠。因此，加强国防教育，必须让大学生真正懂得珍视和平的重要道理，必须构筑强大的国防屏障，方能赢得和平与稳定，必须充分认识到“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的含义，并转化为振兴民族、建设国家的巨大精神力量。实际上，当代大学生的国防观念意识淡薄已成为一项紧迫的课题。近年来，国防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培养和研究已成为我国国防教育的重点和核心问题。 (二)增强大学生的忧患意识 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民族必须随时认清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危机，自觉地在思想上、行动上做好应对危机、克服隐患的充分准备。随着相对和平环境时间的延长，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大学生在享受和平生活、追逐经济物质利益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淡化忧患意识。面对当今我国严峻的安全形势，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的态势，大学生思想认识不清，对国家和民族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因此，加强大学生国防教育，唤起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才能应付各种战争风浪的冲击。 (三)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实现国防现代化，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加强国防教育，不仅能使大学生增强国防观念，而且能学习和掌握必要的现代军事知识，锻炼强健体魄，成长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国防人才，从而促进国防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学生的国防素质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国防教育，才能提高大学生的国防素质，才能培养适应未来战争要求、具有高素质的大批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 二、当前大学生国防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防教育偏重于宏观指导 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非常重视高校的国防教育，2012年2月初，教育部提出要加强实践育人工作，其中再次对军事技能训练进行重点强调。但是，这些法令文件在各地政府和高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影响到高校国防教育的实施效果。 (二)国防教育师资力量不强 目前，我国高校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师学历层次普遍不高。全国仅有六所院校设有国防教育方向硕士点，隶属于高等教育学专业。同时，教师教学任务偏重，部分高校专职军事教师既从事教学，还要负责人民武装行政工作，很难有精力和心力专门从事军事教学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教育 措施 不完善，对国防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国防教育专款投入不足，表现在有些高校没有专门的训练实习基地， 军训 时学生全拥挤在一个体育场上，或校内马路和广场上， 射击 、战术课目难以实施。同时，技能训练时间短、内容单一，与高校所设置专业联系程度不够、专业化国防后备力量培养与专业教育脱节，导致整个技能训练质量不高、内涵缺乏，甚至有些高校为节省开支，未组建专门的国防教育机构，每年仅用一两次国防教育讲座来代替国防教育课程。这样一来，所制订的国防教育教学计划根本无法完全实施。尽管近年来，部分省份开展军事课课程建设检查评估，也制定了检查指标体系，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出来。 (四)教学形式单一，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由于国防教育课程所占学分比例少，仅为理论必修课和技能训练课，各2学分，甚至部分高校未将课程列进课表，国防选修课大多处于滞后建设状态。受上述因素影响，高校的国防教育和学生思想实际联系不紧密，缺乏针对性，与学生所学专业联系不够，导致学生对军事理论课不感兴趣。 三、加强大学生国防教育的对策 (一)正确认识开展国防教育的紧迫性 胡锦涛同志强调：“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使二者“相互促进”，要“形成全党全国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国防教育是公民的终身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明确指出：“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从整体上看，高校国防教育发展已经具备良好的外部条件，重视程度日益加大，部分省份走在全国国防教育前列。如四川省军区2011年对全省本科高校进行军事课课程评估，有效地提升了各普通本科高校的军事课课程建设工作。作为教育工作者，不仅要认识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要认识到大学生在国防上具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提高其国防意识是当前强化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二)合理定位高校国防教育的地位 国防教育并非是孤立的一门课，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学校领导要重视，更离不开各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协作，要科学定位高校的国防教育。为加强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国家相关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管部门，应建立由专家、教授组成的指导小组，加快改变教研室及教师编制、有教学无考核、教育质量欠评估等状况，尽快促进高校国防教育迈向规范化、制度化[3]。国防教育的建设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自上而下的建设路径，也就是从国家到各省、市、自治区及以下单位，这条路径主要靠行政力量推动;二是自下而上的建设路径，即各基层单位、院校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主动落实、分解和执行上级部门和国家的政策，这样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三)加强对口师资队伍建设，改进教学手段 要推进国防教育教师合理定编、职称评定，并注重骨干教师培养，把现有教师队伍努力建设好。此外，后备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培养迫在眉睫，当前六所院校国防教育方向硕士点在职人员已于2011年停招，全日制国防教育方向研究生每年 毕业 人数仅有15人左右，不能满足专业化的人才累积需要。因此，必须尽快探索长效培养机制。要重点解决国防教育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适度规模建设，在学科归属和建设上增加各类资源投入。