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晋商文化论文范文资料

作者：刘海鸿郭玉兰 晋商创造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史壮举，创造了地处黄土高原而成为“海内最富”的奇迹，也创造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独到之处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被称作开创事业的“利器”，被称作“失落在大院深处的商业文明”，是晋商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晋商创造的物质财富如今只剩下几座大院，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依然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有很高的研究、品味与继承的价值，对于我们从本质上高角度、深层次地认识晋商、把握晋商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文化是指晋商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文精神、组织制度以及经营理念，内容主要包括晋商精神、家族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扬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晋商精神。一、商的做人哲学：中庸、和谐与低调 笔者认为，晋商的做人哲学与做人风格基本上可以用中庸、和谐与低调来概括，其中中庸与低调是他们自身做人的基本方法，和谐是他们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其弟子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理想人格。“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一方面肯定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同时又认定人们缺少这样的道德时间已经很久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中庸其实讲的是一个“度”的问题，人人都知道适可而止，都知道要把握好“度”，关键是“度”在哪里，这就涉及水平素养问题了。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行为取向。当今，有人提出中庸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是有道理的。 1、晋商家族文化中的中庸、和谐与低调。常言“富不过三代”，然而晋商很多家族是子承父业，孙承子业，持续旺盛一二百年不衰，成功地跳出了这个周期律，这和晋商底蕴深厚的家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做人，晋商家族文化的特点是重教、重和。 晋商是著名的儒商，读书是晋商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商”就是说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育的严格培育，不是学业出众是没有资格进入商号继承祖业的。晋商的教育不仅包括伦理道德教育，而且更包括行业技能教育、家规号规教育等方面。晋商家教关于做人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以德立身；影响到晋商做人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含蓄内敛。如乔家乔致庸教育儿孙有“三戒”、“五不准”，即首先要戒三个字：骄、贪、懒；并规定五不准：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乔家治家严谨，根本没有江南商人那种灯红酒绿、妻妾成群的景象。乔致庸本人因为寿命长一生娶过几个妻子，但无一妾，有一个新的分号建立，乔家大院就添一盏红灯笼来表示庆祝，取红利见增的吉祥之意，表达方式吉祥而又含蓄，红灯笼在此的含义和作用并不是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的那样。重和是中庸的体现，晋商重和，首先是家和，即“家和万事兴”，如乔映霞家有九子，他就用一双筷子很容易被折断而九双筷子就无法折断的事实来教育开导他们众兄弟必须团结互助才能保住家族利益，乔映霞客厅对联的横批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四个字“一团和气”。 2、晋商相与关系中的中庸重和风格。晋商重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顾客和气，即“和气生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与同行和气，即“慎待相与”，具体表现为：慎待相与，不打官司。“相与”就是有来往业务的其他商号，“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关系，一旦建立关系，就要善始善终。如乔氏财大气粗，但要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详细了解，确认可靠才交往，否则就婉言谢绝，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一旦建立业务关系，又舍得下本钱支持帮助，多行方便，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逼债，更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关系并汲取教训。晋商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人占了便宜，也决不把钱花在打官司上，有时一笔欠债只要债务人给债权人磕个头就了事。同舟共济，群体发展。群体精神是商业活动中扩大业务与商业竞争的需要。晋商的群体精神首先表现在家族经营上，此外，更表现在群体经营上，他们实行“联号”经营，用关公作为统一的商业宗教，而关公起初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义气的象征。他们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 3、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灵魂，是晋商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晋商坚持以德立身的中庸之道的最好表现。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主要表现在：（1）诚信为本，以义制利。这是晋商的经营原则。晋商认为诚信是经商取得长久胜利的基本因素，所以把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绝不允许自己的商号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晋商认为商业赢利要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赢利要受道义的制约，一旦丧失信誉，必然招致失败。晋商有句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晋商中讲信誉的商人商号比比皆是，如乔致庸把经商之道归结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胜。（2）克制欲望，薄利多销。这是晋商的经营方法。薄利多销有利于加快资金周转、扩大业务，但是靠勤快、辛苦挣钱，讲究的是赢取回头客，晋商还有句著名的商谚：“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要薄利多销必须克制欲望，不能狠赚一笔，晋商从不一刀子把客人宰死，做一锤子买卖。二、晋商的经商之道：拼命、创新与极致 晋商做人喜欢中庸，以中庸为原则，但做事却又往往喜欢做到极致，所以在晋商的行为中又总是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拼命精神和对于极致境界的追求。 1、晋商创业守业中的拼命精神。晋商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的过程都体现了其拼命与执着的精神，即为事业竭尽全力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晋商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等方面。（1）创业精神：山西人喜欢创家业，置家当，置家建屋，这一点在晋商身上表现突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评价山西人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山西人把经商作为一生的大事业来看待，通过经商来实现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2）敬业精神：敬业就是要以工作事业为重，勤劳、刻苦、谨慎，尽心尽力。晋商的敬业精神是突出的，他们信奉天道酬勤，如“都一处”烧麦馆的来历传说就典型地体现了晋商的敬业。（3）吃苦精神：晋商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甘冒风险，创业初期走西口，旅蒙商拉着骆驼，走沙漠，冒风雪，斗盗匪，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 2、晋商管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极致精神，晋商管理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们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上。（1）经理负责制：晋商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德才兼备，多谋善断，有所作为，可担重任，便以重礼聘用，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不干预一切经营活动，对于日常盈亏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2）学徒制：店员、学徒的录用也十分严格，学徒须年在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家世清白，举止大方，有礼貌，会珠算、书法，能吃苦，还要有人担保。入号前要考试，入号后要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商谚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徒制执行严格，为晋商培养了不少骨干人才。（3）股份制：晋商实行股份制，又称股俸制，股份有银股、身股（顶身股、干股）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不出资本出人力“顶生意”、凭资力、能力代替投资者为身股，银股、身股都可按股分红。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一种入股方法，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无资本顶银股即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年限来确定，这种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3、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境界。晋商有时表现为中庸，有时又表现为极致。中庸和极致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中庸与极致的矛盾体现了晋商的矛盾人格，而这种矛盾又有现实合理性，在现实中又是相统一的。晋商做人喜欢中庸，做事却往往喜欢做到极致。做人讲究中庸其实就是低调做人，做事追求极致其实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做人做事的理想境界，但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晋商基本上做到了中庸做人，极致做事，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精神比如他们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成为晋商的有意识行为，晋商只有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货通天下的抱负。要做就做最大，要做就做最好，晋商身上又有一种偏执、极端、痴狂，有一种“破”局的激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不惜打破现有的宝贵的平衡，比如乔致庸的梦想，“我要是能够通过票号在天下建立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所有的商人都能够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四处做生意，那我的生意该有多大？！”晋商有祖训，不允许做霸盘生意，但是他们在经营的竞争中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搞起了霸盘。 极致精神容易让人成功，但也容易因为偏执而导致失败。正是极致精神使晋商后期出现了过分倚重信用金融、内部管理失控、与朝廷关系过于密切等现象，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但山西票号在这些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得太远了。三、晋商的为官理念：务实轻官与官本情结 1、晋商重商轻官的一般倾向。重商是晋商家族文化的核心。人们一直用“学而优则商”来概括晋商家族的重商倾向，对于晋商来说，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子弟是去经商，家人把天资最好的孩子送进商号去学经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是相反的，“士农工商”，首业为官，末业为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晋商能有这样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晋商中有不少中途弃官从商的，如渠本乔中进士，后任日本横滨领事，却时时关心商务，最终弃官从商。 2、晋商重官迷官的文化情结。从一般意义上讲，晋商重商轻官，以经商的成功而不是做官的成功作为人生进取的目标。但是，晋商的“官念”决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晋商对于“官”的态度是既复杂微妙又矛盾统一的。商与官的关系是晋商文化中的几个耐人寻味的关系之一。有重商轻官，有弃官从商，有结交官员，有花钱捐官，晋商始终徘徊在官与商之间，与“官”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这个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就是晋商发展得比较顺利的时期，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就是晋商陷入危机、走向衰败的时期。在那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晋商的“官念”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官本商末的局限，又不可能不或浓或淡地带上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 3、晋商与官府的关系解析。晋商与官的关系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重商轻官，不入科举，甚至弃官从商。如前文所述。其二，结交官员，打通关节，谋求方便，甚至密揽特殊业务。结交官员起初只是晋商的一种生存需要；后来，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从而谋求种种经营特权，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发展到后期，甚至商号的竞争成败直接取决于是否买通、谁家买通了有关官员。晋商在此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们极尽笼络结交之能事。其三，以钱捐官，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明朝政府因为财政不足，有鬻官制度，按捐资数目授予一定的官职。晋商一般不热衷于读书仕进，但却对朝廷的卖官趋之若鹜，一般大户都捐过大大小小的顶戴。晋商后期尤其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捐官有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有时则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涉足政界，以官商身份谋求更大经济利益。晋商重商，但并不绝对地排斥出仕。“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最理想的是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其四，结托朝廷，追求特权，享受特殊待遇，走暴富捷径。清政府在统一中国的历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过晋商不少的资助。早在清代开国之初，晋商就有一些人被封为“皇商”，后来的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政府命名为皇商的晋商。晋商在财力上支持清政府，清政府给予晋商一定的经商特权，使其获利，清政府与晋商形成了一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这种结托关系互为帮助，互为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晋商参与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赔款业务，为日升昌日后谋取特权打下了基础，后来晋商票号渐渐打进了清政府的金融活动中。晋商是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应当说这也是晋商前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晋商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却渐渐地发现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 晋商对于特权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偶然、无意地享受到 自觉、刻意追求的过程，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走过了一条由发展捷径到终被拖垮的道路。结托封建政府既是晋商暴富的一条捷径，但也是晋商衰败的自身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也是晋商在这条道路上未能处理好极致与中庸关系的一个最终教训。

