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工业大学学报见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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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前发布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书名，似乎有些冗长。刘柠先生新著的题目是《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东方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据我了解，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对博客题目的要求是不超过15个字，因为这样易于转载；对于网络新闻题目的要求是不宜超过24个字，这应该与网络阅读的习惯有关，有时，24个字就是标题党，不读也罢。当然，刘柠先生这部新著的题目加上标点在内，也没有超过14个字。或许，这种标题的表达是受日语表现的一种影响。任何一部著作的标题，都显示着作者的自信，当然有时候也体现出编辑的匠心。对于这部书的标题，我宁肯相信是作者的拟定，也彰显出作者一种相当的“自负”，以及在书中有可能展开的“说教”。本书“关于作者”的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活跃海外媒体，被称为大众传媒的知日家。”作为“知日家”，刘柠先生一定对1929年成书的戴季陶先生《日本论》非常熟悉，该书中有一个经典的桥段，“关于中国的题目，日本人已经不知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千百次，装在试管里化验了千百次。可我们中国人，除了一味地反对，不肯做研究的功夫。”也就是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刘柠先生写作此书，是否受到戴季陶先生的印象，我无法下结论，但我以为从书名到书中的内容都不时地着戴季陶先生的影子。历史也罢，作者也罢，想切割一种联系，标新立异，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管作者有多么的自负！通读《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一书，有四点感受，不吐不快。感受第一，该书作者曾经在日本一家电机公司服务多年，深谙日本企业的内情，无论在经营上经济上都是亲身“体验”了日本，因此内容自有深度，不似今天一些“擅写日本”的华人作者，只在小小的日本出版社和小小的日本华文媒体工作过，充其量只能抄书和抄报纸，是通过“字”了解日本，而不是通过“人”了解日本的。这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纸上得来终觉浅”。感觉之二，该书作者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一个问题的“极简史”，勾勒出它的前前后后，纲举目张，自有深度，而不是自我炫耀地“掉书袋”，让人们读来读去，把重点放到了作者的“渊博”上，搞不清楚作者究竟要说些什么。感觉之三，该书作者在每一篇文章中，都会鲜明的表达自己观点，不玩暧昧，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而所表现的观点具有理性，不是那种前后矛盾，甚至喝酒以前与喝酒以后的表述都是不一样的。感受之四，是作者继承了清末大家梁启超先生“笔端常注感情”的文风，在行文中跳跃式地流露出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比如，作者在谈到日本日益丧失的“自由环境”时，用克制的笔法坦露出自己内心的情感——“我虽然喜欢日本，迷恋其精致曼妙的文化，却始终无法照单全收。因为，只身于一种高度同构、指向过于明确统一的舆论‘磁力场’中，我会有种窒息感。（该书第221页）”这与一些沉湎于日本的“哈日”、“精日”的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因为这样，我以为刘柠先生的《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一书值得一读、二读、三读，这也是时下中国出版界“日本论热”中少有的理智之书。当然，该书也不能说没有疵点的。比如，作者这本书出版于2018年10月，在书中提到新渡户稻造时，仍说“其头像至今仍印在面额5000日元的纸币上。（该书第34页）”其实，新渡户稻造成为5000元日币上的人物始于1984年11月1日，经过20年后，也就是2004年11月，5000元日币上的人物已经转换成为女文学家樋口一叶了，这是在作者出书14年前的事情。又如，作者在书中提到近现代史上第二拨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说到“第二拨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狼狈不堪的左翼知识分子逃亡到日本，如茅盾是带着情人秦德君过去的”（该书第37页）。其实，茅盾是在逃亡到船上才与秦德君女士认识的，根本谈不上是“带”，两个人是在船上 “一见钟情”后“互撩”，上岸后成为“抗战夫妻”的。再如，作者谈到“1896年，第一批官费留日的十三名清国学生中，抵日两三个星期之后，即有四人擅自离校回国。”可以补充的是，“在这十三人中，有六人退学，毕业的只有七人”（任江辉《在日华人留学状况研究（1986—1911）》，见《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1年6月，第32卷第2期。又如，作者在书中谈到“鲁迅生前唯一为人作序的书，是内山完造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该书第245页）。其实，鲁迅生前于1933年3月为《萧伯纳在上海》作过序言；1933年5月曾为李大钊的《守常全集》写过序言；1935年3月28日曾经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1935年11月4日还曾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这里，我一方面要说，“瑕不掩瑜”，《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一书中的这些“疵点”不会影响这本“日本论”的整体深刻、鲜明、有序的见解；另一方面我要说，要想“懂”一件事情、“懂”一个民族、“懂”一个国家，谈何容易！！！我这个在网络上被称为“评介日本第一人”的人，也希望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