同时要改革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网络丰富资源，建立高校内部多层次国防教育体系，使国防教育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同时，邀请英模到校演讲，利用“双拥共建”活动等时机，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国防教育。 (四)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校园文化环境 校园文化是校园内师生员工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所积累形成的、共同创造的、具有学校个性特点的“物质、制度、心理”模式[4]。校园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不可疏忽，它有利于增强国防教育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因此，在高校中应综合运用各种有效资源，全力提高国防教育的层次和品位，有效延展国防教育的发展空间。组建各种体现国防精神的社团组织，结合本校实际，建立校本国防教育课程，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以寓教于乐的形式使国防教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有学者提出，要将军事技能训练融入全学制阶段，而不应集中在两周时间，这是建设良好校园国防文化环境的契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得益彰。这种环境建设可以从学校历史、学科和专业设置、学校内部结构等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以期构建一个系统冗余少、功能强大的国防教育耗散耦合体系。 高校国防教育既是贯彻落实国防教育法律、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是新军事变革形势下高技术战争时代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重要保证。因此，高校国防教育必须更新观念，在新的高度上与时俱进，深入扎实推进国防教育，使大学生能从更广、更深的层次去主动思考国家的安全问题，这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加强高校国防教育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1]贾云生.新时期国防教育理论与实践[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1-2. [2]林杰.关于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的研究[J].才智，2010，(11). [3]张国英.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现状的分析与探讨[J].中国建设教育，2006，(2). [4]于峰.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实施策略的研究[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1). 国防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三：《试论高校国防教育》 摘要:和平与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世界仍然动荡不安。大学生不仅担负着国家 经济建设重任，更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当前重文轻武的环境下，有必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国防 教育，以增强其国家忧患意识，提高其军事素质。 关键词:高校;国防;忧患意识;国防 体育 在国家少生优生等政策影响下，现在大多数高校学生为独生子女。他们在家长从小呵护下，相当大的部分成为温室花朵，白面书生;有些智商发达，而身体素质却奇差，柔弱不堪。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未来的社会责任承担者。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担负着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虽以和平为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世界仍然动荡不安，美伊战争、黎以战争等地区冲突和小规模的战争便是明证。对学生进行国防教育，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养成学生尚武崇军的良好意志品质，已经成为高校教育中刻不容缓的急切任务。 首先，应该增强学生忧患意识，提高国防观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罗马帝国由兴盛走向衰亡，其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帝国兴盛时人们的尚武传统所培养的自信精神在和平环境下逐渐褪去，国家疏于武备，人们也以服兵役为耻。 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唐太宗时，中国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尔后由于国内承平日久，各项军事制度日益废弛。到唐玄宗时，外患无穷，内乱横生。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宋朝皇帝只知“绿肥红瘦”，轻视武功，终于亡国;清朝“国困、民穷、兵弱”，带来的是腐败和衰亡。所以，国力强盛、武力强大者国防盛;凡全民重视国防，社会崇尚武功者国防强;凡兵民相合，全民皆兵者国防兴;反之则弱。纵观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中华民族有着不畏强暴、为国捐躯的传统美德。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文弱积习，增强了人们的尚武崇军观念。尚武崇军的观念和不畏强暴的传统美德相结合，中华民族变得更加团结和强大。全国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同反动统治和外来侵略者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获得独立，并逐步走上强盛之路。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许多人意志消沉，“刀枪入库，放马南山”，国防观念淡薄。随着和平时间的延长，人们的国防观念日趋淡化。在经济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随之有所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占有一定市场，新中国成立后的尚武崇军思想逐渐淡化，影响国防教育的开展。这一系列的观念难免影响到学校与学生。学校中受升学率等各方面因素影响，长期“重文轻武”;学生本“不识愁滋味”，对学国家大事更显得天真无邪，国防观念、崇军拥军的观念相当淡薄，许多学生不了解国情，不从事体育锻炼，整天埋头于书本，久而久之，都“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戢戢如驯羊”。中共中央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曾指出，“应当加强国防教育，提高人民的国防观念”。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国防教育就要长期进行，作为公民的终身教育来抓”，并特强调“不能搞一阵风”，不能形势紧张就搞，形势缓和就不搞。