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文字学方面的研究论文

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胡适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范畴之内。胡适发表了《说儒》，这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胡适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胡适哲学思想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其次，胡适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当历史行进到前“五四”时期时，曾给传统诗歌以极大冲击，但最终陷入困境的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已经结束，喧嚣一时的中国诗坛开始趋于沉寂。然而，正是这一相对萧条的时期，诗坛却出现了一种声势并不显赫，但却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前“五四”白话诗“尝试”。 从语言方面来看，胡适引入了新名词与开拓了新意境。从形式方面来看，胡适则在诗界革命“旧瓶装新酒”的基础上，采用多种革新方法，进一步把诗歌的外在形式导向了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领域。在句式上，胡适遵其“作诗如作文”和“不避文的文字”的主张，采用“散文化”的方法，打破旧体诗的章法结构和格律要求。在诗体上，胡适采用“背律向古”与“借用西方”的方式，向着“自由化”的目标进行了多种认真的尝试。在风格上，胡适此时期的诗作显示出了清新、平实、自然的特征。如他的“白话诗八首”就在其纯白的语言、活泼自由的形式，以及所描写的日常社会情状和抒发的个人生活情感之中，显示出了朴实与清新之风。正是以胡适这些“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桥梁”的前“五四”白话诗为标志，中国诗歌结束了其几千年来在古典形态里的发展变化，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诗纪元”。 余英时（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 季羡林（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语言学家）：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张中行（学者，哲学家，散文家）：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梁实秋（文学家）：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唐德刚（美国华裔学者）：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唐德刚又说：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李敖（作家）：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所以，鲁迅说胡适的文章浮华不实，但能凭孤本的考证过于他人。

这就是了，胡适能说出不少话来，然而凭着多少取巧和利用（虽然这些取巧和利用，终究是吸进了自己的脑袋）：似乎他不是少年成名，便不能借助他人当梯子攀登，有人反倒说他不为盛名所毁？

胡适的学问是怎么来的？作者：胡学博士对於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胡博士”这个名号就象是一个歇后语，他后面跟着的是“有学问”这三个字。事实上，对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认识也是相当普遍的。不说别的，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还能有假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都是“开山之作”吗？他的弟子唐德刚不是称他为“十项全能的学人”吗？确实，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且不管虽然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都是真的、但他凭自己学习得到的那个学位却半真半假；也不用提《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尽管都是“开山之作”，但却都是半部书。你看他，一会儿实验主义、科学方法，一会儿生物进化论、科学人生观；一会儿和别人辩论井田制、封建制，一会又和人辩论墨子、老子；一会儿研究《红楼梦》、《水浒传》，一会儿又研究《诗经》、《水经注》；一会儿“汉学”、“宋学”不绝于口，一会儿又大谈禅宗和佛教。这简直就是一副指东打西、京昆不挡、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架势。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感到有些奇怪：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并未能够扎扎实实地读书；他在留学期间，也没有认认真真地学习。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胡适那么大的学问到底是怎么来的？1 “学艺不如偷艺”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主动承认了自己早年的一桩抄袭行为。他说：“今日回看我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所写的第二个长篇《论训诂之学》；读毕觉得有趣而值得一提的，那便是这整篇文章实在是约翰·浦斯格(JohnP.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第十一版所写的有关‘版本学’(textualcriticism)一文的节译。这篇文章今日已变成[版本学界]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了。今版《大英百科全书》所采用的还是这一篇。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因为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浦文之所以对我别具吸引力的道理，便是中、西两方治校勘学的相同之处。所以我能够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例子，去替代浦文中原举的例子。”(《胡适口述自传》140-141页)。现在，我们很难理解胡适在留学期间的这种行为。因为根据他的这段回忆文字来分析，胡适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行为不合乎学术道德，因此他采用了两个方法来掩盖它：第一，“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所以他以为“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第二，“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胡适在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且也只是在日记中写一篇供自己日后参考的读书笔记，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困惑。