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坛,真个是大师云集之处。许多文化名人,在诸多领域里的贡献,都是今人难以企及的。就是其业余的爱好,也常有今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鲁迅从幼年起就酷爱美术,对于《山海经》与《二十四孝图》的鲜明爱憎,往往是成人所不及的。到30年代,这种爱好,就主要发展为对木刻(版画)的热情倡导,从传统的“十竹斋笺谱”、“北平笺谱”以及陈老莲的“博古页子”,到西方的凯绥·珂勒惠之、革拉特珂夫,理解之深湛独到,介绍之不遗余力,都是令人惊异的(对此,友人崔云伟君有极好的界说,此刻不能详叙)。周作人于饮茶一道,造诣颇深,把自己的书斋名之曰“苦茶庵”,是颇具自知之明的。说二周兄弟,一有画缘,一有茶缘,大概是不会有大错的。李叔同早年热爱戏剧,留学时节,粉墨登场,一出《茶花女》震动东瀛的故事,早已妇孺皆知,堪称戏缘。丰子恺是居士,自有佛缘。沈尹默好书法,可称翰墨缘。郑振铎爱书如命,不但藏书极其丰富,在“孤岛”时期,还曾经倾全家财力从日寇汉奸手边买下大量珍贵书籍,为民族文化保存了一大批瑰玮的珍宝,可以称为书缘。从小学毕业,叶圣陶就喜欢上了喝酒,到九十四岁高龄,依然饮而不辍,是为酒缘。闻一多的大烟斗,是须臾不可离身的,上课讲演,好像都有此君陪伴,其有烟缘可知矣。梁实秋是美食家,刘半农是音乐家,胡适有考据癖,臧克家喜食大蒜、花生米,有乡土癖……这等嗜好,虽然不必到处提倡,要求人人效法,但在他们的成功之路上,却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遇合,一种情怀的寄托,是精力弥漫情怀博大的象征或者说是折射。笔者不熟悉当代作家,说不好在这方面他们有什么独特建树。至于笔者以及同伴,实在鲜有出色的表现。爱好游泳下棋,喜欢旅游养花,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可惜成绩平平,难以与前辈抗衡。至于养狗蓄猫,吹牛撒谎,饱食终日,一事不为……,虽然属于个人的行为,但到底难登大雅之堂。那些更加不堪的勾当,为了避免污染,也为了不致应了九斤老太的谶语,还是不说为好吧。中国现代作家中,与水有着非常深厚的情缘者,当非沈从文莫属。他从湘西的沅水走将出来,走到有许多“海”的北京,又从东海之滨,来到黄海之滨——1931年秋,他终于落脚到建校伊始的青岛大学,在中文系担任一名讲师,与青岛的大海,海边的崂山,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他是以从未读过中学的学历走上大学讲坛的极少数天才之一。但当侧身于闻一多、梁实秋等留洋归来的名教授之间,又兼教学效果一时欠佳,班中25名学生给他教来教去仅剩5人,其中多数还是进修生的尴尬局面出现时,他却表现出“乡下人”独有的倔强和坚忍。为了在这“准”十里洋场的现代都市中生存下去,他硬是用手中的一支笔挖出了一条生活的通路。可是他流着鼻血写成的作品,在当时并不为青岛的报刊与出版机构认可,每有所作,往往只好送往千里迢迢的上海卖稿换米。这种处境,使他始终非常自觉地保持着“乡下人”的情感和理想,操守和气节。这在已经颇为殖民地化的都市和作为都市文化尖端代表的大学氛围里,他确乎成为一种颇不和谐的游离的音符。从文化角色到社会角色,他都或自觉或被动地成为“边缘人”、“边缘文化”的代表,但也正是这种非主流的特殊地位,却造就了他独树一帜的创作成就。在太平角高高的礁石上,他望着天边瞬息万变的云影霞光,想像力顿时升腾飞跃,化为既充满着野性又极其典雅的心灵的变奏曲《如蕤》。在青岛大学福山路的教师宿舍里,,他看到南来北往的教授们一个个为潜藏的情欲所折磨扭曲的苦闷,领悟到人类更年期的尴尬、烦恼与摆脱烦恼的无能和无奈,于是写下《八骏图》,其中也把自我感情“发炎”时的病态细细勾画进去。他在樱花与海棠的包围中,一鼓作气写成《从文自传》,颇具说服力地描画出一个朴野真纯的自然之子向理性和知识皈依的曲折故事和心路历程,构筑起人类童年的真纯与朴野的史诗。《从文自传》问世以后,周作人和老舍不约而同地推选它为“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他与青岛大学的教授们同游崂山,在北九水无意间邂逅一位风姿绰约的村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就作为翠翠的原型之一写进了舒徐的田园牧歌《边城》。深夜灯下,他怀想起身陷囹圄的旧友丁玲,于是有《三个女性》之作。都市的浇薄与势利,更使他怀念湘西的真诚与单纯,作为反拨,便有了闪烁着故乡山水的精灵的名篇《三三》,那神韵和风采,半个多世纪以后,还在涵育着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当然,青岛之所以在沈从文的生命中具有特别的意义,还在于正是在这样的好山好水中,他完成了自我情感和婚姻的追求与圆满,找到了堪与白首的终身伴侣。沈从文远行已经快二十年了,依然在怀想着他的,当然不止是湘西山水的子民和青岛大学的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