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丈夫论文题目

1930年代,沈从文创作了以探索都市女青年婚恋心理和情感生活为题材的一组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多重意蕴,她们既映照出都市男性的孱弱,又暴露了女性自身"自然"的缺失.作者探索都市女性人格、揭示知识者"阉寺症"的人性病象,与作者笔下的湘西女子构成鲜明的比照,对完成"湘西世界"的想象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沈从文小说创作研究综述摘要：近几十年来文艺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由以前对他的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发展到后来对他作品的肯定及重视。期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尚须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研究 综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作家，有关他的作品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有一定的史学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作品研究的基石与铺垫。在早期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关他的小说评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倾向与模式，其一，以思想性及真实典型论为核心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这些批评主要以沈从文早期创作和乡土题材作品为对象，“空虚的作家”[1]“没有思想的作家”[2]“作品人物都是空洞无物的”[3]“那种轻松，那种优美，都是无聊而甚至应该排斥的”[4]等结论。其二，对他作品创作的独特风格的认可，苏雪林堪称这类批评的突出代表。她在《沈从文论》中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刘西渭的观点也有代表性，在他的《〈边城〉与〈八骏图〉》中，认为沈从文的艺术创作表现了“具体的生命”，而他“所涵有的理想”是融化在作品中“各自的生命里”的建国前夕，则由原来的文学批评转化为政治定性。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文学活动作了更为全面的批判：沈从文不仅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特别的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表明当时在沈从文的评论和研究上存在着误区。二、当代沈从文研究进入新时期以前，从49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大约三十年间，没有一篇有关沈从文研究的文字发表。就在沈从文政治上受批判，创作被漠视的30年间，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中，沈从文研究却取得了明显进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香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论述。这两部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在这样三个方面是完全一致的。1. 对沈从文“大家”地位的给定、2. 将他的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3. 肯定了沈从文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深层关怀。进入80年代，沈从文从以往被埋没和遭贬抑的状况一变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大陆文学界的沈从文作品研究也逐渐从较为零散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政治评判发展为科学深入的系统研究，并于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达到高峰。在此期间编写的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等各类文学史开始对沈从文及其创作进行较为重点的评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从政治上为沈从文“平反”正名。凌宇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及其后来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皆以相当的篇幅论证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余永祥在《一幅色彩斑斓的湘西历史画卷》一文中进一步提供了沈从文并非反动作家的证据。2. 对沈从文创作方法的辨析。董易在《自己走出去的路子》一文中认为，沈从文的早期创作是浪漫主义的，而在30年代，他的思想和艺术处于成熟之境，已经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抒梦两者的结合。3. 从乡土文学或抒情小说代表作家交代阐释沈从文创作的美学价值。如高云在他的《沈从文论》中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是沈从文；许志英、倪婷婷则认为，沈从文的作品给人们提供了“区别于古代的田园牧歌式的另一种环境下的乡村生活”。而凌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中指出沈从文的小说“完成了抒情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质的飞跃。”4. 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与思路。不少论者从沈从文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如笛论富的《植根于民间—沈从文小说的特有风貌》，从沈从文及创作与苗族血缘关系的角度，如龙海清的《论苗族作家沈从文及其创作》，从肇始于五四的爱与美的文学主题之于沈从文的角度，如何益民的《沈从文的〈边城〉》，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角度，如尚喜平的《一个探索者的足迹》等等。