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口普查论文参考文献

第七次人口普查延期一个月终于出炉了，目前，市面上对数据还是颇有异议，本人亦如是。其他的数据暂且不论，我主要对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上升有不同想法。这个不同想法主要基于统计局官方数据存在矛盾。答记者问里面，统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的消息如下：过去10年人口保持了继续增长态势，10年间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的规模与前一个10年增加7390万人相比，略有下降，但基本持平。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数量达到了25338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中国历年出生人口统计如下图所示，由图可知，七普相较于六普，最大的变数就是“全面放开二胎”。但是，全面放开二胎仅相对增加了300万新生儿（官方原话：“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而且，官方原话是“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此刻统计局是知道最新逐年明细的，只不过没有公布），对比统计局历年公布数据，数据差别不大，可能也就16年少记了几十万人（16年原统计局公布数据是1786万，并没有超过1800万）。目前，网络上支持统计局数据的主要论据是下面那张表（表格来源：崔红艳,徐岚,李睿.对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估计[J].人口研究），该论文主要通过数据回测（2000年普查的10-19岁人口多余1990年普查的0-9岁人口、2010年普查的10-19岁人口多余2000年普查的0-9岁人口），发现历史人口普查对于低年龄人口存在低估现象。具体结论：通过2000年人口普查我们已经看到1990年0~9岁人口漏报1254万人，占1990年0~9岁实际登记人口的5.81%(张为民、崔红艳,2002)。同样地，2000年0~9岁累计漏报1689万人(下表),占2000年0~9岁实际登记人口的10.61%。前几次普查存在漏报率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压力，黑户较多（六普统计显示，当时全国存在1300万黑户），有漏报的动机。但是2016年01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出台后，黑户就得到了法律层面认可，也就是说16年以后，黑户就大幅度减少，加上16年全面放开二胎，也进一步降低了漏报动机。因此，我不认为16年之后存在漏报可能性，即便是抽样调查数据，误差也不至于很大，而且，按照统计局官方说的“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也表明历史抽样调查没有明显漏报，而且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也是统计局官方透露的，这和我此前预估一致，以上数据表明，16-19年统计局所公布的历史数据还是很准的。假设：历史统计局数据都是真实的，那么就会出现如下矛盾：由于2020年出生人口仅1200万，即便16-17年多出来300万人，也不够填补2020年洼地。这么来看2011-2020年（累计15918万）出生人口与2001-2010年（累计16147万）相当。而且，2010年六普时候的0-14岁包含了最后一波婴儿潮的尾巴1996-1999年出生的人口（年出生人口约2000万），七普可没有这样的助攻。所以，出生人口减少（分子减少），总人口上升（分母变大），那么0-14岁的人口占比岂可能上升呢？七普0-14岁人口也就是相当于06-20年出生人口累计数值，06-20年出生人口累计23907万。本次公布0-14岁人口为25338万，“调剂了”1431万人，几乎每年调剂了“百万人口”。本次统计局公布2020年我国0-14岁少儿人口数量达到了25338万人，也就是15年每年出生人口1689.2万，几乎是1700万。但是，统计局自己也说了，全面放开二胎收益最佳的16-17年的17年出生人口才1700万，加之2020年出生人口才1200万，完全可以证明16-17年两边年份，出生人口肯定距离1700万有相当差距。这里还忽略了0-14岁期间也会有人离世，因此实际的0-14岁总人口少于过去15年出生人口累计值。以上证明表示，统计局数据或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调剂”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口结构不至于太头重脚轻，而且，低龄人口占比提升有助于提振士气）以上内容主要是为了分享对本次数据的一些疑惑，大家仅供参考。下面我会解读统计局所公布的其他数据，再次声明，下述内容我还是当作统计局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假设，就没办法分析了。【重要提醒】可能有朋友会质疑“如果是不真实的数据，你这么分析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理由很简单，数据只会“往好了修饰”，如果我们基于修饰数据分析的结果都不理想，那么，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所以，不管数据如何，我们本次分析都是有意义的。下面我就几个有趣的数据作评论：1、八普会如何？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339724852人相比，增加72053872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前面说了，我们现在就认为统计局数据是真的，四普到六普，年均增长率几乎每10年下降0.455%，七普的10年还有全面二胎的利好，下一个10年有什么利好呢？八普基本上可以下结论负增长了，原本专家估计2027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肯定是想多了。因为2020年开始，二胎明显降低（等后续更详细数据，就知道下降幅度了，预估不低于15%），二胎潜力要消化完了，2020年出生人口锐减约250万到了1200万，虽然统计局还是说“我国人口基数大，目前还有3亿多育龄妇女，每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人口规模。”但是考虑到真实情况远超官方预测，我不认为可以实现，如果人民的生活压力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毫无道理如此乐观。考虑到建国初期的人大限将至（寿命），今后10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还会明显上升，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如何，人口负增长也就两年内的事儿。