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论文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应该如何撰写文献综述 一,什么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的概念文献综述是对某一学科,专业或专题的大量文献进行整理筛选,分析研究和综合提炼而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是高度浓缩的文献产品.根据其涉及的内容范围不同,综述可分为综合性综述和专题性综述两种类型.所谓综合性综述是以一个学科或专业为对象,而专题性综述则是以一个论题为对象的.文献综述反映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历史现状,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它往往能反映出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和新技术等等.文献综述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分析和描述前人已经做了哪些工作,进展到何程度,要求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前沿性问题做出较详细的综述,并提供参考文献.作者一般不在其中发表个人见解和建议,也不做任何评论,只是客观概括地反映事实.文献综述的作用文献综述在于高度浓缩了几十篇甚至上百篇散乱无序的同类文献之成果与存在问题或争论焦点,对其进行了归纳整理,使之达到了条理化和系统化的程度.它不仅为科研工作者完成科研工作的前期劳动节省了用于查阅分折文献的大量宝贵时间,而且还非常有助于科研人员借鉴他人成果,把握主攻方向以及领导者进行科学决策.要求同学们学写综述的意义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过程,可进一步熟悉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通过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二,文献综述的选题与文献资料的搜集 选题原则1.结合所学知识选自己专长的或有基础的题目,否则难以写出水平较高的综述.2.根据所占有文献资料的质和量选题.3.选题一定要能反映出新的学科矛盾的焦点,新成果,新动向.4.题目不宜过大,范围不宜过宽.这样查阅文献的数量相对较小,撰写时易于归纳整理,否则,题目选得过大,查阅文献花费的时间太多,影响实习,而且归纳整理困难,最后写出的综述大题小作或是文不对题. (二)文献资料的搜集1,文献资料的搜集途径(1)利用有关的检索工具(包括目录,文摘和索引等)搜集文献资料.(2)利用国际联机检索系统搜集文献资料.(3)利用原始文献(包括专业期刊,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学位论文,会议文献,专著和标准等)搜集文献资料.(4)利用三次文献(包括综述,述评,百科全书,年鉴和手册等)搜集文献资料.(5)通过Interent网和光盘数据库搜集文献资料.2,文献资料的搜集方法将文献资料储存在大脑中或其他载体上形成不时取用的"资料库"的过程称作文献资料搜集法.它包括阅读法,剪报法,笔记法和现代化技术存贮法(如复印,电脑存贮,光盘存贮等).三,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部分具体格式:①综述题目;②作者单位;③摘要;④关键词;⑤前言;⑥主题;⑦总结;⑧参考文献.下面着重介绍前言,主题部分,总结部分及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一) 前言部分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前言部分要写清:(1)首先要说明写作的目的.(2)有关概念的定义.(3)规定综述的范围,包括:"专题涉及的学科范围",综述范围切忌过宽,过杂,"时间范围",必须声明引用文献起止的年份.(4)扼要说明有关问题的现况或争论焦点,引出所写综述的核心主题,这是广大读者最关心而又感兴趣的,也是写作综述的主线.(二)主题部分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三) 总结部分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四)参考文献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四,注意事项 由于文献综述的特点,致使它的写作既不同于"读书笔记""读书报告",也不同于一般的科研论文.因此,在撰写文献综述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搜集文献应尽量全.掌握全面,大量的文献资料是写好综述的前提,否则,随便搜集一点资料就动手撰写是不可能写出好多综述的,甚至写出的文章根本不成为综述.注意引用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在搜集到的文献中可能出现观点雷同,有的文献在可靠性及科学性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在引用文献时应注意选用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较好的文献. 要围绕主题对文献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不要教科书式地将有关的理论和学派观点简要地汇总陈述一遍.文献综述在逻辑上要合理,即做到由远而近先引用关系较远的文献,最后才是关联最密切的文献.评述(特别是批评前人不足时)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对原作者论点的误解),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能从二手材料来判定原作者的"错误".文献综述结果要说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衬托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采用了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应注明来源,模型,图表,数据应注明出处,不要含糊不清.文献综述最后要有简要总结,表明前人为该领域研究打下的工作基础.所有提到的参考文献都应和所研究问题直接相关.文献综述所用的文献,应主要选自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所引用的文献应是亲自读过的原著全文,不可只根据摘要即加以引用,更不能引用由文献引用的内容而并末见到被引用的原文,因为这往往是造成误解或曲解原意的重要原因,有时可给综述的科学价值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总之,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应有较完整的文献资料,有评论分析,并能准确地反映主题内容.文献综述范文之一制度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综述摘要: 关键词:(略)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一起被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而且,在很大意义上,制度的起源,变迁与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发展和增长相关.从结论上说,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1)模型派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2)结构派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3)阶段派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4)因素派或起源派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5)新增长理论派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6)劳动分工演进派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1.诺斯的观点(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3)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参考文献】[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2][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3]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4]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5]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林业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7]李悦:《产业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商务印书馆,1985文献综述范文之二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与评价摘要:我国已加入WTO,对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里处于弱势的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本文综合了18世纪以来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并简要评价,提出我们的看法,以便为政府宏观引导企业微观决策以及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层次发展.我国已加入WTO,一方面,成千上万的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我国已渐渐融入世界经济这个大家庭中.但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政府一时也难以认清复杂的国际市场,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理论已是十分迫切与必要.一,经济全球化理论流派回顾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西方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过去200多年的岁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性质,不同内容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流派:(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理论1.