他还强调国防教育是全民性的教育，不能光靠一两个部门，“必须由党、政军各机关，工青、妇各群众团体，教育、文化、宣传新闻、出版式等各部门通力合作，把国防教育纳入全民教育的大系统”。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霸权主义、恐怖活动有增无减;台独势力负隅顽抗，挟洋自重，拒绝和平统一，不断增强台独攻势，大肆扩充军备，甚至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主张，妄图以武拒统。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能不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而国防教育是加强国防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途径，只有加强国防教育，才能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增强忧患意识，积极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才能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有效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发扬人民战争的传统。尤其在我们经济、技术、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重视爱国尚武精神的培养，将这种精神注入民众意识并变成自觉行动，增强全体公民的斗争意志，就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奋发向上的活力，进而弥补战争物质方面的不足。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发扬这一民族的优良传统，更要提倡和宣扬具有时代特色的献身思想，把培养爱国尚武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强化这种精神的储备。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既是现在的受教育者，又是未来知识与观念的传播者，担负着双重使命。在当前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对大学生的国防教育，强化他们的国防观念和意识，将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对国防建设的重视程度，从而达到建设强大国防的目的。 其次，应该加强国防 体育建设。国防体育是指寓国防 教育于体育活动之中，通过国防教育与体育活动的有机结合，达到增强人民体质，加强国防建设的双重目的。广泛开展大学生的国防体育活动，加强国防体育训练，增强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对于振奋精神，鼓舞斗志，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保卫祖国、巩固国防，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军事家、教育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通过 体育运动 为军事斗争服务。恩格斯认为，在学生当中开展体育训练，可以促进学生体力和智力 发展，这些学生入伍之后，“士兵的质量就会提高两倍”，军队的战斗力和国防建设也就在无形之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日常举行的许多体育比赛项目，如射击、 游泳 、跑跳、投掷、骑马、 跨栏 、 拳击 、击剑等都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有些则是直接从军事活动演化而来的。组织与国防有关的各种体育活动，举办各种军事体育竞赛，使学生达到国家和军队规定的各类人员的体育标准，以增强其身体素质，磨练国防意志，这是国防体育的根本任务。国防体育不受职业、年龄、性别的限制，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是国防实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 中国成立后，国防体育被正式列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1952年成立了国防体育协会，1956年经国务院常务会决定，建立了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国防体育活动遂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近年来，我国体育事业蒸蒸日上，奥运会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但在全民健身、对高校学生的体育教育，尤其是国防体育上做得非常不够，因此，我们应在加强全民体育活动的同时，着重加强对高校学生的体育训练，广泛开展射击、武装越野、定向越野、武装泅渡、军事 野营 、跳伞、通信、航模、舢板、负重登山等活动，使国防体育成为一项既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又提高学生国防意识的重要活动。 保卫边疆，捍卫祖国，维护社会稳定，已不是军人独有的责任。在 现代战争条件下，每个公民都应尽其责任。身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因此，应把国防教育、国防体育推广到各级高校，把学生感奋起来，凝聚起来，将革命英雄主义推广到全社会，在全体学生中形成爱国、崇勇、尚武、拥军的良好风尚，增强学生的忧患意识，提高学生的国防观念。 参考 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8页。 2.陈记云主编：《国防教育通俗讲话》，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3.江泽民：《国防教育应纳入思想教育总体系》，《解放军报》1988年10月25日。 4.任连奎主编：《国防教育教程》，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7页。 猜你喜欢： 1. 有关国防教育论文范文 2. 有关抗战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3. 关于大学生国防军事理论论文2000字 4.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5. 浅析国防教育的相关论文 6. 关于国防教育的论文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体系不完善的一种真实反映。这种现象是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功能没有完全发挥所致，由此导致了政令不通、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深入分析，结合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对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究，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公共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关键词】表现 成因 治理对策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界定何谓政策领导力?具体来看，所谓政策，一般是指政党、政府或集团为实现既定路线、目标和任务而用以调动或约束社会力量的策略原则与行动准则。