2、平均年龄宁吉喆：我国人口平均年龄通过这次普查了解到是38.8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38岁，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平均年龄38.8岁了，我查阅了以下年龄中位数，2020年中国人年龄中位数是38.7岁。现在，美国平均年龄都比我们小了。要是平均年龄是个好数字，我相信会这么说“我国平均年龄38.8岁了，超过美国的38岁了”。这句“依然年富力强”，实在是让人难受。而且要知道我们当下还没有步入人口老龄化深水区啊，可能用不了5年，我国就平均不惑之年了（出生人口锐减，加之人均寿命延长）。而且我个人认为不适合和美国毕竟人口数据，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他们即便生育率不高，还可以通过放开国境线吸引年富力强的人口，但是，我国并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国虽然劳动力人口占比缩小，但是绝对体量依旧庞大，有8.8亿劳动力年龄人口，目前的问题还是开拓就业岗位，自己国人都面临就业问题，就不可能大举引入移民，一个国家引入移民的量与其开发就业岗位的能力成正比。3、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数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57423户，集体户28531842户，家庭户人口为1292809300人，集体户人口为118969424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为什么每个家庭户人口锐减如此迅速呢？还是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和房地产的迅猛发展，没有这么多房子，也不可能下降这么快。我们再对比日本情况吧，2019年，日本平均每个家用户为2.39人，这么来看，我们很快要赶上日本水平了，这也从侧面表明我国房子几乎到顶，但是，我们在建房子足够1.4亿人居住，考虑到大量空置住房存量，我国房子即将严重过剩，可能已经过剩了！人均40平米计算，2020年中国住宅新开工面积够超过4000万人居住、住宅竣工面积够1500万以上人居住。4、人口比重地区人口变化：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31个省份中，有25个省份人口增加。人口增长较多的5个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分别增加21709378人、10140697人、6088113人、5734388人、5341952人。过去10年，单纯看比重增减变化是不足以表现谁是最大赢家的，因为笼统数据分不清是本身出生人口导致的比重上升还是由于人口流入导致比重上升。比如中部六省，只有河南的人口占比比重提升，其他五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那么河南的比重提升是因为吸引外来省份人口现成的么？我觉得未必，河南比重提升，可能主要得益于生育率较高，出生人口数目覆盖了人口流失（人口体量大）。总体来看，广东和浙江是最大赢家，东北和中部人口比重下降最严重，中部这个人口流失现状还是蛮意外的（因为过去生育率还不算垫底区间），尤其是湖北，本身省内经济还行，结果由于和珠三角、长三角差距还是明显，人口流失严重，交通便利并没有吸引人口过来，反而方便了人口出走，说明交通无助于吸引人口，主要还是靠产业。5、地区人口性别构成辽宁和吉林是唯二的女性多于男性的省份。黑龙江和河南也是男女最均衡的省份，河南这个很不错啊，为我国男女不至于过于失衡贡献巨大。光从数据来看，广东省和海南省应该是重男轻女最严重的两个省了吧，也可能是误判，欢迎这两省的朋友可以留言介绍一下当地情况。但是，由于这是常住人口的性别比，并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的影响。到底是不是重男轻女，得看婴幼儿性别比。由于本次七普详细数据未知，我们看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婴儿性别比失衡排名前五省份，广东和海南依旧前列，河南也不是很均衡。因此河南常住人口性别比均衡很可能是因为成年男性外出工作较多，这一点可以在2010年六普数据得到验证，外出半年人口中河南的男性远多于女性，比重差位列全国首位，还可以发现海南女性外出工作比男性更多。安徽131.07广东129.49海南129.43江西128.27河南127.646、人口年龄构成全国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占比13.5%（19年末数据是12.6%），这数据增长很快，相较六普增加4.63%，六普相较于五普仅增加1.91%，充分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在迅猛加速。看看下图老龄人口占比增速，真吓人！我此前预计22 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突破14%，正式步入老龄社会，这个看来是肯定会发生了。分地区来看东北和上海人口老龄化最严重，其次是川渝地区；广东省可能是人口结构最好的省份了。上海人口结构更恐怖的地方在于0-14岁人口占比居然是个位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最近几年逐步放开落户门槛了，上海户口金身已破。7、城镇化见顶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1162人，占63.89%，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15856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占比（城镇化率）大幅度上修，2019年末统计局公布城镇化率为60.60%，这次直接上修到63.89%，以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形式，随着农村老龄人口的离世，城镇化率会自动快速增长（类似日本）。城镇化率见顶了，日韩的历史经验，第一阶段城镇化率就是70%，随后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农村人口离世导致城镇化率被动上升。这充分表明过去十年的数据对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严重低估了。这一数据对于房地产市场并不友好， “过去数据的低估说明未来我国城镇化率提升空间有限，我国房地产新房市场有可能提前到顶”。8、其他人口居住在31个省份并接受普查登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37138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55732人、台湾地区居民157886人，外籍人员845697人，合计1430695人。