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我们可从马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简称,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历史"的定义与特征里看出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见,最初,马克思把经济全球化寓于"世界历史"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各国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紧密联系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则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根本诱因,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世界性的物质生产和消费.1848年,马恩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与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马恩看来,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世界市场,才意味着从根本上消灭了各地区,各民族相对孤立的发展状态,从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同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随之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马恩在这里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国际分工的关系,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非经济影响.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资本论》里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以及它们的影响.他说:"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使得英,德两国的铁产量飞速增长……"(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见,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主体:跨国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尔的性质与作用.后来他又指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另外一种是作为投资为目的的输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资本输往国外……是因为他在国外能够按较高的利润率来使用."(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产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使用来自世界各国原料的工业……生产的'国界'因此被模糊."(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从以上论述看出,马恩不仅找到了经济全球化执行主体——跨国公司,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运行方式:生产全球化和资本运作全球化(商品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而且还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对利润的追求以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工业的影响.2.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巴兰在其《增长的政治分析》中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即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产剩余,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

制度变迁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 狭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价格理论。他的内核主要为稳定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而在诺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弃了理性选择假设，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实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具体在我国经济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大体上有两种评价：一种认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是经济史学中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种评价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复归，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例外。 但我认为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似乎过分夸大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学上的地位，事实上，通读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我们不难发现，诺思分析问题所用的基本假设依然是“理性经济人”，而分析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更何况，我认为相对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需要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再有就是连诺思自己也赞同的“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例如对制度变迁的成本的核算问题，诺思也仅仅是停留在估算的层面上，在这方面，还缺少强有力的核算体系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古典制度经济学到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由于交易费用的引入使这里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贴近真实，制度变迁理论中所研究的乃是现实中的经济人，而不是古典经济学里的抽象的经济人。他的最基本的着眼点是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依旧采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这也与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恰恰是因为诺思看到了在现实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来解释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以使其完善。当然，我认为最为精彩的则是制度变迁理论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式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那么，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先从他的上述两个创新之处入手进行分析。 交易费用： 众所周知，目前对于交易费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的核算方式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核算的难度和可信度自不用提。我想也许也正因为此，交易费用才长久的被人们所忽视。虽然诺思曾说他度量了53个国家的交易费用有多大，以及每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少。但是，如果连核算方法都不能得到认可的话，最终所得到的数据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很自然的，这是无法被科学所认可的。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一系列的工作毫无意义，至少它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交易费用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毕竟现在人们所信奉的科学是建立在精确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模糊意义上的“很多”和一个精确的具有权威性的数字，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认为，产生一套公认的对于交易费用的核算体系不仅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对交易费用进行核算，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能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的概念。有学者曾试图去做到这一点：交易费用其实就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但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抽象，并不能满足我上面所说的核算要求。我认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学论题，应该不仅仅满足于把众多繁杂的论题纳入自己的解释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能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框架，使别的论题能够自觉地归入此框架之中。（打个比方：在一个有着很多小企业的市场之中，每一个小企业都可以被称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形成更大的权威，就必须要有收购与兼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型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制度的变迁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并且它的成本还非常的高昂。