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论文研究方法

一、语言学（语言学一般理论的研究）。二、英美文学（英美文学的文化研究、作品分析等）。三、翻译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译本研究以及名家名著翻译作品对比研究等）。四、英美文化（英美加澳新等西方国家文化以及与汉文化的比较研究）。五、教学法（英语教学法、测试学等方面的研究）。英语专业论文参考选题1.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Heroine Personality in Jane Eyre 《简爱》的主人翁个性分析。2. A Brief Comment on O’Henry Short Stories 亨利的短篇小说述评。3. A Comment on Hardy’s Fatalism 评哈代的宿命论。4.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emes of Pilgrimage to the Wes t and Pilgrim’s Progress 《西游记》与《天路历程》主题的比较。5. A Probe into the Feminist Idea of Jane Eyre 《简爱》男女平等思想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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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叙述学、女性主义阐述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作家身份，女主人公话语的角度切入，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证明这部作品的叙述既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又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在叛逆中体现平衡，平衡中又透露出叛逆，即作品本身存在两面性。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简·爱》叙述的两面性。首先是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历史语境中具有一定的叛逆性，而作者采用匿名的方式把自己隐藏在柯勒·贝尔这样的中性符号背后，避免直面读者的评判，而且“叙述自我”冷静客观的分析性的语言也有助于隐藏作者的女性身份。其次,对书信体小说的反叛与回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性作家如果想获得作品公开发表的权力，不得不向社会权威和既定的传统妥协。当时女性写作的主导的书信体文本，用私下向一位受述者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弱了“言论自由”动摇男权社会的能量，《简·爱》没有采用这种文体，但文本中“读者”这个称呼又与书信体小说中的称呼非常相似。勃朗特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既定的社会权威的妥协与平衡。第三,对家庭女教师类型的叙述的超越与平衡。勃朗特之前的家庭女教师故事的叙述者用回顾性的视角拉开了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叙述者对主人公采用道德训诫的口吻；而《简·爱》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分歧。人物的言辞在某些场合下较为激进，但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人物也有沉默和渐趋平静的叙述，这两点体现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认同。最后，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获得平衡。作为一个入世不深但思想丰富的女性，勃朗特有个人需要表达的思考和本能的欲望；但时代的局限和个人在时代的影响下无法选择的思想状况和经济状况，都迫使她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与一定历史环境的协调与平衡。目 录前言 ···········································1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3第二章 对书信体小说的超越与回归·····················6第三章 家庭女教师故事类型的超越与皈依·················11一、“我必须说话”——对女家庭女教师角色的反叛··············13二、“我兴致勃勃勃地听他谈”——沉默的简·爱体现家庭教师的本分····························································22第四章 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27前 言从1847年出炉后,《简·爱》就不断地成为文学批评界的宠儿。一百五十多年来，读者也一直特别喜欢这部作品，高居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1893年成立了勃朗特学会，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勃朗特姐妹的家乡成立的纪念馆，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多年来的事实无疑证明《简·爱》是一部值得持续关注的作品。