作过读书笔记的人都有体会：利用书中原有的文字作笔记，要比把书中的意思变换成自己的语言省力得多、快得多。而注明笔记的来源，更可以为日后的查询及深入学习提供极大的方便。但是，胡适却要干费力、费时、为以后学习制造障碍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胡适在当时，也就是1916年底，他就已经在为当“国人导师”做准备了。但这个准备不是真枪实弹，而是银样腊枪头，或者说是要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胡适回国后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以他的《留学日记》中的相关材料为主要内容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胡适在四十多年之后，还能够记得这么一桩小事，可见它是胡适的一块心病。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的《论训诂之学》，实际是指《论校勘之学》，它们都是作于1916年12月26日。(《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6-329页)。根据后一篇札记，胡适在在1934年写成《校勘学方法论》，最初题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胡适对这篇文章很得意。在他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胡适说：“在学问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绩要算《说儒》一篇。……《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了。此序长八千字，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将来此文重登《国学季刊》，即改题此名。)大概中国论校勘学的方法的书，要算这篇说的最透辟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讹误一万二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425-426页)。将这篇《校勘学方法论》与胡适十七年前的《论校勘之学》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扩展而已。比如，胡适在《校勘学方法论》最后说：“他这部书[指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引者注]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帮助解决。”这个中心意思，实际就是《论校勘之学》的全部内容：它包括三部分，(一)、求古本。愈古愈好。(二)、求旁证。(三)、求致误之故。胡适在这篇札记的末尾说：“校书以得古本为上策。求旁证之范围甚小，收效甚少。若无古本可据，而惟以意推测之，则虽有时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余年来之考据学，皆出此下策也。吾虽知其为下策，而今日尚无以易之。归国之后，当提倡求古本之法耳。”(《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9页)。所以说，胡适在留学期间“偷来”的知识，直到他成名之后还能够派上用场。也许有人会对胡适的不打自招感到困惑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那些早年的荒唐行为早晚会被人发现的。与其让别人揭，莫不如自己揭，既显得自己光明磊落，也表明自己并无做贼之心。第二，胡适的《口述自传》是用英语口述的，他或许以为国人接触到这本书(在当时只是录音带)的机会很小，但讲英语的外国人将很容易发现他的“校勘学”知识的来源。这两个理由也同样可以解释他在《口述自传》终於承认他并不是“汉学世家”的后代──在冒名顶替了四十余年之后。2 向前人“借鉴”有证据表明，胡适的很多“学问”是靠道听途说、东拼西凑得来的。根据胡适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说，一次，清末翰林、民国初年的国务院秘书长陈仲恕慕名前去听胡适的讲演。他越听越觉得耳熟，后来发现讲演内容是胡适从明末清初学者颜元的书上搬来的，但却未加说明。还有一次，胡适赶场作学术讲演。钱玄同亲眼看到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到琉璃厂买了一本旧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了一遍。(沈尹默：《我和北大》)。1922年7月10日，胡适到济南讲学，在火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胡适马上找来赵翼的《瓯北诗集》，细读起来。(《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723页)。胡适在写作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大量参考了孙诒让、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是孙诒让最先发现《墨经》中含有科学内容，也是他把《墨子》中的文章进行了分类。但胡适在写这两部分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孙诒让的名字。据毛子水回忆，胡适“在西斋时，即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意，则询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据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系取太炎先生的说而发挥之（在港遇钱宾四，宾四亦以为然），其实岂只墨子，胡先生乃惟一能发扬太炎子学的人。”（毛子水：《师友记》）。但是，在《大纲》中，胡适总共提到章太炎约二十余次，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批驳对象才把对方提出来的。1923年12月16日，胡适第一次拜访国学大师王国维，两人交谈了一个多钟头。王国维谈到清代的大学者戴震的哲学时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1页)。王国维的议论并非随意为之。就在这年1月，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权威的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清朝“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虽然胡适在说这句话的后面，还加了句“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但是，第一，胡适此时把戴震与章学诚、崔述并列，其地位远没有胡适后来推得那么高；第二，这三人之中，胡适更推重章学诚，因此不惜花费心力为他写年谱。实际上，胡适在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刚刚读过戴震不久。1922年3月26日，胡适从刘文典处借得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看完一卷之后惊叹“此书真厉害！”(《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94-595页)，可见当时他尚未考虑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王国维的话使胡适重新考虑这个观点。见到王国维的当天晚上，胡适就开始作文论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今晚试作此文，成千余字，未完。”