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副刊文章

报纸副刊是除新闻以外的文体，包括散文随笔、千字小说、诗歌和一些通讯报告文学、评论！时评，影评、知识类小品文等。

当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学公寓中闻到“十里洋场”的酒气肉味，上海现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间中闻到明清古都朴野恬澹的风气的时候，他们都不禁鼻子痒痒的打起喷嚏来。1933年9月起，沈从文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年后他似乎感觉到流派羽翼已丰，或南北文学格局已趋于明晰，于是就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拈出京派海派的话题。这就是发生于1933年至1934年间，一方是北平的沈从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揭开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发表于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他写得那麽亲切自然，先从身边的厨子写起，“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乾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在主仆间互致敬意，彬彬有礼之中，他引导文学者以这个诚实的下等人对待职业的态度为态度，认为：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哪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须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资料来源：

中国报纸副刊具有多种形式，常见的有：1.综合性副刊，以文艺作品为主，同时刊登文艺评论、科学小品以及知识性文章；2.专题性或专业性副刊，发表专门性的稿件，或以某方面读者为主要对象，如国际副刊、妇女与家庭副刊等；3.理论、学术性副刊，如史学、文学评论、经济与管理副刊等。副刊，是报纸上用文学体裁反映社会、文艺色彩较浓的、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的固定版面，定期出版，一般有刊名。常见于各种报纸区别于新闻的版面和栏目。当下的商业报纸进入厚报时代，受众细分，为了吸引读者购买阅读和吸引广告商，也为了和电视、电影、图书、网络等传播媒体争夺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报纸副刊类的版面越来越丰富。可以说当下报纸副刊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期。