正如福兰克·科莫德（Frank Kermode）指出的，“事实上，仅存的珍贵得足以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品，正如它们的幸存所表明的，是那些复杂、模糊得足以允许我们进行多种阐释的作品。” 多年来《简·爱》的研究史也从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复杂与模糊。”历代批评家对《简·爱》的批评意味着不同的批评视野，采用不同的解读方式，如传记式，心理分析式，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社会学式，后殖民主义分析式以及神话原型批评式等。每一种批评方式都有其解读方式和解读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文学批评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后，更注重从文本出发，挖掘作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文本出发，结合女性主义、叙述学来重新透视作品的意义。《简·爱》的发表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掀起波澜，许多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同时代的人不欢迎《简·爱》，害怕其对固有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有破坏作用。紧接着《简·爱》第一版的发行,《镜报》上出现一篇言辞颇为尖刻的文章,称《简·爱》“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这篇文章得出结论说:“《简·爱》的思想很坏——观点很荒谬。信仰在黑暗之中被中伤——《简·爱》企图消灭我们的社会差异……”2紧跟着许多人站出来对《简·爱》严辞批判。在一篇言辞更为激进的文章里,玛格丽特·奥丽芬特把《简·爱》中的女主人公称作一个“新的罗马女战神”，她带来了“最令时代惊慌的革命”3。言下之意，作品颇具叛逆性。它的叛逆性多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阐发出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简·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颂扬简·爱的自觉的“反抗的女性主义”，桑德拉·吉而伯特及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伯莎就是女主人公简·爱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她一直想抑制的另一个凶悍的秘密的“自我”。不管对它是攻击还是肯定,《简·爱》的反传统性是人所共识的。在有关评论妇女写作的文章中,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代表了典型的19世纪中期愤怒、“受挫”的早期女性主义。她本该平静地写却有太多的愤怒4。愤怒在中国看来只是一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似乎无可厚非。而且愤怒也要看原因，岳飞“怒发冲冠”闻一多“拍案而起”却是正义之怒，而且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然而基督教对这一点是很不宽容的，《圣经》里有专门的训诫“不可发怒”；但丁的《神曲》中，地狱的第五层关押的是“动辄发怒”的人；从基督教教徒的眼光来看，发怒是人的恶欲念的发作，应该节制。所以勃朗特的“愤怒”也是为基督教教义所不容，也被某些批评家“批评”。然而，女性主义者们的研究在叙事学家们看来，过于追求意识形态和政治意义的理论范畴,忽略了文本的意义；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形式研究多是就形式论形式，企图从形式中抽象出来某种文学语言的普遍规律，忽略了意识形态。然而，无论是叙事学还是女性主义，都并非某种本质的或孤立的属性，都只能揭示问题的某一方面，当今再没有哪一种文化思潮或文学批评方法可以长久地占据绝对的中心。“一元”解体，“多元”并存，只有多层面多角度才可能揭示问题的某一个侧面。而任何文化思潮和批评方法都由社会权力关系产生，并处于社会权力之中。本文试图将女性主义和叙述学结合起来，探索社会身份地位与文本形式之间的交叉作用，把叙事过程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来阅读。本文认为，《简·爱》不仅仅如女性主义者们所阐述的那样，即作品的主题以及人物形象和主人公言词的具有叛逆性，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超越传统。同时作家又受时代环境灌注于其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所处时代的某些思想观念的皈依。夏洛蒂·勃朗特的写作为其带来了莫大的声誉和良好的经济收益，而这些成就的获得不仅仅在于她或者作品的“叛逆性”，也在于她能够在超越时代局限的同时又能很好的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进行协调；她在树立自己在文学市场上的权威地位的同时也要向既定的社会权威妥协。本文试从四个方面探询《简·爱》叙述的叛逆与平衡：第一人称叙述，书信体小说，家庭女教师故事以及严肃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平衡。第一章 第一人称叙述的反叛与平衡《简·爱》用第一人称叙述，从开篇，简·爱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看到的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的迷人景象，到结尾处芬丁庄园的繁荣茂盛的景象，我们都是用简·爱的眼睛看，用简·爱的感觉去感受，追随她生活的世界。