这些研究并非处于同一水平，其成果也等次有差，但显示出沈从文作品内涵的丰富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继承前一时期的优良传统和巨大成果的背景下，沈从文作品研究进一步发展，向纵深和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推进，成果丰硕新论不断，形成一个初步繁荣的局面。本文侧重对其创作主体的背景思想、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等这几方面入手， 做一尽可能全面的综合和概括。（一）背景研究如何看待家世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沈从文从军队出走并踏上文学道路的行为，以及他作品中流露出的贵族气息等都与他的家世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于那种受人尊敬的家世及家世所照亮的童年情景的追溯与偎依。”[6]另有评论者则认为单凭祖父一代为官便认为沈从文出身官僚豪门是勉强的，他继承了父辈一代的“生存自由”及“生存奋斗”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影响为他的一生崇尚自由、执著于理想定下了基调。[7]金介甫先生认为“湘西对沈从文后来偏爱文学可以说影响甚微，原因是他生长在军官之家，而不是出身在书香门第。”[8]总的来说，家世背景并非促使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原因。（二）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对于沈从文小说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也有研究者按时间的顺序认为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作品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而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9]及谭怡楚的“情爱文学研究” [10]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讨论，总的说来，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法，除了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也有一定深化，关于沈氏的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而对于沈从文其他的小说研究者引发了一些争议，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夫权制文化意识？”[11] 《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 [12]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13]——这些争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小说与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这为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于沈从文小说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凌宇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撞击看沈从文》，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书中详细地谈到沈从文创作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及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其后的赵学勇在《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一书就论述了沈从文与中外文化思想相呼应的一面，并由此而发现和证明了其创作意蕴中一些独到之处。吴立昌在他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更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沈从文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现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也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祺，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入点，但沈、张两人又毕竟存在着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14]综观近几十年来学者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不难看出，研究思路上由注重作品的分析开始向深入细致的主体倾斜，研究的思想从偏狭走向开阔，研究的方法采取了新领域多角度的认识，如引进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原形批评、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精神分析法说等，可以说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与此同时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小说与福克纳作品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小说中湘西的兵政文化、傩戏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将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注释：[1] 侍桁 《一个空虚的作家》 载1931年《 文学生活》1卷 1期[2]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3] 贺玉波《 沈从文作品批判》 《 中国现代作家论》 第2卷 上海大华书局 1936年版[4] 李同愈 《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 载《新中华》 1935年3卷7期[5] 苏雪林 《沈从文论》 原载《文学》 第3卷第3期 1934年9月[6] 黄献文《 论沈从文家世对其创作道路的影响》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1996 第1期[7] 向成国《自然的精灵》 《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第3期[8] 金介甫《沈从文传》 