(《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3页)。1924年1月6日，胡适发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推戴震为中国近八百年来三大哲学家之一。3 向后人“学习”对于上面的几个小例子，有人也许会说，那说明胡适善于向别人学习。但是，向人学习而不道出学习来源，就难免有抄袭之讥。确实，胡适的“学习方法”是比较巧妙的，他不学习人家的形式，而专学人家的“精神”，并且将人家的“精神”加以发展和引伸。因此，别人是很难抓住他抄袭剽窃的确凿证据的──除非他自己承认。无论如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而不向脚下的人致谢，不公开承认人家的功劳，实际上自己的功劳也要大打折扣。下面，请继续看看胡适作学问的方法。1919年3月，傅斯年曾说：“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的研究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转引自：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而胡适在1918年夏天完稿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第20页)。也就是说，在1919年之前，胡适尚不认为清代的考据学方法是科学方法。(胡适只说清代校勘学是“合科学的方法”，见第19页)。但是，从1919年8月起，胡适就研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结果对它们的评价逐步升级，说清人懂得运用“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能够提出“假设”，知道通过寻求“证据”来证明假设。最后，胡适把音韵学说成是“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之所以如此，“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清代的校勘学却真有条理系统，故成一种科学。”总之，胡适的结论就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就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其实，比胡适早十五年，梁启超就已经指出清儒使用的逻辑方法：“考证之学，其价值固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不论胡适的观点是不是来自傅斯年或梁启超，他都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些观点的存在，但他却都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另外，傅斯年说的中西学术，西洋人用科学方法窥探自然界，中国人则用来整理古事物，因此造成结果不同。这个观点被胡适在作于1928年9月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毫无保留地采用。1919年5月，北大学生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认为对国故的研究，应该用“科学的精神”对之加以“整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傅斯年附了一个“识”：“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虽然胡适对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点有所发展，但谁都知道，一个观点的最先提出，其价值要比这个观点的完善和充实要高得多。但是，由於胡适的地位，“整理国故”这个口号一直都被当作胡适的专利品。确实，有人说，胡适的一生学术事业都是“整理国故”。本来，“整理国故”的口号是针对北大教授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才提出来的，那么，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刘师培的“国故研究”有什么区别呢？胡适虽然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但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在当时，连胡适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到了1921年，胡适好象突然间开了窍。这年夏天，胡适在东南大学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其中说：“整理国故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 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 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释，折中旧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底历史和价值。”(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原载1921年8月4日《民国日报觉悟》，转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93页) 。在此之前的7月21日，胡适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他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於是把它抄到了日记本中：“到编译所。……华超君做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内分：(1) 设备。……(2) 时间。……(3) 人才。……(4) 审定。……(5) 整理旧书。‘照原书印成，没加上整理、考订、校误和说明，不能算作大贡献。以后印行旧书，宜聘专家来整理。可另置旧书整理部以统其事。’(6) 扩充图书。……(7) 编辑词典。……(8) 提高生活程度。……。”(《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87-388页)。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女士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写到：“这可以说是胡适谈到整理旧书时，第一次有比较切实的主张；至其内容，则明显以华超的建议为底本而发展出来的。”(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41页)。实际上，胡适从商务印书馆“学”来的东西不止这一处。看他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到编译所。与方叔远、马涯民(瀛) 两先生谈论他们现在编纂《大字典》的计划。方先生拟有《商榷书》，内有一段说：字典辞典者，当以结账为主义，举数千年来一切事物训故，为之归纳，为之断制，不可偏举一家之说及为游移两可之词，俾检查者如习算数，得其答数，无烦更为之复核。(《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97页)。这实际上就是胡适在他那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讲的“系统的整理”的三大方法之二，──“结账式的整理”──的来源。《〈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于1923年1月。