5这样读者可以及时准确地了解人物的行为、心理。例如在罗切斯特离开桑菲尔德后，简·爱怅然若失，当菲尔费克斯太太收到了一封“主人写来”的信时，“我继续喝着咖啡（我们是在吃早饭）；咖啡很烫，我把脸上突然升起的一阵火一般的发热归因于它的发烫。为什么我的手会发烫，为什么我不自觉的把半杯咖啡泼在我的盘子里，我都不想去考虑。6”可读者却比任何时候都知道她此时此刻的心境。第一人称叙述在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小说兴起之初很多小说都是第一人称叙述，如赛缪尔·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帕美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卢梭的《新爱洛伊丝》(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等等。但这一点落在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身上，则是另外一回事。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试图证明这一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公共图书馆、广告业、出版业兴起，作家的身份和名声随之突出，出版商也借作者的声誉获得丰厚利润。这些都可以使作家成为权威人物。作者名称会印在小说的封面上，随着小说的流传作家的名字也在读者中广为人知，这样原本深居闺阁的女性在社会上也变得有名有姓了。这样成名的作家因其在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力可以毫不费力地借作品的传播继续扩大其声誉，使其每部作品都能拥有众多读者。夏洛蒂的《教师》生前没有发表，死后在她丈夫的争取下发表了，但此时出版商完全可以凭借夏洛蒂·勃朗特的名声使本来“平淡无奇”的作品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第一人称叙事即使是虚构的，但因其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当时的读者还有把小说当作叙事主人公“真实”生平故事的习惯，这都使得作家不大情愿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小说的封面上。在18世纪到19世纪，女性小说家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简·爱》中女主人公正如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写道的那样：“这个相貌平平、身体弱小的家庭女教师凌驾于全书之上，小说的每一页中都有她的身影。书中的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并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和所能知道的，但他们却是这个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锐利眼光中的成像。”然而，哈里森也认为如果这部小说以“非个性的叙事形式写成，”“那就可能会失败。”而如果把作品看成是简·爱的自传，或者是夏洛蒂·勃朗特的自传，那它就是“完美的艺术。”7另外，为数众多的女性作家在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女性叙述难免与男性叙述冲突，即使都是女性叙述者，也面临着男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和女性作家的女性叙述者哪一个是合法的问题。“对于她们来说，讲故事还可以，但让叙述者通过叙事把自己作为权威站在前台则是另外一回事。长期以来，社会上已经习惯作者的声音由男性发出。”8而《简·爱》是一部自传性色彩很强烈的小说，叙述者把女主人公推到前台，在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权力的维多利亚时代是需要一番勇气的；而且小说中人物的某些言辞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确实是颇为激进的。9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是怎样与既存的社会权威之间妥协的呢？她用匿名发表小说，用柯勒·贝尔这个名字开始的写作生涯也是她通向专职作家的一个阶段，也是维多利亚文学市场上男性至上主义所需要的一个自我隐蔽的策略，勃朗特和她的女主角简·爱把“她们自己抽象为符号”（如首字母缩写“J.E.”和匿名），把真实身份隐藏在符号的背后，避开把一个具体的名字与一个女性作家联系在一起，不必遭遇性别歧视。不仅仅如作者本人所强调的，怕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因为面对一本女人写的小说而给予不公正的评价，她用一个中性的名字遮蔽了自己，没有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压力，这样也可以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本意。事实证明，她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没有必要，当众多读者和批评家认可作品后再看到作家本人，事情就不同了。按照凯瑟淋·罗杰斯的说法：在文学市场中“与男性作家激烈较量的女作家”容易遭到攻击，“就好像她靠当妓女来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似的。”这样，女作家也就容易在她所激烈争夺的文学市场中失去自己的地位。