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山西票号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具体来说主要是： 第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劳役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清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我们知道，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且，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转化也是不能实现的。以上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施鸿保《闽杂记》卷九） 第三，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帐局，又称帐庄。帐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这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帐局放太原、纷州、张家口、库伦。乾隆元年（1736）张家口祥发永帐局，即汾阳商人王庭荣经营，资本四万两。（《山西票号史料》第1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帐局。”（李燧《晋游日记》）嘉庆（1796——1820）时，北京永泰公、亨记和大州玉分号帐局皆是晋商所设。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开设钱铺 389家。据《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载：“京城……兑换之柄，操之于钱铺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图厚利。”王安说：“今京师民间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钱票。”（王鎏《钱币刍言》）上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庆二年（1797）前陆续设钱庄 124家，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抚申启贤说：“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清档军机处录副，山西巡抚申启贤复奏《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钞票流通情况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因“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在东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钱而排斥钱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钱业公所，其中资力雄厚钱庄大多与南北洋的船业发生资金关系。 典当业是起源很早的行业。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是典当铺。典当铺又称当铺、质库。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二万多家，其中山西商人开办的就有4695家。（参阅孔经纬《中国资本主义史纲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说：“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李健《晋游日记》）印局，是一种高利贷形式。清人祁隽藻说：“窃闻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张正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杰《津门杂记》称：“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登门索道，还讫盖以印记，以是得名。是虽盘剥小民，然剜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急。”由上可见，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这就是说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第四，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越来越扩大的货币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票号由晋商首创，原因为： 其一，晋商资本积累比较雄厚。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其二，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其三，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摘要］：历史上的晋商票号，管理运营中有着类似于近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持股分红”模式，也具备类似于近现代“职业经理人”雏形，然而竟不能完成由近代而现代的金融管理进化，终至完全覆灭。本文拟从组织特征、管理特点、制度缺陷等方面予以论述，以期厘清原委。 关键词：秘密社团 制度缺陷 明清两季，山西的经济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1］而财赋有出，且所出皆为千百万两白银之数；一方面是十室九空、惯于“挟轻资牵牛车走四方”［2］的山右行商，眨眼间风云际会，以票号经营独步天下、笑傲江湖，令近现代的海内外研究者，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票商际遇或突增感慨，或仰慕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明清500多年历史中，鲜有一个商帮能够异常幸运地仰仗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迅速爬上神话般的财富巅峰然后又全然衰落。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如今只存留了几座令人乍舌的明清高规格民居建筑，所有的辉煌似已化作尘土。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本文试图从一个新角度予以解释。 ―――――――――――――――――――――――――――――――――― 1、（清）康基田《晋乘嵬略》卷2。转引至《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张正明、薛慧林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2页。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0、《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转引同上。 一、组织特征：晋商票号的“秘密社团”属性 原则上讲，“晋商”不能与“票号”划等号，晋商的历史要远早于票号的历史，远可追溯到两汉甚至春秋时期时期。但晋商最辉煌且成就突出者，非票号莫属于。至于其他行业的山西商人，与同期的徽商等国内大商帮相比，似乎并无明显过人之处。因此，讲晋商多涉票号。票号的起源颇具传奇性，近现代曾有过多种说法［3］。其中又以“顾炎武创立票号”最为缺乏根据也最具传奇性［4］。类似的说法还不止一家。［5］而且每有知名学者附议［6］。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王守义、郝树侯两位先生也曾关注于此。 1、票号传说的“秘密社团”内容 顾、傅创票号说并非本文中心内容，仅以引证票号创制起始的扑朔迷离，及其某种程度的“秘密社团”（secret societies）性质。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士子类型。他们受前朝教育却身在当朝，在精神上比本朝的贵族还高傲，但并未（或者说不屑于）获得上等职业和显赫地位，他们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并对现存秩序保持不满和对现行体制总在进行批判。士子所处的社会通常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较前朝更为专制。正是因为如此，当这些士子群体企图将批判精神化为具体运作，试图引出激烈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会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 晋商票号既传说是清季著名的反政府士人所创立，自然纲领、宗旨和管理手段总要异于常人。因此“号中规则极严密”且“尊行不废”，而非简单的在商言商［7］。同样地，由于其“秘密社团”的性质，保守机密与保护社团的需要，决定了有关票商的档案文牍是极难获得的。能够相对完整、准确复原票号业务状况的账册、信稿之类，因为有人拿了粘贴房屋的顶棚，才偶然存留了下来而且也已经残存不堪［8］。 总之，传说虽不同于历史，背后却往往隐藏若干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山西票号缘自管理上的高度自闭、经营过程的固步自封以及对从业人员严密控制的事实本身，已然带有某中“秘密社团”的倾向。有学者认为，票号与其说是个企业，不如说更像“一支秘密部队”或是“一个地下帮派”。