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蒋观云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蒋观云(1866~1929),名智由,原名国亮,字观云、星侪、心斋,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东浒山人。早年就读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因见国势衰弱,怀救国革新之志,未赴任。同情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1902年冬自费留学日本,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任主编,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投身诗界革命,前期诗作多反对封建专制、颂扬西方民主,史称“近世诗界三杰”之一。 晚年寓居上海,诗作转向保守。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秋冬和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春夏的《海上观云集初编》一书,于1902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论述了“荒古之民”及“鬼神怪异之术”等初民社会,论述了风俗之生成、因袭、风俗与人心之关系、中西风俗之比较、神道妖怪之说与破迷信、启民智之革命等,但却未见“神话”二字出现于其中。梓于日本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在与迦勒底古代宗教的比较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多神信仰。他写道:“迦勒底古代之宗教,崇奉多神,数多之神,各自支配其领土。诸神中之最贵者,为日、月、星,以上帝为诸神之极,君主为天之代表,有半神之观念。今按中国古代,亦崇奉多神,日有纪,月亦有纪,星辰亦有纪。而其神之最尊重无匹者,厥惟上帝。……”他还以《山海经》和《帝王世纪》中的神形为例,说明神形的进化分为三代:“《山海经》记载,有所谓鸟身人首之神者,有所谓龙身马首之神者……多不胜数。又《帝王世纪》,称伏羲女娲氏为蛇身人首;神农氏为人身牛首;神农以后,亦全体为人类。”1903年,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以“谈丛”为栏题,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采用了梁启超在他之前已经采用的“神话”这一新词。在这篇被称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篇神话论文的文章中,作为诗人的蒋观云,是以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观点来看神话的,他写道: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神话之事,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然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而风靡于保尔亨利马来氏。……盖人心者,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以近世而言,可易为小说。)其重要之首端矣。中国神话,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至历史,又呆举事实,为泥塑木雕之历史,非龙跳虎踯之历史。故人才之生,其规模志趣,代降而愈趋于狭小。(如汉不及唐,不及汉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证。)他反对传统儒学家经学家们特别是乾嘉学派,把神话看成是荒诞怪异(怪、神、谐、异)的梦呓,“以为荒诞而不足道”,而认为神话是文学,是“鼓荡”人心之“有力者”、“重要之首端”,充分地估价了神话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积极作用,这是他的学术思想的进步之所在。他所重视的神话之“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鼓荡”人心的作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于人心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在神话学在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已相当发达、甚至趋于成熟,而我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同“盗火者”那样向西方盗取现代文明和思想之火,竭力挣脱旧经学旧儒学的禁锢的时候,作为我国现代神话学史上第一篇独立的学术文章作者的蒋观云,无疑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开创性角色。但由于他把古代的神话与后世的文学完全等同视之,故而认为中国的神话,即使像盘古那样气势恢弘,而又神秘莫解的创世和推原神话,都不能不显得“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代降而趋于狭小”的断言,可见出他关于神话和历史的阐释,在学理上显示出某种幼稚和偏狭。20年后,蒋观云又写了一部《中国人种考》(1929年11月)。在这部书里,在其论述中华民族起源地、大洪水等问题时,作者显然也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甚至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论点,但他对神话的“想象附会”(即幻想性)特性所作的发挥,则特别值得注意,表达了自己的见地。