那么，如何来度量这个成本呢？ 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连交易费用的度量都是极为困难的，那么要度量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不就是难上加难了吗。诺思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此，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你才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人们会对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只有当人们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这一行为。我们会发现这里的“预期”与“估算”说的都是很牵强的。更何况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多属性，如阶级性，公共性，正负性（有些貌似好的制度其实是方便了一些人钻空子）等等。有鉴于此，某一特定的制度变迁究竟是减少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还很难说。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制度似乎是越来越好了。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在解释历史时陷入困境后才引入的，因而，我的感觉是这一理论似乎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工具来时制度变迁理论更加完善，但这样却又给这一理论本身带来了很多问题。（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在这里只是大概提一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将会在下面单独讨论。 制度重于技术？ 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本源性的东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与政府盖了多少钱，掉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吴敬琏 可以看出，这和诺斯的论调是同出一辙的，他们同样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那么，既然制度如此之重要，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忽视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制度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变的，是因为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足（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东西来认识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缺少一套对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体系。另外就是在大多数时候，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它具有很大的长期意义（参看下面的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与此相比，一项“好”的技术一旦的一发明，便会被迅速的推广使用，且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机制”。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会和古典经济学家争论说制度重于技术。 诚然，制度为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营造了环境、创造了条件，但是技术的进步则为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争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究竟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以及哪一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就如同讨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其实际意义并不大（如虽然诺斯证明了在产业革命前是先有一场制度的变革的，然后才导致了第二次经济革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制度的变革呢?）。如果跳出制度与技术谁是更为根本性的争论这样一个圈子，让我们从经济的增长这个视角来看，我认为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共同为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并且只有当把制度与技术的贡献转化为经济的时候，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我认为，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制度重于技术）。 这就需要人们（往往指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如果由技术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大于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那么，国家就应该先想办法发展技术，以此来带动制度变迁，然后二者相互协调，共同为经济的增长服务；反之，就先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估算往往是不准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当国家已经决定要采取制度变迁或是技术变迁的时候，他们成功与否，也并不严格符合上面所作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这种决策的成功率支具有概率上的意义，而不服从因果决定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三 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 由《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本书具体来看，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1 由于相对价格或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从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变现有制度的倾向，暂且把它们称为第一行动集团； 2 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 3 当这一制度提出以后，其他人则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不属于这两者的则不予考虑） 4 接下来则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与新制的倡导者这两大集团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式的比较缓和的过程（大多数制度变迁都属于这一类）和突变式的暴力过程（如法国大革命），两种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的差距是巨大的， 5 最后制度变迁的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也可以被理解为众多利益集团博弈的最终的均衡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所谈到的制度变迁其实更倾向于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等显著特点。因而，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此相对的，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并不需要按照上述过程完成。强制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这里，我更愿意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在暴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的时候，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而它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并因此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更何况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事与愿违）。因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主要的制度变迁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强制型制度变迁常常又是必要的呢? 除了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纯依靠诱致型制度变迁，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这又于制度是具有差异性的有关，简单的说，就是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须要有特定的团体来实施。如法律必须由国家来制定。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也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但是，我认为除非必要，否则国家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促成成功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上。 （在这一段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制度变迁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还有很多超过字了....