山西票商一手造就的这个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而又与世隔绝的组织，通过“秘密社团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了历史上短暂的大繁荣，也注定了其覆亡之路。 ―――――――――――――――――――――――――――――――――― 3、刘建生、刘鹏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对票号起源的几种不同观点，如隋末唐初说、明末清初说、康乾嘉庆说、鸦片输入说等，进行了相应的汇总和解释。参见《山西近代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85页。 4、《清稗类钞》记述：“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尊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近人徐珂编《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严肃，遍涉清时各科，刻意于微末，可为清史之补正。 5、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者张一在上海申报馆出版《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其中的《顾亭林、傅青主与山西票庄》这篇文章中，记述了作者和山西票号某掌柜（民国三年）的一段对话，叙述顾、傅创票号的根由。 6、参见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以是铙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7、反映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童话。果如剧中乔致庸那样做生意，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成功的。乔致庸孤注一掷地去做一些事情，风险相当大，但其宗旨也非常伟大：武夷山贩茶、助军救驾、赈济灾民、保卫矿山等等，绝非一般商人所为和所能为，更像是士子文人及其秘密团体在借此弘扬一种既定的主义或主张。 8、日升昌票号的残存信稿及部分账册，是在当代修缮房屋时候发现的。由于上述物品当初用来糊做了顶棚，散乱残损极其严重，只能部分揭裱并重新装订成册，现藏于山西平遥中国票号博物馆。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2、票号经营中的秘密手段 秘密社团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也少不了让外人看得一头雾水的暗号和密码。这些内容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寓意在内。平遥“日升昌”票号当年的营业大厅中，墙上张贴着票号的规章以及一篇看似普通的诗作。解说员总会主动告诉旅游者，墙上的诗作其实是“日升昌”的密码表：客户的汇款地点、汇款金额、提现地点等，都用汉字编码写在汇票上予以保密。从密码表的操作方式来看，日升昌票号所使用的密码完全具备密码学中有关编码法（code）和加密法（cipher）的核心原理。当然，了解并掌握这一原理，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平遥“西裕成”颜料行改为“日升昌”票号后，由日升昌而分化随诞生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9］。早期的“蔚泰厚”票号的汇票“暗号”还是比较简陋的，可见日升昌的商业密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10］。 所谓“编码法”，就是用字、词语和数字来替代明文。例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一年当中12个月的代码。“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码。“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11］。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这种情况下，从码文（codetext）还原成明文是不需要算法和密钥的，而生成码文或还原明文则需要一本密码本（codebook）。密码本列出了所有数字（或替代文字）和与之相对应的明文字或短语。加密法，则需要算法和密钥来加密信息。 日升昌的票号凭证上不仅有水印标志，而且各分号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约定的暗号内容。有时候，某个字的间架结构上或是笔划上，便可能早做了手脚且暗藏玄机。这些载有密码的银票一旦兑付之后，往往立即销毁。仅凭保留下来的几张残损汇票，判定一段时间内兑付过的银票并不销毁的说法，是缺乏解释力度的［12］。总之，票号在运营过程中许多做法上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西方银行正常开展业务所涉及的内容。给外人的感觉是，金融业务虽涉及钱银马虎不得，却也不至若此。 大卫•卡恩（David Kahn）说过：“密码术（cryptology）就是保护。通信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好比甲壳对于海龟、墨汁对于乌贼、伪装对于变色龙一样重要。”［13］金融业用以规避金融风险的质押担保等类形式，是票号的重中之重。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山西票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结算汇兑票证上做足了“避险”功夫的山西票商，似乎从来不考虑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并通过质押担保等予以防范。票号业务基本空口为凭的做法实在令人乍舌，除了能证明自己是铁杆的密码爱好者之外，似乎在本业中别无他长。 ―――――――――――――――――――――――――――――――――― 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98页。 10、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页。 11、不同票号的密码设定各不相同，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十一章、汇票信汇格式、密押及其他、1217页。 12、黄鉴晖认为，山西平遥的中国票号博物馆收藏有日升昌各分号向京城汇银的几张残损汇票，说明道光年间兑付过后的汇票并不销毁。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13、转引至（美）理查德•斯皮尔曼（Richard Spillman）《经典密码学与现代密码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二、管理特点：票号内部制度的问题所在 中外历史上，举凡宫廷政变、地方谋反、帮派争斗、宗教结社之类，都是要在不可能存活的地方“置之死地而后生”，并打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1、票号对成员的严密控制 为此，这些团队不仅要纪律严明、号令有度，而且都带有极强的“秘密社团”特征。“大德通”票号规定，“勿论老少人位，每逢下班归里，总得先到祁铺，不准私先回家，然后到铺。如与别伙捎带物件，亦应先送本号留底转寄。”［14］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这种对成员人身的控制可谓登峰造极，超越现代人的想象。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必定有高压的手段。除上述伙计没有得到身股时不许回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且别的票号亦不录用之外。而且因为职员多是本乡本土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这正是中国人爱用同乡的一种理由”［15］这种用人制度、内部防范制度以及相应的人身的限制，从票号的用人制度来看，几乎可以概括为“生是票号的人，死是票号的——死人”：这一切，是你从进入票号的那一天开始的。晋商的股份经营有两种：银股与身股。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合股经营中亦较易产生矛盾和纠纷，有时雇佣的店员携资逃跑，店家可能采取羁留店员家属或财产的办法。倘若是经营方面单纯的亏损过失，则实行无限责任制，一直要对当事人追究到底。 关于票号伙计的选定，资料显示是这样的：“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近若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与身股，不给工资。唯岁给置备衣服之资……未得身股之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16］陈其田认为“这种办法甚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17］实大谬不然。 ―――――――――――――――――――――――――――――――――― 14、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97页。 15、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彭信咸《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661页。 16、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70－71页。 17、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84－85页。 2、票号股份管理的问题 秘密社团，通常比常规的社会团体更加等级森严和赏罚分明。