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os, N.P.(1982).Hypnotic behavior: A cognitive,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Research Communications in Psychology, Psychiatry, and Behavior, 7,199-213. 我们都非常清楚意识状态的改变与睡眠和梦有关。另一种与意识状态改变有关的现象就是催眠。催眠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对人的心理有控制作用的神秘过程。“沉迷”、“昏睡状态”等与“催眠”有关的词语都暗示着催眠是一种与清醒和睡眠都不同的独特意识状态。很多心理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意这种观点。然而,尼古拉斯·斯潘诺斯(Nicholas Spanos,1942年~1994年)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催眠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提高了执行某些特定行为的动机状态,无须依靠“昏睡状态”或意识状态的改变就可以完全将其解释清楚。 最初的催眠术要追溯到18世纪中叶,那时候人们才第一次把精神疾病归因于心理而不是机体病变。弗朗兹·安东·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1733年~1815年),是帮助心理学从巫术领域中脱离出来的传奇人物之一。他认为“癔症”是体内一种流经全身的磁性体液失去平衡的结果。他在实验室举行特殊的聚会,音乐缓缓响起,灯光逐渐变暗,麦斯麦穿着邓布利多(Dumbledore)(系列丛书、电影《哈利·波特》中的人物)一样的衣服,从装有各种化学药品的瓶子中取出沾有药液的小棒触碰被痛苦折磨的病人。他相信这将把那些化学药品中他称为“动物磁性”的东西传递到病人那里,以使他们的病症得到缓解。有趣的是,历史上记载了很多用此方法治疗成功的个案(可能是安慰剂效应)。正是从麦斯麦那里,我们获得了“麦斯麦术”(mesmerize)这个名词,许多人认为这种治疗方法包含了很多与现代催眠术有关的技术。 纵观心理学的历史,特别是在心理治疗领域,催眠术(以希腊睡神Hypnos命名)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它还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技术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催眠是一种改变了的心理状态,欧内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1904年~2001年)则始终站在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的前列(Hilgard,1978;Kihlstrom,1998)。他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催眠术包括了如下特征:对暗示的敏感性提高、不由自主地做出某种行为、记忆力提高、视觉表象急剧增加、意识分裂(能意识到某些经历,而对另一些却毫无意识)、痛觉缺失(对疼痛的感受性很低),等等。直到上20世纪70年代,人们关于“催眠可以让人产生正常状态下不可能有的想法、念头和行为”以及“催眠是一种不同的意识状态”的观念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科学家们必须经常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待研究现状,一旦看到问题,就有可能推翻一些共识。社会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斯潘诺斯(Nicholas Spanos)提出,希尔加德等人构建的有关催眠的主要假设应受到质疑。斯潘诺斯在文章中写道:“主张催眠行为受控于特殊过程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是一种误解……催眠行为基本上与其他社会性行为没什么区别,并且像其他社会性行为一样,催眠行为可以说是有策略或有目标的。”(P.200)换句话说,斯潘诺斯主张催眠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为求达到特定结果的自主行为,被催眠者借助这种行为以达到所需要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这种行为可能由较高的动机水平引起,那么催眠就不涉及对意识状态的改变。 斯潘诺斯推论,那些所谓催眠状态下的行为,实质上都在人正常的自主能力范围之内。他指出,一个人确定自己被催眠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在催眠条件下的行为与自己期望在这种状态下会出现的行为相一致。在斯潘诺斯看来,催眠的过程是西方文化中一种具有多种含义的仪式。被试希望放弃对自己行为的控制,随着催眠过程的深入,他们开始相信他们的自主行动开始转化为自发的不随意活动。斯潘诺斯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催眠过程的初期,给被试一些随意活动的指导语,如“放松你的腿部肌肉”,但后来就变成一些不随意活动的暗示,如“你的腿感觉到沉重无力”。 在1982年发表论文之前,斯潘诺斯和他的同事、助手研究了近十年,力图证明常见的催眠效应可以通过并不神秘的简单方式来加以解释。 