摘要：当每一位政治学研究者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能对政治知识有所贡献，或者说产生学术增量的时候，政治学自然就不断向前发展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善于盘活“知识存量”，譬如对走在我们前头的学者的知识贡献不甚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进行重复的难以形成学术增量的研究。《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解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集作者提倡并身体力行：把政治生活看成“力的作用场所”加以考察，使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市场经济新观念以优化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等等，很值得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学习借鉴。 关键词：李景鹏文集；转型研究；知识增量；研究方法 一 近几年本人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市场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也试图应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譬如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将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描述。但是，当笔者读了近50 万字的《李景鹏文集》以及作者2002 年以后的系列文章后，发现原先自以为比较成熟也有一定独立见解的那些想法，在李景鹏教授的文集中早已有充满智慧的、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的论述。在笔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靠一代代政治学研究者不断进行政治学知识产出和积累的过程，中国政治学这座大厦的建设和修缮需要不断有人为它添砖加瓦。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年轻学者在经常关注西方政治学者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改进的同时，对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同胞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学研究几十年之久的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同样应该心存敬畏，用心研读，批判继承。有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要知往哪去，必须先搞清楚目前的方位在哪，我们要推动中国政治学更快发展，就必须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它往前推进的。我们总是以引用西方政治学名著中的句子、段落，借用他们最新的研究方法为荣，却对西方学者做学问、写论文时所表现出的重视知识积累的良好习惯没有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一般都知道，要产生“学术增量”就必须清楚“学术存量”，他们追求的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对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因此，在开始某一项研究工作之前，他们会尽可能获得有关知识存量的百分之百的了解，以避免做重复研究。我们的情况则是，过分追求“文章数量”，白纸黑字，只要发表了就是“成果”，至于是不是能形成“学术增量”，似乎并不重要。其结果是，每年在各种各样刊物发表的文章确实数量可观，但学术水平并没有因此大幅提高。有感于此，读《李景鹏文集》使笔者放弃写“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发展”之类文章的初衷，觉得写一篇“读后感”更有意义。 如果说“中国政治学缺乏解释力”的批评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 李景鹏文集》给读者展现的则是一个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富有现实解释力的老一辈政治学研究者的风范。文集中的文章很少堆积西方政治学新名词、术语，也极少引用西方某个著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学习、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他不是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而是把有参考价值的理论著作彻底咀嚼、消化、吸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营养、理论知识，应用这些理论知识，采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分析改革实践、洞察社会变迁过程，并用自己朴素而准确的文字、清晰的逻辑推演对所观察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与规律进行深入浅出的说理，使其研究成果完全体现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的理论素养。因此，希望通过本文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李景鹏文集》。 李景鹏教授所做的中国“转型研究”属于规范研究范畴，但笔者发现其理论推演所得出的很多结论与国外一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具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譬如近来仔细阅读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著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发现奥勒·诺格德以1989 年到1998 年期间二十个原苏东国家作为实证对象，在“两个层次上”、“从两个角度”运用了比较方法进行“转型分析”，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文集”作者对“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所获得的洞见非常相似。尽管诺格德主要不是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但这种结论上的相似性可以增强我们对“文集”作者主要用“规范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的信念，让我们年轻学者认识到“规范研究”的价值，确信规范研究同样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从而自觉接受规范研究方法训练，不断提高规范研究能力。正如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规范研究的方法尊严”，规范研究不应该在实证研究方法面前溃不成军，规范研究应该象实证研究那样有一套严谨的方法陈述，要努力建构规范方法。并指出，建构规范方法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而规范研究成果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就需要历经学术共同体长期检验，必须具有知识推进意义并存在进一步争辩的余地，而且解释范式也必须经得起检验，因此规范研究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个人素质有很高的要求，譬如必须具有思想性、知识积累、对触及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笔者读《李景鹏文集》常常被作者对其所研究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所震撼，切实体会到作者具有很高的规范研究能力，但至今仍然是只能有所感知而不能言传，感觉“文集”读起来很有同感、很受启迪，可方法远远没有学到。也许成功的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建构规范方法”方面做些工作，真正成为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初级研究者的引路人。希望通过本文引发更多学者透过“文集”感悟规范研究的奥妙。 二 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研究中国转型的落脚点自然放在“政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与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读者翻看《李景鹏文集》的目录，会发现两个“似怪非怪”的现象：第一个是，文集的目录根本找不到“转型研究”这类字眼； 第二个是“，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利益结构”这些本属于经济学研究者常涉及的问题，在文集的目录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政治腐败”、“社会团体”之类的术语具有大致相同的出现频率。为什么说这两种现象“似怪其实不怪”呢？ 因为一个国家的转型是个整体推进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对其进行观察、思考、研究，必须有多视角、宽领域的眼光和多学科综合全面的知识，因此，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这方面研究，并长期坚守这一研究阵地，扎扎实实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是不会在其所写的文章标题中使用“转型研究”字样的。 因为在他(她) 心里，假如把“转型研究”看成奔流入海的河流，那么，不同领域、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各个具体问题研究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将是也只能是汇入“转型研究河流”的涓涓细流。至于“文集”目录所反映出的“经济关怀”，本人的理解是作者抓住了“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试图描绘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如何引起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一步步实现转型。由于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比较广，下面只能有所选择的介绍文集作者解读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思想观点。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阶初始条件” 什么是社会转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转型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转型的起因或者说转型的背景这一点，却不难达成共识。这好比研究股票市场的专家要对已经跌到低谷的某一只股票将会在哪个点上开始回升进行分析，也就是要预测曲线的“拐点”在哪里的时候，必须对原来这只股票的走势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分析判断一样，对中国转型的分析必须建基于对发生转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状况的深刻认识之上。