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从最底层的没工资的学徒到最顶层的分号掌柜，订立了36个等级的工薪，俨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金融科层体系。在这样的科层体系中，刚入行的成员需要从头做起，处处谨小慎微，严格遵守票号规矩，以免由于自己的原因株连家人。这种管理方式与近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形同神似。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所称道的创举。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约三分之一的职工拥有顶身股，看似可操作性很强激励因素很高。实际上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票号开始总是“银股”（货币资本）比“身股”（人力资本）多，身股大约只相当于银股的二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成员身股的数量已远超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员工所占股份已超越东家。这种股份比例在当代有限责任公司中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在晋商票号“股东一股独大”的环境下却是个非常现实的管理问题问题。 3、票号掌柜与东家的畸形关系 票号的“东（家）－掌（柜）”关系，是晋商另一个为人所普遍称道的地方。这种关系却是畸形发展的：由于从不过问和干涉票号的经营，票号的资金支配者也就是东家，在面对执掌票号经营大权的大掌柜时，形同面对“专家”的“行外人士”。此外，因为约定了东家“不理朝政”，每个票号内的职业成员都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其原有的优势地位。 限于其运作方式，票号东家只能依赖其大掌柜提供资讯。如果这些大掌柜控制了东家与伙计的经济资源，并将它们结合于自己的麾下进而造成“行业垄断”，以对抗东家甚至更高级别人等如地方官吏的话，无疑将形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虽然东家高高在上，可以决定是否裁撤或留任某个掌柜，历史上却出现过票号东家给大掌柜下跪求饶的怪现状［18］。 可见类同于“秘密社团”的管理方法，往往能立竿见影，卓见成效。这样的成效实质上却是有效果没效率；有速度而方向不明。晋商票号高效、集权、统一的领导模式，导致大掌柜一句话就可以否决部属的正确提议，乃至于使东家胆寒惧怕。可见，票号东家不过问业务而全权委派大掌柜管理，非但不是票号管理中时所公认的优点和长处，反倒是掌柜专权以营私利的问题所在。一个不尊重股东权益惟经理人是重的机构，是不具备长久生命力的。这是企业管理的“天条”，违反这个“天条”肯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三、制度缺陷：晋商票号衰败的致命原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功利性组织”（现代企业），而以“维持生存性组织”（传统商号）为特征。考察晋商票号在微观层面上所形成的功利逻辑，基本可以断定它的“技术理性”从未上升到商业金融管理的“制度层面”。这固然受制于彼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也说明票号貌似先进管理的背后，实质上依靠“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信念支撑［19］。资本积累和利润去向方面，也多以捐输助饷、购置田宅、修路筑桥、祠庙义学等类内容为主［20］。 1、传统文化对晋商行为的影响 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涉及技术理性、功能理性之类的内容是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空间的。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倾向非常严重，因此无论是技术理性还是功能理性，都只能在制度层面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存在或变相存在。晋商与其说成功于自身所具备的商业经营智慧，不如说成功于对中华管理传统的领悟与熟练运用。最终，也失败于这种传统的既定法则。 稳健经营始终是晋商的特色，既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的追求和目标就只能在固定的框架内起作用。组织的稳定更多地与成员的利益、态度、观念和组织内部的人际网络结构有关，也就是与非正式的管理结构有关。组织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技术理性和功利逻辑，无论其作用还是发挥的空间，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农业生产的周而复始，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乡土社会的循环往复所决定的。 上述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传统理想追求、道德理念和精神气质，在近现代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而晋商票号一旦被道德教化占据了主体精神的位置，自身便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相应框架。教化本身所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必定要扼杀个性和创造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某种意义上，带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晋商票号、缺乏流动性的长期经营实践，使它更强调成员的“修身”，而将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对票号成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所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中国传统管理的求善、求治目标是相一致的。 因此，晋商票号虽然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其管理控制过程却并未实现现代化和制度化，而更多是借重亲子、朋友、同乡等类情感化的因素去融通、感化或者威慑。历代晋商票号虽然培训出了大量合格的近代金融业职业人选，却绝对禁止人力资本的流动。而人力资本作为在生产要素之一，流动是其客观现实所需。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此外，票号重经验而轻思辨的管理逻辑，也是这一群体虽显赫一时却没能产生职业技术规范的客观原因［21］。 2、晋商规避商业金融风险的错误选择 明清商人防范商业风险的若干举措，一是对政治力量的崇拜和依附。诚如《皇朝经世文编•盐法考》（卷50）所言：“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交通王侯是商人利润的一个重要流向，晋商在“行媚权贵”上的做法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22］。二是商人通过组成商帮、建立会馆形成合力，增强抗御风险能力。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多为晋商形成商帮并落籍客地后逐步建立的同乡、同业组织。晋商据此进行自组织形式的管理，通过“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活动，建立起社区化的基层社会。［23］ ―――――――――――――――――――――――――――――――――― 18、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载：日升昌掌柜雷履泰因与副手之间矛盾激化，以撤销日升昌各分号相要挟，迫使票号东家李大全裁撤对手，并给雷履泰下跪平息此事。99页。 1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第三章、山西商人的长足发展及衰落、333页。作者认为山西商人因其垄断地位的保持及其与政权力量的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保守性。因此其思想意识与封建制度是相适应的，并以获得盈利为满足，不思进取。 20、参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294－309页。 21、以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为例证的社会对晋商文化的总结，无非“智”、“信”、“义”三大说法，整体上还停留在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范围，而与经济金融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思想无涉。这一观点也是造成今日晋商研究无法摆脱就事论事的困惑所在。 22、刘可为在其“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一文中断定，与封建政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参见穆雯瑛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68页。 23、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2页。 结 论 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 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况，有某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