在相当程度上，这篇文章奠定了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为国学研究指点古人，谋划未来，实在是继往开来之作。它指出“整理国故”的三种方法：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丙、专史式的整理。胡适的“结账式的整理”显然来自商务印书馆方叔远的《商榷书》。他的“索引式的整理”是怎么来的呢？1917年7月，胡适在留学归国途中，到达日本东京，买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胡适在日记中写到：“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皆[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查，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成之，当教人为之。”(《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93-394页)。这就是“索引式的整理”的来源。根据胡适自己的说法，他要对《说文解字》和《图书集成》做“索引式的整理” 早在读桑原隲藏的文章之前，因此我们就把这项“功劳”归到胡适的名下。但是，胡适的“专史式的整理”来自哪里呢？胡适在1948年底逃离北平，留下了大批来往书信。这其中，有一篇顾颉刚在1920年5月5日给罗家伦的信。在信中，顾颉刚谈了自己的学术计划，即要写三部书：《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中国书籍目录》。如何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呢？顾颉刚说：“我再想，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应是《中国书籍目录》。这书目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大概用学、派、时、地、人等来分，可以成二、三百卷的光景。……我想有了这部《书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国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备的《中国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学术沟通’的事业。──这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20页)。看看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怎么说：“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十分明显，胡适上面这段话的中心思想都已经包含在两年多以前顾颉刚的信中。那么，这封信是怎么到了胡适的手中的呢？原来，1920年5月31日，罗家伦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给顾颉刚找一份工作。在信中，罗家伦说：“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97页)。顾颉刚的那封信，很可能就是罗家伦在这时转给胡适的。难怪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还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这实际上就是在敲打顾颉刚呢：不要不自量力！也许有人会说，当时胡适刚刚成名，学识不足，搞一点“顺手牵羊”的小花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唐德刚就为胡适假冒了十年洋博士的事这么开脱：“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唐德刚：《胡适杂忆》75页)。但是，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胡适不仅已经“名满天下”，而且有“一言九鼎”之势，我们还能用“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这个理由来为他开脱吗？实际上，胡适“向学生学习”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年代的后半部分。1926年，胡适与傅斯年在巴黎会面时，在交谈中，傅斯年向胡适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发展观，这就是，文学的生命最初来自民间，后来被文人借用了，而有的文人将之修改、完善，最终虽然形式完美了，生命力却逐渐丧失。就在这次见面的十天之后，胡适为自己编撰的《词选》作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如果用胡适“历史的态度”来判断胡适这个文艺观点的形成，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它来自傅斯年。看看胡适1926年的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9月1日。“傅孟真来，我们畅谈。……晚上还是大谈。在吃饭时背后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时，乃是梅迪生。他自美洲来。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273页)。9月2日。“这两天肚子很不好，今天没有吃饭，但孟真来了，我们还是大谈。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下来。”(273页)。9月30日。“十点将睡了，忽然想起《词选》将出版，应有小序。就赶作一序，共写了十三页，校毕已是两点钟了。近年作文，此文要算最快的了。客中无书，竟不能作好文字。”(《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367)。胡适1926年7月赴欧洲，年底赴美，1927年4月回国。在欧洲的半年时间里，胡适写成的唯一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是《〈词选〉自序》。(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47页)。在“客中无书”的情况下，能够以“近年最快的”的速度作成此文，真似得到了神助。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泛森先生说：“就在胡适与傅斯年见面大约十天后，当胡适为自己所编《词选》写《序》时，便沿用了这个说法”，“胡适《白话文学史》基本上发挥这一想法。”(王泛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所谓“沿用”、“发挥”，本文称为“学习”。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做学问，功力不同，而见解往往相接近。如我作《词选》序，指出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格调，往往来自民间，遇着高才的文人，采用这种新方式，加上高超的内容，才有第一流文学产生。后来低能的文人只能模仿，不能创造，这新方式又往往僵化，成为死文学。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议论，与我很相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85页)。胡适与傅斯年交往三十多年，共同经历的大事何止千万，而在对方去世的当天，胡适却单单记起了这件小事，可见对胡适来说，它并不是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