本文并不介绍某个特定实验,而是总结了斯潘诺斯等人在1982年以前的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支持了斯潘诺斯等人的观点,反驳了希尔加德的论点(以及人们的普遍看法)——催眠是一种独特的意识状态。在此报告中,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分别来自于斯潘诺斯直接参与的16项研究,它们对催眠所产生的行为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因此,与前面关于梦境研究的论文一样,研究的结果和讨论将合并论述。 斯潘诺斯声称,催眠术中有两个关键因素,致使人们相信催眠是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一是被试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是由别的什么东西引起的,而不是他们自己引发的,这样就会使某些动作看起来是非自主行为;二是前面已谈到的观点,即催眠仪式让被试产生了一种期望,这种期望就促使被试以与期望相一致的方式表现某种行为。在本文中,斯潘诺斯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怎样对那些常被引用的催眠术观点提出质疑。 当被试被催眠时,主试会经常要他们做各种测试,以确定是否已进入了催眠状态。斯潘诺斯称这些测试经常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诱使被试确信自己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催眠测试包括如下暗示:“你的胳膊很沉重,你无法抬起它”;“你的双手正被某种力量拉到一起,而你无法把它们分开”;“你的胳膊会像铁棒一样僵直,无法弯曲”;或是“你的身体太沉,你无法站起来”。斯潘诺斯解释说,这些测试中的暗示包含了两个相关的要求:一个是要求被试去做某些动作,另一个是要求他们把这些动作解释为不随意行为。这些暗示对有些被试完全不起作用。斯潘诺斯称这些被试并不知道他们必须要随意地做一些动作才能引发暗示所指的行为,而不只是等待胳膊或身体自己开始运动。虽然另一些被试对暗示作出了反应,但他们发现这些行为是随意的。最后,也有一些被试满足了这两种要求,他们对暗示作出反应,并认为它们并不受他们控制。 斯潘诺斯提出,被试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随意的还是不随意的,这主要取决于暗示性指导语的措词方式。在另一项研究中,斯潘诺斯让两组被试通过诱导进入催眠状态。对其中的一组,主试给予多种行为暗示,例如,“你的胳膊很轻并正在抬起”。对另一组被试则直接指导他们做出同样动作,如“举起你的胳膊”。随后询问被试,他们的行为是否是随意的,受到暗示的那组被试与接受直接指导的那组被试相比,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随意的。 读到这里,请你马上向前伸直你的左臂并保持几分钟。你会发现它开始渐渐变沉。这种变化不是由催眠引起的,而是重力的作用!所以,如果你被催眠,并受到暗示说你那伸直的手臂开始变沉,你就会很轻易地将它归因于某种不随意的力量(无论如何,你是自己想把胳膊放下来的)。但是,如果你受到的暗示是你的胳膊很轻并正在抬起的话,又会怎样呢?如果你抬起了胳膊,那你就很难把那个动作解释为不随意的,因为你无法忽视重力发出的矛盾反馈。斯潘诺斯检验了这种想法,并发现这样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相信自己被催眠的被试,在把放下胳膊与抬起胳膊的动作相比较时,显然更倾向于认为放下胳膊的动作是不随意的。传统的催眠理论认为,催眠暗示中胳膊运动的方向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胳膊的动作总被认为是不随意的。 用暗示催眠被试,常常要求他们去想象特定情境以便他们产生主试想要的行为。如果你是一名被试,你可能会接受这样一个暗示:“你的胳膊很僵硬,不能弯曲。”为了强化这种暗示,主试还可能会加上“你的胳膊涂上了石膏一样沉”。斯潘诺斯相信,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会被这些雕虫小技所影响,从而相信他们的反应(胳膊不能活动)是不随意的。他的理由是,如果你高度专心于此,你就无法注意到另外一些信息,而只有那些信息才会提醒你这些幻觉并不真实。你把胳膊上的石膏想象得越生动,精确到它的质地和硬度,以及它是如何被装到胳膊上去的,等等,你就越不会想到这只是你的想象力在起作用。如果你深深地专注于想象中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细节,就更有可能倾向于相信僵直的手臂动作是不随意的,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斯潘诺斯发现,在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对想象情景的专注程度时,对专注程度评价越高的人,就越容易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不随意的。斯潘诺斯也注意到,对催眠很敏感的人与他(或她)沉醉于诸如读书、听音乐或做白日梦等活动中的倾向密切相关。因此,这些人更乐于接受催眠中的暗示。 斯潘诺斯宣称,大多数相信催眠的人,也恰恰容易使他们产生典型的催眠行为。他进一步提出,用于诱发和研究催眠的方法能加强这种信念。他举了三个研究实例,这些例子都证明人们之所以在催眠状态下做出某种特定行为,是因为他们相信催眠就应该是那样,而不是因为催眠改变了他们的意识状态。 斯潘诺斯首先提到一项研究是给两组学生做关于催眠术的讲座。讲座中,除了告诉其中一组学生胳膊僵直的感觉是在催眠过程中不由自主出现的现象以外,其余内容完全相同。随后,两组学生都被催眠。在讲座中听到有关胳膊僵直的信息的那组学生,在没有给出任何指导语的情况下,就有人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这种行为。