10不仅与男性作家公开较量的女作家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的女性气质，即使那些被文学精英阶层认可的女作家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在写作，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发表后，她的闺中密友曾问她是否是《简·爱》的作者，她断然否定了；《简·爱》在伦敦引起轰动，并获得肯定之后她才把作品放到她父亲的面前，承认她是本书的作者。从著名的湖畔派诗人罗伯特·骚塞给她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性写作的态度：“如今每年都有许多卷诗集出版，却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其中任何一卷如果出现在半个世纪以前，都会为它的作者赢得美名。因此，一个人若想在这方面扬名显迹，他就必须准备失望……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告诫每一位向我寻求鼓励和忠告的年轻人，最好不要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11这封对妇女带有严重偏见的信当然严重地挫伤了她的写作热情，但她成名后对盖斯凯尔芙人追忆这段往事时坦言：“骚塞先生的信是和善的，可佩的；虽然有点儿苛刻，可于我有益。”12奥斯丁的写作也是在地下状态进行的，与她朝夕相处的侄子甚至不知道她在写作，认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没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来从事写作。“……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前者称为“叙述自我”，后者称为“经验自我。”13从《简·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叙述声音。如简·爱在反抗里德蛮横无理的行为时，简·爱完全是八九岁小孩子的口吻，属“经验自我”；但她向劳埃德先生讲述自己被关进红屋子的经历时，也用了长大成人后的分析性的口吻：“我总是抱着娃娃上床，人总得爱样什么，既然没有更值得爱的东西，我只好设法疼爱一个小叫化子似的褪色木偶，从中获得一些乐趣。现在想来可想不明白，当初我是怀着多么可笑的真情来溺爱这个小玩意儿，甚至还有点儿相信它有生命、有知觉。（20）” 这里的叙述自我相当于“叙述者”，叙述者是由词语的节奏、措辞和语气创造的一个人。他(她)在时间和空间中无所不在，并且在那段包容一切的时间中他了解应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叙述者是包罗万象的意识，它围绕着所有人物的心灵，从内心里了解他们，而且叙述者根据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他们所体现的人类本性的广泛事实来看待他们。在这部小说中二者之间虽然开始的时候是分离的，但并非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我们看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两个“自我”合而为一，用叙述自我的眼光进行叙述。“简·爱这个人物的声音在小说的叙述中是逐步发展的，然而‘成人叙述’声音的简·爱——事实上是同一个声音，现在已经充分发展成熟——从开头到结尾是始终如一的。”14这里“成人叙述”相当于叙述自我，她的言语成熟老练，言辞平静却很有力度，更容易被读者接受。例如叙述者分析主人公在盖茨海德不受欢迎的原因时说：“而如今，隔了——我不愿说少年——我却看得明明白白了。我在盖茨海德，是个和大伙合不来的人；我根那儿的谁也不相象；我跟里德太太，或者根她的孩子们，或者根她宠爱的下人们，都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我是个异种人……我是个没用的人……。（16）”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吴尔夫认为，男性的话语是冷静，客观，独立的，15而这里的叙述自我的言辞就颇为符合这一点，不论作者是否有意这样做，但叙述自我冷静、客观、分析性的语言很容易隐藏作者的真实身份，在叙述风格上靠近男性语言的特点，她的叙述也就可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调和。不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叙述方式来看，《简·爱》的某些带有叛逆性的叙述，都面临遭到抨击的危险，从而失去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但无法否认这部作品即使在作品发表的历史时期，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尽管有批评、否定的声音，但也有很多批评家赞赏她的作品，如乔·亨·刘易斯认为《简·爱》的作者“具备我们要求一个小说家具备的一切：对人物性格的洞察，以及刻画人物的才能；诗情画意；激情；生活知识。故事不单有一种奇特的、自然展开的、始终不渝的趣味，”……“它具有一切伟大文体的首要特点：它是某个人的——某一个个人的成文的语言”，“我们对它无可指摘。”16那么，这部作品还有那些方面在反叛的同时又能用适当的方式赢得批评家们的赞同呢？

毕业论文主要研究方法有以下：一、语言学（语言学一般理论的研究）。二、英美文学（英美文学的文化研究、作品分析等）。三、翻译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译本研究以及名家名著翻译作品对比研究等）。四、英美文化（英美加澳新等西方国家文化以及与汉文化的比较研究）。五、教学法（英语教学法、测试学等方面的研究）。