时事出版社 1991年版 第28页[9] 韩立群《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10] 谭怡楚《 沈从文情爱文学论》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0 第2期[11] 美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第2期[12] 山风 《心灵的悲剧——读沈从文〈萧萧〉》 《名作欣赏》 1996第5期[13] 程丽蓉《创作心理距离与沈从文的小说》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6第2期[14] 王喜绒《一个独特的文化审美视角——从沈从文到张承志》 《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第2期参考文献：[1] 《沈从文文集》 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4年版[2] 《沈从文全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3]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 昭明出版社 1975年版[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版[5] 凌宇 《沈从文传》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6]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 三联书店 1985年版[7] 金介甫《沈从文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年2月版[8] 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9] 孙冰编《 沈从文印象》 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10] 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11] 凌宇《 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 《文学评论》 2002年第6期[12] 王保生《沈从文评传》 重庆出版社 1995年版[13]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文|芳小菊 《丈夫》是沈从文发表于1930年的短篇小说，它是沈从文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小说写的是发生在20世纪湘西某地花船上的故事。 沈从文的《丈夫》笔调委婉细腻，可故事情节读起来却让人倍感沉重。 在湘西农村，有件极为平常的事： 为了生存，许多年轻丈夫娶了媳妇后，就把她们送进城里，让她们跟随同乡熟人到船上做“生意”。 丈夫明白这个“生意”的利益，女人虽然在外面讨生活，但名分照旧归他，养的儿子也归他，赚的钱也有一半归他。 在贫穷的乡下人眼里，这些女人做的“生意”和别的生意一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 长久的贫穷，让他们放弃了尊严，人性在他们心里变得麻木且扭曲。 小说《丈夫》，通过对一个丈夫两天在花船上亲身经历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了底层男人在现实面前的生存尴尬。 用一个男人在尊严面前，从麻木到觉醒的内心挣扎，让读者领悟到人性的庄严和自我救赎能力。 小说《丈夫》里，沈从文给女主人公取了个“老七”的名字，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则没有具体的名字，他被称为老七的“汉子”。 老七和她的汉子来自湘西大河坝一个叫黄庄的山村，那里出“强健的女人”和“忠厚的汉子”。 黄庄是个极为贫穷的山村，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劳，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即使用红薯叶拌糠灰充饥，也不容易对付下去。 为了生存，在黄庄有一件极为平常的事：女人外出“讨生活”，男人在家种地过日子。 那些不急于生孩子的妇人，到城里的花船上做“生意”后，把赚到的钱，每个月按时寄给或托人捎给家里的丈夫。 逢年过节，如果媳妇没办法回家，丈夫就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到船上来找她。 找到媳妇后，如果有客人，媳妇继续做“生意”，丈夫则坐在船尾低低地喘气或者抽烟。 到了睡觉的时候，丈夫偷偷看一眼客人有没有离开，如果客人还不走，丈夫就裹一条棉被独自睡去。 遇到生闷气的丈夫，妇人便会抽空从前舱爬过来，往他嘴里塞一颗糖，因为这一点甜头，丈夫就原谅了媳妇，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屏声静气地在后舱待着。 丈夫明白，女人虽然在外面做“生意”，但名分依旧归他，赚的钱也有他的一半。 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大家都心知肚明，相安无事。 黄庄人这种把妇人在花船上做“生意”，看成是“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的心理，充分显示出物质匮乏下，人性的麻木和扭曲。 为了让日子好过一点，他们不惜集体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 沈从文笔下，贫穷的黄庄人在生存和尊严之间，迫不得已地选择了前者。 从沈从文的笔端，我们不难看出，把一件原本摆不到台面上非道德化的事情，公开且合法化，这种秘而不宣的约定，在贫瘠落后的乡下并非个例，也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选择。 这种忍辱负重的生活方式，演化成了乡下人的集体无意识，让他们丧失了做人该有的尊严。 春天的落雨时节，老七的汉子背了一整篓的红薯糍粑，像访远亲一样来城里看望媳妇。 见到媳妇时，他惊讶地有点手足无措，两眼发呆： 看着自己汉子的呆相，老七问他： “那五块钱得了吗”？ 然后又问起家里豢养的猪。 老七的问话，让汉子看出自己做丈夫的身份还在，于是，悬着的心放下了，胆子便大了一点，遂摸出烟管和火镰要吃烟。 这时，老七一把将烟管夺了去，在他粗而厚大的手掌里塞了一支“哈德门”香烟， 看着手中新鲜有趣的香烟，老七的汉子再一次感到惊讶，但是看得出，他很开心。 晚上，船上来了客人，喝过酒的客人摇摇晃晃上船后，大声嚷着要亲嘴、要睡觉， 看着客人的威风和派势，老七的汉子不必指点，就往后舱钻去。 沈从文用一个“钻”字，形象地描写了贫穷的丈夫在绿帽子面前的麻木，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底层男人的生存尴尬。 一个人呆呆地躲在后舱，丈夫的心头涌起一股寂寞，和妻子距离上如此接近，心却好像离得很远，他想起了家里的鸡和猪，仿佛那些才是自己的亲人。 