而领导力就是指领导者个人(或领导团体)为实现领导者自己及其追随者的共同目标，而通过说服或榜样作用激励某个群体的过程。在笔者看来，政策领导力就是在政策的指导、调节、管理和控制下，能使人们自觉调整行为，符合政策要求，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一种强大引领力。政策领导力是一种强大的引领力，具体包括：影响力、执行力和效力。影响力是指领导者按照政策的要求，以其身份和个性特征，有效地影响并改变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同时对组织产生长远影响的能力。影响力是政策领导力的基础。只在强大的影响力的作用下，人们才有可能按照政策的要求，执行相关活动，实现组织目标。执行力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能力。执行力是政策领导力的核心。如果没有执行，政策将成一纸空谈。只有把政策落到实处，政策领导力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效力是指领导者实施领导的行为能力，工作状态和在对领导活动发挥有利作用时所获取的有效成果的能力。效力是政策领导力的保证，它是衡量领导力发挥程度的重要尺度，是推动政策改进的重要力量。影响力、执行力和效力三者密不可分，它们贯穿于政策领导力运行的全过程。在这三力的共同作用下，政策领导力才能实现良性运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表现目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现实中情况各异，具体表现为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性”执行、“对抗性”执行等六种情况。一是“替换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政策落空。比如，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多次推出各种举措，但面对频频亮起的红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想着如何降温，而是采用多种手法，对宏观调控政策“拆招卸力”，企图蒙混过关。有的是采取“混淆视听法”，对同一个城市房价，这个部门说升了，那个部门说降了，利用不同的统计口径，寻找能证明自己调控成果的“政绩”，大肆宣传;有的是选择性发布数据，对社会发布一些无关紧要的调控数据，至于城市存量土地、开发商手里究竟囤积了多少土地、究竟有多少逾期未开发等对房地产走势至关重要的数据，则秘而不宣;有的是采取“以空对实”法，中央调控政策越来越明确、细致，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反而操作性不强，没有检查考核标准。宏观调控的落实在一些地方成了会议对会议、政策对政策、文件对文件的过程。二是“选择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着眼于为我所用，对政策精神和内容故意曲解，选择政策中对本地方、本部门甚至执行者本人有利的部分来执行，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煤矿生产政策时，注重对煤矿开采带来的经济效益，注重煤矿经济带来的政绩，注重煤矿经济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对这部分政策的执行很到位。但同时，煤矿生产政策中要求地方政府合理利用矿产资源，防止滥采滥挖，保护环境，注重对人员的安全培训等方面由于经济效益不明显，就得不到执行者的重视，一些地方甚至不管不问，致使资源枯竭，矿难不止，影响了国家安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心稳定。三是“象征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不求神似、只求形似”，表面上是对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实际上却对上级政策搞“变通”，“先上车、后买票”，甚至置若罔闻，上了车也不买票，造成既成事实。比如，国家安全生产法要求所有的煤矿都必须证照齐全，要求各地监管部门严格证照的审批，加大检查力度，杜绝无照开采。可是许多发生矿难的煤矿事后查明都属于证照不全、无照经营或者一证多井，或者是本应关闭的矿井却以资源整合的名义保留，煤矿企业甚至以矿井整合代替资源整合。这说明当地政府各监管部门没有很好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甚至和矿主一起弄虚作假，共同应付上级的检查。无数血淋淋的教训表明，对执行上级安全生产监管政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令不行、禁不止，是导致矿难频发的罪魁祸首。四是“附加性”执行上级政策。地方政府或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出台“红头文件”，本应细化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使之在执行过程中更具可操作性，更好地服务百姓。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红头文件”却是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土政策”，掺杂着一己之私。某市政府曾发文规定，依法注册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车辆违规不用受罚、子女上学可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公安机关检查;某市政府办公室2006年以一纸“红头文件”为一个酒类品牌促销，要求以后全市的公务招待都用该品牌，完成任务的单位按10%奖励，未完成的则将遭通报批评……五是“欺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发展保护支柱产业的旗号，表面上口口声声要加大监管力度，暗地里却为不法矿主和环评不达标企业“开绿灯”、发放“通行证”，充当代理人，纵容不法煤矿和污染企业生产经营，导致国家政令“严不起来、落实不下去”，出现“肠梗阻”现象。尽管近些年来党和政府付出很大努力，三令五申要求关闭不合要求的小煤矿，但有些地方干部的阳奉阴违使这一计划的执行大打折扣。2006年11月25日，发生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昌源煤矿的瓦斯爆炸就暴露了地方政府的监督问题。这是一个已经被煤矿监察局和云南省政府发布公告予以关闭的矿井，却被偷梁换柱，以置换名义保留下来，并且继续生产，以致酿成特别重大事故。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政策。也有一些地方对上级政策公然置之不理，我行我素，拒绝执行国家政策法规。比如，江苏某钢铁有限公司于2002年在常州市建设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过程中，当地政府及地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目张胆地越权审批项目，对企业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公司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又比如，2003年到2006年，某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14877亩，用于某高校园区建设。有关部门报经国务院同意责令该市纠正土地违法行为后，该市不但不进行整改，还公然扩大违法征占土地。