论简爱的爱情观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伟大的女性存在主义先驱，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出了她的代表作--《简爱》，当时轰动了整个文坛，直到现在它的影响还继续存在。在作品的序幕、发展、高潮和结尾中，女主人公的叛逆、自由、平等、自尊、纯洁的个性都是各个重点章节的主旨，而这些主旨则在女主人公的爱情观中被展露的淋漓尽致，它们如同乌云上方的星汉，灼灼闪耀着光芒，照亮着后来的女性者们追求爱情的道路。 从小就成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的简爱，经历了同龄人没有的遭遇。她要面对的是舅妈的毫无人性的虐待，表兄的凶暴专横和表姐的傲慢冷漠，尽管她尽力想“竭力赢得别人的好感”，但是事实告诉她这都是白费力气的，因此她发出了“不公平啊！--不公平！”的近乎绝望的呼喊。不公平的生长环境，使得简爱从小就向往平等、自由和爱，这些愿望在她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表现无疑，譬如在她的爱情观中的种种体现。 A．桑菲尔德府 谭波儿小姐因为出嫁，离开了洛伍德学校，同时也离开了简爱，这使简爱感觉到了“一种稳定的感觉，一切使我觉得洛伍德学校有点像我家的联想，全都随着她消失了”，她意识到：真正的世界是广阔的，一个充满希望和忧虑、激动和兴奋的变化纷呈的天地，正等待着敢于闯入、甘冒风险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促使着简爱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接受社会的挑战，尽管她才只有十八岁。于是，简爱来到了桑菲尔德府，当了一名在当时地位不高的家庭教师。 桑菲尔德府使简爱感受到“这儿有想象中的完美无缺的家庭安乐气氛”，事实证明了她的预感的正确性，后来她成了罗切斯特的妻子，果真成了这个家庭中的成员。这个家的主人叫罗切斯特，他是个苦命的人，顽固的封建伦理道德酿成了罗切斯特的不幸婚姻。他大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娶了心胸庸俗，狭窄的梅森小姐为妻，尽管美森的外表靓丽，然而她的脾气确实极端的坏，她与罗切斯特的志趣格格不入，罗切斯特痛苦地感觉到“我们之间根本无法进行亲切的交谈，因为不管我谈起什么话题马上就会从她那儿听到既粗俗又陈腐、既乖张又愚蠢的回答”，罗切斯特是一个爱好广泛的高等知识分子，尤其爱好唱歌和交际，而现在他却要在这么一个妻子面前得到种种的限制，因此他倍感痛苦不堪。更加可怕的是，结婚四年之后，美森竟然发疯了，为什么会发疯？因为她的恣意妄为和不可一世。当一个人的性格坏到把自己都逼疯的程度，我们可以知道生活在她周围的人所受到的煎熬，其中程度最深的当然是罗切斯特，他对简爱说：“在我26岁的时候那年，我就对生活感到绝望了。” 绝望的罗切斯特离开了英国，去了欧洲大陆，为了寻找一个能够爱上他的善良聪明的女子。然而命运又是如此的捉弄人，在漫游欧洲的十年当中，他的渴望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已经彻底绝望的他甚至堕落为寻找情妇以发泄心中的极端郁闷。最后，形单影只的罗切斯特带着一个要寻找一个聪明、忠实而钟情的女子为妻的梦想回到了桑菲尔德府。我们发现作者特意安排了这么一个场景，在罗切斯特回府的路上，刚好碰到了外出办事的简爱，并且得到了简爱的帮助，这预示罗切斯特将来的生活离不开简爱了，可见作者的用心良苦。 当罗切斯特第一次看到简爱时，他就感到了“有一种全新的东西，一种新的活力和新的感觉，不知不觉传便了我的全身”。这种新的感觉其实就是罗切斯特的真爱之梦将成为现实，这种感觉和简爱所预见的感觉一样，也是正确的。从和简爱相见、相识到相爱的过程当中，简爱的那种叛逆精神、自强自尊的品质深深地征服了罗切斯特，而罗切斯特的优雅风度和渊博知识同样也征服了简爱。最初开始，简爱一直以为罗切斯特会娶高贵漂亮的英格拉姆为妻，她在和罗切斯特谈到婚姻时，曾经义正言辞的对罗切斯特说：“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就没有灵魂了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同样有一颗心！我现在不是凭着肉体凡胎跟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在和你的心灵说话，就好像我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两人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这充分表现出简爱的叛逆，她这种维护妇女独立人格、主张婚姻独立自主以及男女平等的主张可以看成是他对整个人类社会自由平等的向往追求，罗切斯特正是爱上了她这样的独特个性，同时他也同样重复道：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罗切斯特自始自终爱的是简爱的心灵—有着意志的力量，美德和纯洁的心灵，正是基于如此，简爱才真正的爱着罗切斯特。因为爱情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一方为另一方付出了真情的爱，假如得到对方的是虚情假意，那么这份爱情也就预示着快要结束了。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真爱，正好弥补了罗切斯特前半生耽误的青春和感情，同时也使自己的美好爱情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说：简爱的爱情是伟大又平凡的。说她伟大，是因为她爱罗切斯特没有带任何的功利色彩，当她后来离开桑菲尔德府孤单一人漫无目的的出走时，她没有从府里拿任何的东西，甚至连罗切斯特送给她的珍珠项链她都没有拿走，后来她差点就饿死在路上；说她平凡，是因为她的爱情也是普通人中的爱情。我们礼赞这样的爱情！ B．圣约翰家 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婚姻变故促使她离开了桑菲尔德府，离开了她心爱的罗切斯特。