他欲起身回家，可腿刚迈出后舱，他想起了30多里山路上有豺狗，有查夜的团丁，于是，便泄气了，只得轻声返回后舱，以免弄出动静惹得前舱的客人发怒。 到要睡觉的时候，丈夫悄悄从板缝里看见客人还没走，便什么话也不说，独自一人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老七和掌班大娘还有打杂的丫头五多上集市买东西去了，留下丈夫看船。 河里涨了水，管船的水保为了安全起见四处查看，他来到老七做生意的船上，叫了一声“七丫头”，老七的丈夫躲在船舱里没敢作声。 水保是一个上了年纪吃水上饭的男人，他的权利在这条河和这些小船上，比一个皇帝或总统的权利还要集中。所以，河船上许多女人都认他做了干爹。 干爹喊完老七，见船上没有动静，就偻身窥视舱口，老七的丈夫深恐开罪来人，于是便从船舱里爬出来，非常拘束地看着水保，又虚又怯地说： 水保从男人结结巴巴的回答中知道，他应该就是老七的丈夫，第一次见到“女婿”，水保饶有兴致地听他说起乡下的事。 得到鼓励的丈夫，以为水保当真听得懂他说的话，激动之余，便把自己的心事合盘对他托出，连那些只适合同自己媳妇睡到一个枕头上才能说的话，都告诉了水保。 老七丈夫的粗话和蠢话，水保听了一会便没了兴致，他起身要离开时，丈夫问他姓名： 水保满不在乎地回他说： 水保离开后，老七的丈夫一面等她回来，一面猜测来人的身份。 他猜想这个人肯定是老七的熟客，老七一定得了他很多钱，他忽然觉得很愉快，轻轻地唱了一首山歌。 但是，当他想起来人的那句“告诉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的话时，忽然又有些愤怒了。 一些作为男人不该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开始滋长，他不想再唱一首山歌了，也不能再有什么快乐，他想立刻就回乡下。 心中瞬间涌起的羞辱，让他不想等老七回来就立刻上路。 走到街尾时，他遇到正说笑着往回走的老七她们，老七手上拿着一把崭新的胡琴，这是他做梦都想的一个好家伙。 老七看着气鼓鼓地要回去的丈夫，把胡琴塞进了他的怀里。 接过胡琴时，丈夫的气一下子便消了。 晚饭后，前舱盖了蓬，丈夫抚琴，老七和五多跟着唱起了歌， 琴声悠扬的热闹中，年轻人的心中乐开了花，老七的丈夫暂时忘却了羞辱。 船上传出的琴声和欢歌笑语，引来了两个喝得烂醉的士兵。 他们一边用脚踢船，一边用石头打船篷，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着： 船上的人都吓慌了，掌班大娘不敢吱声，老七的丈夫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 不一会，两个醉鬼又进入船舱，一边说着野话，一边要和女人亲嘴，还叫嚣着要把拉琴的拖出来。 掌班大娘吓得更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多亏老七急中生智，她拉住醉鬼的手，用力按在自己胸脯上。 醉鬼懂了老七的意思，于是，两个醉鬼一个在老七左边躺下后，另一个在她的右边躺下。 躲在后舱的丈夫，见前舱没了动静，悄声问掌班大娘醉鬼走了没有？ 大娘没好气地告诉他： “他们睡了”。 “睡了......”？丈夫重复一句大娘的话，便呆在那里摇头不语。 掌班大娘听懂了他的语气，为了安慰他，便请他上岸听夜戏，老七丈夫没作声，也没有理她。 醉鬼走了后，掌班大娘喊老七丈夫来前舱，连喊两次，他都没答应，一直低着头坐在后舱不肯出来。 老七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拉住大娘，不许她说话，一个人轻手轻脚爬到后舱。 不一会，她又回来了，她的汉子犯了“牛脾气”。 到了后半夜，船上刚要消停下来，水保又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来察船了。 丈夫被大娘摇醒揪出船舱时，看见老七披衣坐在床上，喊“干爹”，喊“巡官老爷”，他不知道有什么严重事情发生了，吓得不能说话。 水保见“女婿”吓得不轻，连忙替他交代了身份，巡官看了一会老七，又看了一会她的丈夫，临走撂下一句话： 等会他要回来细细考察老七。 经过这一番折腾，丈夫看出了老七的不易，他的气已经消了，他很想和自家媳妇躺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商量点事。 掌班大娘看出他的心事，也明白他的欲望，可她还是跟老七打了一声知会： “巡官就要来的”。 听了大娘的话，老七呆呆地坐在那里，咬着嘴唇没有出声。 第二天一早，老七的汉子就要回乡下，临走时，他有许多话想说又说不出口。 老七一个劲地挽留丈夫，让他多住几天，丈夫始终不松口，他执意要走。 看着丈夫难过的样子，老七把昨晚两个士兵给的钱塞到了他手里。 老七的汉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上，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住脸孔，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大娘和五多看情形不好，一齐逃到后舱去了，看着老七丈夫哭的样子，五多想笑，可她始终没有笑出来。 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女婿”吃酒时，只有大娘和五多在船上。老七和他的丈夫一早就回转乡下去了。 沈从文笔下，老七的丈夫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完成了从麻木到觉醒的转变。他的醒悟是在尊严被一次次践踏下完成的。 沈从文用一个“钻”字，两次形象地描写了一个底层男人在尊严面前的卑微和尴尬。 丈夫刚来船上时，听到来了客人，不用指点，就知道往后舱钻，此时，一个底层男人的卑微和尴尬让人一览无余。 这时的老七丈夫，男人的尊严尚处在混沌状态，直到次日水保的出现，才掀起他的情感波澜。 他先是以能和一个有头脸的人攀谈为荣，甚至还因为这个人是妻子的财神而愉快地唱起山歌。 后来，因为忽然想起水保那句“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他又感到很愤怒。 这个时候，老七丈夫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尊严意识，正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完全苏醒，所以，在听到两个醉鬼士兵的叫骂和挑衅时，他还是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 直到他再次亲眼见证妻子被醉鬼士兵要挟，并被迫接待他们，半夜了还要“照顾”巡官老爷时，他才理解了妻子的不易，并深刻意识到自己身上丈夫的身份已经彻底缺失。 至此，他作为男人的尊严才完全苏醒，所以，他决意离开这里。 临走之际，他把妻子塞进自己手里的票子撒在地上，捂住脸哭了，这一刻，他心底丈夫对妻子的疼惜和夫妻感情终于超越金钱和物质，他身上的人性和尊严统统被唤醒。 老七丈夫最终救赎了妻子，也救赎了自己。 沈从文写《丈夫》，关注的是世人该如何保持人性的健康完整，怎样才能不让人性被暂时的苦难和生存危机所玷污、扭曲。 沈从文的笔下，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伤害到你，除非你自己放不下。 他想通过《丈夫》告诉我们， 苦难最终都会过去，人要活着，就必须具备心灵的自我救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