“每一位曾经在以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于我们所见所闻，在谙熟习常的感觉之中，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它的某种不正常”。《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的作者把“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为中国选择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为其准备了可能性的条件时， 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发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初，而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这是因为只是到了这时，历史才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而我们又正好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作者从思想解放、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切身体验和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人治的厌恶和对法治的期待、对经济民主和思想政治文化自由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珍视和对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憧憬等十个方面来分析文革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对于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所起的作用。总之，“若忽视了文革的客观结果对造成我国现代化机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说是对我国现代化机遇的全面的把握”。这就是文集作者对始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的分析。 (二) 对转型过程各种相关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与国家“政治控制” 方式的转变相互促进，两方面的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其使命在于：一方面是随时检视现有政治控制方式中有哪些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将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哪些有利的条件、积累哪些方面的压力并以怎样的方式转化成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发出预警信号。《李景鹏文集》所记录的正是作者尽一个政治学者的职责，几十年跟踪观察我国的改革历程，不断进行理论思考所得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作者对处于变动中的各种“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的解释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揭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指出，政治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族群结构、阶层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其中的政治结构又可以分为政治主体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结构等。因此，“在研究政治结构的时候，不但需要将政治结构的各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而且还要与社会结构中的有关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了解”。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因此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抓住经济市场化所引起的各种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利益结构”、“ 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预测政治结构将会相应发生的变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又富有超前意识。 1、对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互动关系的动态考察 前面已经讲过，文集作者是抓住“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进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因此，我们很自然先要知道作者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有人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的改革是单条腿走路。那么，李景鹏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 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何才会发生？ 是什么样的形势和力量才会推动这种情况发生？“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 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都是些发人深省的非常需要政治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作出回答的问题。 2、对社会利益结构变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的分析预测 文集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利益分析，利益分析在《李景鹏文集》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文集作者看来，“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若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引起震荡”。“利益结构在实际过程中是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中介，离开了利益结构这个中介，其联系和转化都不可能”。 因此，作者不厌其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并进而阐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影响。作者从很多方面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在此不加以罗列，仅举其中的两点，一是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观点，作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利益单元的缩小和畸形的利益竞争，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疏离，这就会降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延缓政治改革，特别是民主的发展。 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政治建设，特别是不利于反腐败，也不利于改进社会风气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质，但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某些好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群体利益意识有可能逐渐发展，就可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改变民主的发展缺乏社会基础的状况。它预示着到一定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有一个较大的并且强有力的发展。”另外，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政治权威的影响的见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利益关系的变化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是人们对于整体利益的疏离，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政治权威崇拜的状况，而迅速地使政治权威世俗化。这种状况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使我们的政治有可能向着更现代化的道路发展，但短时说来，又会对加强政治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利益结构作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特别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中介，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是极大的。” 3、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要求和中国的现实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以及使其健康发展的对策选择 作者首先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政府职能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发展、政治控制形式的变化、政治腐败的社会后果等所有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接着分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地发展，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自主化(即市民社会) 的发展。” 再接着，作者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落实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我国现实状况出发提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在进入“实然关系”的分析时又把问题转化为“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平衡问题，在把比较抽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步步拉回现实的社会以后，作者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第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第二是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的和不适当的介入或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第三是坚定不移地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地成长起来。”