他写道:“基督教中洪水之说,曾有人谓在纪元前2349年,而与中国尧时之洪水,为同一时期之事,其前后相差,仅不过五十余年。西方洪水,以泛滥潴蓄之余,越帕米尔高原,超阿尔泰山,汇合于戈壁沙漠,而从甘肃之低地,进于陕西山西之低地,以出于河南直隶(今河北)之平原,余势横溢以及南方,其间或费五十余年之岁月,然后西方之洪水,东方始见其影响。顾是说也,以为太古不知何年代之事,则戈壁一带,曾有人认为太古时一大海,故西藏今日,尚有咸水之湖,与有人认阿非利加撒哈喇之大沙漠,为太古时一大海者,其说相同。如是,则由戈壁之水,以淹中国之大陆者,于地势为顺。若当尧之时代,则地壳之皱纹亦已大定,山海凹凸之形势,与今日之小有变迁,而必无大相异同之事。然则……且尧时洪水,或不过中国一部分之事,未必当其时,而谓全地球俱浸没于浩浩滔天之中,即征之各国古书,载洪水之事,亦见不一见;然多系一方之小洪水,而不足以当挪亚之大洪水。若必欲据中国之事以实之乎?古史中有云:‘共工氏以水乘火,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炉灰以止淫水。’似明言上古有一次大洪水之事,其云天柱折者,犹后世之言天漏,地维缺者,犹言大地陆沉,雨息而得再见日月云霞,则以为炼五色石而补之矣;水退而地体奠定,则以为立鳌足以扶之矣。上古神话之时代,其言多想象附会,荒诞盖不足怪。要之,惟此洪水,其时期为最古,以吾人始祖亦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或者与巴比仑、犹太希腊同载其相传之古说欤?未可知也,而其年代则固未能确定也。” 说华夏民族自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是当时西方和日本学界十分盛行的一种观点,20世纪一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此说不过是一伪说而已。蒋观云一反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里将神话看作是文学之“首端”(滥觞)、强调其作用于人心的文学观,而把古代神话作为考证和论述中国人种起源和历史演化的比较资料,阐述和宣传其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思想,显然更多地受到了人类学派的某些影响。他写道:“……印度书中所言八明之化身,中国书中所言黄土抟人,希腊神话中所言掷石化人,一入于吾辈今日之眼,既不免惊其说之离奇,而又邈无证据,置之于学术界中,无一毫价值可言。然欲认人类为突出,则虽欲不若是之荒诞而有所不可,而试从是等诸说,以回顾达氏(达尔文)之所言,则所谓由万物进化而来者,其说实至平易,而固毫不足为怪异也。” 相比之下,此时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比年轻时变得开阔了。进而,他还从人种学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的异形之神人作释义:“《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亦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之类人猿。类人猿中有名‘萨弥阿’者,其前肢盖极长。又所谓‘毛民’者,当太古栖息林木中,为防寒暑护风雨,一般无不有毛,其后以无用毛之必要,渐次淘汰而至于尽,而其时原人之一种,或犹有毛,故号之曰‘毛民’耳。又黑齿为文身之俗,今日蛮民中尚多有之,是固易解者,至当时之所谓国,决非如今日之状态,或于一方之间,取其有特异者而言之,如后世称马多者曰‘马国’,象多者曰‘象国’,其所指者或为类人猿,或为兽类,而不必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夫今日学问中可据为论点者,自必以科学为本,而无庸引此荒远之书。虽然,既为我国流传之古籍,故亦略举一而二附于其次也。” 他的这种解释,其立场,不是神话学的,而是科学的。论者说:“他企图利用所知道的动物学、民族志及原始文化史等知识,去解释《山海经》里一些奇异的人物、事象,而且对这部古典著作所记载的资料,采取了有区别的对待的态度。虽然他所解释的现象,只限于书里的一部分,解说也不太充分,可是这种说法,大体上还是站得住的,的确进入了过去学者在这问题上所未踏到的境界。它可以说是当时学界,对于这部古典著作的某些疑难部分所作的比较科学的新见解。”在此书中,蒋观云对《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作了解说:“中国古书,多言昆仑,而又述黄帝之所游(注:《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山海经》: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及黄帝之行宫。至周之穆王,欲骋八骏,一巡游其地以为快,而屈原作赋,亦若不胜驰慕之情。此明示中国古来,于昆仑若有特别之关系。且观古书所载,述昆仑之形势,亦颇详尽。夫以吾人所知三代以后之事例之,如所谓张骞玄奘之西行者,其事盖少。何则?以中国气候之温和,物产之丰备,土地之平易,既无须出塞西行,为逐水草而谋生计,而以其道路之险难,亦足阻人旅行之情。然则,太古时代,以何因由,而反于往来西方之事独密?此而谓由中国西行,以探其地,毋宁谓由西东来,而道路所经由,因得熟悉其地形也。且犹有不可解者,古书所言西方之事,何以皆归之于黄帝,而取百家之说,以参差互证,又俱言西方盖有乐国,即黄帝之梦华胥,亦云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今天看来,他的这段解说尽管不无捕风捉影之嫌疑,但他看取问题和立论阐发的角度,也有可取之处。蒋观云在他的时代,发表了中国神话学史上了第一篇神话专文,为中国现代神话学揭开了第一章,其功绩永垂史籍。摘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