上述人员中，居住时间三个月以下的40659人；居住时间三个月至半年的56342人；居住时间半年至一年的166884人；居住时间一年至两年的248174人；居住时间两年至五年的 314954人；居住时间五年以上的603682人。上述人员按居住地分，人数排在前十位的省份是：广东418509人，云南379281人，上海163954人，福建106248人，北京62812人，江苏58201人，浙江46189人，广西26043人，山东21829人，辽宁20562人。居住在其他省份的127067人。内陆港澳台和外籍人口总共才143万，占比很小，以后也不会大力引进移民，因为即便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减少，但是绝对体量依旧庞大，就业问题较大，根本不缺劳动力，而是劳动力过剩，最近些年我国城镇居民调查失业率目标都是定在5%以上，足矣说明我们就业压力巨大。这些人大部分长居（一年以上），令人最惊讶的是云南省居然有这么大港澳台和外籍人士，广东、上海和福建多是很好理解的，因为他们经济发达，而且广东省还靠近港澳、福建则与台湾隔海峡相望。我个人认为是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吸引力很多人去云南游玩以及生活，云南以后靠这样两样打造旅游产业还是很有前景的。9、人均大学生时代到来！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0767人2020年我国新生人口为1200万，生育率1.3（低于日本了），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1.8，这个其实也不高。过去几十年我国大学生数目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大学生扩招。但是，未来更加美好，人均大学生近在咫尺！想象一下，到2050年，出生的婴儿都可以上大学，其中15%可以就读211/985或者说双一流大学，其中5%左右的学生可以就读985大学或者一流大学，甚至20%以上都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020年研究生招生人数超过110万），这该是多么宏伟的盛景啊！这不是我胡说八道，按照当前我国出生率锐减的速度以及大学扩招的速度，30年后完全可以实现“人均大学生”的愿景，这就是专家所谓的工程师红利吧。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才1200万，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2019年高考录取人数就达到820万了、其中本科录取达到453.64万。按照当下我国生育率下坠速度，用不了多久出生人口就低于800万了，到时候，只要愿意读书，都可以高考被录取，再缓几年，等出生人口小于500万，人均读本科啦！以下是2020年我国高校招生情况：211大学共计112所，2020年年各校招收的本科新生人数在56万左右，录取率为5.2%。其中，985高校共计39所，2020年共招收20万名左右的本科新生，录取率为1.9%。录取人数较多的985高校为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南大学等校。全国双一流高校共计137所，2020年招收本科新生人数在64万左右，占全国1071万高考考生的6%。录取人数破万的双一流大学有4所，分别是郑州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和吉林大学。按照当前生育率下滑速度，到2050年出生人口估计就600万附近，这个其实很容易推测，考虑到结婚年龄延迟，30岁结婚比比皆是，2050年出生人口就看2020年附近出生人口数据，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就是600万，但是不婚不孕到时候估计也不少，多胎对冲一下，估计也就500-700万人口之间。到时候足够全部录用每届考生，只怕到时候由于生源减少，很多大中院校已经提前合并或者倒闭了吧。10、总结不管数据质量如何，以下几点无可改变：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增长近在咫尺；城镇化实际上已见顶；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数也追上了日本水平，表明也见顶了；男女性别失衡依旧严峻；人均本科生已经来临！（当下出生孩子，只要愿意，都可以上大学）统计局有句话说得很对，那就是：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中国未来的核心大势以及财富密码就五个字：人口老龄化​。待到统计局公布数据明细，我再选择有意思的数据做更详细分析​。PS：更多人口、房地产、经济、投资方面的文章，欢迎也关注公众号“悟空新之助”。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13.4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2.1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1.4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48.13%。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3.1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48.13%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7040.27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7464.16元，两项相加接近1.5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比10年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1.3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10.83%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28.34%和60.83%。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86.3%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3.8%。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10年前上升2.93%。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17.17%，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