1、《山西行》宋代诗人沈与求

原文：

山西健儿好身手，气如车轮胆如斗。

十五射猎少年场，戏格黄罴同拉朽。

译文：山西的健儿们个个好身手，气魄像车轮一样，胆气如斗一样。十五岁就在少年场射猎中大放光彩。

2、《送吴秀才之山西》唐代诗人朱庆馀

原文：

泽潞西边路，兰桡北去人。

出门谁恨别，投分不缘贫。

译文：前往山西霍山以东及河北涉县地，乘着小舟向北方驶去。出门都恨分别，情投意合不会在意钱财多少。

扩展资料

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晋中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商文化

又一年的高考到了，很多同学在高考中害怕遇到 高考 作文 议论文 ，不知道怎么写议论文，可以多看一看那些 高考满分作文 哦！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2022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_高考满分 作文素材 大全10篇，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一)

各有千秋

“江山代有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言，道出了每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有的灿烂 文化 的真谛。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者虽处于动荡之世，思想却激跃出前所未有的夺目火光。儒、道、法……各家思想在碰撞中交流，在争辩中借鉴，它们是乱世中明亮的火焰，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造就了诸子百家的璀璨辉煌。

人们时常感到生不逢时，期望回到或飞越到某个时空的过去或未来，但不曾想，每个时代自有它得天独厚，不可比拟的机缘巧合，从而衍生了不可复制描摹的独特，春秋战国如此，中国近代亦如此。近代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与高远目光，造就了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的无比震撼。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白话文小说如《阿q正传》等新式文学作品，让人震耳发聩，唤醒了国人麻木的灵魂与涣散的斗争意志，我们亦会赞扬这个时代，钦佩这些爱国者，或者向往这血与泪交融而出的文化结晶。

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上演着它们的独有的历史，各有千秋。中国如此，外国亦如此。

宁静浩瀚的大海，孕育着古希腊的绚烂文明。精美的雕塑，奇妙的神话，闪耀的哲学之光……无不让人心往神驰，愿可生活在那美好的和谐中，但也有人愿活在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刺激时代。

文艺复兴时，资产阶级为反封建求民主，从古希腊文学典籍中汲取精华。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说：我愿回到古希腊那民主的年代，却更愿活在当下，肩负我的责任，将人文主义延展于今。的确，各个时期的文明成就各有千秋，我们只能选择喜欢或倾向于哪个，却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但文化责任感却让人甘愿在这时代开辟人类精神新天地。

古往今来，是时代造就了人，造就了文化，或是人与文化创造了时代，我们不得而知。即便我们因自己的喜好向往生于某一时期，却因活在当下而一味埋怨，这终使这一时代的光芒黯淡。与其一味地活在幻想中，不如尽自己所能让自己的时代大放异彩。

周国平曾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朝圣路，每个人孤独的路便组成了人类这一时代的精神家园。每个人的向往不同，一如历史学家汤因比钟情一世纪的新疆，居里夫人外甥女涵娜独爱一世纪以前，伊雷娜却愿生在未来世纪……人们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但若将向往化为创造时代文化辉煌的动力，这个时代亦有一番美丽的天地。

春秋百代，各有千秋。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二)

天生我材必有用

茫茫苍穹，每个生命都是与众不同的，都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正如诗仙李白说的那样：天生我材必有用。

水滴虽小，却可以组成大海;沙粒虽小，却可以组成宇宙;绿叶虽小，却可以组成森林……不管你是什么，上天创造了你，总有你的用处，不成“方”，还可以成“圆”，正如古诗所云：“方圆虽异器，功用信俱呈。”

自己的路是要靠自己去探究、摸索的。不适合这条路，你可能适合另一条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美国前总统林肯，他是美国历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但他的总统之路走得异常艰难。林肯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他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在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告诉他要想不愁饭吃，就去当大律师。但是由于家里贫穷，他的大律师之路没有走成。于是他被父亲送去当鞋匠，但由于鞋匠主吝啬、狠毒，他的鞋匠之路同样没有成功。后来长大了，他做过清洁工、送报员、服务生等工作，但是他觉得都不适合他自己，他永远坚信着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再后来，他去竞选州长，但屡次竞选不上，他伤心，他彷徨，他曾一度想放弃这条路，但他没有，他相信自己，最后他终于成为了美国历最为优秀的总统之一。

我国历明代的富豪万三千，他的钱财多得数不完，甚至富可敌国。万三千曾经是个穷小子，在小时候经常被欺负，他发誓一定要做一个有钱人，于是他去做生意。一个穷小子去做生意当时被很多人耻笑，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开始他四处漂泊，到处向人请教做生意的 方法 ，但大家都不愿意将自己的 经验 告诉他，于是他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他曾想自己应不应该做生意，但他不甘做穷人，他觉得自己一定能成大器，“天生我材必有用”。终于在他努力了十余年后，成为了明代第一大富豪。

也许你不适合做医生，但你可以去当律师;也许你不适合 唱歌 ，但你可以去学琴：人生的道路千千万，总有一条道路适合自己。无论是“方”，还是“圆”，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最重要的是要有豁达的胸怀。、

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成“方”可以成“圆”。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三)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有人笑说：“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而当今的社会，却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看远了。”然而，笑声背后的辛酸，却不仅仅是逐渐淡漠的邻里关系，更是人心铸成的一道道心门，将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之心灵隔得远在天涯，隔出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隔出了所谓的安全感，也隔出了一个冰冷的世界。

然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社会中的你我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每个人都点燃心中善的火焰，顺手的小事，平常的爱心，便能拯救整个社会的明天。

顺手的小事不一定小，别人的事也不一定只属于别人，倘若修船工不愿为别人的船补一下多余的洞，那如果划船的孩子中也有一个是他自己的掌上明珠，他又怎能不因没有顺手做小事而后悔莫及?