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分析(一)行政决策体制不科学,导致政策制定出现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行政决策体制已经具有完整的框架,但是科学化程度还不高,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科学的决策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在实践中,作为决策中枢系统的各级党委、政府及人大的决策权力、职责及范围的划分仍不甚明确,关系仍未完全理顺,人大和政府的决策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而各级政府已经建立起来的由信息、参谋、决断和监督组成的决策体系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科学决策的作用。行政决策不重视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造成信息闭塞,即使获得一些信息,也不准确、真实、及时。各级各类党政部门的决策研究机构的权威地位不够高、职能发挥不全,充当秘书班子而不研究决策的现象严重,而体制外或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发育缓慢,数量少、功能弱,未能真正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 。2 、行政决策程序不规范。目前中国的行政决策尚未建立起严谨的程序和完整的规范,不少政府部门和基层行政决策往往不经过扎实的调查、认真的分析、充分的讨论和缜密的论证,由行政首长“拍着脑袋作决定,拍着胸脯表决心,拍着屁股推责任”,缺乏决策民主。因此,主观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时有发生[2]。3、行政决策缺乏科学的手段和技术。由于依赖传统的经验决策方式,一些地方及部门领导人忽视吸收与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决策理论和技术,不愿意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现代决策理论、决策手段和决策技术,造成其决策方法简单,决策手段贫乏,阻碍和影响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3]。4 、科学的决策责任制度缺失。行政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偏差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责任心的淡化,而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决策责任制度。一是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相分离,决策成败与决策者个人的荣辱得失、升迁降免缺乏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二是决策责任主体不明确,所谓“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往往产生“责任扩散效应”,决策失误后无人承担实际责任;三是对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不严格,每每以“缴学费”作为“护身符”,逃避责任追究[3]。(二)行政执行体制缺陷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滋生土壤。执行是使既定的决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合理的执行机制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政府的执行机制缺陷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关键原因。1、政策执行中某些具体环节的“偏差”导致政策执行不力。政策执行环节中的任何失误或不周都会影响政策的正确执行。从现实表现来看,政策执行环节上的“偏差”经常反映在以下几方面:(1)政策宣传的缺陷。进行政策宣传以取得政策对象对政策的支持是顺利实施政策的重要保证。在政策执行中,有些人不重视政策宣传,或者宣传出现失误。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渠道不通畅,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机制,使公共政策在宣传过程中受阻和歪曲,严重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宣传有时出现“矛盾”的现象,这样会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就政策产生误解,最终使政策执行者无所适从。(2)政策执行的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严重阻塞。政策执行缺乏信息反馈机制,政策执行盲目性大,政策评估缺少依据,政策效果难以认定。因此,政策执行过程中信息渠道不畅,信息沟通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在所难免[4]。(3)指挥不力,缺乏协调。指挥是实施政策的重要环节。指挥不力的现象表现为:第一,软弱无力。指某些政策执行者所下命令没有权威性,导致不执行或消极执行政策的结果。第二,政出多门,多头指挥。指挥要求集中统一,即一个下级只能接受一位上级的命令。上面多头多脑,下面必然会手足无措。第三,缺乏协调配合。一般政策都是多目标的,必须依靠各个部门、各个执行人员协同完成。缺乏协调的政策执行,就会降低执行政策的整体效应[5]。(4)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欠缺。良好的政策评估制度能够优化政策运行过程,从而防止政策执行梗阻和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目前,我国的政策评估机制并不科学。一方面表现为评估的动机不良,要么借评估作为炫耀工作绩效、沽名钓誉的手段,要么借评估来掩盖政策执行失误和推卸责任。另一方面,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政策评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分析,用定性结论取代定量结论,评估结果难以作为政策执行的考核依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以及时认定。2、政府执行力的弱化。政府执行力一般指政府组织为达成既定目标,依法使用、调度和控制各种公共资源,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指示、决定、决议,实现战略目标和任务的能力。政府执行力是一种“合力”,政府执行力各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形成高效执行力的关键。执行力弱,就难以确保政令畅通,就会出现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政府执行力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影响政府执行力的前提因素在于政策本身的科学与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是政策缺乏合理性。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首先表现在政策针对性不强。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在执行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的第二种表现是政策目标缺乏合理性。有些目标定得过高,政策执行容易受到现实条件和政策资源的制约,这也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6](P172)。二是政策缺乏明晰性。