然而,在另一组被试中,无一人胳膊变得僵直。按照斯潘诺斯的观点,这就说明在催眠中,人是按自己对催眠的想象来行动的。 支持斯潘诺斯观点的第二项研究有以下发现:被试声称他们在催眠状态下产生的视觉表象要比未被催眠时产生的更为强烈、生动和真实。实质上,从这些研究的实施过程就能得到答案。主试要求被试想象他们正在某种背景或情景下完成特定动作,然后对相同被试进行催眠,要求他们再去想象相同或相似的情景(催眠和不催眠的实验次序可任选)。这些被试普遍报告在催眠条件下产生的表象更为强烈。然而,斯潘诺斯及其助手们发现,若使用两组被试,一组被催眠,另一组不催眠,其视觉表象的平均强度值近乎相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一现象可以这样解释,即后一种方法使被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作对比。然而,如果我们在两种测试条件下使用同一被试,那我们才能够将两种条件下的感受进行比较,并依据一个来评价另一个。因此,既然被试几乎总是把催眠状态下的表象评价为更强烈,那么这是否说明催眠的确是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呢?如果你问斯潘诺斯,他会说:“不!”按照他的观点,参加了两种条件测试的被试期望着催眠过程会带来更强烈的表象,因此,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期望作出评价的。 由斯潘诺斯援引的第三项研究对催眠的解释也许是最有趣的,即催眠可以使人们对疼痛变得不敏感(痛觉缺失效应)。通过“冷加压测试”可以在实验室中检测出被试的疼痛情况,但又不会对被试造成任何伤害。如果你是这项研究的被试,主试就会要求你把自己的胳膊浸入冰水中(零摄氏度),并坚持到你不能忍受为止。约经过10秒左右,胳膊的痛感明显加强,大多数被试会在1到2分钟内把手臂移开。希尔加德(1978)指出,在两种状态下接受痛觉缺失训练的被试报告,他们在催眠状态下感觉到的冷加压疼痛显著小于清醒状态。他对此的解释是,在催眠状态下,人可能会把疼痛从意识中分离出来。希尔加德强调,人的一部分意识体验到疼痛,但“健忘障碍”却将这种意识隐藏起来。 斯潘诺斯又一次对痛觉缺失的催眠性解释予以驳斥,并提供证据证明,在催眠时被试疼痛感的降低是他们动机和期望作用的结果。所有催眠研究使用的被试都是在受催眠影响的敏感性测量中获得较高分数的人。斯潘诺斯认为,这些人“非常投入,希望自己在催眠实验中成为一个好的被试”(P.208)。这些被试知道主试正在把清醒状态与催眠状态做比较,被试们想证明催眠的确有效。斯潘诺斯完成了一项含有冷加压疼痛的类似研究,但与前面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主试告诉所有被试,他们将先使用清醒时的痛觉缺失技术(例如自我分心),然后告诉一部分被试,还将进行催眠状态下的疼痛减轻测试,但另一部分被试不被告知这一点。 图2—7是对斯丹姆斯潘诺斯研究发现的总结。当被试期待着催眠状态下的测试时,清醒状态下的测试完成后,他们会把痛觉缺失的效果评价得更低,正如斯潘诺斯所言,他们是为了给催眠状态下测试效果的提高“留有空间”。斯潘诺斯指出,这就证明了对疼痛不敏感的催眠行为可能是由于被试需要对情境要求作出反应,而不是自动产生的一种意识分离状态。 围绕着斯潘诺斯所报告的这些实验结果,最重要的疑问是: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评价所谓的“催眠”现象。如果我们确认催眠不是像一般人和很多心理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有力的心理改变力量,那么它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评价斯潘诺斯的研究时,必须记住他的目的不是要证明催眠现象是不存在的,而是要证明催眠影响的行为是一种由较高的动机和目标驱动的社会性行为,而不是意识状态的改变或者催眠是一种独特的意识状态。有一点已经被大多数行为科学家所接受,即人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愿望而被催眠。并且,在催眠状态下,被试不会做出他们认为是反社会的行为,也不可能表现出超人的力量或耐力。斯潘诺斯在本文中已证明,催眠现象的很多微妙内容都可以用并不神秘或更为直接的方式来解释,而不再以催眠后的意识状态来解释。 接受斯潘诺斯的“催眠并不存在”的观点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也许不意味着任何东西。”无论催眠的效果是由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产生的,还是由提高动机水平产生的,均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即催眠常是一种帮助人们改善生活中某些方面的有效方法。毫无疑问,催眠的作用已为人们广泛接受,其原因之一是,如果其他改善生活的方法都失败了,它就是人们最后一种解决其问题的途径——它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能使人迎着自身对这种变化的抵抗而进行改变。 有关催眠是否是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无论催眠是什么,它毕竟不是大多数人乐于寻找的灵丹妙药。多项研究均表明,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催眠在帮助人们戒烟戒酒、提高记忆力或者减肥等方面并不是特别有效(研究回顾见Lazar & Dempster,1981)。 如果有一个机会,你会愿意被催眠,还是拒绝被催眠?有人(Capafons et al.,2005)在斯潘诺斯研究的基础上,对那些对催眠持怀疑态度的人进行了一项研究。