顺手的小事，彰显的不只是一种向善的习惯，更是道德社会的脊梁。被“彭宇案”“许云鹤案”吓怕了的十位路人，竟忍心看着可怜的小悦悦遭受两次车轮碾轧之苦，却不敢只是顺手地将她拉到一边。

冰冷的雨滴拍打的不仅仅是小悦悦摔倒下的那块土地，更是十几亿国人的冷漠之心。还好，还好有人愿意伸手，还好有人愿意做这样一件顺手的小事。还好有善良的拾荒阿婆陈贤妹愿意拉小悦悦一把，她这一拉，不仅仅是将小悦悦拉出濒临死亡的边缘，更是将我们这些旁观者拉出道德滑坡的冷漠世界。

一个拾荒者，有的却是超越众人的至善至美。她的善，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却足以使冷漠的灵魂为之震颤;她的美，不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却足以让每个人都为她的魅力所折服。

但你我更要知道，这种魅力并不是你我力所不能及，只要我们愿意将顺手的小事用心做好，将平常之爱心播撒在身边，我们的世界便不再是孤岛一样的荒凉暗淡。

也许，平常的爱心只是苏州撑伞女孩的一把伞，它却可以撑起爱，撑起阳关，撑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也许，平常的爱心只是那位白衣少女的一次人工呼吸，这却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挽救一片道德，挽救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顺手的小事与平常的爱心便是善的桥梁。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四)

不甘沉默

人言：“沉默是金。”意为不常说话的人常常能取得成功，所以在一些人们的观念中沉默是一种美德，是一个人沉稳内敛的表现。而在现实生活中沉默似乎成为一些人逃避一些问题的惯用方法，他们认为我不说我不问，事情就可以这样过去。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由黄渤主演的《 记忆大师 》中，那位犯罪的警官让我印象深刻，他因为小时候长期目睹母亲被父亲家暴而发生了心理扭曲，最终杀了人。有些网友将矛头指向凶手的父亲家暴致使孩子犯罪，而我认为那位母亲有更大的责任，面对伤害她选择沉默选择懦弱，最后不仅害了自己，还断送了孩子的一生。所以说，你所认为的沉默并不能为你解决什么，有些事情，我们不甘沉默。

一开始听见莫言的名字，不禁感到疑惑，一个作家为什么会取与自己职业完全相反的名字。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提到过，成人社会，他在放牛时养成了爱说话，特别是爱说真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他的母亲曾痛苦的劝告他少说话，莫言当时被母亲感动的鼻酸眼热，所以在写作生涯开始时为自己取了“莫言”这个笔名，然而事实证明他一句话也没少说，并且还经常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真话来。他还将真话写入 文章 ，为此他得罪了不少文坛上的人和一些读者，但正如他在《生死疲劳》中所写的那样：“哪怕只有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家不甘沉默，承担起揭露社会黑暗的勇气，正如他所说，文学不是颂歌，他用他的悲悯情怀温暖着社会底层阶级的人民。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觉得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形容崔永元再合适不过了。崔永元的话我们都是知道的，无论是娱乐圈的大明星还是社会上的小市民，都逃不过他的那张嘴，就连周立波的婚礼他都没放过。他曾在周立波的婚礼上这样调侃道;“我一点都不崇拜你，我其实最崇拜的是你的母亲，她是怎么样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把你培养出来的。”随后他又转向周立波的妻子吴洁问道：”你知道应该用哪四个字来形容你吗?叫一时糊涂。”周立波听后脸就绿了，但是敢怒不敢言。

所以，一个有思想又不甘沉默的人，才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五)

以笔绘脊梁

“心存良知璞玉，笔写道德文章”，巴金老人以笔作刀，与内心的敌人战斗，与社会丑态作斗争，与人性阴暗博弈。他在几十年的人生中，以笔绘出中国脊梁，向世界诠释了中国魂的高度。

曾经的曾经，我亦不知脊梁为何许物。他们可以为了民族大义，几经奔走呼号，不惜在首阳采薇而亡，不惜投身汩罗江以唤醒楚国国君，不惜于重重兵力的秦殿上刺杀秦王。这是为何?后来，我读到了屈原自负香草美人的高洁，我读到了壮士对知遇之恩的感动。

是他们，用笔为目，绘出祖国万水千山和世间百态，用笔为耳，聆心鸟鸣风啸和人嘈车喧。他们不满足于此，用生命和时间为代价，以笔绘出中国的脊梁。

过去的过去，我为社会道德的滑坡而失望，我为人性贪婪的欲望而恐惧。但顾城用黑色的眼晴寻找光明，我感受到了朦胧的善意，老舍为罪行向小狍包弟忏悔，我感受到了真挚的 反思 ，鲁迅为广大人民发出声音，与社会阴暗面斗争，我感受到了伟岸的刚正。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智则国智，愿我们以笔绘出新时代的中国脊梁。

列强入侵，各国肆虐，瓜分倾销，国将不国，但人们都投降了吗?鲁迅在狂人 日记 中以狂人之囗控诉社会，胡适以笔诛口，为新文化运动写下浓重一页，李大钊以红色革命为信仰，为中国带来了革命的新征程。

他们，用笔绘制中国脊梁，用笔诠释中国魂，用笔创造中国梦。无论古今，他们是中国英雄。

可曾听到国学的朗朗经声，这就是孔夫子在亘远的历史源头传来的教诲，读书，我们要思与学，不可偏废，复习时，我们要温故而知新。教书时，我们应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对待朋友，礼轻情意重。对待远方客人，应乐善好客。对待国君，要做到忠义礼智信。对待兄弟，要友善谦让。对待父母，要孝顺友恭。

可曾看到徐悲鸿的骏马，一匹匹傲然纸上。他曾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诚然，人的傲气是无益于事的，但傲骨则是一种卑微。徐悲鸿以自己的傲骨，民族的傲骨绘出中国的脊梁。

这些都是中国的勇士和先哲们，他们也是中国脊梁的画师，也是中国魂的画师，也将成为中国梦的画师。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以梦为笔，绘出新时代中国梦的脊梁。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六)