政策缺乏明晰性主要表现为政策目标错误或者模糊不清、政策内容混乱、政策活动主体的职权责任与活动期限界定不科学。政策表述得含糊不清,就可能给政策执行者带来对政策目标和内容的理解上的困难,可能会给执行者扭曲或曲解政策提供可乘之机。三是政策缺乏协调性。从现实政策来看,政策缺乏协调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政策体系不配套。新旧政策缺乏连续性,政策层次相互脱节,政策间目标、内容和效应相互冲突等等。这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了困难,同时也给执行者寻找“对策”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二,政出多门。部门林立、机构繁多,造成政策打架和相互矛盾的现象,这使得政策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莫衷一是,也为钻政策的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6](P175)。四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常常是领导换届,政策也换样,人存政举、人走政息、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政策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2)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和能力缺陷导致偏差。一是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产生行为偏差。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成本---收益预期较低,或者比较利益的相对剥夺,一些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政策目标中所没有的内容,搞“土政策”。特别是当公共政策本身与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些政策执行者就会寻找政策替代,或者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甚至“软拖硬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政策执行失败[6](P187)。二是执行主体的认知缺陷。政策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成效。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认识不够、理解不清,就难以正确、全面地执行。政策在传达过程中,语言运用不当或晦涩难懂也造成了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认知上的梗阻[6]。三是执行主体素质不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执行人员并不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缺乏应有的政府管理新知识。其次,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也有较大差距。由于他们长期接受传统思想的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这些都会妨碍执行人员准确执行政策[7]。最后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职业道德素质因素。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的具体过程中,一般具有对于政策“初始的解释权”,如果政策执行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在思想上形成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本位主义,那么他们在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方式来趋利避害[8]。(3)执行资源的匮乏。政策执行所需的资源是否充分具备,是政策执行是否顺畅的关键。执行资源包括政策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信息资源等。一是政策资源包括完成政策所需花费的各种成本和条件。政策是资源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在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上,各地却存在着差距。有些地方政府政策贯彻不到位,落实不彻底,白白浪费了政策这一宝贵的资源。有些地方政府在宣传政策时“缺斤少两”,马虎应付,或发个文件,或召集个会议,就算完成任务,流于形式,浮在表面。二是人力资源是指高素质的政策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要求侧重于专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要求具有较强的政策理解能力,有步骤地推行政策实施。在我国,虽然行政机关人员臃肿的现象十分严重,但是优秀的高素质的公务员却很缺乏。三是财政资源是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活动中的各项经费,以保障政策执行的必要开支。在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欠发达的社会转型时期,执行经费的缺乏始终是阻碍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四是信息资源包括执行人员应熟悉的政策内容、执行方法及其他相关事项。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由于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不合理,运转不规范、不协调等问题,加上政府机关办公设备不同程度的落后、陈旧,政策执行者的信息渠道不畅通,信息来源匮乏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这就使得政策执行者无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也无法对政策执行过程实施必要的控制,从而造成政策执行中的失误或困难。(4)执行文化的缺乏。地方政府作为执行机构,要构建灵活高效的执行文化。唯有积极培育政府执行文化,才能不断强化政府执行观念和意识,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水平。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就缺少这种“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执行文化,办事拖沓,互相推诿,对中央的政策执行不力,随意变通。(三)碎片化的行政监督体制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体系。但同时,行政监督体制还存在一系列的缺陷,使得行政机关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很多政出多门、政令不畅现象,为行政执行机关和人员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从当前我国行政监督现状来看,监督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行政监督体系整体功能不强,缺乏监督合力。