这是作者1999 年发表的见解，太发人深省了。 41 论证中国社会团体向利益集团转变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李景鹏教授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分布于文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和2002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中，因此，在介绍他这方面的理论观点时， 不能仅限于《李景鹏文集》。“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变得多样化起来。与此相联系，人们所参与的社会组织也多样化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便在社会上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对于政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 “我国目前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大类：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公益性的、联谊性的。然而在所有的社团中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则是行业性的社团。因为行业性的社团是在经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流通密切地联系着的，因而都是一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而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在学术上一般称为利益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些社团的研究就不能回避利益集团的问题，就不能不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进行，否则就无法深入”。 前面所说的“文集”的大部分研究属规范研究范畴的意思仅仅是指其结论的获得主要是靠理论推演，而不是靠统计推断。可是，当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排除进行理论推演的人在得出结论前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甚至接触大量的数据资料的可能性。仔细读过“文集”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现象：在作者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出现很多的数据、图表，但却能让读者仿如进入到其所分析的社会现象的真实场景中，感同身受的理解、接受其分析的各种经济政治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 根据笔者的了解，道理就在于“文集”作者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时时刻刻捕捉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新气息、新动向。例如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实际上是建立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李景鹏教授是该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所开展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一定范围的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在这当中，善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素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往深处考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结构完全能够容纳利益集团现象了，那么这种状况与我国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发展又会有什么联系呢？ 它是否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某种影响呢？ 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其程度又会如何呢？ 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体现的就是作者立足现实预测未来的能力。 三 《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转型的跟踪、观察、分析研究是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远不是以上几点所能概括。椐本人学习所得，文集作者至少还从市场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要求、政府权力结构的变迁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的蔓延及其对社会控制系统的挑战、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整体变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但一个人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譬如说，本来，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是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推动的，但是文集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又譬如，“文集”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发挥问题，也许作者觉得近三十年的中国政党制度与1979 年以前三十年的政党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差别，或者是别的什么缘故，总之，“文集”没有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政党制度功能发挥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政党制度功能的健全对中国社会顺利实现转型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之嫌，因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必定是懂得把力往哪儿使的有明确主攻方向的智者，不可能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路路通”。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到此打住，下面转入对文集作者之所以能对中国社会转型作出不同凡响的解读的原因思考。 应该说，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只找到部分答案。早在1990 年，“文集”作者在谈到“政党政治与政治学的研究”时就说过一段可以让我们找到作者之所以能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作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政治生活的规律也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规律一样都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规律并非由什么超人的力量所主宰，而是每一个参加政治生活的人的意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总的结果。因此，探究政治生活的规律，就不应该仅仅从书本上的原则出发，而应当主要依靠具体地分析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错的相互作用的状况。在这种具体分析和描述的基础上，再借助于逻辑的工具去细心地探求，并将结论拿到实践中反复印证和检验，这样才能找到规律。因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必须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场所，或简称‘力的作用场’。”为什么要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摘录下来？ 没读过《李景鹏文集》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其中的道理，而对笔者来说，从“文集”中找到这样一段话之时便是笔者解开“文集”作者为什么能对中国转型作出别具一格的解读的奥秘之时，因此，有种窃喜之感。 另外，“文集”还有一处引起笔者注意。在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是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建系十周年纪念之喜庆日子里，作为在北大执教已超过四十年也是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共同走过最初的十年岁月的老教授发出这样一种期盼之声——“愿未来十年更美好”， 为政治学未来的发展“祈求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 希望在政治学研究中改变过去那种人自为战的局面”，“希望政治学界各种学术组织的活动能够更多地集中于学术的发展，而较少的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还“希望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积极吸取来自其他学科的营养”。“在方法论方面，希望能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于研究的深入”。读着作者这几个“希望”，笔者更是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作者在2000 年临近退休的岁月，全面总结了自己对如何吸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新观念以改造我国的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观点。作者指出，市场行为的核心是“交易”，从交易的本质所产生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有互惠观念、过程观念、契约观念、世俗化观念和追求增量创新的观念。是否将这些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政治学能吸收以上新观念，将会变得更加注重对利益调节和政治交易的研究、将会从注重“零和博弈”转向注重“正和博弈”、从注重统治和管理转向注重参与、从注重政治行为转向注重制度创新、从注重“存量变迁”转向注重“增量变迁”。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回味。

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 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 格式与写法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