正确认识自己

尼采曾说：“聪明的人，只要可以正确认识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由此可知，正确认识自我，是走好人生路的关键，对于自我的评价，因以自己为衡量标准，而不应以外物或他人评价为衡量自我的标准。

以物喜，可能会造成盲目自大，以物悲，可能会造成盲目自卑，对于认识自我，我们应以实际情况为衡量标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方可走向远方。

纪伯伦曾讲了一个狐狸觅食的 故事 ，狐狸外出觅食，见日光下的影子可以反映自己的高度，很是欣喜。清晨和黄昏，日光下的影子很长很长，它以为自己很是强大，便开始得意洋洋，不免有些自高自大了起来。等到正午时刻，影子变得很小，很窄。他开始自怨自艾，一度怀疑自己的力量被人夺走了。这就漱哈镜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以实际情况衡量自己，那么我们必将患得患失。

不以放大镜为据，自高自大。邹忌问身边的人自己和徐公比，谁更美?大家都说皱忌美。这时，邹忌应该飘飘然了吧?然而他却没有，他将自己和邹忌真实的相貌仔细比对，他恍然大悟，原来徐公比我美啊。这正是正确认识自我的事例，邹忌的正确认识自我，也为他顺利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琐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以显微镜为据，放大缺点。一位母亲有一个开伞店，另一个卖鞋。下雨天，鞋店的儿子生意不好。晴天，雨店的儿子生意不好。别人劝她反过来看，便会是另一番景象了。于是，她下雨天会为伞店的儿子开心，晴天会为鞋店的儿子开心。于是她开始正确认识自我，不再放大缺点，能够悦纳自己，丰富自己的人生了。

不管是放大镜，还是显微镜下的自己，都不是真实的自己。现实中，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同样有很多，比如某些低分考生为抬高身价，大肆宣扬"能力比分数重要"，过分鼓吹社会和人脉能力，而不注重自身实力的提升。而另一部分人则十分悲观，认为别人都无法学会知识，自己也学不会便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们觉得自己很无能，不能承担起任何责任。对于上述两种人，"反躬自省"是很有必要的。

无论数分自高自大，还是放大缺点，都不利于正确地认识自我。如果至高至大的人不"反躬自省"，他可能会因为过高地估计自己而面临人生的滑铁卢。自卑过度的人如果不"反躬自省"，可能会自怨自艾，虚度年华。

因此，让我们时常"反躬自省"吧!毕竟孔子每日还三省己身呢。

我们如果在人生中，不因放大镜而表失自知之明，不应过分放大错误而妄自菲薄。那么我们便可以谱写出人生的华美乐章。让我们正确认识自我吧!这是我们人生中的必经之路!让我们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吧!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七)

泱泱古国，悠悠华夏。五千年的历史轨迹，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五千年的风霜雨雪没有将龙的传人的那些优良传统埋没，而是历久弥新，薪尽火传，古人推崇诚信者，今人厚爱诚信者，历史选择诚信者。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者，发乎礼，义者，发乎情，止乎心，正乎身。在儒家看来，行仁施义的先决条件为内心的向善，所谓勤心诚意者也。心中信守诚信，方能宁静安心，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义者亦应以诚信为本。义之所存，诚信存之也，读《大学》《中庸》，一字以蔽之，诚也，诚包罗万象，诚信是它的具体体现。

在滚滚而来，浩荡而去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诚信者比比皆是，荆轲于"风萧萧兮易水寒"中作别太子丹，壮士一去，只为报知遇之恩，虽蹈死地亦无怨无悔。伍子胥逃离楚国，得吴王重用，答应替他报仇，从此伍子胥尽心辅佐，纵然之后受猜忌可仍然不改忠心。陶朱公荡舟西湖之上，得以"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秘诀便是诚信经商，后世徽商，晋商皆履行了这一原则，才有了商行的繁荣昌盛。

诚信在心，将诚信发挥在经商致富中，可以家财万贯;将诚信延伸到安身立命上，可以后世传颂;将诚信拓展到八荒六合，四海之内，则可万民归心，顺天地阴阳、法四季轮回，运之则五岳震荡，百川奔涌，诸侯朝服，天下匡正。屈原被发行呤泽畔时，叹"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愤恨那些"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他忠君恋阙，心系国家，屈子一跃，一河碧水为之激荡，千载令名不朽。刘邦入守关中，之所以可以深得民心，在于履行约法三章，秋毫无犯，刘备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之碍，与邻国交好，于内则治民，诚信于民，是以三分天下;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对百姓有诚信，天下人拥他，他便要对万千黎民百姓谋福祉，是以创造了"贞观之治"……凡此种种，皆言诚信为人立身之本，天道酬诚信。

因此，传承民族的美好品质，将诚信贯穿在身心中，用诚信指导我们为人处事，则人生得以绚烂，事业得以辉煌!

谨记，天道酬诚信，诚信伴我一路前行。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八)

一只蝴蝶欲像雄鹰般飞过沧海，没有坚实的翅膀，没有翱翔苍穹的意气;只有华丽的外衣，盘旋花朵的虚伪。现实像那无边的沧海，而我们则是那欲飞过沧海的蝴蝶，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不是雄鹰?”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曾历练，只是一群围绕在花朵旁的蝴蝶。

如今，这样的“蝴蝶”不在少数，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两耳不闻窗外事，考上大学才光荣”的思想，只要学习，剩下的，无论是家务还是琐碎的小事，一律家长包办，这样的我们如何才能成为雄鹰?现在的家长犹如三国时的诸葛亮，而我们则是他忠心辅佐的刘禅，无论事情大小，“诸葛亮”都亲力亲为，而“刘禅”只需一句：“全凭相父处置”。

何等的悲哀啊!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见解，是永远不会成长的。温室的花朵，终没有梅花的芬芳，雪莲的圣洁。当我们去穿越沧海时才会发现，自己甚至住经不起清风吹起的半点漪沦。我们需要的是犹如雄鹰般坚实的翅膀，而这翅膀，必须经过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这不是任何书本可以教会你的。

“每只雄鹰的尽头都是苍穹”，那搏击长空的意气，使他勇敢，坚强。掠过荆棘的山谷，飞过痛苦的沼泽，越过孤独的高山，踏过危险的森林……展开你拼搏的翅膀，自己去发现这世界上的酸，甜，苦，辣，自己去寻找时间的美妙。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与路线，然后奋力去实现。