在监督实践中,由于政府机关内外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各种监督主体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不够明确,不够具体等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因此,监督工作中难免存在“交叉带”和“空白带”,造成有的问题多方插手,有的事情各监督部门互相推诿、扯皮,出现无人监督状况。这就削弱了监督的整体效能,导致了监督机制弱化,缺乏监督合力[9]。2、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从总体上讲,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低。一是一些重要的监督法律法规空缺。如新闻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所必须的《新闻法》和《举报法》等还未出台,使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既有的监督规则措词笼统,很不具体,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10]。3 、专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独立性。在当前的内部行政监督体制中,有行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如监察部门,大都设置在政府机关内部。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既受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又受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这样专职监督机构受到的控制比较多[11]。4 、权力机关地位不高,缺乏监督力。从法理上说,权力机关的独立性最强,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是最具权威的,但实际上,目前人大监督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监督工作仍然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监督措施不得力;监督制约方面的法规不完善。5、行政监督偏重于追惩性监督,忽视了预防性和过程性监督行政监督活动应是一项经常性、连续性的活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忽视了行政非法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过程中的控制。由于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不完善,造成行政偏差出现过多[12]。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治理对策(一)加强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是一切社会活动中主体，政策的执行落实要靠人来完成，其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目标指向群体。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思想意识的支撑，“思想意识是一套逻辑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提供了一幅简单化的关于世界的图画，并起到指导人们行动的作用。”价值观和信念这种内化了的制约机制在某中程度上比其他制约方式更有效，因为道德意识制约调节的是“理性经济人”内心思想，进而影响其行为和方式，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正因为如此，强化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思想意识教育就是要加强二者道德操守的修养，使政策执行参与者内心深处具有明辨是非的道德意识，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产生一种内在的厌恶感，避免政策执行因为“理性经济人”的逐利动机而走样。加强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首先承认追求个人合理利益的正当性，但同时要认识到利益是一个矛盾体，包含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在冲突的条件下，以公共利益为优先选择。在煤矿安全生产中，保护合法合理利润，取缔非法收益。使煤矿企业深刻认识到其不仅仅是经济实体，本身还具有维护工人生命安全，进行资源合理开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求，积极配合执行国家的安全生产政策;各级政府部门要破除狭隘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树立大局观念，认识到煤矿安全生产关系到社会稳定、家庭幸福，关系到政府的现象;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二)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人类社会实践说明权力具有腐蚀性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所以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集权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过分的集权，不利于权力的互相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不能作为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甚至成为政策执行的腐蚀剂。现阶段，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首先要合理分权。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使之法律化。在职责明确情况下，加强中央对地方政策执行的监督，改变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变通随意的行为;明确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权责范围，理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完善人大对行政执行权监督的实施细则。对政策系统决策、执行、监督部门之间进行必要的划分，使之互相监督，尤其是要提高监督部门的独立性，保障政策执行监控有力。在政策领域中，对权力进行制约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权力来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减少执行中的“对策”行为。只有权力的互相制约，才能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治理官煤勾结，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政策的实施。(三)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出现固然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行为上的原因，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政策，本身就减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