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农耕文化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黄土地”，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拔苗助长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孔子高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孝道，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三纲五常”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 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内圣外王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个人修养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直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一往无前，坚忍不拔，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渡江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安定。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其内向性、封闭性的消极作用，未可低估。这种消极作用，也表现在建筑文化上。如中国传统住房的特点是构建一个四合院，采用封闭式的环形结构，从形制上体现了这个家族的排他性。用高厚的围墙，把住宅与外界屏隔开来。旧式四合院的中心建筑是堂屋，这个最大最好的堂屋，通常不住人，而是作为整个家族权力的象征，中间供奉祖宗牌位，并且是家族会议的议事所。堂屋周围的侧房和厢房，才是住人的房间，辈份较高者住在右侧（古人尚右），辈份较低者住在左侧，四合院把这个家族作为一个独立的血缘单位、经济单位于外部社会隔离开来。北京的故宫尽管是皇宫，在形制和功能上实际恰也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四合院。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四方城。长城也是一种空间上扩大的四合院，古人建长城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族，也是为了隔断华夏与外族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家是四合院，城是四方城，国则有长城。杭州的胡雪岩故居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很令人深思的历史问题，至今未被历史学家注意。 以上从“农耕文化、血缘纽带、君师合一”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及其特殊品质，其中，天地是农业经济之本，宗亲是血缘关系之本，“君师合一”是伦理政治之本。 中华文化本身是多元文化长期融汇而形成为一体的。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于我们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具有坚韧的凝聚作用。它的多元融汇进程对于我们接纳和消化异质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些优良传统值得我们格外珍惜。但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具有向内追求和自我封闭的倾向，其消极面至今还造成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心理障碍，对此又不可不加以批判和改造。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汉族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起源追溯汉族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子，也是 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发展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特点特征决定农耕文明决定了汉族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欧洲文明掠夺式特征，诞生于此前的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1] 发展理念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汉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都是十分优秀的，例如培养和孕育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汉族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1] 回望历史农耕历程恰如一部厚重磅礴的歌诀从远古吟咏而来。早在先秦时期汉族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汉族民间流传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上万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同时，灿烂辉煌的汉文化又丰富了农业的内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经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仍然一直蓬勃兴旺，绵延不断。事实证明这一技术知识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开发利用好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与自然遗产资源，作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设美好家园、激发爱国热情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而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和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经济安全稳定增长、协调平衡增长、持续包容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 区别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汉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汉族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起源追溯汉族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子，也是 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发展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个人认为中国农耕文明就是农耕器具的出现（网页链接）：犁、耙、水车、风车、禾桶等，希望能帮到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