经过了寒冷饥饿的折磨，无家可归的简爱终于进了她的人生的又一个驿站—圣约翰家。 艺术家为了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往往会设计很多的巧合，〈〈简爱〉〉也不例外。令简爱欣喜若狂的是，偶遇到的圣约翰和他的两个妹妹：玛丽和黛丽娜竟是她的表哥、表姐，她久久未得到而又天天希望得到的亲情在瞬间转变成了现实，这种似乎只能在梦中才有的可能，不能不使简爱兴奋异常，她感到她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了。对于亲情的十分看重，当她从叔叔那里继承了两万英镑的遗产时，她毫不忧郁地决定和她的三个表哥、表姐平分这份遗产。可见，在简爱的眼中，钱尽管很重要，那是为了生活所需，但是比起亲情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与当时一切以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认为：我不至于自私自利到不讲情义，不讲公道到不分是非，忘恩负义到不像人样。这是她对当时的金钱社会的有力抨击和尖锐的痛恨。 圣约翰是一个知识渊博，长相英俊的传教士，但是他不会享受生活的乐趣，整天到晚和时间挑战，他认为，工作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包括生命和爱情。对与他这种观点，简爱坚决地反对，因为简爱认为爱情是高贵的，我们不应该牺牲爱情而工作，相反，是为了爱情才工作。我们看到，简爱的这种观点是符合人性所需要的，而圣约翰的爱情观则背离了人性需求。他明明知道自己喜欢上了年轻貌美的罗莎蒙德，同样，罗莎蒙德也十分爱慕地他，并且罗莎蒙德的父亲也十分的赞同这份亲事，尽管圣约翰不是很有钱，但是他的才华和出身可以弥补这样的缺陷。然而，圣约翰为了他的伟大事业—到东方印度传教十分痛苦地压抑了这份欲望，简爱对于他的选择简直是不可思议，有爱却不敢爱，有了爱情却不敢追求，这是何等的残忍！另一方面，当圣约翰发觉简爱是一个有见识、有才智的女子的时候，他就向简爱求婚了，不是因为他爱简爱，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娶简爱为妻，对他的事业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测简爱肯定是拒绝了他的求婚，她认为他珍爱我，犹如士兵珍爱一件好武器，仅此而以，嫁给圣约翰就意味着失去了平等，失去了自由，同样失去了自尊的权力，这些东西是简爱一生都梦想得到的，怎么能够为了圣约翰而放弃呢？ C．简爱的圆满爱情 简爱和罗切斯特的心灵感应又重新使他们走到了一块，尽管当简爱回到桑菲尔德府时，她面对的是一个双眼已瞎，一只手已经残废的罗切斯特，但是在简爱看来，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罗切斯特爱她，她也爱罗切斯特，就已经足够了，她毅然与罗切斯特结婚，当起了罗切斯特的妻子和护士，两年以后，命运垂青了这么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罗切斯特的一只眼睛也恢复了视力，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们看到，简爱经过了重重的波折以后，终于实现了她向往的爱情—平等自由的爱情，而罗切斯特也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真爱。这样的故事结果，作者告诉我们，叛逆终归战胜顽固，自由终归战胜束缚，平等也终归战胜奴役，因为天下有情人终要成眷属！

本论文尝试从性别文化政治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简爱中性别的议题。阐述在维多利亚时 期的父权社会中，女主角简爱如何反抗当时的女性理想形象、反抗父权论述实践，及挑战 当时的性别权利关系。 第一章回顾国内外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并从中找出了重新阅读此小说的理由。其一 ，简爱是否颠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一直备受讨论但是尚无定论；其二，至今有关小说中 性别是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机制形塑而成，且简爱如何反抗性别主体的过程尚未有健全的讨 论。因此，本论文采用Weedon和Jordan的性别文化政治及Foucault的权利观念来探讨小说 中性别形塑的问题，及简爱对维多利亚性别主体的反动。 第二章再现维多利亚女性理想意象，以便与夏绿蒂对简爱的描绘做一比较。简爱这一角 色的描绘可说是与当时女性理想形象背道而驰，因此夏绿蒂与简爱受到相当多人的批评。 批评者控诉他们颠覆维多利亚的社会价值观及女性理想形象；无可否认，这些控诉正证明 简爱颠覆了当时传统的女性角色。 第三章举例说明家庭、学校，及宗教这三个文化机制如何透过论述实践、纪律、与惩罚 来形塑简爱成为一个性别主体。此外，这一章节也展现简爱如何反抗这些形塑力量。 第四章主要论述简爱如何抵抗Rochester 及St. John的诱惑，而不至于成为Rochester 的情妇及St. John有名无实的妻子，并阐述简爱如何寻找到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而 非Rochester及St. John的他者。此外，这一章将Bertha诠释为维多利亚时代性压迫下一个 被压制的主体；但这并不表示Bertha就毫无权力可言，她透过暴力来展现对父权的反抗。 第五章摘要了前几章的重点，并指出这本小说尚可探讨的空间。本论文只着重性别议题 的讨论，而忽略阶级及种族的议题。基于Weedon及Jordan的观点，性别、阶级及种族都是 文化建构的产品，他们促成了不同与不平。因此，这本小说中阶级及种族议题也可从文化 政治的角度来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