不要怕有人嘲笑你，你只需一句：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不怕困难，勇敢翱翔。无论前方多么危险，都不曾退缩，因为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会明白。亲身体验过才会成长。“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飞越苍穹需要勇气和毅力，检讨自己，你有坚实的翅膀么?虽然拼搏精神是雄鹰的特权，而我们只是“沧海之一粟”，但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像雄鹰一样，踏上自己的成功之路，只要我们肯实践，肯努力。

面对未来，我们必须勇敢，让自己可以在暴风雨中自由的翱翔。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九)

谁都想走笔直大道，但世上没有永远的笔直大道，只要你一直往前走，你就避免不了遇到坡道和弯路。

若干年前，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偏好，将高速公路裁弯修直，想节省点资金，也想给匆忙的人们节省点时间，可事与愿违，笔直的高速公路上，车祸频起。后来人们才发现都是“直道惹的祸”。直道让人视力疲劳，让人心思倦怠。将直道有意调弯后，人们用心转弯，反而事故少有发生，从而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其实自然界的生命也是一样，它们都要经历生命的“弯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禾苗长大要经过风霜雨雪的“弯道”，揠苗助长只会使它过早枯黄;夏蝉破蛹要经过痛苦挣扎的“弯道”，剪蛹帮助只能加速它的死亡。弯道是它们成长的一部分。

人生有谁不想避开弯道，可生命的辉煌就必须经过“弯道”的磨砺，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没有曲折，哪来成功。领导红军反围剿时，四渡赤水，南涉乌江，来往兜圈，尽走弯道。事后才知，不是走了这些“弓背路”，早已像石达开一样葬身大渡河了。

苏东坡，面临过人生弯道，从仕途的高峰跌落到低谷，从皇帝、太后都欣赏的才子变成贬往黄州的迁客。就在黄州这个弯道上，苏轼饮尽孤独，洗尽浮华，从而写出了流芳百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苏子从弯道上走出了精彩。

泰戈尔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面对弯道，我们不要忧虑，要审时度势，迈步前行。美国华裔商务部长骆家辉在任华盛顿州州长时说，在一百年前，他的祖父在距华盛顿州长官邸不到2000米处的白人家庭做佣人。一百年后的1997年，自己跨进这座官邸，成为美国历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无不感慨地说：这2000米的路，他们家走了一百年。

这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需要用一百年的时间呢?

显然这不是空间上的有形距离，而是他家庭的奋斗之路。在这条路上肯定有许多险滩弯道，只有忍耐，凭心智和勇气沿着崎岖弯道埋头前行的人，最终才走向了事业的高峰。

当然我们也不是刻意丢了直道走弯道，就像顽皮的孩子在雨天尽找水凼里走一样。我们在学习中尽可能地避免走弯路，汲取经验，助己成功;在生活中也应尽可能地避开繁琐波折，把握方向，扬帆直航。在工作中也应尽量减少内耗，构筑和谐，让生命呈现五光十色。

但我们也要从残酷的现实中明白，人生的弯道时常横亘在你的眼前：汶川地震的噩梦还未全醒，重庆山体滑坡又埋下无辜的生命，金融危机让全球经济遇冷，法航空难200多旅客丧生……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弯道与超越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

诚然不是所有的山都能打隧洞，不是所有的河都要架高桥，不是所有的灾难都可避免，也不是所有的弯道都能“取直”超越，但是当命运之神没有及时垂下救生的舷梯时，你要坚守希望，不要气馁，用你的“心”——诚实、睿智、潜能和坚韧去面对，或忍受不幸，无奈滑行;或抓住机遇，加速拐弯。

人生漫道多艰难，用“心”绕过那道弯。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十)

不知何时一粒种子发了芽开了花，为单调的底色涂了一笔艳丽，为无味的空气染了一缕清香。费尽毕生心血，不惜一切代价，只为给世界增一笔色，涂一抹香，还有什么样的生命比这更崇高?

这朵诚信之花，她诚信于生命。

这花里充满了老贝尔门40年坚守的承诺—用生命描绘出那不朽的最后一片藤叶;充满了桑提亚歌老人对古巴人生命永不屈服的承诺—可以被困难倒，但却不可以被困难打败;充满了祥子对生活希望的承诺—纵使贫困潦倒，满目创伤，也决不放弃买车的决心……

诚信于生命，不因名誉和他人的期望，而如方鸿渐般去欺家人，欺朋友，更欺自己的生命，终究失去一切!

这朵诚信之花，她诚信于爱情。

这花里蕴涵着万里长城之中孟姜女的眼泪;杭州西湖雷峰塔下白娘子的呻吟;遥遥天河边牛郎，织女的无尽思念;松岗凄凉草长莺飞之中梁祝之蝶双双。这朵花里凝聚了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思念;“咋暖还寒时，最难将息”的牵挂;“怎敌他，晚来风急”的无助。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的期盼;“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忠贞;“身无彩凤双飞翼”的相应。

这朵花里展现出一份“麦琪的礼物”，生活苦难也无法消磨尽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这朵花里更展现出面对地位和阶级带来的捆饶时，简爱凭着对爱情的执著与诚信，得到了超越阶级礼数的真爱。

诚信于爱情，不因怀疑和虚荣而如海尔茂般，把忠贞于自己的妻子当作玩偶;如杜洛阿般欺感情，出卖自己的人格来获取地位，可实际上却一无所有。

这朵诚信之花，她诚信于友情。

透过她，铺满了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元镇，白居易的共看夕阳;欧阳修，范仲淹的互勉互励。深藏着韦应物的“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诚信于友情，不因为得到天下而“出而反而”，永远背负着“背信弃义”这条毒蛇。

这朵诚信之花，她诚信于人民。

那是周恩来的鞠躬尽瘁;焦欲禄的不辞劳苦;孔繁森的一心为公……

诉说着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私;“我以我血溅轩辕”的牺牲;“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冷静。

诚信于人民，不以“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对待人民;不以“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来“以愚黔首”，否则“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季节深处，那些曾经像蝴蝶一样在枝头翩翩起舞的名誉，金钱，美貌，机敏的花朵，如今仿佛一盏盏燃烧过的生命之灯，被一次次吹灭，摇落……

生命并非都是轰轰烈烈的，但只要诚信之花绽放过，便可以安心枯萎了。且让诚信之花绽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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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票号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特点、影响：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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