正如你将要看到的,这项研究结果的发现既能用来反驳斯潘诺斯的观点,也能用来支持他的观点。对于这些犹豫的被试,一旦他们确信同意参加催眠的实验,就会被分为三组:第一组被试几乎不提供任何在之后的催眠过程中会经历什么的信息(作为控制组);第二组会提供关于随后催眠过程的“认知-行为”信息,即在随后的催眠过程中如何思考和如何活动的期望;第三组中为意识恍惚组,告知被试催眠是由于认知分离所造成的一种意识状态的改变(相对于正常的意识状态来说是一种独立的意识状态)。 在催眠开始的阶段,这些被试中哪些更有可能表现出回避反应呢?有些人可能认为,认知—行为组和意识恍惚组更有可能对催眠过程产生抵抗,催眠结果也会更加不明显(或者不能被催眠)。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结果却与一些人的推测相反。认知-行为组和意识恍惚组都比控制组表现出了更高的接受催眠的暗示性。这些结果说明了什么呢?结果的意义也许并不明确。这可能印证了那句老话“知识就是力量”,体验到了一种更强的控制感,在催眠的过程中更能对自己进行“控制”。 另一项研究引用斯潘诺斯的催眠理论,对有些心理治疗师在咨询实践中的行为提出批评。这些治疗师常诱导来访者回忆出表面上“被压抑的”自己过去遭受性虐待的记忆(Lynn et al.,2003)。作者认为,催眠以及其他有争议的治疗技术可能会歪曲记忆,甚至创造出受虐待的记忆。实际上,这些记忆中的事情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特别是在儿童早期的经历中(要了解更多内容,请阅读第4章Elizabeth Loftus关于记忆恢复的问题)。研究者指出,根据斯潘诺斯的研究,“成人对两岁或者更早之前事情的记忆,可能代表了早期事件的虚构、浓缩和构建,也代表当前所关心的内容以及所听到的关于早期事件的故事”(Lynn et al.,2003,P.42)。换句话说,认为催眠技术可以使来访者提取出自己早期创伤性经历的准确记忆是一种误导,这种记忆会像在非催眠状态下的记忆一样,出现各种错误。作者认为,这可能导致对从未发生过的受虐事件错误的记忆和指控。斯潘诺斯在他1994年出版的书《多重身份和错误记忆:社会认知观》(Multiple Identities & False Memories: A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中阐述了他关于催眠技术中滥用潜意识的观点。 显然,争论仍在继续。斯潘诺斯在1994年6月由于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在此之前,他一直在继续他的研究(见McConkey & Sheehan,1995)。在他1988年的著作《催眠:认知行为观》(Hypnosis:The Cognitive-Behavioral Perspective)一书中,可以找到其早期催眠研究的总结。尼古拉斯·斯潘诺斯是一位成果丰富、令人尊敬的行为科学家,他的同事和那些受益于其研究的人们都将深深地怀念他(见Baker,1994,缅怀尼古拉斯·斯潘诺斯)。显然,人们会继承他的遗志以及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他那关于催眠的研究改变了心理学,因为在将近二百年的时间内,对人类意识和行为这一方面的认识从未受到过任何实质性的挑战,而斯潘诺斯基于实验对此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 Baker, R.(1994).In memoriam: Nick Spanos.Skeptical Inquirer,18(5), 459. Capafons, A., Cabañas, S., Alarcón, A., Espejo, B., Mendoza, M.E., Chaves, J.F., & Monje, A.(2005).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reparatory information on attitudes toward hypnosis.Contemporary Hypnosis, 22, 67-76. Hilgard, E.(1978).Hypnosis and consciousness.Human Nature,1, 42-51. Kihlstrom, J.F.(1998).Attributions, awareness, and dissociation: In memoriam Kenneth S.Bowers,1937-1996.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nosis, 40(3),194-205. Lazar, B., & Dempster, C.(1981).Failures in hypnosis and hypnotherapy: A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nosis, 24, 48-54. Lynn, S., Loftus, E., Lilienfeld, S., & Lock, T.(2003).Memory recovery techniques in psychotherapy: Problems and pitfalls.Skeptical Inquirer, 27, 40-46. McConkey, K., & Sheehan, P.(1995).Nicholas Spanos: Reflections with gratitude.Contemporary Hypnosis,12, 36-38. Spanos, N.(1994).Multiple identities & false memories: A sociocognitive perspective.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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