沈从文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姚克波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是一位具有传奇人生和坎坷创作经历的人。他行伍出身，只受过小学教育，初学写作时对白话文了解甚少。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似与文学无缘的人，却通过自身艰苦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成为著名作家；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主持编辑过许多重要文学刊物，提携、培养了许多文学青年，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特有的贡献。1933年，沈从文接受《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职务，开始了他成就辉煌的职业编辑生涯，也实现了办刊、写稿的理想生活：“我成天都想有一个刊物办下去，不怕小，不怕无销路，不怕无稿子，一切由我自己来，只要有人印，有人代卖，这计划可以消磨我的一生。”①编辑《大公报》副刊，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编稿、写稿，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较完整地体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和主张，而不必费更多的心思去考虑筹集经费、发行销售等经营方面的事情，这对书生气较浓而又不善理财的沈从文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由华北天主教领袖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近、现代传媒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大公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自身也经过起起落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饱尝了一个世纪的沧桑。”②《大公报》个性独特、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创办之初，英敛之就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开宗明义宣称报名的含义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其办报宗旨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可见在办报之初，《大公报》就确立了自己公正、自由、为民众百姓的言论立场。1926年吴、胡、张接手后进一步明确了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言论独立，不受党派支配，不盲从，不受收买），延续了报纸创办之初的风格，强化了文人论政、民间办报的立场；不仅扩展篇幅、增加销量，而且更进一步增强了报纸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以求达到“文章报国”的目的。到了沈从文编辑副刊时期，《大公报》更为成熟，在文化界、新闻传媒界举足轻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主张与《大公报》的办报宗旨有着明显的一致性，沈从文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办报空间，而报纸的负责人也希望文风独特、思想活跃的沈从文给报纸副刊带来新的气象，二者的合作，可谓相得益彰。沈从文是与杨振声一起接编《大公报》副刊的，但就具体工作内容来看，杨振声主要以编教科书为主，而《大公报》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由沈从文负责。沈从文出任编辑之时，《大公报》已办有《文学副刊》和《小公园》两个文艺性副刊，沈从文编的是《文艺副刊》。《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1931年1月停刊。1935年9月1日起，《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与《小公园》两个文艺性副刊合并为《大公报·文艺》，刚由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萧乾，经杨振声、沈从文引荐，受聘于《大公报》，与沈从文一起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从1936年4月起，萧乾开始全面主持编辑发稿工作，沈从文逐渐退出具体工作，充当顾问的角色，同时参与《大公报》的其它相关工作。由此可见，沈从文在《大公报》的编辑工作只有短短两年时间。那么，在有限的办报期间，沈从文做了些什么工作，又给《大公报》带来了那些变化呢？首先，沈从文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思想和理念，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不拘一格，打破了条条框框和门户之见，不唯名家不分派别，使得《大公报·文艺副刊》一扫以前文学副刊的沉闷局面，呈现出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也团结了一大批风格各异、实力雄厚的作家。沈从文在编辑工作中成功地贯彻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他在刊物上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之作，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迎时的宣传品；对经手的作品既审视其内容，也看中艺术技巧的精致；在侧重刊发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品种同时，又兼顾文艺评论、翻译作品、书评和对外国文学的评介。”③就这样，沈从文开放的编辑思想及兼收并蓄的胸怀、审美情趣，使得《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众多的文学副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文艺性刊物。其次，在沈从文、杨振声、萧乾主持下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文艺》成为“京派文学”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沈从文，作为“京派”创作重镇，为这一现代文学史上著名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引发了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京派文学”是一个松散的文学流派，由一些文学观点相似、审美趣味相投、而大多生活在北平的“学院派”作家组成，除了沈从文、杨振声、萧乾以外，京派主要代表作家有周作人、俞平白、废名、朱光潜、芦焚、凌叔华、汪曾祺等。《大公报》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力图超越政治与商业束缚的办报理念与京派作家的文学主张颇为相合：“团结在‘文艺副刊’周围的京派作家，……他们用人性论对抗着阶级论，用个性主义对抗着集体主义，作为文学者，他们最终又用创作自由对抗着创作工具论。他们置身在象牙之塔中，或有冲向十字街头的兴奋，有关怀国事民瘼的良知，却到头来还没有能力从时代最迅猛的讯息中理解民众的历史主动性。他们远离主流，徜徉在边缘，正如有位外国学者说他们站在已经向左倾斜的塔上了望着中国的社会和美学。他们活动在‘文艺副刊’上，给历史奉献的是一件件迥异于左派右派的作品。”④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回望乡村，关怀民生疾苦，在《文艺副刊》和《文艺》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及其文学理论作品，尽情展示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实绩，而《文艺副刊》和《文艺》，“使他们的沙龙文学从客厅走上社会，为京派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京派作家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群，并成为他们培养年轻组织的文学阵营。” ⑤第三，沈从文在编辑《文艺副刊》和《文艺》时，非常注重提携后进、培养文学青年。他在日常的工作中，除了认真仔细约稿、看稿、编稿外，他还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为青年作者改稿、写信，组织各种文学研讨活动，与青年作者经常交流，关心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在他的传记作品《记胡也频》中，?穴紧转第73页）（紧接第89页）他这样写道：“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点文章给世人见面时的腼腆处，我明白那个最谦卑的感情，同时还明白另外许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⑥沈从文特别爱护青年作者的写作积极性，总是关心、鼓励和扶持青年作者，尽量给他们发表作品的机会。1936年9月，《大公报》设立了“《大公报》文艺奖金”，沈从文担任奖金评判委员，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报纸隆重推出三位获奖新人芦焚、曹禺、何其方，沈从文还为曹禺获奖作品《日出》写了评论文章《伟大的收获》，发表在《文艺》副刊上。总之，沈从文在编辑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和《文艺》时期，是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他成功实现自由办刊、编报这个人生理想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编辑活动，为他与《大公报》长达十几年的文学缘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扩大了他的文学影响，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注释：①沈从文：《朋友已死去》，刘洪涛编《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②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河北学刊》2004年5期。③李端生：《报刊情缘——沈从文投稿与编辑活动探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5页。④⑤江南：《从“文学”到“文艺” 》，《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4月12日。⑥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